漂泊上海滩（长篇小说）

文/汤文来著

楔子

黄浦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浑的，没有人说得清。

在那些老上海的记忆里，这条江曾经是清的，清得能照见十六铺码头上扛包人的脸。不知道从哪一年起，水开始变浑，一天比一天浑，浑成了泥汤。但江还是江。船在上面走，从吴淞口进来，从十六铺出去，一趟一趟的，从来没有断过。

江边有一个老头，每天早晨五点半来钓鱼。他坐在防汛墙下面的石阶上，鱼竿支在膝盖上，鱼线垂进水里。从来没见他钓上来过鱼，但他每天都来，风雨无阻。有人问他在钓什么，他说，钓个清静。其实江边并不清静，货轮的汽笛声、码头上的号子声、过江渡轮的引擎声，混在一起，从早响到晚。但他坐在那里，像一块石头。他的耳朵是关着的，只开着两只眼睛，看着江面。

他看见过很多东西从江面上漂过去。木板，塑料桶，竹竿，一只翻着白肚皮的死鱼，还有一只鞋。鞋是黑色的布鞋，一只，底朝天，从上游漂下来，慢悠悠的，像是有人在上面穿着它走路，只是你看不见那个人。那只鞋漂到老头面前的时候，被石阶挡住，停了下来。老头用鱼竿把它拨开，它转了个圈，继续往下游漂。漂到外白渡桥下面，就不见了。

老头还记得，1987年春天，那只鞋漂过去的第二天，一个年轻人从十六铺码头下了船。

年轻人二十四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外套，左边袖口的扣子掉了，用一根黑线系着。他拎着一只人造革提包，包面龟裂如旱季的河床。他站在码头的出口处，被人流推搡着，但推不动。他站在那里，像是在等什么人。其实没有人来接他。他只是需要站一会儿。

后来他走了。他沿着延安东路往西走，走到一条弄堂里，推开一扇黑漆木门，在一间客堂间的地铺上睡了下来。他睡了第一夜，第二夜，第三夜。他睡了整整一年。他在这座城市里走，从十六铺走到外滩，从外滩走到福州路，从福州路走到巨鹿路，从巨鹿路走到甜爱路。他走过了桥，走过了江，走过了很多条弄堂。他走着走着，身上那件蓝色外套换成了灰夹克，解放鞋换成了皮鞋。他的手上磨出了茧子，又褪掉了。他的头发长长了，又剪短了。他还是他，但又不完全是他了。

他在这座城市里认识了一些人。一个踩缝纫机的女人，一个在化工厂干了二十九年的男人，一个印刷厂的老师傅，一个扛包的苏北老乡，一个穿红裙子的上海姑娘。那些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们会来。那些人走的时候，他来不及留。他们就像江面上的那些船，靠岸，卸货，装货，开走。他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只记得他们的样子。踩缝纫机的时候，脚一上一下，身体一弯一直。喝酒的时候，喉结动一下，酒咽下去，眉头松开。抽烟的时候，烟夹在手指间，烟灰老长，快掉了也不弹。他记住了这些。他把它们写在稿纸上。

黄浦江还是浑的。但江边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老头还在钓鱼。他的鱼竿换了一根，但鱼线还是老样子，垂进水里，一动不动。他坐在那里，看着江面。江面上有新的船，新的灯，新的水痕。那些水痕很快就消失了，被浑水吞没。但船还在走。从吴淞口进来，从十六铺出去，一趟一趟的，从来没有断过。

江不会走丢。

人也不会。

那些从苏北来的，从宁波来的，从安徽来的，从四川来的，从新疆来的，从黑龙江来的。他们从十六铺码头上岸，拎着大大小小的包，站在出口处，被推搡着，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他们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某个地方。那个地方也许是一间客堂间的地铺，也许是一间小房子的书桌，也许是一个仓库的行军床，也许是一间工棚的上下铺。那个地方是他们的上海。不大，但实在。他们在那里吃饭，睡觉，写东西，想家。他们在那座城市里活过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他们活着活着，就把那座城市活进了身体里。

他们的背影留在了那些弄堂里，留在了那些梧桐树下，留在了那些桥上和江边。那些背影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不在了。但他们来过。他们在黄浦江的水面上留下过水痕，虽然很快就被吞没了，但水痕存在过。江记得。

所以这个故事，从一只漂在江面上的黑布鞋开始。

也从一只漂在江面上的黑布鞋结束。

那只鞋，老头把它拨开的时候，它转了个圈。转圈的那一瞬间，他看见鞋底上刻着一个字。字是刻上去的，歪歪扭扭的，像是用指甲刻的。他只看见了一眼，鞋就转过去了。他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那个字是什么。

也许是“家”。

也许是“走”。

也许是“望”。

江还在流。

第一章 雾中码头

十六铺码头的雾是咸的。

那种咸不是海水的咸，海水的咸是敞亮的、坦荡的，一口下去能尝出整个太平洋的味道。十六铺的咸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像旧棉被里藏了太多年的汗渍和泪痕，闷着，捂着，在清晨五点半的光线里缓慢地发酵。黄浦江上的货轮拉响了第一声汽笛，那声音从雾的深处拱出来，湿漉漉的，像某种巨大动物的垂死呻吟。

沈望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下渡轮的。

他二十四岁。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外套，左边袖口的扣子掉了，用一根黑色棉线胡乱系着。那棉线是母亲临走前给他缝上的，针脚歪歪扭扭，母亲的眼睛已经不太行了，穿针的时候凑在灯下，弄了老半天。沈望说算了算了，到上海再说。母亲没吭声，硬是把线穿了过去，打了个死结，用牙咬断了线头。此刻那截黑线头还露在外面，一小段毛茸茸的、带着苏北某个夜晚的煤油灯气味的东西。

脚下的解放鞋沾满了黄桥镇的泥，那泥已经干成了硬壳，每走一步都发出细碎的碎裂声。他手里拎着一只人造革提包，包面龟裂如旱季的河床，里面装着三件换洗衬衫、一本翻烂了的《存在与虚无》、半块肥皂，以及一张揉皱了的地址，延安东路某弄某号，他二叔的家。衬衫是白色的，领口已经磨得起了毛边。那半块肥皂用油纸包着，是母亲从家里那块大肥皂上切下来的，切的时候她用菜刀比划了半天，像在分一块金子。《存在与虚无》的书脊已经断了，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橡皮筋是妹妹扎辫子用的那种，红色的，上面还缠着一根没扯干净的头发丝。

他站在码头的出口处，被人流推搡着。扛麻袋的苏北汉子、拎竹篮的宁波阿婆、穿喇叭裤的本地青年，像五颜六色的河水一样从他两侧涌过。一个男人的扁担头扫过他的肩膀，扁担上挂着两条咸鱼，鱼鳞蹭在他的外套袖子上，留下两道银灰色的痕迹。一个小孩踩到了他的脚，那小孩抬头看了他一眼，又跑开了。没有人多看他一眼。在上海，一个拎着破提包的外地人比江面上漂着的一只空塑料瓶还要寻常。塑料瓶还有人捡去卖钱，一个外地人，连收破烂的都不愿意多看一眼。

沈望深吸了一口气，那股咸腥的雾气灌进肺里。喉咙发紧。这不是害怕。后来他回忆起这个瞬间时才明白，那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一种被吞没的预感，像一滴水即将落进黄浦江，你根本来不及分辨哪一滴是你自己，就已经化成了整条江的浑浊。他在黄桥镇的时候，从书本上读到过“沧海一粟”这个词，觉得那不过是文人的矫情。此刻他站在十六铺码头的出口，觉得那个词在朝他走过来，一步一步的，带着黄浦江的水腥气。

出口处蹲着几个拉三轮车的。看见有人拎包出来，齐刷刷地抬头，目光像一排钩子。一个黑脸膛的中年男人站起来，脖子上搭着一条看不出原色的毛巾，走到沈望跟前。

“去哪里？”

“延安东路。”

“五块。”

沈望在苏北的时候听二叔的信里说过，上海的三轮车两块三块就够了。他看了看那车夫，又看了看旁边另外几辆三轮车，那些车夫也正看着他。

“四块行不行？”

“五块。延安东路，远得很。”车夫把毛巾从脖子上扯下来，擦了一把脸，毛巾上留下一道灰色的印子。他的颧骨很高，眼窝深陷，眼珠子在阴影里一动不动。

沈望没有再还价。他坐上车斗，把提包抱在胸前。车斗里的坐垫是一块旧棉絮，外面的布套已经磨得只剩经纬线了，里面的棉花灰扑扑的，像一团从肺里咳出来的陈年老痰。三轮车拐出码头，沿着中山东一路往南走。

雾正在散，但散得极不情愿。外滩的那些建筑从雾中一段一段地露出来，先是海关大楼的钟楼尖顶，那尖顶刺破雾气的时候，带着一种金属的冷硬，像一把刀从棉被里戳出来。然后是和平饭店的绿色铜顶，铜顶上有几道黑色的水渍，从顶端一直流下来，像哭过之后没擦干净的眼泪。再然后是那些花岗岩柱廊和铸铁阳台，它们从雾里一层一层地剥出来，带着水汽，带着一种被人遗忘很久的威严。沈望仰头看着这些建筑，脖子都酸了。他数了数，数到第七层的时候放弃了。在黄桥镇上，最高的建筑是公社的办公楼，三层，砖砌的，外墙刷着白石灰，正门上方有一个水泥抹的五角星。每年夏天雨季，五角星的红色涂料就会顺着墙壁淌下来，像五条红色的小河。

他看着外滩的这些石头巨人，忽然觉得自己的二十四岁轻飘飘的，轻得像一粒灰尘。在黄桥镇那个叫黄桥的小镇上——不，不是镇，是公社，后来改叫乡了，但沈望还是习惯叫公社——他是整个公社第一个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的人。那篇小说叫《井》，写的是一个苏北少年在井边等他当兵的父亲回来的故事，四千字，发在“青年作家专辑”里，编辑给他寄了两本样刊和八十六块钱的稿费。公社书记在大会上念了他的名字，说“沈望同志为我们黄桥争了光”。沈望当时坐在台下，手心全是汗，觉得自己的名字被念出来的时候，像一颗钉子被钉进了什么坚硬的东西里面。但此刻，在外滩的这些石头巨人面前，那颗钉子不见了。连钉眼都找不着。也许被雨冲平了，也许被风磨平了，也许那些石头根本就是吸铁石，专门吸走人身上那些自以为坚硬的东西。

车夫在前面蹬着车，背脊一耸一耸的，像一座活动的丘陵。他的后颈上有一道很深的褶子，汗顺着那道褶子流下去，把衣领洇湿了一大片。沈望听见他嘟囔了一句什么，大约是抱怨雾天生意不好。那声音被风吹散了，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沈望没有搭话。他的目光越过车夫的肩头，落在前面那一片灰蒙蒙的江面上。

黄浦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江水打着旋，泛着一种浑浊的黄绿色，像一大锅煮过头的菜汤。锅面上漂着碎木片、枯叶、一只翻着肚皮的死鱼，以及一些说不清来历的白色泡沫。对岸的浦东还是一片低矮的厂房和农田，烟囱里冒出的烟和雾纠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些烟囱不像外滩的建筑那样挺拔，它们是矮胖的、笨拙的、不修边幅的，像一群蹲在江对岸抽烟的乡下人。沈望后来才知道，他此刻看见的浦东，是它最后一个完整的旧模样。再过几年，推土机就会碾过来，把这一切推平，然后在上面种出另外一座城市。但那一天还远。此刻的浦东还是沉默的，像一个蹲在江对岸打盹的巨兽，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醒。

三轮车拐进延安东路的时候，沈望看见路边有一个女人在生煤球炉子。她蹲在弄堂口，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浓烟从炉膛里涌出来，呛得她直咳嗽。她的咳嗽声很响，一下接着一下，像一只老风箱在抽动。她穿着一件碎花棉袄，头发乱蓬蓬的，脚上是一双塑料拖鞋，后跟已经踩塌了，鞋底拍打着脚掌，发出啪啪的声响。她蹲在那里，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棵被风吹歪了又顽强地站住的小树。沈望看着她，忽然想起他的母亲。他母亲也是这么生炉子的，也是这么咳嗽的，也是这么把碎花棉袄穿得没了形状。有一年冬天，母亲蹲在灶膛前烧火，烧的是湿稻草，烟倒灌进屋里，她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眼睛都是红的。但这个念头只闪了一下就过去了。他把它摁灭了，像摁灭一根火柴。他知道自己不该在上海想这些。想这些会让人走不动路。

车夫在一处弄堂口停了下来。“到了。”

沈望付了钱，五张一块的，皱巴巴的，带着他裤兜里体温。车夫接过去，数都没数，塞进上衣口袋，蹬着车走了。他的背影在延安东路的梧桐树荫下越来越小，最后和那些树的影子融在一起，分不清了。

沈望拎着提包走进弄堂。弄堂很窄，两侧是三层高的石库门房子，红砖墙面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像一张长满了老人斑的脸。墙根处生着一片片青苔，绿得发黑，滑腻腻的。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晾衣杆，挂着各色衣裤，有蓝色的工装裤，有白色的汗衫，有碎花短裤，有女人的内衣——那些内衣被夹在衣服中间，欲盖弥彰地露出一个角。水滴从那些衣物上落下来，落在沈望的肩上，凉的，一滴两滴三滴，没有规律。他找到了门牌号，那是一扇黑漆木门，油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的朽木，朽木上长着一层灰白色的霉斑。门框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春联，只剩下半边，“迎春接福”的“春”字还在，“迎”字被撕掉了一半。他抬手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门后是一张女人的脸，四十来岁，梳着一条粗辫子，眼睛细长，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她看着沈望，没有说话。她的目光从沈望的头顶滑到脚底，又从脚底滑回头顶，像在打量一只闯进来的野猫。

“我找沈德厚。我是他侄子，从苏北来的。”

女人把门又开大了一些。她的目光从沈望的脸上滑到他手里的提包上，然后又滑回来。她的眼珠是深褐色的，像两颗晒干了的桂圆核。

“德厚出去了。你进来等吧。”

沈望跟着她走进去。石库门的底层是一间逼仄的客堂间，光线很暗，白天也要开灯。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悬在头顶，发出昏黄的光，那光不够亮，只够把房间里的东西照出一个轮廓。客堂间里摆着一张八仙桌，桌面上积着一层薄薄的油垢，摸上去涩涩的。桌上铺着一张旧报纸，是《新民晚报》，日期看不清了，报头上沾着一块酱油渍。报纸上搁着半碗泡饭和一碟酱菜，酱菜是萝卜干，切成细丝，淋了几滴香油，那香油的气味在昏暗的空气里显得格外突出，像一条细小的、金黄色的蛇。

女人指了指桌边的条凳，示意他坐下。条凳是榆木的，很沉，凳面上有一道贯穿的裂纹，用铁丝箍着。沈望坐下来，提包放在脚边。他环顾四周。墙上挂着一幅挂历，是去年的，画面上的女明星笑得灿烂，露出两排白牙，和这个房间里的昏暗格格不入。挂历的边角卷了起来，露出底下墙纸上的一片水渍。角落里堆着几只纸箱，箱子上落满了灰，灰厚得可以在上面写字。有一架老式缝纫机靠在墙边，机头上的黑漆磨得发亮，露出底下的铁灰色。机头上搭着一块白布，白布上绣着半朵牡丹，针脚细密，花瓣的层次已经出来了，但绣到一半就停了，线头还挂在上面，一根白色的丝线垂下来，在昏暗的光线里微微发亮。

女人给他倒了一碗水。搪瓷碗，碗沿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黑色的铁。那缺口很锋利，沈望接碗的时候差点划到手。他说了声谢谢。水是温的，有一股自来水特有的氯味，还有一股淡淡的铁锈味，大约是搪瓷碗的缺口处渗出来的。

“你二叔说过你要来。”女人在他对面坐下来，双手搁在膝盖上。她的手很粗糙，指关节突出，指肚上有密密麻麻的针眼，是常年做针线活留下的。“他说你写东西的。”

沈望点了点头。

“上海不好混。”女人说。她的声音没有什么起伏，像在说一件早就说完了的事。“你二叔在厂里，一个月工资八十三块。我帮人家缝缝补补，好的时候能挣个三十来块。两个人吃饭，刚好。多一个人……”

她没有把话说完。但沈望听懂了。他低头看着搪瓷碗里的水，水面上映出他自己的脸，模糊的，变形了的，像一张浸了水的照片。他看见自己的眼睛在水里被拉长了，嘴巴被压扁了，整张脸像一个正在融化的东西。

“我找到地方就搬出去。”他说。

女人没有接话。她站起来，走到缝纫机前，把那块绣了一半的白布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缝纫机的铁踏板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冷幽幽的光，像某种沉默的器械。沈望注意到踏板上有一层薄薄的锈迹，但踏板中间被磨得锃亮，那是脚掌年复一年踩出来的。他忽然想到，这架缝纫机踩了多少年了？十年？二十年？那些针脚，一行一行地压在白布上，压了多少行了？他算不出来。

沈望把碗里的水一口一口地喝完了。氯的味道留在舌根上，久久不散。他想起了苏北老家院子里的那口井，井水是甜的，冬天的时候打上来，手伸进去，冷得骨头疼。母亲用那口井的水煮粥，粥是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他舔了舔嘴唇，站起来，拎起提包。

“我去外面走走。”

女人回过头看了他一眼。她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沈望注意到她的手指在缝纫机的机头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某种他不能完全读懂的动作。也许是习惯，也许是告别，也许什么都不是。

他走出石库门，走进延安东路的下午。

雾已经彻底散了，太阳露出来，白晃晃的，把梧桐树的影子投在柏油路面上，像一片一片烧焦的纸。那些影子里有树叶的轮廓，有枝干的轮廓，风一吹，它们就动起来，碎成更小的碎片。沈望沿着延安东路往东走，走回外滩。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去。也许是因为除了外滩，他哪儿也不认识。也许是因为他需要确认黄浦江还在那里。江水确实还在那里，浑浊的，宽阔的，一言不发地流淌着。对岸的浦东已经隐没在下午的逆光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个被人遗忘的承诺。

沈望靠在江边的防汛墙上，从提包里摸出那本《存在与虚无》。书脊已经断了，他用一根橡皮筋箍着。他翻开第一页，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是他自己的笔迹：“1987年3月，黄桥。”那是他离开苏北前写的。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那行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桥”字的最后一竖拖得很长，像是没力气收住。他把书合上，放回提包。

黄浦江上有一艘驳船正缓慢地驶过，船尾拖出一道长长的白色水痕，但很快就消失了，被浑浊的江水吞没了。沈望看着那道水痕消失的地方，忽然想起他母亲在他临走前一夜说的话。她坐在灶膛前，火光映着她的脸，一明一暗的。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每响一声，她的脸就亮一下。她说：“望啊，上海那么大，你要是走丢了，就看着江。江不会走丢。”

他当时觉得这句话很傻。江怎么会走丢呢？江就是江。但现在，站在外滩的防汛墙前面，他忽然觉得母亲的话里有一种他说不清的东西。江不会走丢，但人会。人会走丢在江的旁边，走丢在江的声音里，走丢在江面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影里。人也会走丢在人的眼睛里，走丢在人的沉默里。

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在他旁边停下来，点燃了一支烟。那人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被江风吹散了，混进黄浦江的雾气里。沈望闻到了烟味，是飞马牌的，很呛，有一股烧焦的纸味。那人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秒钟，又移开了。那人没有说话，烟抽到一半，就掐灭了，扔进江边的铁皮垃圾桶里，走了。

沈望在江边站了很久。太阳从他的左肩滑到了右肩，然后又滑到了背后的楼群后面。他的腿站酸了，但他没有动。他看着江面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船，有驳船，有渡轮，有拖轮，有小舢板。那些船吃水很深，船帮几乎贴着水面，像一截一截的木头。它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行驶，有的往上游，有的往下游，有的横渡江面，从浦西到浦东，从浦东到浦西。那些船上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的时候，天色暗下来了。

先是货轮上的桅灯，白色的，高高的，像悬在半空中的星星。然后是浦西这边沿江建筑上的轮廓灯，一串一串的，把那些石头巨人的线条描了出来。再然后是远处杨浦那边工厂的灯火，密密麻麻的，像一片烧红的铁屑。它们倒映在江水里，碎成一片一片的金色鳞片，随着水波晃动着，像某种活的东西。沈望看着那些灯，忽然觉得口渴。不是嘴里的渴。是身体里面更深的地方在渴。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

他转身往二叔家的方向走回去。延安东路上亮起了路灯，梧桐树的影子换了一个方向，又落在了路面上。那些影子和白天的不同，白天的影子是碎的，晚上的影子是整的，一片一片的，像被熨斗熨过的黑布。弄堂口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不见了，地上只留下一圈黑色的煤渣和几片碎菜叶。煤渣里还有余温，沈望踩上去的时候，鞋底感觉到一丝热气，从脚心一直升到小腿肚。他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门轴发出一声干涩的吱呀，像一个人从梦里被叫醒。

他听见楼上传来电视机的声音，是新闻联播，播音员的声音字正腔圆，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那声音在播一条关于全国棉花产量的新闻，数字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客堂间的灯亮着。八仙桌上多了一碗饭和一双筷子。饭上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还是溏心的，橙黄色的液体从蛋皮下面渗出来，把周围的白米饭染了一小片。那荷包蛋煎得很圆，边缘有一圈焦脆的裙边，像一朵用蛋白做的花。

那个女人坐在缝纫机前面，低着头，正在踩踏板。缝纫机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像一只巨大的钟表在走。她的脚一上一下地踩着，膝盖一弯一直，整个人像一台机器的一部分。她的辫子垂在胸前，随着身体的微微晃动而摆动着，辫梢上扎着一根红色的橡皮筋。

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拿起筷子。他没有先吃那个荷包蛋。他把筷子伸向旁边的酱菜碟，夹了一根萝卜干，放进嘴里。萝卜干很咸，咸得发苦，但咬下去的时候又有一丝回甘，是萝卜本身的甜。他嚼着那根萝卜干，听见缝纫机的声音在头顶盘旋，像一只看不见的鸟。

“你二叔今晚加班，不回来了。”女人的声音从缝纫机的嗒嗒声里穿过来，像一根线穿过一块布。

沈望嚼着萝卜干，点了点头。他看见那女人面前的缝纫机上，那块绣了一半的白布已经换了方向，牡丹花的另一半正在成形。针脚一行一行地压上去，白色的丝线在昏黄的灯光里闪着细碎的光。花瓣的层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像是要从布面上凸出来。

他想，他要在上海待下去。

他没有想多久。但这个念头落下去的时候，像一颗石子沉进了井里，没有声响，但一直沉，一直沉，沉到很深的地方才触到底。

那天晚上，沈望睡在客堂间的地铺上。女人给了他一条旧棉被，被面是碎花布的，和他母亲那件棉袄的花色几乎一样。碎花是蓝底白花，花是那种不知名的野花，五瓣的，花心处有一粒黄色的点。被子里絮的是旧棉花，硬邦邦的，像一块被压扁了的云。他躺在地铺上，后脑勺枕着那本人造革提包，提包里的书脊硌着他的头骨，硬硬的，硌得疼，但他没有挪开。那种疼是实在的，让他觉得自己还在地上。

楼上电视的声音渐渐小了，最后彻底安静下来。弄堂里偶尔有脚步声经过，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那些脚步走得很慢，像在散步，又像在犹豫，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远处传来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拖得长长的，像一声叹息。那汽笛声让沈望想起黄桥镇上拖拉机的声音，也是这么低沉的，也是这么拖得长长的，但拖拉机的背后是泥土和庄稼，汽笛的背后是水和雾和石头。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他看见十六铺码头的雾，咸的，一层一层地叠着。然后雾散了，他看见外滩那些石头巨人从雾中一段一段地露出来。最后他看见黄浦江，浑浊的，宽阔的，一言不发地流淌着。

有一只蚊子在黑暗中嗡嗡地飞着。沈望听见了，但没有去拍。那嗡嗡声时远时近，像一个找不到出口的念头。

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缝纫机的嗒嗒声已经响着了。沈望睁开眼睛，看见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背对着他。她的背微微驼着，脊椎的轮廓透过薄薄的棉袄显出来，像一串念珠。晨光从客堂间高处那扇小窗户里挤进来，落在她的肩膀上，把她那根粗辫子照得发亮。

沈望坐起来，把被子叠好。他把《存在与虚无》从提包里拿出来，放在八仙桌上。苏丽珍回过头看了一眼那本书，又回过头去继续踩缝纫机。

“你二叔六点半回来，七点吃饭。”她说。

沈望嗯了一声。他走到门口，推开黑漆木门。晨光照在他脸上，温的，像一只手搭在他的额头上。弄堂里有人在倒马桶，马桶刷在竹篾上蹭来蹭去，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一个穿睡衣的男人站在门口刷牙，满嘴白沫，朝他看了一眼，又低下了头。对面的石库门里传出油条下锅的滋啦声，那声音让沈望的胃猛地抽了一下。他昨天一整天只吃了一碗阳春面。

他转身走回客堂间，在条凳上坐下来。八仙桌上那碗昨天剩下的泡饭还在，酱菜碟里还剩几根萝卜干。苏丽珍头也不回地说了句：“锅里还有粥。”

沈望站起来，走到灶披间。灶披间很小，只容一个人转身。一口铝锅搁在煤球炉上，锅盖上凝着一层水汽。他掀开锅盖，里面是白粥，稠的，米粒已经煮开了花。他用搪瓷碗盛了一碗，端回客堂间。粥很烫，他吹了吹，喝了一口。粥是淡的，只有米的味道。他又夹了一根萝卜干，就着粥吃了。

苏丽珍的缝纫机还在响着。那块绣了牡丹的白布已经挪到了机头的左边，她在绣牡丹的叶子了。绿色的丝线，一针一针地压上去，叶脉在布面上渐渐浮现。

沈望喝完粥，把碗洗了，放回灶披间。他回到客堂间，拿起那本《存在与虚无》，又放下。他想出去走走。但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他站在石库门的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弄堂里的煤球炉子已经生好了，烟在晨光里升起来，淡淡的，蓝灰色的，像一层薄纱。那层薄纱后面，延安东路上的梧桐树在风里轻轻摇着，叶子沙沙响着。

他跨出门槛，走进上海。

第二章 延安东路的日与夜

沈望在上海的第一个星期，是在走路中度过的。

他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把地铺收好，被子叠成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干，放在墙角的纸箱上面。叠被子的时候他会想起在黄桥公社中学住校的日子，那时候被子也要叠成方的，检查的老师拿尺子量，棱角差一分都要扣分。他叠了三年，手已经形成了记忆，不用看，叠出来就是标准的方块。苏丽珍那时候已经在缝纫机前面了，嗒嗒声从凌晨五点半就开始了，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啄木鸟在凿一棵看不见的树。沈望把搪瓷碗洗了，放在八仙桌上，然后出门。

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他必须出去。待在客堂间里，他觉得自己的呼吸都会妨碍那架缝纫机的运转。苏丽珍不说话，但她沉默的方式是有压力的，像一间屋子里的空气被慢慢抽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喘不上气。

延安东路往东走到头是外滩，往西走到头是成都北路。他先往东走。早晨的外滩和下午的不一样，和傍晚的更不一样。早晨的外滩是属于老人的。一群一群的老人，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和深色长裤，在江边的空地上打太极拳。他们的动作慢极了，慢得像水底的草在流动。一个领拳的老头站在最前面，头发全白了，梳得一丝不乱，他的动作比其他人更慢，慢到几乎看不出在动，但你如果盯着看三十秒，会发现他的手掌已经移了半尺。沈望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那些缓慢的招式里有一种他无法进入的秩序。那些老人打了多久的拳？二十年？三十年？他们大概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他们的动作里刻着这座城市的节律，一种在别处学不来的东西。沈望试着模仿了一下，手刚抬起来就觉得别扭，像穿了一件别人的衣服，哪儿都紧。

他沿着中山东一路往南走，经过金陵东路，经过十六铺码头。码头上比那天早上安静多了。渡轮靠了岸，吐出一群提着大包小包的人，然后又吞进另一群人，开走了。沈望站在码头的围栏外面，看着渡轮在江面上划出一道白色的弧线，渐渐缩小，最后消失在浦东那一片灰绿色的背景里。船开走之后，水面上的那道白痕还在，但正在慢慢地散开，边缘模糊了，像一块糖在热水里溶化。

他想，他也可以坐那艘船。他也可以到对岸去。但他没有去。浦东对他来说还不是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那是一片空白，是一个还没有被写进他故事里的地名。他的故事，如果要有故事的话，只能发生在浦西。在那些有梧桐树、有石库门、有缝纫机嗒嗒声的街道上。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一个人选择不去的那些地方，有时候会跟着他一辈子。

中午的时候，他在路边的一家小面馆吃了一碗阳春面。面馆只有三张桌子，桌子是折叠的，铁腿木面，桌面上铺着塑料台布，台布上印着牡丹花的图案，已经磨得发白。老板在门口的煤球炉上架着一口铁锅，锅里的水永远开着，咕嘟咕嘟的，蒸汽把墙上的挂历都熏得卷了边。那挂历是1986年的，画面是一个穿泳装的女人站在海边，笑得很开心。面端上来，清汤寡水，上面漂着几粒葱花。沈望吃了一口，面条是软的，没有嚼劲，但汤里有猪油的香味。那香味让他想起黄桥镇上那家他从小就去的面馆。那里的面也是这样，清汤，猪油，葱花。不过黄桥的面馆里，老板会在汤里多放一勺酱油，汤色是深褐色的，而这里的汤是清的。他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但他把那股酸压回去了。他把面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完了。然后他付了钱，一碗面一毛二分，走出面馆，继续走。

下午他走到了福州路。福州路是书店街。沈望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在黄桥的时候，买书要去二十里外的县城新华书店。每次去，他都在书架前面站一整个下午，把书的封面看了又看，把定价看了又看，然后挑最便宜的一本买下来。有一年冬天，他在书店里站得太久，脚冻麻了，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书从手里飞出去，掉在雪地里。他把书捡起来，用袖子擦了又擦，心疼得不行。在福州路，书店是一家接着一家的。上海旧书店、外文书店、科技书店、古籍书店。沈望一家一家地走进去，站在书架前面，像黄桥镇上那个十六岁的少年一样，把书的封面看了又看。但这里没有人赶他走。书店的店员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头都不抬。有一个店员在吃瓜子，瓜子壳落在玻璃柜台上，他也不扫，就那么堆着，堆成一小堆。

他在上海旧书店的三楼待了整整一个下午。三楼是卖旧杂志和旧书的，书架上堆着《收获》《十月》《人民文学》，还有成摞的《世界文学》。书架是铁皮的，上面有锈迹，有些书的边缘已经卷了，发黄发脆，翻的时候要小心，一用力就会掉渣。沈望翻着那些杂志，手指摩挲着发黄的纸页。他在一本1985年的《收获》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发在“青年作家专辑”里。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沈望。铅字印出来的，端端正正的，像一个被承认了的东西。他的手指在那个名字上停了一下，指尖触到纸面上的凸起，那是铅字压出来的痕迹。但此刻他站在上海旧书店的三楼，周围全是别人的名字，别人的故事，别人的铅字。那些杂志上的名字密密麻麻的，有的他认识，有的他不认识。他的那篇东西混在这么多纸张里面，轻得几乎没有重量。

他从书店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暗了。福州路上的梧桐树在路灯下投出长长的影子，像一行一行的诗，但读不懂。他的腿走酸了，脚底板火辣辣的，解放鞋的鞋底太薄，石子硌得脚心疼。他往延安东路的方向走回去。路过一家邮局的时候，他停下来了。那家邮局的门面不大，绿色的门框，玻璃窗上贴着“电报”“长途电话”的字样。他在邮局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看着里面的人在柜台前排队，寄信的，汇款的，打长途电话的。一个穿蓝布工装的男人在电话间里大声说着什么，声音从隔音不好的门板后面漏出来，断断续续的，听不真切。那男人说了很久，中间沉默了几次，沈望猜他是在听对方说话。最后那男人出来了，眼睛红红的，但表情是笑着的。他经过沈望身边的时候，沈望闻到了一股烟味和汗味混在一起的味道。

沈望摸了摸口袋。他还有从苏北带来的四十七块钱，这些天吃饭花掉了一些，还剩四十三块多。他掏出一枚八分的邮票，又犹豫了。他本来想给母亲写一封信，告诉她他到了，二叔家很好，上海很好。但他不知道该写什么。他坐在邮局的台阶上，把邮票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邮票上的图案是一只猴子，棕色的，蹲在一根树枝上。最后他把邮票放回了口袋。

他想，等他有了一个自己的地方，再写信。

这个念头让他在台阶上多坐了一会儿。天完全黑了。延安东路上的车灯连成了一条流动的河，红色的尾灯和黄色的前灯交织在一起，像某种没有终结的循环。那些车灯在邮局的玻璃窗上留下了一道一道的光痕，一晃就过去了。沈望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往二叔家的方向走去。

那天晚上他回到石库门的时候，二叔回来了。

沈德厚坐在八仙桌前面，面前摆着一瓶白酒，是七宝大曲，瓶身上的标签已经卷了边。他面前还有一碟花生米，花生米是油炸的，上面撒着盐粒，油汪汪的。他看见沈望进来，抬了抬头，点了一下，算是打过招呼。沈德厚比沈望记忆中老了很多，头发稀疏了，额头上的皱纹很深，像被刀子刻出来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口印着厂徽，一圈齿轮围着五个字，沈望没看清。他的手很大，手指粗壮，指甲缝里有一圈洗不掉的黑垢，那是常年和机油打交道留下的。

“坐。”沈德厚说。

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苏丽珍从灶披间端出一碗饭，放在沈望面前，又端出一碗，放在沈德厚面前。然后她自己盛了半碗，在缝纫机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低着头吃，不说话。

三个人吃饭的声音很轻，只有筷子碰碗沿的声响。沈德厚喝酒，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每抿一口就咂一下嘴，声音在安静的客堂间里格外清晰。沈望低头扒饭，饭是籼米煮的，一粒一粒的，有点硬。菜是一碗青菜烧豆腐，豆腐是老的，青菜是上海青，梗多叶少。还有半条红烧鲫鱼，鱼身已经碎了，只剩一副骨架和几块碎肉。苏丽珍把那半条鱼推到了沈望面前。

“吃鱼。”她说。

沈望夹了一块鱼肉。鱼肉是冷的，但汤汁入了味，咸中带甜。他吃了一口，又扒了一口饭。沈德厚放下酒杯，看了他一眼。

“稿费还写不写了？”

沈望愣了一下。“写的。”

“一个月挣多少？”

“不一定。去年一年拿了三百多。”

沈德厚点了点头，又抿了一口酒。他的喉结动了一下，酒咽下去了。“三百多。我一个月八十三，一年将近一千。你二婶缝缝补补，一年也能挣三四百。我们两个人，一年一千三，刚好够吃够用。你要是光靠写东西，在上海，活不下去。”

他说完，夹了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咯嘣响。

沈望想说点什么，但找不到词。他想说那不一样。但他知道二叔说的是实话。实话有时候像石头，你搬不动它。

“我明天去找事做。”沈望说。

沈德厚没有接话。他又抿了一口酒，然后站起来，走到墙角的纸箱堆里，翻了翻，翻出一张旧报纸，递过来。沈望接过来，是一张《新民晚报》，中缝里有一栏招工启事。有几个被红笔圈了起来，一个是招保安，一个是招仓库管理员，一个是招印刷工学徒。

“先干着。”沈德厚说。然后他坐回去，继续喝酒。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听着楼上二叔二婶的动静。他们轻声说着什么，沈望听不清词，只听见声调，平的，没有起伏，像缝纫机的嗒嗒声，持续而稳定。后来灯灭了，楼上安静下来。沈望在黑暗中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几道裂缝，月光从窗户里斜进来，在裂缝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白。他想他明天应该去哪一家。保安要站岗，仓库要搬货，印刷厂要闻油墨味。他想起《收获》上那篇小说的稿费，八十六块，他给母亲买了件棉袄，给自己买了那本《存在与虚无》，剩下的交了生产队的提留款。那时候他觉得写东西是可以活下去的。现在他二十四岁，在上海，他需要一份一个月能挣几十块钱的工作。写作不能当饭吃，二叔说得对。

但他翻了一个身，又翻了一个身。有些东西在心里拱着，不肯下去。

第二天上午，他去了那家印刷厂。

那家厂在杨浦区，军工路附近，沈望坐公交车去的，从延安东路坐71路到外滩，再换乘25路，坐了将近一个小时。公交车很挤，他站了一路，脚底下踩着不知道谁吐的一口痰，黏糊糊的，他不想低头看。车窗外的上海在往后退，从繁华的街道退到安静的厂房区，从石库门退到工人新村，从梧桐树退到电线杆。他下车的时候，空气中有一股纸浆的味道，酸酸的，带着一丝腐烂的甜。

印刷厂不大，一个院子，两排平房，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东方红印刷厂”。沈望在传达室登了记，一个五十多岁的门卫带他去了厂长办公室。厂长姓王，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看人的时候眼睛被拉小了。他翻了翻沈望的证件，又看了看他的手。

“干过印刷吗？”

“没有。”

“没关系。学徒嘛，跟着师傅学。前三个月每个月四十二块，管一顿中饭。三个月以后加到五十二。干得好再加。”

沈望点了点头。

“明天来上班。早上七点半。”

沈望说好。他走出厂长办公室的时候，在院子里看见一个年轻人蹲在墙角吃包子，包子是肉馅的，油从嘴角流下来。那年轻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排黄牙。沈望不知道他笑什么，也点了点头，走了。

回去的公交车上，他站在一个抱小孩的女人旁边。那女人怀里的小孩盯着他看，眼睛很大，黑眼珠像两颗湿漉漉的葡萄。小孩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沈望的鼻子，嘴里咿咿呀呀地说了句什么。女人把小孩的手按下去，说了声“对不起”。沈望摇了摇头，表示没关系。他看着那小孩的脸，忽然想起了他妹妹小时候的样子。他妹妹比他小六岁，他离开黄桥的时候，妹妹已经十八了，在镇上的纺织厂做工。她送他到村口，塞给他一双新纳的鞋垫，鞋垫上绣着两只鸳鸯。他当时笑她，说哪有给哥哥绣鸳鸯的。妹妹红了脸，说拿错了。但沈望知道她没拿错。那双鞋垫此刻就在他的提包里，压在《存在与虚无》下面。

他回到延安东路的时候，天已经暗了。石库门里传来电视机的声音，还是新闻联播。他推开门，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二叔还没回来。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从提包里摸出那双鞋垫。鞋垫是白布纳的，密密麻麻的针脚，鸳鸯绣得歪歪扭扭的，但颜色很鲜，一只是绿的，一只是红的。他把鞋垫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是妹妹的笔迹：“哥，上海冷就垫上。”

他把鞋垫放在膝盖上，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听见缝纫机的声音停了。他抬起头，看见苏丽珍正看着他。她的目光落在那双鞋垫上，停了两秒钟，然后移开了。她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踩缝纫机。但沈望注意到她的脚踩得比之前慢了一些。

那天晚上，沈望在客堂间的八仙桌上铺开了稿纸。稿纸是从福州路买的，一百格的那种，绿色的方格，一页五百字。他买了三本，花了一块两毛钱。他把《存在与虚无》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打了一个草稿。那是一个短篇的开头，写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在上海找工作的故事。他写了三百多个字，又划掉了。他把那一页撕下来，揉成团，扔在墙角。纸团滚到缝纫机脚下，停住了。苏丽珍踩缝纫机的脚顿了一下，又继续踩。

沈望重新拿起笔。他在新的一页上写了一个标题：《码头》。然后他停了。笔尖悬在纸面上，墨水聚成了一滴，将落未落。他想起十六铺码头的雾，想起外滩的石头巨人，想起黄浦江上那道消失的水痕。他想把那些东西写下来，但他找不到合适的词。那些东西太大了，他的词太小了。

他放下笔，合上稿纸。上楼的声音响起来，是二叔回来了。沈望把稿纸收进提包，把八仙桌擦干净。苏丽珍端出一碗饭，一碗菜，放在桌上。沈德厚坐下来，拧开酒瓶，倒了一杯。

“找到事了？”沈德厚问。

“找到了。印刷厂，学徒。明天上班。”

沈德厚点了点头。他举起酒杯，对着灯光看了看，酒是透明的，杯壁上挂着一层薄薄的液膜。他抿了一口，咂了咂嘴。

“印刷厂好。”他说，“有油墨味。闻久了就习惯了。”

沈望嗯了一声。他坐在条凳上，看着二叔喝酒。二叔喝酒的样子很慢，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喝一口，他的眉头就会松开一点，脸上的皱纹也浅了。喝到第三杯的时候，他开口了。

“你爸来信了。”

沈望抬起头。

“说什么？”

“说你妈身体不太好。让你在上海好好的，别惹事。”

沈望沉默了。他的筷子停在半空中，夹着一根青菜。青菜上的水滴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他想起母亲咳嗽的样子，蹲在灶膛前，被烟呛得直不起腰。他想回去，但他不能回去。他如果现在回去，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在黄桥公社已经没有了位置，他的户口迁出来了，地也退了，回去就是黑户。他只能在上海。

“知道了。”他说。然后他把那根青菜吃了。

那天夜里，沈望又失眠了。他躺在地铺上，听着远处的汽笛声。汽笛声比前几夜多了，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也许是雾又来了。他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数着汽笛声。一声，两声，三声，四声。数到第七声的时候，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沈望被闹钟叫醒。闹钟是他从苏北带来的，一个铁壳的机械闹钟，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他摸黑穿好衣服，把被子叠好，洗了脸，出了门。天还没亮透，延安东路上的路灯还亮着，黄蒙蒙的光落在地面上，像一层薄薄的锈。他走到公交车站，等了十分钟，上了71路。车上人不多，他找了个座位坐下来。车窗外，上海正在醒来。早点摊子摆出来了，大饼油条的香味从窗口灌进来。一个老头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装的不是婴儿，是几捆大葱。

沈望在印刷厂门口下了车。他站在院子外面，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是纸浆的味道，酸酸的，潮潮的。他闻了闻，觉得那味道并不难闻。那是一种实在的味道，一种和工作有关的味道。他想起二叔说的“闻久了就习惯了”。也许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闻久了就习惯了。漂泊也是，孤独也是，想家也是。

他推开铁门，走进院子。昨天那个蹲在墙角吃包子的年轻人正站在车间门口，手里拿着一叠纸，朝他挥了挥。

“新来的？过来，师傅等你呢。”

沈望走过去。车间里机器轰鸣，油墨的味道浓得呛人。一台巨大的印刷机在转动，滚筒上沾着黑色的油墨，纸张从机器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的时候，已经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沈望站在机器前面，看着那些字一排一排地滚出来。那些字是报纸上的新闻，是别人的故事，是他的工作。

师傅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姓周，瘦高个，手指上全是油墨，指甲缝里是黑的，和沈德厚的手很像。周师傅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指了指旁边的一堆纸，让他搬。

沈望开始搬纸。纸很重，一摞五十斤，从仓库搬到车间，要走三十步。他搬了第一趟，胳膊就酸了。搬第二趟的时候，汗从额头上流下来，滴在纸面上，洇开一个小小的圆点。他搬了第三趟，第四趟，第五趟。周师傅在旁边看着，不说话，也不帮忙。搬到第十趟的时候，沈望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但他没有停。他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纸摞在胸口，挡住了一半的视线。他只能看见前面的路，三十步，一步也不少。

午饭是厂里管的一顿饭。米饭管够，菜是一荤一素。荤菜是肉丝炒青椒，肉丝很少，青椒很多。沈望吃了两碗饭。吃完饭，他蹲在院子里，和那个吃包子的年轻人一起。年轻人叫阿六，苏北阜宁人，比沈望早来三年。

“你以前干什么的？”阿六问。

“写东西的。”

阿六笑了，露出一排黄牙。“写东西？写什么东西？”

“小说。”

阿六的笑收住了。他看了沈望一眼，那目光和之前不同了，多了一层东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飞马牌的，抽出一根递给沈望。沈望摇了摇头。

“我劝你，”阿六自己点了一根，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别写了。在上海，你首先得活着。写东西？那是吃饱了以后的事。”

沈望没有说话。他蹲在那里，看着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树的叶子已经黄了，风一吹，落下来几片，在地上打着旋。阿六抽完一根烟，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下午还有一车纸要搬。走吧。”

沈望站起来，跟着他走回车间。机器的轰鸣声从门口涌出来，像一头饥饿的野兽在叫。他走进轰鸣声里，走进油墨的味道里，走进那三十步的距离里。

那天晚上回到石库门的时候，沈望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他在条凳上坐了很久，胳膊抬不起来。苏丽珍端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汤是冬瓜排骨汤，排骨只有两块，但汤是白的，熬了很久。沈望端起碗，喝了一口。汤很烫，顺着喉咙流下去，一直烫到胃里。他闭上眼睛，感觉那口汤在身体里慢慢散开，像一只手把什么地方抚平了。

苏丽珍在他对面坐下来。她手里拿着那块绣了一半的白布，牡丹花已经快绣完了，只剩下最后几片花瓣。她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绣着，不说话。

“累吧。”她说。

沈望点了点头。他的眼皮很沉，几乎要合上了。

“累就对了。”苏丽珍说，她的声音从针线里穿过来，细细的，稳稳的，“在上海，不累的人，都是不在这块地上的人。”

沈望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她的脸被缝纫机上的台灯照着，半明半暗的。她的手指捏着针，针尖在布面上进出，快得几乎看不清。那朵牡丹花在她手里一点一点地完整起来，花瓣一片叠着一片，从花心向外展开，像是要开花了。

沈望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从提包里摸出那双鞋垫，放在膝盖上。鞋垫上的鸳鸯还是歪歪扭扭的，红的绿的，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鲜艳。苏丽珍看了一眼那鞋垫，手里的针停了一下，然后又动了起来。

“你妹妹绣的？”

“嗯。”

苏丽珍没有再问。她把最后一针收好，打了个结，用牙咬断了线。她把绣好的白布展开，看了一眼，折好，放在缝纫机的抽屉里。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灶披间，给沈望又盛了一碗汤。

沈望接过汤，低头喝着。汤的热气扑在脸上，他的眼睛有点湿。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把那碗汤喝完了，把碗放在桌上，说了声“谢谢二婶”。苏丽珍没有回头，只是嗯了一声。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听着楼上二叔二婶的动静。他们没有说话，只有翻身的声音，床板吱呀响了两下，然后安静了。远处的汽笛声又响起来，一声，两声，三声。沈望数着，数到第五声的时候，他睡着了。他的胳膊还在疼，但那种疼已经变成了一种实在的东西，像一块石头压在身体上，让他觉得自己有重量。

窗外，延安东路上的路灯还亮着。灯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线，像一把刀，把黑暗劈成了两半。

沈望在睡梦中翻了一个身。那道光落在他的脸上，照着他紧闭的眼睛。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但没有声音。然后他安静了，呼吸变得均匀了。弄堂里有一只猫在叫，叫声细细的，像婴儿在哭。那声音在夜色中飘了一会儿，然后被黄浦江上的汽笛声淹没了。

天快亮了。苏丽珍的闹钟在五点钟准时响起来。她摸黑穿好衣服，走到缝纫机前，坐下来，踩动了踏板。嗒嗒声在清晨的黑暗中响起来，像一只钟在走。沈望没有被吵醒。他睡得很沉，胳膊压在《存在与虚无》上，书脊的硬壳硌着他的小臂，留下了一道红色的印子。

六点钟的时候，延安东路上的第一班公交车驶过。车轮碾过路面上的一滩积水，溅起一片水花。水花在路灯的余光里闪了一下，然后落下去了。天边露出了一线白，淡淡的，像是被谁用水洗过的。

沈望翻了一个身，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见天花板上的那道光不见了。窗帘外面的天已经蒙蒙亮了。他坐起来，把被子叠好，把提包放正。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八仙桌前，拿起搪瓷碗，去灶披间盛粥。

新的一天开始了。

第三章 石库门里的女人

苏丽珍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这个习惯她保持了二十年。二十年前她十九岁，刚嫁进这间石库门，婆婆——沈望的二婶，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女人——就定下了这个规矩。苏丽珍，五点钟起来，把煤球炉子生好，把泡饭煮上，把客堂间的地拖一遍。婆婆那时候还活着，坐在八仙桌旁边，看着她做这些事，不说话。苏丽珍做了三年，婆婆死了，但这个规矩没有死。她的身体记住了五点钟，比钟表还要准。有时候闹钟还没响，她已经醒了，眼睛睁开，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老地方，像一张路线图。她就知道，是五点了。

那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沈望还在睡。地铺上的人蜷缩着，像一只把壳缩紧了的蜗牛。棉被盖住了他的半张脸，露出一撮头发，头发油腻腻的，该洗了。苏丽珍摸黑穿好衣服，把拖鞋趿上，走到客堂间。她没有开灯。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她打算再过半个小时再开。省电。这个习惯也是婆婆教的。婆婆说，能省一分是一分。苏丽珍这一辈子，什么都是省出来的。省电，省水，省煤球，省米，最后连眼泪也省了。

她在缝纫机前面坐下来。缝纫机是上海牌的老式机子，婆婆留下来的，机身上的黑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灰色。但机头还亮，因为苏丽珍每天都擦。她用一块旧棉布，蘸一点缝纫机油，把机头擦得锃亮。机针换过了，换了一根进口的，是隔壁弄堂的陈阿婆给她从城隍庙带回来的，六毛钱一根。国产的两毛，但国产的容易断。苏丽珍算过一笔账：一根进口的六毛，能用三个月；国产的两毛，用半个月就断，三个月要断六根，一块两毛。还是进口的划算。她把这个账算给沈德厚听，沈德厚嗯了一声，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但他下个月的工资交到她手里的时候，多了一张五毛的。五毛，加上她攒下来的一毛，正好六毛。

她踩动踏板，缝纫机开始响。嗒嗒，嗒嗒，嗒嗒。声音在黑暗中格外清晰，像一只钟在走，也像一个人在说话——一种她说不出来的话。她踩着踏板，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那块白布上的牡丹花，绣到昨天晚上，只剩最后几片花瓣了。她今天想把它绣完。绣完以后做什么？她还没想好。也许做成一个靠垫，塞上棉花。也许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也许就这么放着，放在缝纫机的抽屉里，等哪一天想起来再看一眼。她绣了快两个月，每天晚上绣一点，一针一针的，牡丹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模糊到清晰。她绣的时候，心里是安静的。那种安静和别的时候不一样。别的时候她心里是空的，空的里面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晃荡，像瓶子里的水，摇一摇就响。但绣花的时候，那种晃荡停了。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针尖上，在丝线上，在布面上。她不用想别的事情。

苏丽珍没有孩子。

她和沈德厚结婚二十一年，没有孩子。年轻的时候，刚结婚那几年，她怀过一次。那是1970年，她二十一岁。沈德厚那时候在厂里当临时工，一个月三十六块，她在纺织厂做挡车工，一个月三十二块。两个人加在一起六十八块，租了这间客堂间，一个月租金八块，剩下的吃饭穿衣，刚好够。她怀孕五个月的时候还在挡车，站着，一天站八个小时。有一天晚上下班回来，她的腰酸得直不起来，肚子一阵一阵地疼。她蹲在弄堂口走不动了，是隔壁的阿婆看见了，叫人把她抬回来的。那天夜里她见红了，沈德厚背着她跑到仁济医院，医院的值班医生是个年轻的，看了她一眼，说怎么不早点来。孩子没保住。是个男孩。

那是四月里的事。梧桐树正在发芽，弄堂里的空气是甜的，但她闻不见。她在那间医院的走廊里躺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她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叶子一片一片地长出来，鹅黄色的，嫩得像是用最细的笔描出来的。她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但她没有出声。沈德厚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的手掌很粗糙，握着她的手，像一块砂纸裹着她的手指。那天以后，她再也没有怀过孕。去医院查过，医生说她的子宫在手术的时候受了损伤，很难再有了。沈德厚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没关系。”然后他又说：“咱们两个人过，也挺好。”

但苏丽珍知道，那不是挺好。那只是能过。

此后的很多年，她把那些话埋在心里。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沈德厚也没有。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些话不说，比说了好。说了就疼，不说，只是闷着。闷着闷着，也就习惯了。但有时候，她在弄堂里看见别人家的小孩，心里会猛地抽一下。那种抽不是疼，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空。就像一个杯子，被人拿走了里面装着的东西，空杯子还在，但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杯子了。她看着那些小孩跑来跑去，跳橡皮筋，打弹子，她也不笑，就那么看着。看一会儿，就转身走开了。

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缝纫机上。她帮邻居们缝缝补补，改裤脚，换拉链，补破洞。一开始只是帮忙，不收钱。后来找她的人多了，她就开始收，收得很少，换条拉链两毛，改个裤脚三毛，补个洞一毛。邻居们给钱，她就收；不给，她也不催。她做这些活计的时候，手指是灵巧的，动作是利落的。但她的心是远的。她的心不在缝纫机上，也不在那些衣服上。她的心在别的地方。在哪儿，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六点差一刻的时候，沈望醒了。苏丽珍听见地铺上有动静，是翻身的声音，被子窸窸窣窣的。她没有回头。她继续踩着缝纫机，但速度慢了一点。她听见沈望把被子叠好，把提包放正，然后是他的脚步声，朝灶披间去了。锅盖被掀开，碗筷碰撞的声响，然后是喝粥的声音，很轻。她踩着缝纫机，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嘴角的动作，她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沈望出门的时候，从她背后走过。她闻到了一股味道，是隔夜的汗味，混着印刷厂的油墨味。那味道不难闻，反而让她想起沈德厚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从厂里回来，身上带着机油和汗混在一起的气味。她听见沈望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门开了，他走了出去。门关上的时候，有一阵风从缝隙里钻进来，拂过她的后颈，凉凉的。

苏丽珍把缝纫机停了。她站起来，走到八仙桌前。沈望喝过粥的碗放在桌上，碗底还剩几粒米，粘在碗壁上。她把碗收起来，拿到灶披间洗了。然后她回到客堂间，把地扫了一遍，用拖把拖了。拖把是她自己扎的，用的是旧布条，一根一根地绑在木棍上。她拖地的时候，腰弯得很低，像一只在找什么东西的虾。拖完了地，她把八仙桌擦了一遍，把昨天晚上的报纸收起来，叠好，放在纸箱里。纸箱里已经攒了一摞报纸了，都是沈德厚带回来的，她不舍得扔，攒着，等收废品的来卖。一斤报纸三分钱，攒一个月能卖两毛多。

做完这些事，已经快七点了。苏丽珍把煤球炉子添了两块煤球，把火封好。然后她坐到缝纫机前面，把抽屉里的那块白布拿出来。牡丹花还差最后几片花瓣。她把白布展开，看了看。布面上那朵牡丹花已经快成形了，深红的花心，粉红的花瓣，边缘勾着金线，叶子是深绿的，叶脉清晰。还差什么？还差最外层的那一圈花瓣。她拿出丝线，挑了一根粉色的，穿进针眼。她的眼睛已经不年轻了，穿针的时候有点吃力。她把针举到灯下，眯着眼睛，穿了三次才穿过去。

她开始绣最后几片花瓣。一针，一针，一针。针尖从布面穿过去的时候，发出一声极细的响，像一根头发丝被掐断了。她绣得很慢，比平时慢。她想多绣一会儿。绣完了，就没有了。这朵牡丹花陪了她两个月，每天晚上绣一点，每天都有一个念想。绣完以后，她不知道还能绣什么。也许绣一只鸟，也许绣一条鱼，也许绣一只鸳鸯，像沈望妹妹绣的那样。她想起那双鞋垫上的鸳鸯，歪歪扭扭的，红的绿的，那针脚很幼稚，但有一种苏丽珍说不上来的东西。那种东西她已经很久没有在自己手上看到了。

九点多的时候，隔壁的陈阿婆来敲门。陈阿婆七十多了，一个人住，儿子在兰州，一年回来一次。她拿来一条裤子，裤脚磨破了，让苏丽珍补一补。苏丽珍接过裤子，翻到反面看了看，又翻回正面。

“陈阿婆，这条裤子磨得薄了，补了也不经穿。”

“不要紧。补上就行。我就穿着买买菜。”

苏丽珍点了点头。她拿出一块藏青色的布头，比了比颜色，和裤子接近。她戴上顶针，开始缝。陈阿婆坐在条凳上，看着她缝。

“你侄子走了？”

“上班去了。”

“在哪个厂？”

“印刷厂。杨浦那边。”

陈阿婆啧了一声。“杨浦啊，远得很。来回要三个钟头吧？”

“差不多。”

“你二叔呢？”

“在厂里。”

陈阿婆沉默了一会儿。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南瓜子，嗑着，瓜子壳扔在地上。苏丽珍看见了，但没有说话。她继续缝裤脚。

“丽珍啊，”陈阿婆说，嘴里还有瓜子仁，声音含含糊糊的，“你二叔身体还好吧？”

“老样子。”

“他那个厂……我听说效益不太好了。”

苏丽珍手里的针停了一下，然后又动了起来。她缝了一针，两针，三针。“听谁说的？”

“我家老张的侄子，也在那个厂。说是从去年开始，奖金就不发了。工资倒是还在发，但一直传要关停并转。”

苏丽珍没有接话。她把裤脚缝完了，打了个结，用牙咬断线。她把裤子展开看了看，补丁的颜色和裤子很接近，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她把裤子递给陈阿婆。

“好了。两毛。”

陈阿婆掏了两毛钱，放在缝纫机上。她没有马上走。她把裤子叠好，夹在胳膊底下，站在八仙桌旁边，看着墙上那幅旧挂历。

“那个女明星，”陈阿婆指了指挂历，“我年轻的时候也长这样。眼睛大，皮肤白。现在不行了，老得没样子了。”

苏丽珍笑了笑。她的笑很淡，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住了。

陈阿婆走了以后，苏丽珍把那两毛钱放进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是饼干盒，上面印着外滩的风景，已经锈迹斑斑了。盒子里装着零钱，一分、两分、五分，最多的是两毛的，都是缝缝补补挣来的。她每个月月底打开盒子，把零钱数一遍，换成整的，塞进枕头底下的一个信封里。那个信封是她和沈德厚的全部积蓄。她很少打开看。她知道里面有多少钱。每增加一块，她心里就踏实一点。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是往一个篮子里放鸡蛋，你也不知道这个篮子什么时候会用上，但你知道，它必须在那里。

中午的时候，苏丽珍自己热了一碗泡饭。泡饭里加了半勺猪油，一点酱油。她坐在缝纫机前面吃，一边吃一边看着窗户外面。窗户外面是弄堂，对面石库门的阳台上，一个女人正在晾衣服。那女人三十来岁，刚搬来不久，听说是在淮海路的商店做营业员。她的衣服都是好料子，的确良的衬衫，直筒裤，还有一条碎花连衣裙，裙摆很大，晾在竹竿上，风一吹就鼓起来，像一朵开在弄堂里的花。苏丽珍看着那条裙子，嚼着泡饭。她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条碎花裙子，是沈德厚给她买的，在南京东路的市百一店。那条裙子她穿了三年，洗了又洗，颜色从深蓝褪成了灰白，最后还是破了，补都补不了，只能当抹布。后来她再也没穿过裙子。她想，等沈德厚的厂里效益好了，她去买一条新的。不用太好的，只要颜色亮一点就行。但她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能来。

下午三点多，苏丽珍出了门。她要去一趟淮海路的布料店，买一块深灰色的布，给沈德厚做一条裤子。沈德厚只有两条裤子，一条穿在身上，一条洗了晾着。换着穿，已经有两年了。裤子的膝盖都磨白了，屁股后面也薄了。她量好了尺寸，准备自己做。她年轻的时候学过裁缝，在纺织厂旁边的裁缝铺里，跟一个姓周的师傅学过三个月。周师傅说她手巧，要是早几年学，能当个好裁缝。但她后来进了纺织厂，再后来纺织厂倒了，裁缝的手艺也就搁下了。现在重新捡起来，手指还记得，但眼睛不行了，看久了就花。

她坐了71路公交车，到嵩山路下来。淮海路上的梧桐树比延安东路的还密，树冠几乎连在一起了，把整条路都罩在绿荫里。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碎成一片一片的金色，落在人行道上，像撒了一地的铜钱。路上的行人比延安东路的多，也穿得更好。女人穿着裙子、高跟鞋，男人穿着衬衫、皮鞋。他们走路很快，目不斜视，像是每个人都有什么要紧的事。苏丽珍走在他们中间，脚步慢了一些。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布鞋，鞋面已经旧了，鞋头磨出了毛边。她把脚往裤脚里面缩了缩。

布料店在淮海路的支路上，门面不大，但里面的布料很多。一卷一卷的布，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有棉布、的确良、涤纶、毛料、丝绸。颜色也多，蓝的、灰的、黑的、白的，还有大红、翠绿、鹅黄。苏丽珍在里面转了一圈，手指在一卷一卷的布上摸过去。她摸到了一卷深灰色的毛料，手感很厚实，质地紧密。她问了价钱，一米七块五。她算了算，做一条裤子要一米三，将近十块钱。她犹豫了。沈德厚一个月工资八十三，她一个月挣三四十，十块钱是他们三天的生活费。

“还有便宜的吗？”她问。

售货员是个年轻姑娘，烫着卷发，涂着口红。她看了苏丽珍一眼，指了指角落里的几卷布。“那边有处理品，五块一米。”

苏丽珍走过去，翻看了一下。那几卷布颜色都不太好，要么是太浅，要么是染得不匀。她挑了一卷深藏青的，颜色接近沈德厚那条旧裤子，染得稍微有些不匀，但做成裤子穿在身上，看不太出来。她扯了一米三，付了六块五。售货员把布用牛皮纸包好，递给她，她接过来，夹在胳膊底下。

走出布料店的时候，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淮海路上的梧桐树影落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她看着对面的一家西餐馆，门是玻璃的，从外面能看见里面的人坐在桌边吃饭，桌上有白色的桌布，有玻璃杯，有刀叉。一个年轻女人正在笑，笑得很响，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苏丽珍看着那个女人，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往公交车站走去。

回到延安东路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天还没有暗，但太阳已经偏西了，光斜斜地照在弄堂口，把石库门的砖墙照得发红。苏丽珍走到弄堂口的时候，看见沈望正蹲在门口的地上，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放着一本书。他背对着她，低着头，翻着那本书。他的后颈晒黑了一些，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了。苏丽珍站在他身后，看了他一会儿。他没有发觉。

她走上去，从他旁边经过。沈望抬起头，看见她，叫了声“二婶”。

“回来了。”苏丽珍说。她看了看他面前的报纸和书。“看什么呢？”

“随便翻翻。”

苏丽珍看了一眼那本书的封面，是《存在与虚无》，那几个字她认不全。她点了点头，往门里走。走了两步，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沈望。他蹲在那里，背微微弓着，瘦瘦的。他翻书的动作很轻，手指在纸页上慢慢移动，像是在摸什么东西。苏丽珍忽然想起了什么，但她没有说。她转过身，推开门，走进了石库门。

那天晚上，沈德厚回来得比平时早。六点刚过，他就推门进来了。他的脸色不太好，灰扑扑的，像是蒙了一层土。他把手里的铝饭盒放在八仙桌上，饭盒里还剩半盒饭，是冷的。他在条凳上坐下来，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倒酒。苏丽珍从灶披间出来，看见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怎么了？”

沈德厚没有马上回答。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燃了。他平时不抽烟，只有特别累或者特别烦的时候才抽。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散在空气中。

“厂里开会了。”他说。

苏丽珍在他对面坐下来。她没有问。

“说要关停并转。”沈德厚说，“化工厂污染大，上面说要搬到郊区去。愿意去的，跟过去；不愿意去的，买断工龄，自己找出路。”

苏丽珍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她感到指甲掐进了肉里，但她没有松手。

“买断工龄多少钱？”

“一年工龄算一个月工资。我干了二十九年，算二十九个月。一个月八十三，总共两千四百多。”

“你干了二十九年，就值两千四？”

沈德厚没有接话。他又吸了一口烟，烟雾从他的嘴唇间溢出来，模糊了他的脸。

“什么时候的事？”

“下个月开始办手续。”

苏丽珍沉默了。她看着八仙桌上的那半盒冷饭，饭粒已经硬了，粘在铝饭盒的壁上。她想起早上陈阿婆说的话，“效益不太好了”。原来是真的。她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消息，但沈德厚从来没有提过。他从来不在家里说厂里的事，好像那些事和他无关，好像那个厂永远不会倒。但现在，那个厂要关了。

“那你去不去郊区？”

“不去。”沈德厚说，“太远了。去了就要住那边。你一个人在这里，不行。”

苏丽珍想说她可以一个人，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知道沈德厚说的是实话。她一个人在这里，确实不行。她不是怕，她是……她说不清。二十一年了，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分开住过。哪怕是沈德厚上夜班，天亮回来，她也醒着等他。等他的脚步声在弄堂里响起来，她才能睡着。这就是二十一年。二十一年能把两个人连成一个人。

“那怎么办？”她问。

沈德厚把烟掐灭了，烟头按在烟灰缸里，那是一只铁皮罐头改的烟灰缸。他沉默了一会儿。

“两千四，存着。我再找事做。我还能干。”

苏丽珍点了点头。她站起来，走到灶披间，把饭热了热。她热饭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害怕，是别的什么。她把热好的饭端到沈德厚面前，又给他倒了一杯酒。沈德厚接过酒，抿了一口。他的眉头皱着，眉心那道皱纹更深了。

沈望那天晚上回来得晚。他从印刷厂下班以后，在延安东路下了车，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往福州路走了。他在旧书店里站了一个多小时，翻了几本旧杂志，然后又在路上走了走。他回到石库门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他推开门，看见二叔二婶坐在八仙桌两边，桌上摆着饭菜，但都没有动。气氛不对。他能感觉到，那间客堂间里的空气比平时沉，压得人胸口发闷。

“回来了。”苏丽珍站起来，去灶披间给他盛饭。

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看了看二叔。沈德厚面前摆着一杯酒，但酒没有少，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沈望没有问。

苏丽珍把饭端出来，放在沈望面前。然后她坐回去，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在自己碗里。她吃了一口，嚼着，眼睛看着桌面。

三个人沉默地吃着饭。只有筷子碰碗沿的声响。沈望吃了几口，觉得饭菜没有味道。他偷眼看二叔和二婶，他们的表情都很平静，但那种平静底下有东西在动。他说不上来是什么，但他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吃完饭，沈望帮着收拾了碗筷。他把碗拿到灶披间洗了，回来的时候，沈德厚已经上楼了。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手里拿着那块白布。牡丹花只剩最后一片花瓣了。她没有绣，只是拿着布，看着。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从提包里摸出稿纸，铺在八仙桌上。他拿出笔，但没有写。他也在看，看苏丽珍手里的那块白布。那朵牡丹花在昏黄的灯光下，颜色还是鲜的，花瓣一层叠着一层，像是要从布面上立起来。

“二婶，”沈望开口了，声音很轻，“这花绣了多久了？”

苏丽珍没有抬头。“两个月。”

“绣完了做什么？”

苏丽珍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手指在布面上轻轻拂过，像是在摸一个孩子的脸。“没想好。”

沈望没有再问。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稿纸，绿色的格子，一格一格的，空着。他拿起笔，在格子里写了一个字，又划掉了。他把那一页撕下来，揉成团。苏丽珍听见纸团的声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的目光落在他手里的稿纸上，停了一秒。

“你写吧。”她说。然后她站起来，把白布放回抽屉里，上楼去了。

沈望一个人坐在客堂间里。他听见楼上传来二叔二婶的说话声，这次比平时长了一些，声调也更低。他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能听见苏丽珍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是他之前没有听到过的。那种东西像一根绷紧的线，随时可能断。

他低下头，在稿纸上重新写了一个标题：《厂》。他写了两个字，又停了。他想起二叔那双粗糙的手，想起二婶缝纫机上的嗒嗒声，想起印刷厂车间里那些滚动的字。他觉得自己应该写点什么，但写不出来。他的词不够用。那些词在这个夜晚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扔进水里，连个涟漪都激不起来。

他把笔放下，合上稿纸。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延安东路上的路灯还亮着，梧桐树的影子在风里晃着。对面的石库门里传来电视的声音，是《上海滩》，主题曲正在唱，“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那旋律从门缝里挤进来，混着黄浦江上的汽笛声。沈望听了一会儿，然后把门关上了。

那天夜里，沈望没有睡着。他躺在地铺上，听着楼上的动静。苏丽珍和沈德厚还在说话，声音时高时低，像潮水一样，一会儿涨上来，一会儿退下去。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楼上的灯灭了，声音也停了。然后是一阵很长的安静。再然后，沈望听见了一个声音，很轻，很细，从楼上传来。他听了很久才分辨出来，那是苏丽珍在哭。哭声不大，压抑着，像是把脸埋在枕头里。沈望翻了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闭上眼睛，但睡不着。那个哭声在他耳朵里响着，像一根细细的针，扎在什么地方。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缝纫机的嗒嗒声从客堂间传过来，像往常一样。沈望坐起来，叠好被子。他走到客堂间，看见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背对着他。她的背挺得很直，辫子梳得整整齐齐。缝纫机上，那块白布摊开着。牡丹花，最后一片花瓣已经绣完了。整朵花完整地开在布面上，深红的花心，粉红的花瓣，金线勾的边，绿叶衬底。开得满满的，没有留一点余地。

苏丽珍没有在绣。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朵花。然后她把白布折好，放进抽屉里。她站起来，走到灶披间，给沈望盛了一碗粥。她把粥放在八仙桌上，然后坐下来，拿起昨天买的藏青布，开始量尺寸。她量得很仔细，用粉笔在布上画线，然后用剪刀剪。剪刀落在布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干脆利落，一刀到底。

沈望喝完了粥，把碗洗了。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苏丽珍低着头，在缝纫机前坐下，把剪好的布片对齐，开始踩踏板。嗒嗒声又响了起来。沈望推开门，走了出去。

阳光照在他脸上，温热的。他站在弄堂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黑漆木门。门关着，但缝纫机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一下一下的，稳稳的。沈望转过身，往公交车站走去。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那双鞋垫。鸳鸯还是歪歪扭扭的，红的绿的。他把鞋垫翻过来，背面那行字还在：“哥，上海冷就垫上。”

他把鞋垫放回口袋，继续往前走。延安东路上的梧桐树在风里摇着，叶子沙沙响着，像在说什么。他听不清。

第四章 油墨与尘埃

沈望在印刷厂的第一个月，手掌上磨出了三处老茧。

一处在大拇指根部，是搬纸的时候被纸摞的棱角硌出来的；一处在中指第二关节，是塞纸进印刷机的时候被滚筒轧的；还有一处在掌心偏下，是推纸车的时候被铁把手磨的。那三处茧子硬邦邦的，按下去没有感觉，像长在别人手上。晚上回到石库门，他在八仙桌上摊开手掌，就着十五瓦的灯泡看。苏丽珍走过来，瞥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她从灶披间拿来一小碟菜油，放在他面前。

“抹上。”

沈望蘸了点菜油，抹在茧子上。油渗进硬皮里，凉丝丝的。他搓了搓手掌，油在灯下泛着暗黄色的光。苏丽珍已经坐回缝纫机前面了，嗒嗒声响起来，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印刷厂在军工路附近，从延安东路过去，要坐71路到外滩，再换25路，穿过整个杨浦区。25路公交车沿着杨树浦路走，路两边是连绵不断的厂房、烟囱、仓库、铁路专用线。那些厂房大多是灰扑扑的，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有的地方红砖露出来，有的地方水泥剥落了，露出里面的钢筋。烟囱有高的有矮的，高的像塔，矮的像蹲着的胖子。它们吐出的烟是各种颜色的，白的、灰的、黄的、黑的，混在一起，被江风吹散，变成一片模糊的雾，罩在杨浦的上空。

沈望坐在25路车上，靠着窗，看着外面那些厂房一栋一栋地往后退。他有时候会看见厂门口挂着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国营上海第X纺织厂”“上海第X化工厂”“上海第X机械厂”，厂徽大多是一圈齿轮围着一个五角星。那些牌子上的字有的描了金，有的已经褪色了，斑斑驳驳的。工人们骑着自行车从厂门口进去出来，车铃叮叮当当地响着。他们穿着蓝色的工装，有些人头上戴着帽子，有些人脖子上搭着毛巾。他们骑车的样子很稳，目视前方，不紧不慢的，像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回来。

沈望看着他们，忽然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他没有的东西。那种东西也许叫安稳，也许叫归属。他们属于那些厂房，属于那些烟囱，属于那些写着厂名的铁牌子。他们知道明天早上会去同一个车间，站在同一台机器前面，闻到同一种油墨味或机油味。这种知道，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沈望不知道明天早上会在哪里。他只知道，他现在在25路车上，车在往杨浦开，路边的工厂一家接着一家。他不知道这条路走到头是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还是路。

印刷厂在军工路的支路上，门口没有挂铁牌子，只有一块木牌，上面用黑漆写着“东方红印刷厂”，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院墙是红砖砌的，不高，从外面能看见里面车间的人字形屋顶和屋顶上的通风管。院子里有两棵老梧桐，一棵在左边，一棵在右边，树冠在空中接在一起，夏天的时候遮出一大片阴凉。沈望每天走进院子的时候，都会抬头看一眼那两棵梧桐。它们的叶子从绿变黄，从黄变枯，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他肩膀上，落在他脚边。他扫过很多次落叶，用一把秃了头的竹扫帚，哗啦哗啦地扫，把落叶堆在墙角，堆成一小堆，点着了，烧。烟升起来，混着纸浆和油墨的味道，那就是印刷厂秋天的味道。

印刷车间的机器有三台。一台是对开单色胶印机，一台是四开单色胶印机，还有一台是对开双色胶印机，最老的那台，据周师傅说，是1960年代的机器，比沈望的年纪还大。那台机器的滚筒上坑坑洼洼的，印出来的东西有时候会带一道一道的墨杠，要经常调。周师傅调那台机器的时候，总是嘴里叼着一根烟，烟灰老长，也不弹，就那么挂着，快要掉下来了，又被他吸一口，烟灰断了，掉在机器上，他也不吹，用手背一抹，就抹掉了。周师傅的手背上全是烫伤的痕迹，圆圆的，小小的，一个一个的，像被烟头烫的。

沈望刚开始是搬纸。纸从仓库搬到车间，五十斤一摞，他一次搬一摞。后来周师傅让他学看机器。看机器就是坐在机器旁边，看着纸张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印上图案或者文字。印刷机的速度很快，一分钟能印几十张，纸张从滚筒之间飞过去，唰唰唰的，像白色的鸟从眼前掠过。沈望盯着那些飞过去的纸张，一开始会头晕，看久了就习惯了。他的眼睛学会了捕捉纸张上的图案，在它飞过去的一瞬间，判断印刷质量。如果有重影，有墨杠，有脏点，他就要停机，叫周师傅来调。

他最喜欢看印彩色封面的时候。彩色的画稿通过扫描和分色，做成四块印版——青、品红、黄、黑。每块版印一种颜色，一层一层叠上去，最后变成一幅完整的画。第一遍印青色的时候，画面上只有青色的部分；第二遍印品红，画面就立体一些了；第三遍印黄，颜色鲜活起来；第四遍印黑，轮廓清晰了。一张白纸进去，出来的时候变成了色彩斑斓的封面，像变魔术一样。沈望看着那些颜色一层一层地叠上去，觉得那是一种很奇妙的事情。他有时候想，写作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层一层地叠，最后叠出一篇东西来。但文字没有颜色。文字只有黑和白。他想到这个，就觉得自己在干一件比写作更实在的事情。他印出来的东西，别人能看见，能拿到手里。他写的东西，别人看不见，也拿不到。

阿六在装订车间，负责折页和配页。折页就是把印好的整张纸折成书页，机器折一道，他折一道，配合着来。配页就是按照页码把一摞一摞的书页配齐，一本一本地摞好，送到订书机那边去。阿六的手很快，折页的时候，左手拿纸，右手一推，纸就折好了，动作流畅得像流水。配页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页码，手指飞快地翻动，一页接一页，不会漏也不会错。沈望有时候在车间里搬东西，经过装订车间，会停下来看一会儿。阿六抬头看见他，笑一下，露出一排黄牙。

“看什么？想学？”

“看你手快。”

“手快有什么用。”阿六说着，手上不停，“干十年了，还是临时工。”

沈望注意到，阿六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抱怨，也没有自怜。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那种平静让沈望有些意外。他想起阿六那天说的话，“在上海，你首先得活着。写东西？那是吃饱了以后的事。”阿六说那句话的时候也是这种语气，平静的，像在念一段说明书。

中午吃饭的时候，工人们都去食堂。食堂在装订车间旁边，一间很大的平房，里面摆着十几张圆桌，桌面上铺着塑料台布，那种红白格子的，油腻腻的，摸上去黏手。饭菜是厂里供的，米饭管够，菜是两荤一素，但荤菜很少，肉片薄得像纸，青菜炒得发黄。沈望端着饭盒排队打饭，打饭的阿姨一勺下去，菜在勺子里颠一颠，然后扣在他饭盒里，颠掉的那些，就算没有了。

阿六总是蹲在院子里吃。他靠着梧桐树，饭盒搁在膝盖上，筷子夹着菜，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沈望有时候端着饭盒去找他，两个人蹲在树底下，不说话，就那么吃。梧桐叶落在他们身上，落在饭盒里，他们也不管，把叶子拨拉掉，继续吃。吃完了，阿六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一根，深深地吸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像两条灰色的蛇。

“你还在写东西？”有一天阿六问。

沈望点了点头。

阿六吸了一口烟，看着院子里那扇生了锈的铁门。铁门上挂着一把锁，锁已经锈死了，从来没有锁过。风吹过来，门轴吱呀响了一声。

“我从前也写过。”阿六说。

沈望抬起头看他。阿六的脸在烟雾后面模糊着，眼角的皱纹很深，像几条沟壑。他的颧骨很高，皮肤粗糙，像是被风吹了很多年的结果。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东西，投给县里的报纸。没登。后来就不写了。再后来就出来打工了。阜宁那边地少，人多，种地种不出名堂。我哥还在家里种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我出来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出去就别回来了。她说，你在外面过得好，就是对家里好。我头三年没有回去。第四年回去了，我妈已经不在了。”

阿六说完，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不说了。下午还有一车纸。”

沈望看着阿六走进车间的背影，瘦瘦的，肩膀往前塌着，像背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他蹲在树下，手里的饭盒已经凉了，饭粒粘在盒壁上，硬邦邦的。他想起阿六说的“出去就别回来了”，想起自己离开黄桥时母亲说的话，“走丢了就看着江”。两个母亲，两种话，但底下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让儿女走，都是让儿女别回来。沈望把饭盒盖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梧桐叶又落下来一片，落在他的肩膀上，黄黄的，边缘已经枯了。他把那片叶子拿起来，看了看，叶脉清晰，像一张缩小的地图。他把叶子夹进《存在与虚无》里，合上书，走进车间。

机器的轰鸣声从门口涌出来，像一头饥饿的野兽在叫。他走进轰鸣声里，走进油墨的味道里，走进那三十步的距离里。

那天傍晚下班的时候，沈望在厂门口碰见了周师傅。周师傅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车后架上绑着一摞书，用绳子勒着。他一只脚撑着地，一只脚踩在踏板上，嘴里叼着烟，烟熏得他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小沈，你住哪里？”

“延安东路。”

“顺路。我带你一段。”

沈望坐在周师傅的自行车后架上，那摞书硌着屁股，硬邦邦的。周师傅蹬着车，穿过军工路的厂房区，穿过杨树浦路，上了外白渡桥。外白渡桥的铁架在车轮下面哐当哐当地响着，桥下的苏州河黑黝黝的，倒映着两岸的灯火，碎成一片一片的金斑。周师傅骑得不快，但很稳，车把一动不动。他不说话，沈望也不说。风吹过来，带着江水的气息，凉的。

到了延安东路，沈望跳下车，说了声谢谢。周师傅点了点头，把烟头吐在地上，踩灭了，蹬着车走了。沈望站在弄堂口，看着周师傅的背影在梧桐树影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夜色里。他忽然想起周师傅那只叼着烟的手，手背上那些圆圆的烫伤痕迹。那些痕迹像一个个句号，把他的一生断成了一节一节的。沈望不知道周师傅以前是干什么的，以后会干什么。他只知道，周师傅在印刷厂干了二十年，印了二十年的纸。那些纸从机器里出来的时候是白的，上面什么都没有。经过周师傅的手，上面就有了字，有了画，有了别人的故事。周师傅自己的故事呢？没有人印。沈望站在弄堂口，站了很久。弄堂里有人进出，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人看他。他像一个影子，贴在石库门的墙上。

回到客堂间的时候，二叔二婶已经在吃饭了。沈望洗了手，在条凳上坐下来。苏丽珍给他盛了饭，放在他面前。桌上的菜是一碗咸菜烧豆腐，一碟炒青菜，还有小半碗红烧肉。红烧肉只有几块，每块都切得很小，肥肉多瘦肉少。沈望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肥肉在舌头上化开了，满嘴都是油香。他扒了一口饭，嚼着。

沈德厚在喝酒，还是七宝大曲，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他的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一些，不那么灰了。他喝了一口酒，把杯子放下。

“今天去街道问了。说有个仓库要人，看夜的。一个月六十块。”

苏丽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哪里？”

“十六铺那边。一个公司的仓库，放布料的。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十二个钟头。就睡在里面，有人来提货就开门。没人就睡觉。”

“那你的腰受得了吗？”

“看夜又不用出力。”

苏丽珍没有再说什么。她低下头，继续吃饭。沈望注意到，她夹菜的动作慢了一些。

沈德厚又喝了一口酒，忽然转向沈望。“你那个印刷厂，工资发了没有？”

“发了。四十二块。”

“存着。别乱花。”

沈望点了点头。他口袋里的四十二块钱，他已经想好了怎么花。十块钱交饭钱，五块钱买稿纸和墨水，五块钱买邮票和信封，剩下的存着。他已经在福州路看中了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八毛五分钱，但他没有买。他想等这个月过去，看看还剩多少钱再说。

吃完饭，沈望帮着收拾了碗筷。他把碗拿到灶披间洗了，回来的时候，沈德厚已经上楼了。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手里拿着那条藏青布做的裤子。裤子已经做完了，她用熨斗烫过了，裤线笔直，裤脚整整齐齐。她把裤子翻过来，检查了一遍线头，用小剪刀一根一根地剪掉。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看着她剪线头。那把小剪刀在她手里飞快地动着，发出细碎的咔嚓声。

“二婶，”沈望说，“二叔那个仓库的事……”

苏丽珍没有抬头。“他闲不住。让他去。”

“可是十二个钟头……”

“他以前在厂里也是十二个钟头。三班倒。一样的。”

沈望沉默了。他看着苏丽珍把那根裤子上最后一根线头剪掉，然后把裤子叠好，放在八仙桌上。她站起来，走到墙角，从纸箱后面摸出一瓶缝纫机油，给机头上油。油从壶嘴里滴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机头的轴孔里。她上了油，用一块旧棉布把机头擦了一遍，又把踏板上的灰掸了掸。然后她坐下来，踩了几下踏板，空转着，听了听声音。嗒嗒嗒，嗒嗒嗒。声音平稳的，没有杂音。

“这缝纫机，”苏丽珍说，声音很轻，“是我婆婆留给我的。她用了十五年，我用了二十一年。加起来三十六年了。机头上的漆都磨没了，但针脚还是直的。”

沈望看着那台缝纫机。机身上的黑漆确实磨掉了大半，铁灰色的铸铁机身露出来，有一种沉稳的、笨拙的美。机头上那个“上海”两个字的铜牌还在，字迹磨损得有些模糊了。

“你二叔的厂关了，”苏丽珍说，“我的缝纫机还没关。人总得有个东西撑着。”

她说完，站起来，把缝纫机上的台灯关了。客堂间暗了下来，只剩下头顶那盏十五瓦的灯泡还亮着，发出昏黄的光。

“睡吧。”她说，然后上楼去了。

沈望一个人坐在客堂间里。他听着苏丽珍的脚步声上了楼，然后是床板吱呀一声响，然后安静了。他从提包里摸出稿纸和笔，在八仙桌上铺开。头顶的灯泡发出嗡嗡的声响，光落在纸上，绿格子一格一格的，像一块小小的田地。他拿起笔，在格子里写了一个字。又写了一个字。再写了一个。他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落下去，像在田里插秧。他写的是一个男人在仓库里守夜的故事。那个男人坐在一堆布料中间，听着外面的风声和雨声，听着江上的汽笛声，听着自己的呼吸声。那个男人在黑暗中回忆自己的一生，回忆那些他在车间里度过的日子，回忆机油和铁屑的味道，回忆他的手摸过的一千匹布一万匹布。那个男人在布料中间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块布，被风吹起来，飘过黄浦江，飘过外滩那些石头建筑，飘得很远。

沈望写了大概一千字，停下来了。他看着那些绿色的格子，里面填满了黑色的字，密密麻麻的，像一队蚂蚁在搬家。他把稿纸收起来，放回提包。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延安东路上的路灯还亮着，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对面的石库门里，有人还在看电视，光从窗户里透出来，一闪一闪的。远处传来黄浦江上的汽笛声，拖得长长的。沈望听了一会儿，把门关上了。

他躺在地铺上，闭上眼睛。黑暗中，他看见印刷机的滚筒在转，一张一张的白纸从滚筒之间飞过去，上面印满了字。那些字是别人的故事，他的工作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印出来。他自己的故事呢？他想到苏丽珍的话，“人总得有个东西撑着”。苏丽珍有缝纫机，沈德厚有酒，阿六有烟，周师傅有那台比他还老的印刷机。他有什么？他有一支笔和几本稿纸。但那还不够，还撑不住什么。他需要更多的东西，但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翻了一个身，把手伸到提包旁边，摸到了那本《存在与虚无》。书的封面已经卷了，橡皮筋勒在上面，勒出了一道深痕。他把书拿过来，放在胸口，感觉到书的重量压在心脏上面，沉沉的。他想起他在黄桥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这本书，那时候他二十岁，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懂。现在他二十四岁，在上海，搬了一天的纸，手上长了三个茧，躺在一间石库门的客堂间地铺上。他什么都不懂。

但他把书抱在胸口，没有拿开。书的重量压着他，让他觉得踏实。

他睡着了。

夜里下了一场雨。雨点打在弄堂的石板路上，噼噼啪啪的，把整个弄堂都吵醒了。沈望醒了，听见雨声，听见楼上二叔起来关窗户的声响，听见隔壁陈阿婆家的猫在叫。然后雨声渐渐小了，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像有人在屋顶上撒沙子。沈望听着雨声，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沈望出门的时候，弄堂的地面湿漉漉的，石板缝里积着水，倒映着天空的一角。他走过弄堂口的时候，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又在那里了。她的炉子刚生着，火苗从煤球的孔里窜出来，红红的，映着她的脸。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沈望也点了点头。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但每天早晨都在这里碰见。她生炉子，他上班。两个人在同一个弄堂口擦肩而过，像两条平行的线，挨得很近，但从来不会相交。

沈望走到公交车站，上了71路。车上人很多，他被挤在门口，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护着提包。车窗外，上海在雨后的晨光里显得格外清晰，那些建筑、树木、街道都像被洗过一样，颜色鲜亮亮的。他看见一个老头在路边打太极拳，动作慢极了，慢得像水底的草在流动。他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拎着菜篮子走过，篮子里装着青菜和豆腐。他看见一个小孩背着书包在跑，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

71路车拐上中山东一路的时候，沈望看见了黄浦江。雨后的江面格外开阔，水是灰蓝色的，不像平时那么浑浊。江面上有几艘船在行驶，拖着白色的水痕，慢慢地划过江面。沈望看着那些船，忽然想起母亲说的“江不会走丢”。他盯着黄浦江看了一会儿，看那些水痕一条一条地消失，被江水吞没。然后他转过头，不再看了。

25路车在军工路停下来的时候，沈望下了车。他走进印刷厂的院子，看见那两棵梧桐树在雨后绿得发亮，叶子上还挂着水珠。他走进车间，周师傅已经在了，嘴里叼着烟，正在给机器上墨。油墨的味道从滚筒上散出来，浓得呛人。沈望闻了一口，觉得那味道并不难闻。他已经闻了一个月了。那种味道正在变成他的味道，像机油味变成了沈德厚的味道，油墨味正在变成他的。

他走到机器前面，站到他的位置上。周师傅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沈望按下启动按钮，机器轰隆一声响起来，滚筒开始转动。第一张白纸从机器这头进去了，从那头出来的时候，上面已经印满了字。

沈望拿起那张纸，看了看。字迹是清楚的，黑色的，端端正正的。他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又拿起下一张。纸张一张一张地从他手里经过，带着油墨和纸浆的味道，温热温热的，像刚出炉的馒头。他看着那些字一排一排地滚出来，心里安静下来了。那种安静和绣花的时候不一样，和他写东西的时候也不一样。那是一种更简单的安静，一种身体在动、脑子在歇的安静。他只需要看着机器，看着纸，看着字。那些字不需要他写，它们已经写好了，他只是负责把它们印出来。

他忽然觉得，这也是一种活法。把别人的故事印出来，也是一种活法。但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他把它咽下去了，和着油墨的味道，一起咽下去了。

中午的时候，雨又下起来了。这次不大，细细密密的，像一层雾。沈望端着饭盒蹲在梧桐树下面，阿六也在。两个人吃着饭，不说话。雨点落在梧桐叶上，沙沙的，像有人在翻书。沈望吃完了饭，把饭盒盖上，从口袋里摸出那双鞋垫。鸳鸯已经被他穿得有些脏了，红的绿的都暗了，但针脚还在，密密麻麻的。他把鞋垫翻过来，背面那行字已经模糊了，但他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阿六瞥了一眼那双鞋垫，笑了。“你对象绣的？”

“我妹。”

阿六点了点头。“我妹也给我绣过一双。绣的是两只鸭子。后来我扔了。”

“为什么扔了？”

“那年我混得不好。觉得对不起那双鞋垫。穿着穿着就扔了。现在后悔了。但找不回来了。”

阿六说完，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根。雨丝斜斜地飘过来，落在他的烟上，烟头嗤嗤地响着。他吸了一口，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混着雨雾，散在空气里。

沈望把鞋垫放回口袋，站起来。他走到车间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阿六。阿六还蹲在梧桐树下面，靠着树干，烟叼在嘴里，眼睛眯着，看着雨中的院子。他的身后是装订车间的窗户，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灯光里是堆积如山的书页，一摞一摞的，等着被装订成书。那些书将会有封面，有书名，有作者的名字。但封面上不会出现阿六的名字。他是把书做出来的人，不是写书的人。他做了一千本一万本，没有一本是他的。

沈望走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又响起来了。他站到自己的位置上，按下启动按钮。滚筒转动起来，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上面印满了字。那些字是别人的故事。沈望看着那些字，心里安静着。那种安静很薄，像一层冰，踩上去会碎。但他站在冰上面，暂时没有掉下去。

傍晚下班的时候，雨停了。沈望走出厂门，看见天边露出一线光，金黄色的，照在杨树浦路的厂房上。那些厂房的轮廓被光勾了出来，烟囱、管道、铁架，都镀上了一层金边。沈望站在路边等25路车，看着那些镀了金的厂房，忽然觉得它们很美。那种美不是外滩那些石头建筑的美，那些建筑的美是骄傲的、拒人千里的。这些厂房的美是笨拙的、沉默的，像一群干了一辈子活的人，老了，站在那里，身上都是岁月的痕迹，但你看着他们，会觉得踏实。

25路车来了。沈望上车，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车往南走，穿过杨浦区，穿过虹口区，上了外白渡桥，拐进黄浦区。车窗外的景色从厂房变成了居民楼，从烟囱变成了梧桐树，从灰色变成了暖色。沈望靠着窗，看着那些景色一帧一帧地过去，像在看一本翻动的画册。那些画册上的东西他大部分不认识，但他觉得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认识它们。他正在把上海装进身体里，一点一点的，像印刷机把油墨印在纸上。

他回到延安东路的时候，天已经暗了。弄堂口那盏路灯亮着，光落在地面的水洼上，反射出一片黄蒙蒙的光。沈望踩着水洼走过去，水花溅在裤脚上，凉的。他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听见客堂间里传来缝纫机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他走进去，看见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但没有在缝东西。她的手搁在机头上，脚放在踏板上，踏板在空转，缝纫机在空响。她坐在那里，看着墙上的旧挂历，挂历上的女明星还在笑。

“二婶。”

苏丽珍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有些红，像是没睡好，又像是哭过。但她脸上没有泪痕，表情是平静的。

“你二叔今天去那个仓库了。今晚不回来。”

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他忽然觉得有些累，胳膊酸，肩膀也酸。他靠在八仙桌边上，闭上眼睛。

苏丽珍站起来，走到灶披间，给他端了一碗汤。汤是热的，冒着白气。沈望接过碗，喝了一口。是冬瓜汤，里面放了几粒虾皮，鲜的。

“二婶，你那个牡丹花绣完了？”

苏丽珍点了点头。

“还绣吗？”

苏丽珍在他对面坐下来。她的目光落在那台缝纫机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缝纫机前面，拉开抽屉，把那块绣好的白布拿出来。牡丹花完整地开在布面上，深红的花心，粉红的花瓣，金线勾的边。整朵花满满的，没有留一点空白。苏丽珍把白布摊在八仙桌上，用手抚平了。

“好看。”沈望说。

苏丽珍没有接话。她看着那朵花，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把白布折好，没有放回抽屉，而是放在了八仙桌的抽屉里。那个抽屉里放着户口本、粮票、油票、火柴、针线、剪刀，一些零碎的东西。她把白布放在那些东西中间，合上了抽屉。

“明天我绣别的。”她说。

沈望看着她。她的脸上还是没有什么表情，但他觉得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那东西很淡，像水面上的一圈涟漪，漾了一下就没了。但沈望看见了。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听着雨又下起来了。雨点打在弄堂的石板路上，噼噼啪啪的。他听着雨声，想着苏丽珍放在抽屉里的那朵牡丹花。那朵花是她绣了两个月才绣完的，绣完了，她没有挂在墙上，没有做成靠垫，而是放进了抽屉里。和户口本、粮票、火柴放在一起。沈望想，也许那朵花本来就是属于抽屉的。它开在布面上，开完了，就收起来。和那些日子一样，过完了，就收起来。但那些日子还在抽屉里，和那朵花一起，安安静静地待着。

他闭上眼睛，在雨声里睡着了。梦里他站在黄浦江边，江面上漂着很多纸，那些纸上印满了字，是他印过的那些书页。它们一张一张地从他面前漂过，顺流而下，往吴淞口的方向去了。他伸手去捞，但那些纸从他的指缝间滑走了，被江水吞没了。他站在江边，看着那些纸越漂越远，最后看不见了。然后他醒了。

窗外，天刚蒙蒙亮。缝纫机的嗒嗒声已经从客堂间传过来了。

第四章 油墨与尘埃（续）

沈望醒来的时候，缝纫机的声音已经响了一会儿了。他躺在地铺上，没有马上起来。后脑勺枕着提包，提包里的《存在与虚无》硌着头骨，那个疼是熟悉的，每天早晨都会来一次，像某种打卡。他听着缝纫机的嗒嗒声，数了一会儿，数到三十几下的时候，停了。然后又响起来。苏丽珍踩踏板的速度不快不慢，每一脚都踩得很实。那种节奏沈望已经听了一个多月了，闭着眼睛都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停一下、什么时候会继续。她停的时候，大约是在调布的方向，或者在剪线头。继续的时候，就是一切顺利的时候。

沈望坐起来，把被子叠好。他走到客堂间，苏丽珍的背影对着他，辫子垂在背后，发梢用那根红橡皮筋扎着。她今天穿了一件灰蓝色的棉袄，领口磨得有些发白，肩膀处有一块补丁，补得很平整，颜色几乎和衣料一样，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沈望走到灶披间，掀开锅盖，白粥在锅里，还冒着热气。他盛了一碗，端到八仙桌上。桌上有一碟萝卜干，切得细细的，淋了香油。他坐下来，就着萝卜干喝粥。

苏丽珍的缝纫机停了。她转过身，看了沈望一眼。

“今天周几？”

“周四。”

“你二叔今天回来。”

沈望点了点头。沈德厚去十六铺那个仓库看夜已经三天了。三天里他只在白天回来过两次，每次都是上午九点多到家，睡到下午三点，然后洗把脸，吃碗泡饭，又走了。沈望碰见过他一次，在中午，沈德厚刚醒，坐在八仙桌前面，头发乱蓬蓬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他看见沈望，点了点头，说了一句“那边布料多，潮”，然后就低头吃泡饭了。沈望没有多问。他看见二叔的手上又多了几道口子，是搬布料的时候划的。那些口子不深，但密，横七竖八的，像被猫抓过。

“二婶，”沈望喝了一口粥，“那个仓库，到底怎么样？”

苏丽珍把缝纫机上的白布拉正，开始踩踏板。嗒嗒声响起来，她才开口。“我去看过一次。一间大屋子，堆满了布。布是卷着的，一捆一捆码到屋顶。中间留了一条道，走人的。靠墙搭了一张行军床，被子是旧的，我给他换了一床。屋顶有几处漏，下雨会滴水，他拿盆接着。晚上就他一个人。他说老鼠多，在布料里面做窝。他不管它们。”

沈望嚼着萝卜干，咸味在嘴里散开。他想象二叔坐在那间仓库里的样子。昏暗的灯，高高的布堆，老鼠在布卷之间窜来窜去。二叔坐在行军床上，面前搁着一瓶七宝大曲，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外面是十六铺码头，是黄浦江，是汽笛声。那个仓库和十六铺码头之间隔着几条街，但汽笛声传得过来，夜里传得特别远。二叔坐在那里，听着汽笛声，会不会想起苏北老家？他1958年离开苏北，快三十年了。三十年里他回过几次家？沈望算不清楚。他只知道二叔的苏北话已经说不利索了，偶尔冒出几个词，都是称呼，比如“爷娘”“大大”“细妹”，那些词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上海口音的尾子，软塌塌的，像被黄浦江的水泡过。

“那个厂，”沈望说，“关了就关了。二叔在那边，总比在家闷着好。”

苏丽珍没有接话。她把缝纫机踩得快了一些。嗒嗒嗒，嗒嗒嗒。针尖在布面上起起落落，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鸟在啄食。沈望喝完粥，把碗洗了，拿起提包准备出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苏丽珍叫住了他。

“小沈。”

沈望回过头。苏丽珍已经停了缝纫机，正看着他。她的眼睛细长，眼角有皱纹，但眼珠是亮的。她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她认识很久了的人。

“你写的那篇东西，”她说，“就是写码头的那篇，写完了没有？”

沈望愣了一下。他写码头的那篇，其实已经重写了三遍。第一遍写了三百字就撕了，第二遍写了八百字，觉得太像散文，也撕了，第三遍写了大概两千字，现在还在提包里，没有结尾。他不知道苏丽珍是怎么知道的。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也许是某天晚上她看见他在八仙桌上写东西？也许是某天早上她收拾桌子的时候看见过稿纸？

“还在写。”他说。

苏丽珍点了点头。她低下头，手指在缝纫机的机头上摸了一下，又收了回来。“写好了，给我看看。”

沈望站在门口，愣了一秒钟。然后他说：“好。”

他推开门，走进延安东路的早晨。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温的。弄堂里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叮叮当当地响着。他站在弄堂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黑漆木门。门关上了，缝纫机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嗒嗒嗒，嗒嗒嗒。沈望转过身，往公交车站走去。他的步子比平时快了一些。提包里的稿纸磕着他的腿，隔着人造革的包面，他能感觉到那些纸的棱角。他想，今天晚上，他要把那篇东西写完。不撕了。不管写成什么样，都不撕了。

25路车在军工路停下来的时候，沈望下了车。他走进印刷厂的院子，发现今天的气氛有些不同。平时这个时候，周师傅已经在车间里了，机器已经开了，油墨的味道已经飘出来了。但今天，车间里是安静的。沈望推开车间的门，看见周师傅站在那台最老的对开双色胶印机前面，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正在擦滚筒。他没有叼烟。

“周师傅，机器坏了？”

周师傅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然后他指了指机器旁边的那张凳子。“坐。”

沈望在凳子上坐下来。车间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院子里梧桐叶落地的声音。周师傅把抹布放在机器上，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根。这次他拿烟的手有些抖，打火机打了两次才打着。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散在安静的空气里。

“这台机器，”周师傅说，声音有些哑，“印了二十多年了。我1971年进的厂，师傅带我，用的就是这台。师傅姓刘，苏北人，和你一样。他教我调墨，教我换版，教我听机器响。他说机器响得对，印出来的东西就好；响得不对，就要停。我跟他学了五年。后来他退休了，回了苏北。走了以后再也没见过。”

周师傅又吸了一口烟。他把烟夹在手指间，看着烟头那一点红光。

“这个厂，要卖了。上面的通知已经下来了。下个月。设备要处理。这台机器，和那两台，都要卖掉。卖给乡镇企业。人家来拉走。这个院子，要拆。说要盖楼。商品房。五层楼。一梯四户。”

沈望听着，没有说话。他看着那台对开双色胶印机。它的滚筒已经磨得发亮，有些地方凹下去了，像被岁月咬掉了一口。它的机身是墨绿色的，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的铁。铁上生了锈，锈迹在光线里泛着暗红色。那些按钮、手柄、仪表盘，都被周师傅的手磨得光滑。仪表盘上的玻璃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粘着。透明胶已经黄了，卷了边。

“周师傅，”沈望说，“那你呢？”

周师傅把烟头掐灭了。“我？我老了。五十七了。还能去哪？街道说可以安排看门。看哪个门不是看。看大门和看机器，一回事。”

他站起来，走到机器前面，用手掌在机身侧面摸了一下。那个动作很轻，像是在摸一样易碎的东西。他摸完了，把手收回来，在裤子上擦了擦。

“小沈，你今天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把机器擦一遍。从上到下，每个角落都擦到。用这个。”他把那块抹布递给沈望，又指了指旁边的铁皮桶，“桶里有油。抹布蘸点油，擦得亮。”

沈望接过抹布。周师傅走到车间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擦完了告诉我。我明天来教你怎么拆版。”

周师傅走了。沈望一个人站在车间里，手里拿着那块抹布。抹布是旧的，已经洗得很薄了，边缘毛了边。他把抹布蘸上油，开始擦机器。先从上面擦起。机器的最上面是输纸台，铁皮做的，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锈。他擦了一遍，锈去掉了一些，露出底下的铁灰色。他擦得很慢，每一个螺丝钉都擦到了。那些螺丝钉有的已经锈死了，用抹布擦不掉，他就用手指甲去抠。抠掉的那些锈末落在地上，细细碎碎的，像黑色的雪。

他擦到滚筒的时候，发现滚筒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从这头划到那头，像一道伤疤。他不知道这道划痕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哪一年印什么急活的时候，一张纸里夹了石子，石子在滚筒和橡皮布之间碾过去，就留下了这道痕。那道痕很老了，边缘已经圆滑了，不知道印了多少张纸从它上面经过。沈望用抹布蘸了油，顺着那道划痕擦。油渗进划痕里，那道痕就变得深了一些，像一道被水灌满的沟。

他擦到仪表盘的时候，用抹布把上面那层灰擦掉了。仪表盘上的指针已经不走了，停在零的位置。玻璃上的那道裂缝在擦干净以后看得更清楚了，裂缝从左上角斜着划到右下角，像一道闪电被冻住了。沈望把透明胶撕下来，换了一条新的。新的透明胶是车间抽屉里找的，比旧的宽，把裂缝盖住了大半。

他擦到下午三点多，机器从上到下擦了一遍。抹布已经黑得看不出原色了，他的手指上也全是油，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油泥。他把抹布扔进铁皮桶里，退后两步，看了看那台机器。它还是旧的，还是锈的，但它亮了。那种亮不是新的亮，是旧的亮，是被擦干净了的旧的亮。像一块老木头，包了浆。

沈望坐在机器旁边的凳子上，靠着墙。车间里很安静。院子里那两棵梧桐树在风里沙沙响着。夕阳从车间的窗户里斜照进来，落在机器上，把机器的一半照成了金黄色，另一半留在阴影里。沈望坐在明暗交界的地方，看着那台机器。他想起周师傅说的“我师傅姓刘，苏北人”。那个刘师傅，和他一样从苏北来。那个刘师傅教周师傅的时候，周师傅和他现在一样大。二十多年过去了，刘师傅回了苏北，周师傅要去看门了，这台机器要被拉走了。拉到哪里去？乡镇企业。什么地方的乡镇企业？沈望不知道。也许在苏南，也许在浙江，也许在更远的地方。那台机器会在一个新的地方，继续转动，继续印东西。只是那个地方不再叫东方红印刷厂了。

沈望站起来，走到机器前面，把手掌贴在机身侧面。铁的，凉的，但有一种沉甸甸的实在。他站了一会儿，把手收回来。手掌上印了一层薄薄的油，在夕阳里泛着光。他握了握拳头，油被挤进了指缝里。

那天晚上回到石库门的时候，沈望闻到自己身上有油墨味和铁锈味混在一起的味道。那味道比平时浓，浓得苏丽珍都闻到了。她从灶披间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

“厂里出事了？”

“要卖了。下个月。”

苏丽珍没有说什么。她把头缩回去，继续炒菜。锅铲碰铁锅的声音从灶披间传出来，当当的，又闷又响。

沈德厚今天回来了。他坐在八仙桌前面，面前摆着那瓶七宝大曲，但酒瓶没有开。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刚洗过，还湿着，贴在头皮上。他的脸色比前几天好了些，但眼窝还是深陷的。他看见沈望进来，点了点头。

“回来了。”

“二叔。”

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沈德厚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下。

“身上什么味道？”

“油墨。今天擦机器了。”

“机器也要擦？”

“要卖了。处理之前，擦干净。”

沈德厚沉默了一会儿。他把酒瓶拿起来，拧开，倒了一杯。酒满了，漫出来一点，他低头舔掉了。他抿了一口，把杯子放下。

“我们那个厂，上个月拆的。我去看了。推土机开进去了。车间倒了。烟囱还在，还没拆。听说要爆破。爆破那天我不想去看了。”

沈望看着二叔。沈德厚又抿了一口酒，喉结动了一下。

“那个厂，我在里面干了二十九年。进去的时候十八岁，出来的时候四十七岁。二十九年，就换了两千四百块。一年不到一百块。一个月八块钱。八块钱买什么？买两碗面。”

他把酒杯在手里转了一圈，酒在杯壁上留下一道痕。

“但是我想了想，也不光是钱的事。那个厂关掉，我难受的不是钱。是那个地方没了。我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七点到厂，换工装，进车间，开机器。那个机器我摸了二十九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哪个手柄在哪个位置。现在那个地方要变成商品房了。商品房。你知道商品房多少钱一平米吗？不知道。反正我买不起。”

沈德厚说完，把酒一口喝完了。他站起来，走到灶披间，自己又倒了一杯。他端着酒回来，坐下，看着沈望。

“你那个印刷厂，也要拆？”

“说要盖楼。五层。一梯四户。”

沈德厚点了点头。他把酒放在桌上，没有再喝。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上海在变。变快了。我年轻的时候，十六铺那边全是仓库。现在呢？拆的拆，卖的卖。我都不认识了。”

那天晚上吃完饭，沈望在八仙桌上铺开了稿纸。他把那篇写码头的稿子从头看了一遍。两千多字，写一个外地青年从十六铺码头下船，坐三轮车穿过外滩，到一个弄堂里找亲戚。青年在亲戚家住下来，每天出去找工作，每天晚上在弄堂里走来走去。他走到外滩，走到福州路，走到邮局门口，走到黄浦江边。他在江边站了很久，看着江面上的船。他看着那些船来来往往，不知道自己要坐哪一条。稿子到这里就停了，后面是一片空白。

沈望拿起笔，在空白处接着写。他写那个青年从江边回到弄堂里，回到那间客堂间。他写那间客堂间里的缝纫机，写缝纫机上的白布，写白布上的牡丹花。他写那个青年看见亲戚家的女人在绣花，一针一针的，绣了两个多月。他写那个青年想，绣完了花，女人会做什么。他写那个青年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牡丹花绣完了。女人把花放进了抽屉里，和粮票、户口本放在一起。青年想，也许那就是生活。绣完了，收起来，再绣别的。日子就是这样一针一针地过去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是安安静静的。像缝纫机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

他写了大概一千字，停下来了。他看了看那些字，觉得还能看。他把稿纸收好，放进提包。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延安东路上的路灯还亮着。对面石库门里传来《上海滩》的主题曲，周润发演的许文强在电视里说话，声音模模糊糊的。沈望站了一会儿，把门关上。

他躺在地铺上，闭上眼睛。他想起周师傅擦机器的手，想起二叔喝酒时喉结的动静，想起苏丽珍把牡丹花放进抽屉时的手指。那些人和事在他脑子里转着，转着转着就模糊了，混在一起，变成一种他说不清的东西。那种东西在他身体里沉下去，沉到很深的地方。他知道，那些东西总有一天会从笔尖里流出来。但现在还不行。现在它们还太近，太烫，写出来会烫手。他要等它们凉一凉。

他翻了一个身。楼上传来二叔二婶的说话声，这次很轻，断断续续的，听不清词。然后安静了。远处的汽笛声响起来，一声，两声。沈望数着，数到第三声的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沈望到印刷厂的时候，周师傅已经在了。他站在那台擦干净了的机器前面，手里拿着一把扳手，正在拧滚筒上的螺丝。他看见沈望进来，点了点头。

“来了。今天教你拆版。”

沈望走过去。周师傅把扳手递给他，指了指滚筒上的版夹。“松开这个螺丝。慢慢松，别掉下来。版子重。”

沈望接过扳手，开始拧螺丝。螺丝很紧，锈住了，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拧动。版子从滚筒上拆下来的时候，沉甸甸的，比看上去重得多。他把版子靠在墙边，那上面是昨天印的一批包装盒，图案是红色的“上海”两个字，印得端端正正的。

周师傅站在旁边，看着沈望拆完了一块版，又拆了第二块。他没有说话，只是偶尔伸出手指，指一下某个螺丝的位置。拆到第三块的时候，周师傅开口了。

“小沈，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沈望停下手里的扳手。他想了想。“不知道。先干着。有活就干。”

周师傅点了点头。他从口袋里摸出烟，但没有点，只是夹在手指间转着。“你年轻。年轻就有路。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有路。后来路就走窄了，走到这里，就到头了。你现在还宽着。别走窄了。”

他说完，把烟收起来，拿起扳手，继续拧螺丝。沈望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的背。周师傅的背有些驼了，肩膀往前塌着，工装的领子磨得起了毛。沈望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低下头，拿起另一把扳手，帮着拧螺丝。两个人站在机器两边，各拧各的。扳手碰铁的声音在车间里响着，叮叮当当的，像在敲什么钟。

那天中午，沈望没有去院子里吃饭。他端着饭盒，走到车间外面，站在厂门口。军工路上，一辆一辆的卡车驶过，卷起一阵一阵的灰。对面是一家纺织厂的围墙，墙上刷着标语，红漆已经褪色了，只能看清“安全”两个字。沈望吃着饭，看着那条路。路上有骑自行车的人，有走路的工人，有推着板车的男人。他们从他面前经过，没有人看他。沈望看着他们，忽然觉得，那条路他迟早也要走。从这条路上走出去，走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

他把饭盒里的饭吃完，把盖子盖上。然后他走回车间，拿起抹布，把昨天擦过的机器又擦了一遍。这次他擦得更快，更熟练了。他知道那些螺丝在哪里，那些凹槽在哪里，那道划痕在哪里。他擦完了，退后两步，看着那台机器。它还是旧的，还是锈的，但它亮着。

沈望站在机器前面，听见院子里有鸟叫。他抬起头，看见一只麻雀停在梧桐树上，歪着头看他。那只麻雀叫了两声，扑棱着翅膀飞走了。梧桐树的叶子落下来，一片，两片，三片，落在地上，落在机器上，落在沈望的肩上。沈望没有去拍。他就那么站着，站在机器前面，站在油墨和尘埃的味道里，站在夕阳和落叶之间。

他忽然觉得，他正在变成什么东西的一部分。那东西很大，说不清楚是什么。也许是上海，也许是时间，也许是那种一针一针、一张一张、一天一天地过日子的东西。他正在被缝进去，像一块布被缝进一件衣服里，像一张纸被印上一行一行的字。他被缝进去了，就再也拆不出来了。但他没有觉得害怕。他只是站在那里，让那些梧桐叶落在他肩上。

第五章 福州路的下午

印刷厂关门那天，是个星期三。

沈望记得清楚，是因为那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苏丽珍叫住他，说了一句“今天回来早的话，带两斤切面”。她给了他五毛钱和半斤粮票。沈望把钱和粮票揣进口袋，说好。他走到弄堂口，回头看了一眼，苏丽珍站在门槛上，手里拿着那把秃了头的扫帚，在扫门槛上的灰。她扫得很慢，一下一下的，扫帚划过石门槛，发出唰唰的声响。沈望转过头，往公交车站走了。

25路车在军工路停下来的时候，沈望发现厂门口的那块木牌子不见了。昨天还在的，那块写着“东方红印刷厂”的黑字木牌，挂了二十多年的木牌，不见了。门框上只留下四个螺丝孔和一片颜色更深一些的木板印子。沈望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门卫老陈从传达室里探出头来，朝他摆了摆手。

“进来吧。今天最后一天。”

沈望走进院子。两棵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挂在枝头，风一吹，摇摇欲坠。院子里停着一辆大卡车，车厢是空的，但车斗的挡板已经放下来了，上面铺着旧棉被和草绳。几个穿蓝工装的人正在往车上抬那台四开单色胶印机。机器的铁脚在水泥地上拖过去，发出刺耳的刮擦声。那几个人嘴里喊着号子，“一、二、三”，机器一头抬起来，垫上木杠子，再抬另一头。周师傅站在旁边，手里拿着那把扳手，但没有动。他看着那台机器被抬上车，烟叼在嘴里，烟灰老长，快要掉了。

沈望走到他身边，叫了声“周师傅”。周师傅没有回头，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拆了三天了。”周师傅说，“昨天拉走了一台。今天这台。明天那台双色的。拉完就完了。”

沈望看着那台四开机被抬上卡车。它的滚筒上还留着油墨的痕迹，黑色的，东一块西一块的。昨天沈望还擦过它。他把上面的灰和油泥都擦掉了，擦得干干净净的，但过了一夜，那些铁还是又蒙了一层薄薄的灰。空气里有灰，军工路上一天到晚跑卡车，灰永远落不完。

机器被推到了卡车车厢的最里面，用草绳和木杠子固定住。那几个工人跳下车，抹着汗。其中一个年纪大一些的，走到周师傅面前，从口袋里摸出烟，递了一根。周师傅接了，两个人对着火，站在梧桐树下面抽。那个老工人问周师傅：“这机器还能用几年？”周师傅吸了一口烟，想了想。“好好保养，还能用十年。就是配件不好找。滚筒要是坏了，只能自己车。”老工人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沈望走进车间。车间里空了。三台机器都搬走了，只剩下地上三个铁脚的印子，四个螺丝孔一组，一共三组，在水泥地上清清楚楚的。铁脚压出的凹痕还在，里面嵌着碎纸屑和油泥。墙上的电线扯掉了，耷拉下来一截，铜芯露在外面，发着暗红色的光。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块，是昨天搬机器的时候碰碎的，碎玻璃碴子落了一地，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沈望蹲下来，捡起一块碎玻璃。那玻璃很薄，边缘锋利。他把它对着光看了看，玻璃里面有一道裂缝，把光线折成了两半。他把玻璃碴子放在窗台上，站起来。

阿六蹲在装订车间的门口，靠着门框，抽烟。他面前的地上放着一只纸箱，里面装着他的东西：一个搪瓷茶缸，一件旧棉袄，一双胶鞋，还有几本小人书。小人书是旧的，封面卷了边，《三国演义》的连环画，一共三本。沈望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

“都收拾好了？”

“就这点东西。”阿六说，烟从鼻孔里出来，“干了三年，就这点东西。”

沈望看着那只纸箱。箱子里那件旧棉袄叠得整整齐齐的，搪瓷茶缸的盖子缺了一角。那几本小人书压在最底下，露出半个封面，画的是关羽骑马，马是赤色的，人是绿的。阿六看见沈望在看小人书，笑了一下，露出那排黄牙。

“小时候的。带出来就没舍得扔。”

沈望点了点头。他想起自己的提包里也有一本旧书，《存在与虚无》，也是从家里带出来的。他们带出来的东西不同，但底下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家。

“接下来去哪？”沈望问。

阿六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不知道。军工路那边有个厂在招临时工，搬货的。一天三块。我先去看看。不行的话，去十六铺。那边码头有时候要人扛包。”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他把纸箱抱起来，夹在胳膊底下。纸箱不重，但他抱得很紧，像是怕里面的东西掉出来。

“小沈，”阿六说，“你那个东西，别丢了。”

“什么东西？”

“你写的那些。别丢了。我丢过。找不回来了。”

阿六说完，抱着纸箱走了。他的背影在院子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拐了出去，被军工路上的卡车和行人淹没了。沈望站在装订车间门口，看着那个空了的门框。门框上有一道划痕，是每天推车进出的时候碰出来的，很深，很光滑。那道划痕在阳光里泛着暗光，像一条被磨平了的路。

中午的时候，厂里管了最后一顿饭。食堂里挤满了人，排队的排到了门口。饭菜比平时好，红烧肉管够，米饭盛得满满的。沈望端着饭盒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旁边是周师傅和几个装订车间的女工。她们一边吃一边说话，声音很大，笑得很响。有个女工说，她明天就去街道报到，街道给她安排了一个商场保洁的活。另一个说，她老公在闵行那边找了个厂，她跟着过去。她们说得热闹，但沈望注意到，她们的眼睛在笑，眉头却是皱着的。

周师傅坐在角落里，一个人吃。他的饭盒里菜堆得满满的，但他吃得慢，嚼了很久才咽一口。沈望端着饭盒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来。周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周师傅，你那个看门的活，定了没有？”

“定了。曹家渡那边，一个五金公司。看仓库大门。早晚两班倒。一个月七十五块。”

“比这里多。”

“多三块。但曹家渡远，骑车要四十分钟。”

沈望扒了一口饭。红烧肉很肥，油在嘴里化开了。他嚼着饭，看着周师傅。周师傅的饭盒里还剩大半盒，他好像没什么胃口。

“周师傅，你干了多少年了？”

周师傅放下筷子，想了想。“1971年进来的，到今年，十六年。”

“那台双色机，也是1971年的？”

“比我早一年进厂。1960年出的，上海人民机器厂造的。我来的时候，它已经跑了十一年了。我又跑了十六年。加起来二十七年。二十七年的机器，该歇了。”

周师傅把筷子重新拿起来，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他嚼着，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他咽下去了，又开口。

“小沈，你那个写东西的事，还写吗？”

“写。”

“写吧。”周师傅说，“这厂里，能写东西的人，可能就你一个。别丢了。”

沈望看着周师傅。周师傅的脸在食堂的日光灯下面显得蜡黄，眼袋很重，嘴唇干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饭盒，没有看沈望。但他的声音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落下来，像他拆螺丝的时候一样，稳的。

“不丢。”沈望说。

周师傅点了点头。他站起来，把饭盒端起来，走到水池边，把剩饭倒了，饭盒用水冲了冲。他走回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沈望面前。沈望低头看，是一把扳手，就是那把拆版用的扳手，手柄上缠着黑胶布，胶布已经磨得发亮了。

“拿着。”周师傅说。

沈望看着那把扳手，没有伸手。

“拿呀。”

沈望把扳手拿起来。扳手很沉，比看上去沉。手柄上的黑胶布被汗浸过很多次，有一股陈旧的铁锈味和汗酸味混在一起的味道。他握了握，手柄的形状正好卡在掌心里。他想起第一次用这把扳手拆版的时候，螺丝锈住了，他拧了半天拧不动，是周师傅从背后伸出手来，帮他加了一把力。那时候周师傅的手包着他的手，粗糙的，温热的，像一只老树皮包着一只小树皮。

“周师傅，这个……”

“拿着。留个念想。我那边看门用不上这个。”周师傅说完，转身走了。他走出食堂，走到院子里那两棵梧桐树下面，站了一会儿。梧桐树的叶子落完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在灰色的天空里，像几根手指在抓什么东西。周师傅仰头看了看树，然后低下头，走进了车间。

下午，那台对开双色胶印机被抬上了卡车。沈望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那台机器比前两台都大，抬起来更费劲。那几个工人从别的厂借来的，不认识这台机器，抬的时候磕了一下，机器侧面的一块铁皮凹进去了一点点。周师傅站在旁边，嘴里叼着烟，看见铁皮凹了，嘴张了张，但没有出声。烟从他的嘴唇间掉下来，落在水泥地上，他自己踩灭了。他弯下腰，从地上捡起那根烟头，扔进了垃圾桶。然后他走到机器旁边，用手掌摸了摸那块凹进去的地方。他的手在那块凹痕上停了很久，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然后他把手收回来，对那几个工人说：“好了。绑紧点。”

卡车发动了，引擎的声音在院子里震着。沈望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那辆卡车慢慢驶出院子，拐上军工路，被路上的车流吞没了。那台机器在车厢里晃了一下，草绳绷紧了，但机器没有倒。它被拉走了，往北去了。沈望不知道那台机器最后会停在哪里。也许在江苏某个县城的印刷厂，也许在浙江某个乡镇的包装作坊。它会继续转动，继续印东西。只是那些印出来的东西上不会再有“东方红印刷厂”的标记了。

院子空了。两棵梧桐树还在，但树下的阴凉没有了——太阳落山了，影子收走了。传达室的老陈锁了大门，把钥匙交还给街道派来的人。那个人的脸很年轻，穿着夹克衫，皮鞋擦得锃亮。他把钥匙揣进口袋，在传达室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墙上贴的值班表和桌上那台拨盘电话，然后走出来，锁了传达室的门。他锁门的时候，老陈站在旁边，手里拎着一个尼龙袋，里面装着他自己的东西：一个搪瓷缸、一条毛巾、一把旧雨伞。他看着那个年轻人锁门，嘴动了动，但没说话。然后他转身走了，沿着军工路往南走。他的步子很慢，像在散步。

沈望站在厂门口，手里握着那把扳手。院子里已经没有人了。车间空了。食堂空了。装订车间里那些堆成山的书页不见了，被人拉走了，说是拉到纸厂化浆。那些书页上印着字，印着别人的故事，现在要变成纸浆，变成新的白纸，印新的故事。沈望站在门口，看着空院子。风吹过来，梧桐树的枯枝在风里轻轻地响着，像有人在敲空碗。

他转身走了。他没有坐25路。他想走一走。

军工路很长。路两边是一家连着一家的工厂，纺织厂、机械厂、化工厂、木材厂。那些工厂有的还在冒烟，有的已经安静了。沈望沿着人行道往南走。人行道是水泥的，很多地方裂了缝，缝里长出细细的草，黄了，枯了。路边的梧桐树比延安东路的粗，树皮皴裂，一块一块地剥落。他走了大概四十分钟，走到了杨树浦路。杨树浦路更宽，车更多。他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小路，走着走着，就到了黄浦江边。

他站在江边，看着黄浦江。这里的江面和十六铺那边的不一样，更宽，更野。江上有大型的货轮，吃水很深，船舷几乎贴着水面。拖轮拖着驳船，一条接一条，像水上的火车。对岸是浦东，还是一片低矮的厂房和农田，但比他第一次在十六铺看的时候要近。他能看见对岸的烟囱在冒烟，灰白色的，被风吹散了。江风吹过来，凉的，带着水汽和铁锈味。沈望站在防汛墙前面，把扳手放在墙沿上。铁的扳手搁在水泥上，发出一声轻响。他靠着墙，看着江面。

太阳正在往西落。太阳在浦东那边落下去，把江面照成了金红色。那些货轮和拖轮的影子拖在江面上，长长的，随着水波晃动着。沈望看着那些船，忽然想起母亲说的“江不会走丢”。他看着江水，想，江每天都在流，每时每刻都在流。今天流过去的水，明天就不在了。但江还在。那些水从安徽来，从江苏来，从太湖来，从黄浦江的上游来，一直流到吴淞口，流进长江，流进东海。它们不停地流，从远古流到现在，从现在流向以后。人在江边站着，看着水，觉得自己是静止的。但其实人也在流。人也在走。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但江还在。

沈望把扳手从墙沿上拿起来，放进提包里。他转过身，往公交车站走。他走到车站的时候，天已经暗了。71路车来了，他上了车。车上人不多，他找了个座位坐下来。车往南走，穿过杨浦区，穿过虹口区，上了外白渡桥，拐进了黄浦区。车窗外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上海照得斑斓。沈望靠着窗，看着那些灯光一帧一帧地过去。他想起阿六说的“别丢了”，想起周师傅说的“别丢了”。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别把那个东西丢了。那个东西是什么？是写字？是当作家？是那本《存在与虚无》？还是别的什么？他说不清楚。但他知道，那个东西在他身体里面，像一根很细的线，连着什么地方。如果断了，他就真的成了上海滩上的一粒灰尘。风一吹，就没了。

他回到延安东路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他想起了苏丽珍让他买切面。他下了车，在弄堂口的粮油店买了二斤切面，五毛钱加半斤粮票。他把切面拎在手里，走进弄堂。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关着，他推开门，听见灶披间里传来炒菜的声音。油锅滋滋地响着，青菜下锅的声音，然后是苏丽珍的脚步声，从灶披间到客堂间，来回地走。

沈望把切面放在八仙桌上。苏丽珍从灶披间探出头来，看见他，又看了看桌上的切面。

“回来了。”

“厂里最后一天。”

苏丽珍没有说什么。她把头缩回去，继续炒菜。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当当地响着。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客堂间里还是老样子。墙上的挂历，角落的纸箱，缝纫机上的台灯。那盏十五瓦的灯泡亮着，昏黄的光落在八仙桌上。桌上已经摆好了碗筷，三双筷子，三个碗。沈望看着那三双筷子，忽然觉得，这个客堂间里的一切都和他刚来的时候一样。但他自己不一样了。他手上的茧子，他口袋里的扳手，他提包里的稿纸，他身上的油墨味——那些东西都是新的。他变成了一个和两个月前不同的人。但客堂间没有变。缝纫机没有变。苏丽珍也没有变。

沈德厚今天回来了。他坐在八仙桌的另一头，面前摆着那瓶七宝大曲。他倒了一杯，抿了一口，看了沈望一眼。

“厂关了？”

“关了。”

“接下来去哪？”

“再找。军工路那边有个厂招临时工，我明天去看看。阿六说一天三块。”

沈德厚点了点头。他抿了一口酒，咂了咂嘴。“临时工也好。先干着。”

苏丽珍把菜端上来。一盘炒青菜，一盘红烧豆腐，还有一碗剩的红烧肉，热过了，油汪汪的。沈望盛了饭，坐下来吃。三个人沉默地吃着，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和以前一样，轻轻的，有节奏的。但沈望觉得那声音和以前不同了。以前那声音是安静的，现在那声音底下有一种东西在动。那种东西像一股暗流，在平静的水面下面流着。他说不清那是什么。

吃完饭，沈望帮着收拾碗筷。他把碗拿到灶披间洗了，回来的时候，沈德厚已经上楼了。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但没有踩踏板。她手里拿着一块新的白布，在灯下看。那块白布上什么都没有画，是空白的。她看着那块白布，像是在想什么。

“二婶，你要绣什么？”

苏丽珍把白布折起来。“没想好。”

她把白布放进抽屉里，关上了。然后她站起来，把台灯关了。客堂间暗了下来。沈望听见她上楼的声音，然后是床板吱呀一声。他一个人坐在条凳上，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八仙桌前，铺开稿纸。他摸黑找到了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字。他看不见那个字，但笔尖在纸上的触感是熟悉的。他写了一个字，又写了一个字。他不需要看见。他只需要写。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听着外面的风声。风从弄堂里穿过去，呜呜的，像人在哭。他想起了周师傅把那把扳手放在他面前时的样子，想起了阿六抱着纸箱走出院子的背影，想起了那台双色机被拉走时周师傅摸凹痕的手掌。他把手伸到提包旁边，摸到了那把扳手。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的手柄，黑胶布粗糙的触感硌着他的掌心。他把扳手放在胸口，闭上眼睛。扳手的重量压着他，沉沉的，实实在在的。

第二天早上，沈望去军工路那家厂报了名。那家厂叫“上海第八毛纺厂”，门口的牌子是铜的，擦得很亮。沈望在传达室登了记，被带到了人事科。人事科的人看了他的证件，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让他签了一张临时工合同。一天三块钱，管一顿中饭，干满一个月结算。沈望在合同上签了字，字写得有些歪，因为他用的那支笔下水不利索。人事科的人把合同收走，给了他一块厂牌，牌子是塑料的，上面印着“临时”两个字，红底白字，别在胸口很显眼。

沈望被分到了原料仓库。仓库很大，比印刷厂的车间还大，里面堆满了羊毛包。羊毛包用麻布裹着，一包两百斤，码成一座一座的小山，从地面码到天花板。仓库里有一股浓重的羊毛味，膻膻的，潮潮的，混着灰尘和汗味。沈望的工作是把羊毛包从卡车上卸下来，搬到仓库里码好。一车羊毛包装满一卡车，三十包，六千斤。他和另外三个临时工一起卸，一包一包地扛，从卡车上扛到仓库里，两百斤的包压在肩膀上，走三十步，码上垛。他扛第一包的时候，肩膀疼得像是被人砍了一刀。他咬着牙走完了三十步，把包扔在垛上。第二包，第三包，第四包。扛到第十包的时候，他的肩膀已经麻了，感觉不到了。他继续扛，用麻的那边肩膀。到了下午收工的时候，他卸了两车，六十包，一万两千斤。他的肩膀紫了一块，胳膊抬不起来。但他没有吭声。他把厂牌从胸口摘下来，放进口袋，走出厂门，上了25路车。

在车上，他靠着窗，闭着眼睛。肩膀在疼，手掌上的老茧在疼，腰也在疼。但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响，是周师傅的声音：“别丢了。”还有阿六的声音：“别丢了。”那两个声音混在一起，在他脑子里转着。他睁开眼睛，看着车窗外面。军工路上的梧桐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暮色里伸着。他忽然觉得，那些枝丫也在写着什么。它们的形状，它们的姿态，它们的沉默，都是一种写。只是没有人读。沈望靠着窗，看着那些树枝一帧一帧地过去，心里安静着。

回到石库门的时候，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没有绣花。她在缝一件衣服，是沈德厚的旧衬衫，领子磨破了，她把领子拆下来，翻了个面，重新缝上去。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把提包放在脚边。苏丽珍没有回头，但她开口了。

“今天怎么样？”

“扛羊毛。一天三块。”

苏丽珍的缝纫机停了一下，又响起来。她没有再问。沈望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灶披间，自己盛了一碗饭。饭是热的，锅里有青菜和豆腐。他端着碗回到客堂间，坐在八仙桌前面吃。他吃着饭，看着苏丽珍缝衣服。她的手指在布面上飞快地动着，针起针落，一行一行的。那件旧衬衫在她手里翻过来翻过去，像一只被翻来覆去煎的鱼。沈望看着看着，忽然想起了他带来的那篇稿子。他写完那个结尾之后，还没有改过。他想，今天晚上改一改。改完了，给苏丽珍看。他答应过她的。

那天晚上，沈望在八仙桌上改稿子。他把那篇写码头的稿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用笔在稿纸上画着，删掉一些词，加上一些词。他改到结尾的时候，停下来了。那个结尾写的是青年把牡丹花放进抽屉。他读了一遍，觉得不够。他想起今天在25路车上看到的那些光秃秃的树枝，想起周师傅摸凹痕的手掌，想起苏丽珍把白布放进抽屉时的手指。他拿起笔，在结尾后面加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江还在流。”

他写完了，把稿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三千多字，写在五百格的稿纸上，一共七页。字迹不算工整，有些地方涂改了，但能看清。他把稿子放在桌上，走到缝纫机前面。苏丽珍已经缝完了衬衫，正在收拾针线。

“二婶，稿子写完了。你要看吗？”

苏丽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把针线盒盖上，站起来，走到八仙桌前。她坐下来，拿起那七页稿纸。她看得很慢，一页一页地翻，手指在纸页上轻轻移动着。沈望站在旁边，看着她。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在动，一行一行地跟着字走。她看到第三页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很快，沈望差点没看见。她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手指在最后那句话上停了一下。然后她把稿纸放下，抬起头来。

“这个人，”她说，声音很轻，“是你自己吧。”

沈望愣了一下。他想说不是。但他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苏丽珍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他看不透的东西。那种东西像一层薄薄的水，底下很深。

“写的是上海。”她说，“但也是你。”

她把稿纸递还给他。沈望接过来。苏丽珍站起来，把缝纫机上的台灯关了。她走到楼梯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写得挺好的。接着写。”

她上楼了。沈望站在八仙桌前面，手里拿着那七页稿纸。他低头看了看最后一页上那四个字：“江还在流。”他把稿纸收好，放进提包。然后他躺在地铺上，把扳手放在胸口。他闭上眼睛。黑暗中，他看见黄浦江在流，那些水从很远的地方来，流向很远的地方去。他躺在这条江的旁边，听着它的声音。那声音很轻，很稳，像缝纫机的嗒嗒声，像印刷机的滚筒声，像羊毛包落在垛上的闷响。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更深的安静。他在那种安静里，慢慢地沉下去，沉到很深的地方。

外面，延安东路上的路灯还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地响。黄浦江上的汽笛声远远地传过来，拖得长长的，像一声叹息，也像一声呼唤。

也像一声呼唤。

沈望躺在地铺上，听着那汽笛声渐渐弱下去，像一根丝线被拉长、拉细，最后断在什么地方。他翻了一个身，把扳手从胸口挪到枕头底下，金属磕在提包的铁扣上，发出一声轻响。那声响在黑暗里格外清晰，像一颗石子落在水面上。他想起十六铺码头早晨的雾，想起黄浦江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船，那些船拉响汽笛的时候，是离岸还是靠岸？他说不清。汽笛声总是一样的，不管是从这个码头到那个码头，还是从这个夜晚到那个夜晚。

第二天早晨，沈望去毛纺厂上工的时候，在弄堂口碰见了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她正蹲在地上，用一把旧蒲扇扇着炉子，浓烟从炉膛里涌出来，呛得她直咳嗽。沈望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脚步慢了半拍。他看见她的蒲扇破了一道口子，扇骨露在外面，像几根折断的手指。她咳嗽的时候肩膀一耸一耸的，碎花棉袄的领口敞开了，露出里面一截细瘦的脖子，皮肤是黄的，松的，上面有一道一道的细纹。沈望忽然想，这个女人多大年纪？四十？五十？他看不出来。她的脸被烟熏着，又蒙着一层灰，五官都模糊了。她每天早上都在这里生炉子，他每天早上都从这里经过，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此刻，他忽然觉得，他也许应该跟她说点什么。

“煤球潮了。”他说。

那个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被烟熏得发红，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她愣了一下，然后低头看了看炉膛里的煤球。

“是潮了。昨天下了雨。”

沈望点了点头。他站在弄堂口，看着那个女人把炉子里的煤球夹出来，换了两块干的进去。火苗从煤球的孔里窜出来，红红的，映着她的脸。她扇了几下，火稳住了，烟也小了。她抬起头，对沈望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了。但沈望看见了。

“上班去啊？”她问。

“嗯。军工路那边。”

“远。”

“远。”

沈望说完，转身走了。他走到公交车站，上了71路。车上人很多，他被挤在门口，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护着提包。提包里装着稿纸和那把扳手，扳手硌着他的肋骨，硬邦邦的。他想起那个女人刚才的笑，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了的那种笑。那种笑他见过。苏丽珍有时候也那样笑。他在黄桥的时候，母亲也那样笑。那种笑不是高兴，也不是不高兴。那是一种更简单的东西，像水面上起的一圈涟漪，漾了一下，就平了。

那天在毛纺厂，沈望卸了三车羊毛包。他的肩膀已经习惯了那种重量，两百斤压在肩头，走三十步，每一步都是实的。他把包扔在垛上的时候，羊毛包发出沉闷的声响，灰尘从麻布缝里喷出来，在仓库昏暗的光线里飘着，像一层薄薄的雾。他卸完第三车的时候，肩膀上的皮已经磨破了，汗水渗进伤口，火辣辣地疼。但他没有停。他把最后一包码好，退后两步，看着那垛羊毛包。包码得整整齐齐的，从地面到天花板，像一堵墙。他用手掌在那些包上拍了拍，麻布粗糙的触感硌着他的掌心。他忽然想起印刷厂的纸摞，五十斤一摞，他搬了一个月。那时候他觉得五十斤很重。现在他搬两百斤的羊毛包，觉得也还能扛。人就是这样，重一点，再重一点，扛着扛着就习惯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沈望蹲在仓库外面的台阶上，饭盒搁在膝盖上。饭菜是厂里供的，米饭管够，菜是白菜烧肉，肉片很薄，但比印刷厂的多一些。他吃着饭，看着仓库前面那片空地。空地上堆着几台废弃的纺织机，铁的，生了锈。机器的零件散了一地，齿轮、轴、梭子，乱七八糟的。有几个小孩在那些废铁中间玩，爬上爬下，把梭子当玩具枪，嘴里喊着“啪、啪”。沈望看着那些小孩，想起自己小时候在黄桥，也是这么在公社的废铁堆里玩的。那时候废铁堆旁边有一棵桑树，桑葚熟的时候，紫黑色的，甜得发腻。他吃得满嘴都是紫色，回家被母亲骂了一顿。他想着想着，嘴角动了一下，也收了。

下午收工的时候，沈望在厂门口碰见了阿六。

阿六蹲在毛纺厂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嘴里叼着烟，面前的地上放着一只蛇皮袋，袋子里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着什么。他看见沈望，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你怎么在这里？”沈望问。

“来找你。”阿六说，“军工路那边那个厂，不要人了。我跑了三天，跑了七个厂，都没活。我明天去十六铺。码头那边有个熟人，说扛包一天能挣四块。我来问问你去不去。”

沈望想了想。毛纺厂这边一天三块，管一顿饭。十六铺码头一天四块，不管饭。他算了一下，四块比三块多一块，但不管饭，一个月要多花十几块饭钱。其实差不多。

“我先在这里干着。”沈望说，“你那边要是好，再叫我。”

阿六点了点头。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了。他弯腰拿起蛇皮袋，搭在肩膀上。袋子很沉，压得他的肩膀往下塌了一截。

“那我走了。你那个东西，还在写？”

“在写。”

“写吧。”阿六说。他扛着蛇皮袋，往公交车站的方向走了。他的背影在军工路的暮色里越来越小，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座移动的丘陵。沈望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两个月前在印刷厂院子里第一次看见阿六的样子。那天阿六蹲在墙角吃包子，油从嘴角流下来，露出一排黄牙。那个阿六和现在的阿六，是同一个人，但又不完全是。那个阿六还有烟，还有笑。现在的阿六也有烟，也有笑，但笑的时候嘴角收得更快了。

沈望站在厂门口，看着阿六的背影消失在军工路的拐角。然后他转身，往25路车站走去。他走着走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阿六刚才说“你那个东西，还在写？”阿六说的是“那个东西”，不是“写东西”，也不是“小说”。阿六说的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沈望说不清。但他知道，阿六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周师傅也知道。苏丽珍也知道。他们都知道“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一根线，很细，连着什么地方。断了，人就真的成了上海滩上的一粒灰尘。风一吹，就没了。

回到石库门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沈望推开门，看见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但今天她没有踩踏板。她手里拿着那块新的白布，面前摊着一本旧杂志。杂志是《上海服饰》，封面是一个穿连衣裙的女人，裙摆很大。苏丽珍正对着杂志上的图案，用铅笔在白布上画着什么。她画得很慢，一笔一笔的，像是在描。沈望走过去看了一眼，她画的是一朵花。不是牡丹，是另一种花。花瓣细长，向外舒展，像菊花，但又不像。

“二婶，这是什么花？”

“不知道。”苏丽珍说，“杂志上看的。觉得好看，就画下来。”

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他看着苏丽珍画花。铅笔在布面上沙沙地响着，花的样子一点一点地成形。苏丽珍画完了最后一笔，把杂志合上，把白布举到灯下看了看。然后她放下白布，站起来，走到灶披间，给沈望端了一碗饭。

那天晚上，沈望没有写东西。他坐在八仙桌前面，把提包里的稿纸拿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七页稿纸，三千多字。他看完了，又把稿子放回提包。他想起苏丽珍说的“写的是上海，但也是你”。他想起周师傅说的“别丢了”。他想起阿六说的“找不回来了”。他把这些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像把几块石头放在手心里掂了掂。然后他把提包拉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延安东路上的路灯还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地响。对面石库门里传来电视机的声音，还是《上海滩》，许文强在电视里说了一句什么，声音模模糊糊的。沈望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风从弄堂里吹过来，凉的，带着黄浦江的水汽。他深吸了一口气，把门关上。

他躺在地铺上，把扳手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的手柄，闭上眼睛。黑暗中，他听见苏丽珍在楼上走动的脚步声，听见弄堂里有猫叫了一声，听见远处的汽笛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更深的安静。他在那种安静里慢慢地沉下去。他想，明天他还是要去毛纺厂，还是要卸羊毛包。后天也是。大后天也是。一天三块，一个月九十块。他可以把九十块分成几份：一份交饭钱，一份买稿纸，一份存着。存够了，也许可以搬出去，租一间自己的房子。一间自己的房子，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他可以在那间房子里写东西，写到很晚，没有人打扰。他想着想着，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很快就收了。但他自己感觉到了。

窗外，延安东路上的最后一班公交车驶过。车轮碾过路面上的一滩积水，溅起一片水花。水花在路灯的余光里闪了一下，然后落下了。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又响起来，一声，长长的，拖得很远。那声音越过外滩那些石头建筑，越过延安东路的梧桐树，越过石库门的砖墙和瓦顶，落在沈望的地铺上。他听着那声音，把扳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江还在流。

他睡着了。

第六章 红裙子

沈望在毛纺厂干了半个月，肩膀上的皮换了一层。

先是磨破，然后结痂，然后痂掉了，长出一层新皮。新皮是粉红色的，很薄，碰上去还有点疼。但新皮比旧皮硬，扛包的时候不再觉得刀割一样的疼了，只是一阵一阵的钝痛，从肩膀传到后背，传到腰。他每天晚上回到石库门，先在八仙桌上趴一会儿，等那阵钝痛过去，才去盛饭。苏丽珍看见了，没有说什么，只是在他碗底下多垫了一勺饭，菜也盛得比平时满一些。

半个月里他卸了四十七车羊毛包，九千四百包，将近两百万斤。他的手掌上又多了几处茧，硬邦邦的，像长了一层壳。他的胳膊粗了一圈，衬衫袖口紧巴巴的，扣不上扣子。他站在客堂间那面裂了缝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镜子里的人黑了，瘦了，但肩膀宽了。他盯着镜子看了一会儿，觉得那个人不太像他，但又确实是他。

休息日他坐车去福州路。

福州路的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枝条光秃秃地伸在灰白的天空里，像一把一把倒插的扫帚。上海旧书店还在老地方，绿色的门框，玻璃窗上贴着“收购旧书”“特价书市”的字条。沈望推门进去，一股旧纸和陈年墨香的味道扑面而来。那味道让他心里松了一下，像有人解开了他胸口的一颗扣子。

他在三楼翻了一会儿旧杂志，挑了两本过期的《十月》和一本《世界文学》，一共花了四毛钱。他又在三楼靠窗的位置站了一会儿，翻那本《世界文学》的目录。这一期里有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译者是王央乐。沈望找到那篇《小径分岔的花园》，站在书架前面读了起来。他读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像在嚼一颗硬糖，舍不得咽下去。

“你也喜欢博尔赫斯？”

声音从旁边传来，清亮的，带着一点上海口音的尾子。沈望抬起头。书架的另一边站着一个女人，年轻，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穿一条红裙子，上身是一件白色棉布衬衫，领口敞着一颗扣子。她的头发是齐肩的，黑得很沉，发梢微微往里卷。她的眼睛是单眼皮，不大，但眼珠很黑，很亮。她手里拿着一本书，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一个迷宫图案。

沈望点了点头。他的喉咙有些紧，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本书我找了好久，”那女人说，把书举了举，“福州路跑遍了，就这里有。最后一本。”

沈望看了一眼那本书，封面有些旧了，边角起了毛，但还算完整。他想起自己几个月前也看过这本书，八毛五分钱，他没舍得买。

“你看过他的《南方》吗？”那女人问。

“没有。”沈望说，“我读过《小径分岔的花园》。”

“《南方》更好。”她说，把书翻开，翻到某一页，“‘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手枪，走下楼去，来到街上。’就这么一句，把什么都写了。一个人，一把枪，一条街。够了。”

她说完，抬头看了沈望一眼。她的目光很直接，没有躲闪，也没有那种上海人看外地人时惯有的打量。她就那么看着他，像是在等他说什么。

“我没读过。”沈望又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笨。

那女人笑了一下。她的笑很轻，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点，但眼睛里是亮的。“那你拿去看。我看完了，可以借你。”

沈望愣了一下。“我们……”

“我叫林薇。”她说，把书合上，递过来，“你呢？”

沈望接过那本书。书是温的，她的手刚才捂在上面。“沈望。”

“沈望，”她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嘴里尝了尝这两个字，“你写东西的？”

“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读博尔赫斯的样子。只有写东西的人才那么读。”她说着，从书架旁边绕过来，站在沈望旁边。她身上的味道飘过来，是洗衣皂的味道，淡淡的，还有一点墨水的味道。她的红裙子在旧书店灰扑扑的光线里显得很突兀，像一团火在旧纸堆里烧着。

“你在哪里写？”她问。

“延安东路。我二叔家。”

“延安东路。”她点了点头，“我在静安寺那边。单位宿舍。社科院的。”

“你在社科院做什么？”

“整理资料。每天和旧报纸、旧档案打交道。无聊得很。所以下了班就来看书。”她指了指沈望手里的《世界文学》，“你也喜欢这期？王央乐的译文好，比别的译本好。”

沈望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杂志。他其实没有特别注意译者，他只是读。但她说得对，王央乐的译文是好的，句子干净，不拖泥带水。

“你写什么？”林薇又问。她问得很自然，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像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小说。”

“发表过吗？”

“发过一篇。《收获》，前年。”

林薇的眼睛亮了一下。“哪一期？”

“1985年第五期。”

“那期我看了。”她说，“《井》，是你写的？”

沈望点了点头。他有些意外。那篇小说发在“青年作家专辑”里，排在最末一篇，四千字，他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

“那篇好。”林薇说，“语言很干净。那个少年在井边等父亲的细节，写得好。你后来怎么不写了？”

“写了。没发出来。”

“继续投。别停。”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那种笃定沈望在周师傅身上见过，在苏丽珍身上也见过。那是一种把一件事做到底的笃定。但他没有接话。他手里拿着那本《世界文学》，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着。

“我要走了，”林薇说，“单位下午有事。这本书你拿着，看完还我。”她从包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她的字很漂亮，斜斜的，有一股利落劲儿。她写的是地址和电话号码，静安寺那边一个弄堂的号牌，还有一串五位数的号码，是单位总机的分机号。

“打这个电话找我。就说找林薇，资料室的。”

她把书递给沈望。沈望接过来，那行字在扉页上干干净净的，墨迹还没有全干。他合上书，放进提包。林薇朝他摆了摆手，转身往楼梯口走去。她的红裙子在旧书店昏暗的楼梯间里晃了一下，然后就下去了。沈望站在三楼的书架旁边，听见她的皮鞋踩在木楼梯上的声音，笃笃笃，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提包。提包里那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的棱角硌着他的手指。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下楼，出了书店。福州路上，梧桐树影落在人行道上，碎碎的。他往延安东路的方向走回去。走着走着，他的脚步慢下来。他想起林薇刚才问他的那些问题，你写什么，发表过吗，后来怎么不写了。那些问题很直接，但他回答的时候没有觉得被冒犯。因为她的语气里没有打量，没有评判。她只是在问。像一个人在路上碰见另一个人，问对方要去哪里。

那天晚上回到石库门，沈望没有马上吃饭。他在八仙桌上翻开那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翻到《南方》。那个叫达尔曼的人，躺在医院里，然后坐火车去南方，然后走在街上。沈望读了两遍。第一遍读得快，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第二遍读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停了很久。那句话是：“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手枪，走下楼去，来到街上。”

他合上书，看着封面上那个迷宫图案。然后他把书放进提包，走到灶披间，盛了饭。

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手里拿着那块新的白布。她在绣那朵从杂志上描下来的花。花瓣细长，向外舒展，已经绣了两片，粉白色的，在灯下泛着微微的光。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吃饭，吃了几口，忽然说了一句：“今天碰到一个人。”

苏丽珍没有抬头。“谁？”

“一个写东西的。在书店碰到的。”

苏丽珍的针停了一下，又动起来。“上海的？”

“嗯。社科院的。”

苏丽珍没有再问。她继续绣她的花。沈望低头吃饭，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他把碗洗了，回到八仙桌前，铺开稿纸。他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了一个字。然后又写了一个字。他写的是那篇码头故事的修改稿。他改得很慢，一个词一个词地抠，像在拆一台机器，把不合适的零件换掉，把松了的螺丝拧紧。他改到十点多的时候，苏丽珍上楼了。他一个人坐在客堂间里，头顶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他写了大概五百字，停下来了。他把稿纸收好，躺在地铺上。

他从提包里摸出那本博尔赫斯，翻到扉页。林薇的字在昏暗中看不清了，但他知道那行字在那里。地址，电话，名字。他用手指在那些字上摸了一遍，字迹是凹的，圆珠笔压出来的。他把书合上，放在胸口。书的重量压着他，和扳手一样，沉沉的，实实在在的。他闭上眼睛。黑暗中，他看见一条红裙子，在旧书店灰扑扑的光线里晃了一下，然后下去了。

三天后，沈望打了那个电话。

他是在毛纺厂旁边的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亭是铁皮的，绿色的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锈。他投了两毛钱硬币，拨了那个号码。总机接了，他说找林薇，资料室的。等了大概半分钟，电话那头传来她的声音，清亮的，带着一点笑。

“沈望？你打来啦。”

“看完了。”他说，“博尔赫斯。”

“这么快？”

“三天看完了。想还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小会儿。“明天下午你有空吗？我五点半下班，我们在南京西路碰头。平安电影院门口。”

沈望说好。他挂了电话，从电话亭里出来。军工路上的卡车从他身边驶过，卷起一阵一阵的灰。他站在路边，手里攥着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攥得有些皱了。他把纸片放进口袋，走回仓库。那天下午他卸了两车羊毛包，肩膀上的新皮没有破。他扛包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响，是林薇的声音，“继续投，别停”。那声音和机器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和羊毛包的闷响混在一起，和他的呼吸声混在一起。他不知道那声音意味着什么。但他觉得，那个声音是好的。

第二天下午，沈望请了半天假。他坐25路到外滩，换20路到南京西路。平安电影院在静安寺附近，门面不大，上面挂着一块老招牌，霓虹灯管拼成“平安”两个字，白天看着灰扑扑的，没什么精神。沈望到的时候才五点一刻，他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等。

南京西路上的梧桐树比福州路的还密，树冠几乎连在一起了。夕阳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人行道上铺了一片一片的金斑。路上的人来来往往，有下班的工人，有放学的学生，有拎着菜篮子的阿姨。一个老头在电影院门口卖糖炒栗子，大铁锅里的砂子黑亮亮的，栗子的香味飘过来，甜的，混着焦糊的味道。沈望买了一小袋，一毛钱，捧在手里。栗子烫，他剥了一颗，塞进嘴里。栗肉是金黄色的，粉粉的，甜得发腻。

五点四十的时候，林薇来了。她今天换了一条裙子，是蓝色的，碎花的，裙摆比那条红裙子短一些。头发还是齐肩的，但今天没有披着，用一根黑色的发卡别在耳后。她远远地看见沈望坐在台阶上，朝他招了招手。

“来早了？”

“刚到。”

她在他旁边坐下来。她坐下来的时候，沈望闻到了她身上的味道，还是洗衣皂的淡香，但今天多了一点栀子花的味道，也许是洗发水的。她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是那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跟沈望那本一样，深蓝色的封面，迷宫图案。

“你那一本呢？”

沈望从提包里拿出书，递给她。林薇接过去，翻了翻，看见扉页上自己写的字还在。“你看完了？”

“看完了。两遍。”

“最喜欢哪篇？”

“《南方》。”

林薇笑了。这次笑得比上次大一些，露出了牙齿，很白。“我也最喜欢《南方》。你知道为什么吗？”

沈望摇了摇头。

“因为那篇小说里，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路上。他一直在走。从医院到火车站，从火车到杂货铺，从杂货铺到街上。他一直在走，最后走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但那个地方他又觉得熟悉。像回家一样。”

沈望听着她说话。她的语速不快不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夕阳照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睫毛镀了一层金。他看着她的侧脸，忽然想起苏丽珍绣的那朵牡丹花，深红的花心，粉红的花瓣，一层一层地展开。林薇的脸和那朵花不一样，但底下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活着的颜色。

“你那个小说改得怎么样了？”林薇问。

“还在改。”

“给我看看？”

沈望犹豫了一下。那篇东西写的是他的生活，他的经历，他在上海第一个月里看见的那些东西。他给苏丽珍看过，苏丽珍说“写的是上海，但也是你”。他不知道林薇看了会怎么说。

“我写得不好。”他说。

“好不好我说了算。”林薇说，语气里带着一点玩笑，但底下是认真的，“你明天带来。我下了班来找你。还是这里。”

沈望点了点头。他把那颗剥了一半的栗子塞进嘴里，嚼着。栗子凉了，粉粉的，没有那么甜了。

他们坐在台阶上又聊了一会儿。林薇说了她的事。她二十五岁，上海人，父母住在普陀区，她自己在静安寺这边住单位宿舍，一间小房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但她自己刷了墙，贴了墙纸，还在窗台上养了两盆花。她说她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华师大，1984年毕业，分配到社科院。她写诗，也写散文，发过几篇在《上海文学》和《萌芽》上。她说她喜欢上海，喜欢它的旧，也喜欢它的新。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南京西路对面那排老洋房，那些洋房的阳台上爬满了爬山虎，红砖墙面在夕阳里泛着暖光。

“你想过离开上海吗？”沈望问。

林薇转过头看着他，好像这个问题让她有些意外。“没想过。上海是我家。我为什么要离开？”

沈望没有回答。他低头看着手里那袋栗子，栗子已经凉透了，袋子上凝着一层水汽。他想，他没有家。黄桥那个家，他回不去了。延安东路那个石库门，不是他的家。他在这座城市里，只有一间客堂间的地铺和一只人造革提包。但他没有说这些。他把最后一颗栗子剥了，塞进嘴里。

六点半的时候，林薇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我得回去了。明天把稿子带来。别忘。”

沈望也站起来。他们面对面站了一秒钟。林薇朝他笑了一下，然后转身往静安寺的方向走了。她的蓝裙子在梧桐树影里一摆一摆的，像一朵移动的花。沈望站在电影院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被南京西路上的车流和人流吞没了。他低下头，把装栗子的纸袋叠好，塞进口袋。然后他往20路车站走去。

回到石库门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沈望推开门，看见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今天没有绣花，而是在缝一件衬衫。衬衫是男式的，白色的，领子还没上。苏丽珍看见他进来，抬了抬头。

“吃饭了？”

“在南京西路吃了点栗子。不饿。”

苏丽珍没有说什么。她继续踩着缝纫机。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从提包里摸出稿纸。他把那篇码头故事铺在八仙桌上，从头看了一遍。三千多字，他改了半个月，有些地方改了三四遍。他看着那些字，想起林薇说明天要看。他把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最后那句话是“江还在流”。他拿起笔，在下面又加了一行字：“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手枪，走下楼去，来到街上。”

他写完了，看了看。那行字和上面那段话接在一起，有些突兀，但他觉得应该放在那里。他把稿子收好，放回提包。然后他躺在地铺上，把博尔赫斯放在胸口。他闭着眼睛，想着林薇说明天要看。他有些紧张，像以前在黄桥的时候，把稿子投进邮筒的那一刻。那篇稿子会被人读到，会被人评判。但林薇不是编辑。她只是一个也在写东西的人。她会怎么说？他不知道。

第二天，沈望在毛纺厂卸了一车羊毛包，下午请了假。他坐25路换20路，到平安电影院的时候，林薇已经在了。她站在电影院门口那棵梧桐树下面，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看。她今天穿了一条灰绿色的长裤，上身是一件米白色的薄毛衣，头发披着。她看见沈望，合上书，朝他走过来。

“带来了？”

沈望从提包里拿出那叠稿纸，七页，递给她。林薇接过去，没有马上看。她把稿纸放进自己的包里，说：“我们找个地方坐坐。这里太吵。”

她带他往南走，拐进一条小马路，马路上有一家小咖啡馆，门面不大，窗户上挂着白色的纱帘。他们进去，找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咖啡馆里人不多，角落里有一个人在弹钢琴，弹的是《月亮河》，很轻。林薇点了两杯咖啡，沈望没有喝过咖啡，第一口下去，苦得他皱了一下眉。林薇看见了，笑了一下。

“加糖。”她把糖罐推过来。

沈望加了两块方糖，用勺子搅了搅。他又喝了一口，这次不那么苦了。林薇从包里拿出那叠稿纸，翻到第一页，开始看。她看得很认真，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读。沈望坐在对面，手里握着咖啡杯，看着她的脸。她的眉毛很黑，不细，有一点英气。她读到第三页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很快又松开了。读到第五页的时候，她的嘴角动了一下。沈望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把咖啡杯放下，杯底碰在碟子上，发出一声轻响。林薇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

她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停了很久。她的目光停在最后那行字上，那行他新加的字，“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手枪，走下楼去，来到街上。”她看了大概有半分钟，然后合上稿纸，抬起头来。

“好。”她说。

沈望等她往下说。

“但有一个问题。”林薇把稿纸放在桌上，手指在上面轻轻敲了两下，“你的结尾。那个青年在江边站了很久，然后回去了。然后呢？他回去了，第二天还是上班，还是搬纸，还是在地铺上睡觉。然后呢？你没有写然后。”

“然后就是过日子。”沈望说。

“过日子也可以写。但你不能只是写他过日子。你要写他为什么过日子。他为什么还留在上海？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他为什么每天早上起来，搬那些纸，扛那些包？他为什么在八仙桌上写那些没有人看的东西？这些你没有写。”

沈望沉默了。他低头看着咖啡杯里那层浅褐色的泡沫。林薇说得对。他写了那个青年在做什么，但没有写那个青年为什么做。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留下来，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搬纸扛包，是因为要吃饭。他在八仙桌上写东西，是因为……他不知道。也许因为不写就活不下去。但那种话他写不出来。那种话太直了，写出来就假了。

“但你有一件事写对了。”林薇又说。她的声音软了一些，不像刚才那么锋利。“那个绣花的女人。你把牡丹花放进抽屉里那个细节。那一段好。你写‘她把花放在户口本和粮票中间’。就这一句话，把什么都写了。”

沈望抬起头看着她。林薇的目光落在他脸上，很直接，很亮。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他熟悉的什么东西，像一个人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

“你可以改。”她说，“这个稿子底子好。改好了，我帮你投。我认识《上海文学》的一个编辑。”

沈望想说谢谢，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端起咖啡杯，把剩下的咖啡一口喝完了。苦味在舌根上散开，但他已经习惯了。

那天晚上回到石库门的时候，沈望没有马上写东西。他坐在八仙桌前，把林薇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她说的那些，他都懂。但他不知道怎么改。写“为什么”比写“什么”难得多。他把稿纸铺开，拿起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他留下来，是因为江还在流。”他看了看那行字，又划掉了。太像口号。他重新写：“他留下来，是因为他不知道去哪。”他又划掉了。太直白。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苏丽珍从灶披间出来，端着一碗汤放在他面前。她没有马上走开，而是站在八仙桌旁边，看了看那叠稿纸。稿纸上涂涂改改的，有些地方划了三四道。苏丽珍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

“你写的是那个小姑娘吧。”

沈望愣了一下。“哪个小姑娘？”

“昨天打电话找你的那个。”

沈望没有接话。苏丽珍也没有再问。她转身走回灶披间，锅碗碰撞的声响从里面传出来。沈望坐在八仙桌前，把稿纸收好。他想起林薇的红裙子，想起她在旧书店里说“继续投，别停”的样子，想起她在咖啡馆里说“底子好”时的表情。他把那些东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延安东路上的路灯还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地响。他站了一会儿，把门关上，躺在地铺上。

他从提包里摸出博尔赫斯，翻到《南方》。他读到最后那句话，停住了。达尔曼走下楼去，来到街上。然后呢？博尔赫斯没有写然后。然后就是读者自己的事了。沈望把书合上，放在胸口。他闭着眼睛，想林薇说的“他为什么还留在上海”。他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写完那个故事。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然后”。他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听着远处的汽笛声，慢慢地沉下去。

外面，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又响起来，拖得长长的。那声音越过外滩的石头建筑，越过延安东路的梧桐树，越过石库门的砖墙和瓦顶，落在地铺上。沈望听着那声音，把扳手和书一起放在胸口。两样东西压着他，一样是铁的，一样是纸的。都沉沉的。

他睡着了。

第七章 平安电影院

沈望开始改那篇小说。

他改得很慢。白天在毛纺厂扛羊毛包的时候，那些词句就在他脑子里转。羊毛包压在肩膀上，他的身体在往前走，走那三十步，但脑子在别的地方。他在想那个青年站在江边的时候看见了什么，想了很久，觉得他看见的不是船，不是水，不是对岸的浦东。他看见的是一片空。那片空很大，大到人站在它面前，会觉得自己不在了。沈望扛着羊毛包走到垛前，把包扔上去，灰尘腾起来，在昏暗的光线里飘。他想，那个青年看见的空，就是这种灰尘飘起来的样子。什么都在动，但什么都是空的。

晚上回到石库门，他就在八仙桌上改。他把林薇说的那个问题想了一遍又一遍。写“为什么”比写“什么”难。他试着写了一段，那个青年在江边站了很久，然后往回走。走回延安东路的路上，他看见一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他把这个女人写进去了。写她蹲在弄堂口，蒲扇破了，扇骨露在外面，浓烟呛得她直咳嗽。写她每天生炉子，他每天经过，他们从来不说话。写有一天早晨他经过的时候，对她说了一句“煤球潮了”。她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了。但他记住了。他写那个青年想，在这个城市里，他也许不需要和谁说话，但他需要有人对他笑一下。那个笑就是“为什么”。

他写完了这段，看了一遍。还是觉得不够。但他没有再划掉。他把稿子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延安东路上的路灯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地响。他站了一会儿，把门关上。躺在地铺上，他从提包里摸出博尔赫斯，翻到扉页。林薇的字在昏暗中看不清了，但他知道那行字在那里。地址，电话，名字。他用手指在那些字上摸了一遍。然后把书合上，放在胸口。

第二天是休息日。沈望没有去福州路。他坐车去了静安寺。

20路车在南京西路停下来。他下了车，站在平安电影院门口。电影院白天的样子和傍晚不同，没有霓虹灯，门面灰扑扑的，售票窗口的玻璃上贴着几张褪色的电影海报。沈望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沿着南京西路往西走。林薇给他的地址是静安寺那边一条弄堂，号牌是四十二号。他走了一段，拐进一条小马路。那条路比南京西路窄，两边是旧式的公寓楼，红砖墙面，铁艺阳台，阳台上摆着花盆和晾衣架。梧桐树种在路边，树冠几乎连在一起了，把整条路罩在阴凉里。他找到了那条弄堂，弄堂口有一个铁皮信箱，上面用白漆写着“42”。他走进去，弄堂不长，尽头是一栋三层的小楼，红砖墙，石库门式的门洞。他上了台阶，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抬手敲了敲门。

门开了。林薇站在门后，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毛衣，头发用一根布带束在脑后。她看见沈望，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怎么来了？也不打电话。”

“路过。”沈望说。这话是假的，他知道，她也知道。

“进来吧。”林薇侧过身，让他进去。

屋子很小，一间房，大约十来个平方。一张单人床靠墙，床上铺着碎花床单。一张书桌靠窗，桌上堆着书和稿纸，一盏绿罩子的台灯，还有一只搪瓷杯，杯里插着一支钢笔。窗台上摆着两盆花，一盆吊兰，一盆茉莉。茉莉正开着，白色的小花，香味淡淡的，混着墨水的味道。墙上贴着一张画报，是《悲惨世界》的电影海报，冉阿让背着马吕斯在巴黎下水道里走。地面是水泥的，但铺了一块旧地毯，深红色的，边角磨得发白。整个屋子有一种挤挤挨挨的温暖，像一只鸟把所有的树枝都衔来筑成了巢。

“坐。”林薇指了指书桌前面的椅子。沈望坐下来。林薇给他倒了一杯水，搪瓷杯，杯身上印着一朵牡丹花，和苏丽珍绣的那朵颜色一样。沈望接过杯子，喝了一口。

“稿子改好了？”林薇在床边坐下来，顺手拿起床上的书，是《上海文学》的样刊，封面上印着一篇小说的标题。

“改了一段。你看看。”

他把稿子从提包里拿出来，翻到新写的那两页，递给她。林薇接过去，低头看。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吊兰叶子在微风里轻轻晃动的沙沙声。沈望坐在椅子上，目光在房间里转着。他看见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照片，黑白的，不大。有一张是一个中年女人，短发，圆脸，笑得很开。还有一张是风景，一条河，河上有桥。他猜那是她的父母，或者别的什么人。他没有问。

林薇看完了，抬起头。“这段好多了。那个女人的笑，写得好。你留下来了，是因为有人对你笑了一下。这个理由就够了。”

沈望点了点头。他想说谢谢，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端起搪瓷杯，又喝了一口水。水是温的，有一股淡淡的铁锈味，和石库门里那个搪瓷碗的味道一样。

“你平时就在这里写？”沈望问。

“嗯。下了班回来，吃完晚饭，写到十一点。周末写一天。”林薇把稿子放在床上，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拿起那本《上海文学》递给他。“这一期有我一首诗。你看看。”

沈望接过来，翻到目录。林薇的名字在目录的倒数第二行，诗的名字叫《苏州河》。他翻到那一页，诗不长，二十来行，分了三段。他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诗里写的是苏州河上的雾，雾里的船，船上的灯。写一个人站在桥上，看着那些灯在雾里亮着，又灭了。写那个人想，也许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但那些故事和他无关。他只是一个看灯的人。最后一句话是：“灯灭了，河还在流。”

沈望读完了，把杂志合上。他想起自己写的那篇码头故事，最后一句也是“江还在流”。他没有说这个巧合。他把杂志放回书桌上。

“写得真好。”他说。

“一般。”林薇说，但她的语气里没有谦虚，只是一种平常的自我判断。她坐回床边，把稿子重新拿起来，翻到第一页。“你这个稿子，我明天寄出去。给《上海文学》的李编辑。我跟他认识，他说过有好的稿子可以寄给他。你留一个地址，有消息我告诉你。”

“寄到延安东路吧。沈德厚收。”

林薇在稿纸的最后一页写了地址，然后合上稿子，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她拉开抽屉的时候，沈望看见里面有一摞稿纸，写满了字，还有几本笔记本，蓝色的，红色的。抽屉里还有一包飞马牌的烟。林薇注意到他的目光，把抽屉关上了。

“你也抽烟？”沈望问。

“偶尔。写不出来的时候抽一根。”她笑了一下，“你别学。”

沈望点了点头。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掌上的茧子又厚了一些，新皮变成了旧皮，硬邦邦的。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握着搪瓷杯。杯子里的水快凉了。

“你那个小说，”林薇说，“你打算一直写下去？”

“不知道。先写着。”

“别停。”她又说了一遍，和上次在旧书店说的一模一样。“你写得出来。你有那个东西。”

沈望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很直接，里面有一种他熟悉的什么东西。那种东西他在镜子里看到过，在苏丽珍绣花的手指上看到过，在周师傅擦机器的手掌上看到过。那是一种不放弃的东西。他说不清那是什么，但他知道林薇也有。他们坐在这间小屋子里，隔着一米多的距离，但那个东西在他们之间连着，像一根看不见的线。

那天中午，林薇煮了两碗面。面是挂面，清汤，卧了一个荷包蛋，撒了几粒葱花。沈望坐在书桌前吃，林薇坐在床边吃。两个人面对面，吃着面，没有说话。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吃面的声音，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和窗台上茉莉花在风里轻轻晃动的声响。沈望吃完面，把碗放在书桌上。他看见书桌的玻璃板下面那张照片，那个圆脸女人。他指了指照片。

“我妈。”林薇说，“在普陀区。退休了，以前在纺织厂。”

沈望点了点头。他想说他的母亲在黄桥，但话没有出口。他把碗端起来，走到门口的小水池边，把碗洗了。水是凉的，流在手上，很舒服。他洗完碗，走回来的时候，林薇已经把稿子从抽屉里拿出来了，翻到某一页，在读。她读的是他写那个绣花女人的那段。她读完了，把稿子放下，抬起头来。

“你二婶，”她说，“她知道你写她吗？”

“不知道。我没告诉她。但她看了这篇东西。她说写的是上海，也是我。”

林薇点了点头。“她说得对。”

沈望在椅子上坐下来。他看着林薇。她坐在床边，背后是那张《悲惨世界》的海报，冉阿让背着马吕斯在黑暗的巴黎下水道里走。她的脸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很安静，线条柔和了，不像在咖啡馆时那么锋利。他忽然想说点什么。说他在毛纺厂扛羊毛包，说他的肩膀换了一层皮，说他在八仙桌上写东西写到深夜，说他在延安东路的石库门里住着一间客堂间的地铺。但他没有说。那些话太沉了，说出来会把这条小小的房间撑破。

“我该走了。”他说。

林薇站起来。她走到门口，把门打开。沈望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闻到了她身上的味道，还是洗衣皂的淡香，混着茉莉花的香味。她靠在门框上，看着他走出去。沈望走到弄堂口，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穿着浅灰色的毛衣，头发用布带束着，手里拿着那叠稿子。她朝他摆了摆手。

沈望转过身，往南京西路走去。梧桐树的叶子落在他肩上，一片，两片。他走到20路车站，上了车。车往东走，穿过静安寺，穿过南京西路，穿过人民广场。他靠着窗，看着那些街道一帧一帧地过去。他想起林薇说“别停”，想起她煮的面，想起她抽屉里那包飞马牌的烟。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张写着地址和电话的纸片。纸片已经软了，边角起了毛。他把它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

回到石库门的时候，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在缝一件小孩的衣服，蓝色的，很小，袖子只有一拃长。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看着那件小衣服。

“二婶，这是谁家的？”

“隔壁陈阿婆的孙子。她要寄到兰州去。她孙子刚生的。”

沈望点了点头。那件小衣服在苏丽珍手里翻过来翻过去，针起针落，袖口缝好了，领子缝好了，扣子也钉好了。她把小衣服展开，看了看，叠好，放在一边。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灶披间，端了一碗汤出来。

“你上午去哪了？”

“静安寺。一个朋友那里。”

苏丽珍把汤放在他面前。汤是冬瓜排骨汤，白白的，里面漂着几粒虾皮。沈望端起碗，喝了一口。汤很烫，顺着喉咙流下去。

“那个朋友，”苏丽珍在他对面坐下来，“是男的还是女的？”

沈望拿着碗的手停了一下。“女的。”

苏丽珍没有接话。她看着八仙桌上的那件小衣服，蓝色的，叠得方方正正的。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

“你二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上海姑娘。家里是南市那边的，开杂货铺的。人长得蛮好，细眉细眼的。你二叔见了，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后来那个姑娘等了他一年，等不下去了，嫁了别人。你二叔后来跟我结婚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丽珍，我跟你结婚，是因为你等了我一年。”

沈望喝着汤，没有抬头。他感觉到苏丽珍的目光落在他的头顶上，不重，但实实在在的。

“那个姑娘，”苏丽珍又说，“你二叔从来没有说过她不好。他只是说，等不起。上海姑娘等不起。上海这个地方，什么都快。人等不起。”

她说完，站起来，把那件小衣服收进纸箱里。然后她坐回缝纫机前面，踩动了踏板。嗒嗒声响起来，在客堂间里回荡着。沈望喝完汤，把碗洗了。他走到八仙桌前，铺开稿纸。他拿起笔，但没有写。他坐了很久，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那声音像一只钟在走。他在那只钟里坐着，把今天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林薇的脸，她的眼睛，她煮的面，她说的“别停”。然后他低下头，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留下来，是因为有人对他说，别停。”

他看了看那行字，觉得太平了。他划掉了，重新写。

“他留下来，是因为那个红裙子在旧书店的楼梯上走下去的时候，他没有跟下去。他想知道她去了哪里。”

他看了看，没有划掉。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苏丽珍的缝纫机还在响。他听着那声音，闭上了眼睛。

接下来的半个月，沈望白天扛羊毛包，晚上改稿子。他把那篇码头故事从头到尾又改了一遍，把“为什么”写进去了。他写那个青年在江边站了很久之后，往回走的路上，看见一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他写他停下来，对她说了一句话。他写她抬起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了。但他记住了。他写那个青年回到弄堂里，坐在八仙桌前，看着缝纫机上的白布。他写那个女人在绣花，一针一针的，从牡丹花到不知名的花。他写那个青年想，也许日子就是这样，一针一针地过，一天一天地过。他写那个青年把稿纸铺开，拿起笔，写了一个字。

他把稿子改完了，誊在一张干净的稿纸上。这次他没有数多少字，但大概有四千多。他把誊好的稿子放在八仙桌上，看了一遍。他觉得可以了。第二天中午，他在毛纺厂旁边的邮局把稿子寄了出去，寄给《上海文学》编辑部。他把林薇写的那张纸条夹在稿子里，纸条上写着李编辑的名字。他把信封投进邮筒的时候，手顿了一下。然后他松开了，信封落进去，发出一声闷响。他站在邮筒前面，看了一会儿。那个墨绿色的铁皮邮筒身上有划痕，有人用钥匙划了一个“王”字，还有人用粉笔写了“专治狐臭”。他看着那些字，觉得好笑。然后他转身走了。

寄出稿子之后的那些天，沈望过得和以前一样。白天扛包，晚上回到石库门，坐在八仙桌前看博尔赫斯，或者写点新的东西。他写了一个短篇的开头，写一个在仓库看夜的男人，坐在一堆布料中间，听着外面的风声和雨声，想着他在苏北老家的儿子。那个开头写了大概一千字，他停了。他觉得还不够，那个男人的儿子应该在上海，在某个地方打工，但他不知道那个儿子在做什么。他把那个开头收进提包，没有再写。

他有时候会想起林薇。她说过“有消息我告诉你”。他不知道“有消息”是什么时候。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也许永远没有。他有时候会走到福州路，去上海旧书店的三楼站一会儿。他站在那个他第一次碰见林薇的书架旁边，翻几本旧杂志。但他再也没有碰见她。他也没有打电话给她。他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消息”。也许是因为他不想空着手去找她。

毛纺厂的活开始少了。羊毛包不像之前那么多，有时候一天只有一车。卸完了就在仓库里闲着，和其他临时工一起蹲在地上抽烟。沈望不抽烟，他就蹲着，看着仓库里的羊毛包。那些包码成一座一座的小山，灰扑扑的，麻布上沾着草屑和羊粪蛋。他想，这些羊毛从哪里来？从内蒙古，从新疆，从青海。那些地方他都没有去过。但那些地方的羊毛正在他的肩膀上，一包一包地从卡车上卸下来，码进上海的仓库里。然后那些羊毛会被纺成线，织成布，做成衣服，穿在别人身上。他在这里，只是那根链条上的一节。一节很短的、随时可以被替换的链条。

有一天收工的时候，那个管仓库的老头叫住他。老头姓王，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牙掉了好几颗。他坐在仓库门口的一张破藤椅里，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缸，缸里的茶已经淡得没颜色了。

“小沈，你下个月还来吗？”

“怎么？”

“上面说羊毛少了，要减人。临时工先减。你可能下个月就不用了。”

沈望点了点头。他从王老头身边走过去，走出厂门，上了25路车。车往南走，穿过杨浦区，上了外白渡桥。他靠着窗，看着苏州河从桥下流过。河水是黑的，上面漂着油花和垃圾。但河还在流。他想起林薇的诗，“灯灭了，河还在流”。他忽然觉得，他现在就是那盏灯。灯要灭了，但河还在流。

回到石库门的时候，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在绣那朵从杂志上描下来的花，已经绣好了三片花瓣。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把提包放在脚边。苏丽珍没有抬头，但她开口了。

“你那个稿子，寄出去了？”

“寄了。”

“有回音吗？”

“还没有。要等。”

苏丽珍的针停了一下，又动起来。“等就等。不急。”

沈望看着她绣花。她的手指在布面上飞快地动着，粉白色的丝线一针一针地压上去。那朵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模糊到清晰。他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了林薇说的“你的结尾。那个青年在江边站了很久，然后回去了。然后呢？”他现在知道“然后”是什么了。然后就是等。等稿子的回音，等下个月的活，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消息。等，就是“然后”。

那天晚上，沈望没有写新东西。他把博尔赫斯翻到《南方》，又读了一遍。他读到“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手枪，走下楼去，来到街上”的时候，停了下来。他看着那行字，想起林薇说的“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路上”。他想，他现在也在路上。他走在上海滩上，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但他走着。他的脚底板踩在水泥地上，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他把书合上，放在胸口。然后他闭上眼睛，听着缝纫机的嗒嗒声，听着远处的汽笛声，听着弄堂里猫叫的声音。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更深的安静。他在那种安静里沉下去。

他睡着了。

又过了十来天，毛纺厂果然减了人。沈望和另外三个临时工一起，被通知不用来了。王老头给他们每人结了工钱，一天三块，一共干了四十一天，一百二十三块。沈望把钱数了一遍，揣进口袋。他从厂门口走出去，回头看了一眼。那块铜牌子还在，擦得很亮。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他没有坐车。他沿着军工路往南走。路两边的厂房还是一样，烟囱还是一样，卡车还是一样。他走过纺织厂，走过机械厂，走过化工厂。他走到杨树浦路，拐进那条小路，又走到了黄浦江边。他站在防汛墙前面，靠着墙，看着江面。江面上有一艘货轮正在往上游走，吃水很深，船舷几乎贴着水面。拖轮拖着几条驳船，一条接一条，像水上的火车。他看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林薇写的纸条。纸条已经软得不成样子了，边角起了毛，上面的字有些模糊了。他看了看，又放回去。他从提包里摸出博尔赫斯，翻到扉页。林薇的字还在，地址，电话，名字。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些字。然后他把书合上，放回提包。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往公交车站走。他走到车站的时候，25路车正好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个座位坐下来。车往南走，穿过杨浦区，上了外白渡桥。他靠着窗，看着苏州河从桥下流过。河水还是黑的，上面漂着油花和垃圾。但河还在流。他闭上眼睛。

回到延安东路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沈望走到弄堂口，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正在收炉子。她蹲在地上，用火钳把煤球夹出来，放进一个铁桶里。炉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只剩下几块暗红色的煤渣。她抬起头，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今天回来早。”

“厂里没活了。下个月不去了。”

那个女人愣了一下。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再找。上海活多。”

沈望点了点头。他从她身边走过去，走进弄堂，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客堂间里灯亮着。八仙桌上放着一封信。白色的信封，右下角印着红色的字。沈望站在桌前，看着那个信封。他的心跳快了一下。他把提包放在条凳上，拿起信封。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沈望收。寄件地址是《上海文学》编辑部。

他把信封翻过来，翻过去。信封很轻，里面好像只有一张纸。他站在八仙桌前，手里拿着那封信。苏丽珍从灶披间探出头来，看见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信。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沈望把信封撕开了。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印着《上海文学》编辑部的抬头。上面写着几行字，是手写的，字迹很潦草。他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信放在八仙桌上，在条凳上坐下来。苏丽珍走出来，站在他旁边，看着那张纸。

“说什么？”

沈望抬起头。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是亮的。

“说稿子留用了。下个月发。”

苏丽珍站在那里，看着那张纸。她没有说话，但她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很快就收了。但她伸出手，在那张纸上轻轻摸了一下，像是在摸一件很贵重的东西。

“吃饭吧。”她说。然后她转身走进灶披间，端了一碗饭出来，放在沈望面前。饭上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还是溏心的，橙黄色的液体从蛋皮下面渗出来，把周围的白米饭染了一小片。和沈望第一天晚上到石库门时吃的那碗饭一模一样。

沈望拿起筷子，夹起那个荷包蛋，咬了一口。溏心流出来，在舌头上散开，热的，咸的，带着一点油香。他把那口蛋咽下去，扒了一口饭。他嚼着饭，看着八仙桌上那封信。那张纸很薄，被灯照着，几乎透明。他看着看着，眼睛有点湿。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把那碗饭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粒米都没有剩。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把博尔赫斯放在胸口。他闭着眼睛，想着那封信上的字。那些字他只看了一遍，但他记住了。“沈望同志：来稿《码头》已阅，拟留用，刊于本刊明年第一期。请勿他投。具体事宜另行通知。”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在脑子里过着，像在数一串珠子。他数完了，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和书，听着外面的汽笛声。那声音越过外滩的石头建筑，越过延安东路的梧桐树，越过石库门的砖墙和瓦顶，落在地铺上。他听着那声音，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但一直在那里，没有收。

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沈望醒得比平时早。

天还没亮透，客堂间里灰蒙蒙的，缝纫机还没响。他躺在地铺上，听着楼上二叔二婶的动静。楼上传来沈德厚起床的声音，床板吱呀一声，然后是脚步声，拖鞋在地板上蹭着走。沈德厚今天也起得早，他那个仓库看夜的活还没着落，这些天他一直在跑街道、跑劳动局、跑那些可能给他一份工作的地方。沈望听见楼上传来苏丽珍的声音，低低的，听不清词，然后沈德厚应了一声，也是低低的。门开了又关上，脚步声从楼梯上下来。

沈德厚走到客堂间，看见沈望已经醒了，点了点头。他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领子没有翻好，一边高一边低。他站在八仙桌旁边，把领子翻好，又用手按了按。沈望注意到他的手指在领口上停了一下，像是在整理什么很要紧的东西。

“二叔，今天去哪里？”

“闸北。有个街道工厂，说是要人。看门的。”沈德厚说着，从口袋里摸出那包飞马牌的烟，抽了一根出来，但没有点，只是夹在手指间。“你那个稿子的事，你二婶跟我说了。”

沈望坐起来，把被子叠好。沈德厚看着他叠被子，看了一会儿。

“留用了？”

“留用了。明年第一期。”

沈德厚点了点头。他把那根烟塞回烟盒里，走到门口，推开黑漆木门。晨光从门缝里涌进来，落在他的白衬衫上，把衬衫照得有些透明。他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

“好好写。”他说。然后他跨出门槛，走了。沈望听见他的脚步声在弄堂里响着，一步一步的，不紧不慢，走到弄堂口就听不见了。

苏丽珍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沈望已经在灶披间盛粥了。她今天没有马上坐到缝纫机前面，而是走到八仙桌旁边，拿起昨天晚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她看得很慢，手指在纸面上轻轻移动着，像是在摸什么东西。沈望端着粥出来，看见她在读信，就在条凳上坐下来，没有出声。苏丽珍看完了，把信折好，放在八仙桌的抽屉里。那个抽屉里放着户口本、粮票、油票，现在又多了那封信。她把抽屉合上，在沈望对面坐下来。

“你二叔刚才说什么了？”

“说好好写。”

苏丽珍点了点头。她拿起筷子，夹了一根萝卜干，放进嘴里嚼着。她嚼得很慢，像是在想什么事。沈望喝着粥，等着她开口。

“你二叔年轻的时候，”苏丽珍说，“也喜欢看书。他刚来上海那几年，在厂里当学徒，一个月挣十八块钱。他每个月拿出两块钱来买书。两块钱，那时候能买好几本了。他买《林海雪原》，买《青春之歌》，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看完一本，就在扉页上写名字，写日期。那些书现在还在楼上，装在一个纸箱里。箱子搁在床底下，很多年没有打开过了。”

沈望放下碗，看着苏丽珍。她的眼睛没有看他，落在八仙桌上那道裂纹上。她用筷子指了指那个抽屉。

“你跟他像。你们老沈家的人，都喜欢写点什么，记点什么。你二叔后来不写了。厂里的事多了，人累了，就没有那个心思了。但他那些书还在。他没有扔。”

苏丽珍说完，站起来，走到缝纫机前面坐下。她拉开抽屉，把那块绣着新花的白布拿出来，铺在机头上。粉白色的花瓣已经绣好了四片，还差一片。她拿起针，穿上丝线，开始绣最后一片。沈望坐在条凳上，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背挺得很直，辫子垂在背后，发梢上还是那根红橡皮筋。缝纫机没有响——她没有踩踏板，只是用手一针一针地绣。那种针脚比缝纫机踩出来的更密，更慢，每一针都看得清楚。

沈望站起来，把碗洗了。他走到八仙桌前，从提包里摸出博尔赫斯，翻到扉页。林薇的字还在，地址，电话，名字。他用手指摸了摸那些字。他想，他应该告诉她。那篇稿子留用了，是她说的“别停”让那篇东西有了回音。他把书合上，放回提包。然后他走到门口，推开门。阳光照在他脸上，温热的。他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和沈德厚刚才的姿势一模一样。

他跨出去，走进延安东路的早晨。

他坐20路去了静安寺。

20路车上人很多，他站在门口，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护着提包。车过了人民广场，过了南京西路，拐进静安寺。他下了车，沿着那条小马路往里走。梧桐树的叶子快落光了，只剩几片枯黄的叶子挂在枝头，风一吹，打着旋落下来。他走到那条弄堂口，铁皮信箱上“42”的白漆又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锈。他走进去，上了台阶，敲了敲门。

门开了。林薇站在门后，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头发披着，手里拿着一支钢笔。她看见沈望，眼睛亮了一下。

“你来了。进来。”

屋子里和上次一样，书桌，单人床，绿罩子的台灯，窗台上的吊兰和茉莉。茉莉已经谢了，但叶子还是绿的。林薇把钢笔搁在书桌上，稿纸摊开着，上面写满了字，一行一行的，是诗。她写到一半，被他打断了。她把稿纸翻过去，盖住。

“什么事？看你高兴的样子。”

沈望在椅子上坐下来。他从提包里拿出那封信，递给她。林薇接过去，看了信封上的字，又看了里面的信。她看完了，抬起头。她的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然后笑了。那个笑比平时大一些，露出了牙齿，很白。

“我说什么来着？”她把信递还给他，“底子好。改好了就行。”

沈望接过信，折好，放回提包。他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谢谢，但那个词太轻了。他想说没有你我可能就放弃了，但那个话说出来太煽情。他坐在椅子上，手指在提包的带子上摩挲着。

“你别光坐着。”林薇说，“请我吃饭。你那个稿子有稿费吧？”

“有。但还没来。”

“那就先欠着。等你稿费来了，请我吃顿好的。不是面，是菜。要有肉的。”

沈望笑了。他笑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很快就收了，但林薇看见了。她也笑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把那张盖着的稿纸翻过来。

“我在写一首诗。写苏州河的。写了一半，卡住了。你帮我看看。”

沈望站起来，走到书桌前。稿纸上的字是林薇的笔迹，斜斜的，有一股利落劲儿。他低头看，诗没有标题，只写了三行。第一行是“苏州河的水是黑的”，第二行是“黑得看不见自己的影子”，第三行是“但船还在走”。后面的都是空白，只有几道划掉的痕迹。

“卡在这里了。”林薇说，“船还在走。然后呢？我想写船上的人，但写不出来。我不知道船上的人在想什么。”

沈望看着那三行字。他想起他在25路车上看见苏州河从外白渡桥下流过，黑色的水，油花，垃圾。他想起那些驳船，一条接一条，船上堆着煤、沙子、水泥管。他想起那些船上的人，他见过他们蹲在船板上吃饭，端着搪瓷碗，碗里是白米饭和咸菜。他见过他们蹲在船尾洗衣服，水是黑的，但衣服还是洗。他见过他们站在船头，看着前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船上的人，”沈望说，“他们想的是下一座桥。”

林薇看着他。

“他们在水上走，桥在他们前面。一座桥过去了，还有下一座。他们不想别的。他们只想着下一座桥。因为想别的没有用。水在流，船在走，桥一座一座地来。他们只能想下一座桥。”

林薇没有说话。她低下头，拿起钢笔，在第三行下面接着写。她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沈望站在旁边，看见她写的是：“船上的人看着桥。桥看着水。水看着天。天看着船上的人。”她写完了，又划掉了最后一句，改成：“船上的人不看天。他们看桥。下一座桥。”

她把笔放下，看着那几行诗。看了一会儿，她拿起笔，在诗的末尾画了一个圈，表示写完了。然后她转过身，看着沈望。她的眼睛很亮，嘴角有一个很浅的笑。

“你那个小说，《码头》，”她说，“你写的是你自己吧。”

沈望点了点头。这一次他没有犹豫。

“所以你知道船上的人在想什么。”

沈望站在书桌旁边，看着她。她的红色毛衣在午后的光线里很扎眼，像一团安静的火。他想起苏丽珍昨天问他的话，“那个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女的。苏丽珍没有接话，但她的目光在那件蓝色小衣服上停了很久。他又想起沈德厚今天早上说的“好好写”。三个字，不多，但他听懂了。那三个字里有他自己的影子。那个在床底下纸箱里装了半箱书的沈德厚，那个在扉页上写名字和日期的沈德厚，那个后来不写了但把书留着的沈德厚。

“林薇，”沈望开口了。这是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声音有些笨，但他说出来了。“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上海？”

林薇愣了一下。然后她摇了摇头。“没有。上海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离开？”

“如果有一天，上海不要你了呢？”

林薇看着他。她的目光直直的，没有躲闪。“那就让它不要。我还是上海人。我是上海人，不是因为上海要我。是因为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说话、走路、吃饭、睡觉。是因为我的骨头是上海做的。它要不要我，我都是上海人。”

她说完，转过身，把诗稿收进抽屉里。她关上抽屉的时候，手指在抽屉的把手上停了一下。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台前面，把吊兰枯掉的几片叶子掐掉，扔进花盆里。

“你呢？”她问，没有回头。“你想过离开上海吗？”

沈望站在书桌旁边，看着她的背。她的背很直，肩膀很窄。红色毛衣的领口有些松了，露出后颈上一小片白皮肤。他想起苏丽珍的背，也是这么直，但更厚实，更宽。两个女人，两个上海，一个在延安东路的石库门里，一个在静安寺的公寓楼里。她们都在这座城市里活着，用不同的方式。但她们身上有一种同样的东西。那种东西他说不清是什么，但他知道，那东西和他有关。

“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沈望说。

林薇转过身来。她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走到书桌前，把抽屉拉开，拿出那包飞马牌的烟。她抽出一根，走到窗台前面，推开窗户，点燃了。她吸了一口，烟从窗户里飘出去，散在梧桐树的枝丫间。她站在窗户前面，侧对着他，烟夹在手指间，烟灰老长。

“你会留下来的。”她说，声音从烟雾里穿过来，“你写的东西留下来了。你人就留下来了。”

沈望站在她身后，看着她抽烟。她的侧脸在烟雾里模糊着，睫毛很长，投下一小片阴影。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他拿起提包，搭在肩上。

“我走了。”他说。

林薇转过身来，烟还夹在手里。“稿费来了，记得请我吃饭。”

“记得。”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弄堂里阳光正好，梧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碎碎的。他走到弄堂口，回头看了一眼。林薇站在窗口，手里拿着那根烟，朝他摆了摆手。他也摆了摆手，然后转身走了。

他沿着南京西路往东走。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想起林薇说的“你写的东西留下来了，你人就留下来了”。那句话在他脑子里转着，像一颗石子在水里沉。他走到20路车站，上了车。车往东走，穿过静安寺，穿过南京西路，穿过人民广场。他靠着窗，看着那些街道一帧一帧地过去。他看见一个老头在路边打太极拳，动作慢极了。他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拎着菜篮子走过，篮子里装着青菜和豆腐。他看见一个小孩背着书包在跑，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那些人都在这座城市里活着，各有各的活法。他也在活。他用一支笔和一叠稿纸活，用扛羊毛包的胳膊和磨出茧子的手掌活。那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他的活法。

回到延安东路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沈望走到弄堂口，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正在收炉子。她今天没有蹲在地上，而是坐在一只小板凳上，手里捧着一碗饭，饭上盖着几片咸肉。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今天回来早。”

“嗯。没活干了。”

“再找。上海活多。”她又说了一遍，和上次一模一样。说完她低头扒饭，咸肉的油从嘴角流下来，她用手背抹了一下，抹在围裙上。沈望看着她，忽然想问她叫什么名字。他在这条弄堂口走了快四个月了，每天早晨看见她生炉子，每天傍晚看见她收炉子，但他不知道她叫什么。她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们只是点个头，说一句“回来早”或者“煤球潮了”。但那点东西，他觉得也够了。有时候人和人之间不需要太多。

他走进弄堂，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客堂间里灯亮着。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手里拿着那块绣着新花的白布。最后一片花瓣已经绣完了。那朵花完整地开在布面上，粉白色的，五瓣的，向外舒展。苏丽珍把白布举到灯下看了看，然后放下，折好。她没有把花放进抽屉里。她把那块白布放在八仙桌上，摊开着。

“绣完了。”她说。

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看着那朵花。它和那朵牡丹花不一样。牡丹花是富贵的，密的，一层一层往里收的。这朵花是简单的，疏的，向外开的。五片花瓣，一片比一片大，像是要张开什么。

“好看。”沈望说。

苏丽珍没有接话。她把白布留在八仙桌上，站起来，走到灶披间，端了一碗饭出来，放在沈望面前。饭上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还是溏心的。沈望拿起筷子，夹起那个蛋，咬了一口。溏心流出来，在舌头上散开。他吃着饭，看着桌上那朵绣好的花。苏丽珍在他对面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自己碗里。

“那个朋友，”苏丽珍开口了，声音很平，“你下次请她来家里吃饭。”

沈望的筷子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苏丽珍。她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嘴角还是平的，眼睛还是细长的。但她的手指在筷子上面轻轻敲了两下。那种动作他见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坐在缝纫机前面，手指在机头上敲了两下。那时候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现在他知道了。

“好。”他说。

苏丽珍低下头，继续吃饭。沈望也低下头，继续吃饭。两个人沉默地吃着，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在客堂间里响着，轻轻的，有节奏的。那声音和以前一样，但又不一样了。以前那声音底下什么都没有，现在那声音底下有一层东西在动。那层东西很薄，但实实在在的。沈望能感觉到它。它像缝纫机的嗒嗒声，像印刷机的滚筒声，像羊毛包落在垛上的闷响，像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那些声音加在一起，就是这座城市的呼吸声。他在这座城市里，在这间客堂间里，在这张八仙桌前面，吃着饭，听着那些声音。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有苏丽珍，有沈德厚，有周师傅，有阿六，有林薇。那些人都是他在上海滩上捡到的。捡一个是一个。他捡着捡着，就攒下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家。一个和石库门不同的家。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把博尔赫斯放在胸口。他闭着眼睛，想着今天的事。林薇的红毛衣，她写的那首关于苏州河的诗，她说“你会留下来的”。他想了很久。他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和书，听着外面的汽笛声。那声音越过外滩的石头建筑，越过延安东路的梧桐树，越过石库门的砖墙和瓦顶，落在地铺上。他听着那声音，把扳手放在枕头底下，把书放在提包里。然后他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面，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他以前没有注意到。他看着那道裂缝，想，那也是一条江。一条小小的、干了的江。但它还在那里。它没有走丢。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他看见黄浦江在流，苏州河在流，那道墙上的裂缝也在流。所有的水都在流。他躺在那条流动的上面，沉下去，沉到很深的地方。

外面，延安东路上的最后一班公交车驶过。车轮碾过路面上的一滩积水，溅起一片水花。水花在路灯的余光里闪了一下，然后落下了。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又响起来，一声，长长的，拖得很远。那声音落在石库门的瓦顶上，落在梧桐树的枝丫上，落在地铺上。沈望听着那声音，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但一直在那里。

他睡着了。

第八章 巨鹿路

信封是三天后来的。

那天沈望刚从外面回来。毛纺厂的活断了之后，他又跑了几个地方。军工路上的厂子他跑遍了，不是不要人，就是嫌他没有技术。他去了十六铺码头，找阿六，阿六扛包的那个点要熟手，生手不要。他去了苏州河边上的仓库区，问了几家，都说人满了。他去了曹家渡，去了董家渡，去了提篮桥。上海很大，但他能走的地方越来越小。最后他在虹口的一家小印刷厂找到了活，也是临时工，印商标和包装盒，一天两块八，比毛纺厂少两毛，但管一顿中饭，而且可以学机器。他干了三天，手上又多了两处茧，但机器的声音和东方红印刷厂那台很像，他听着觉得安心。

那天傍晚他从虹口回来，在弄堂口碰见了邮递员。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车后架上搭着两只邮袋，手里拿着一叠信，正在往门牌号里塞。他看见沈望，叫了一声：“沈望？有你的信。”

沈望接过信封。信封是白色的，左下角印着红色的字：《上海文学》编辑部。比上次那封厚一些，捏起来里面有硬的东西。他把信封揣进口袋，没有在弄堂口拆。他走到石库门门口，站在门槛上，把信封撕开。里面是一张信纸，和上次一样的抬头，还有一本薄薄的杂志。他先看信。信很短，还是那个李编辑的字迹，潦草但有笔锋。上面写着：“沈望同志：刊物已出，样刊两本，稿费六十八元，请来编辑部领取并签字。地址：巨鹿路六七五号。来前可先电话。”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有空的话，来聊聊。你的下一篇。”

沈望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他拿起那本杂志。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江南水乡，一条河从中间穿过，两岸是白墙黑瓦的房子。右下角印着“1987年第12期”。他翻开目录，在小说栏目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沈望，《码头》，第47页。他看着那三个字，铅字印出来的，端端正正的。和两年前在《收获》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一样，但感觉不同了。那次是惊喜，这次是踏实。像一颗种子埋了几个月，终于从土里钻出来了。

他推开门，走进客堂间。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正在缝一条裤子。沈望把杂志放在八仙桌上，翻到第47页。苏丽珍的缝纫机停了，她走过来，站在桌子旁边，低头看。那页上印着标题《码头》，下面是他的名字，再下面是正文。字很小，排成两栏。苏丽珍看了一会儿，伸出手指，在他的名字上摸了一下。她的手指粗糙，指肚上有针眼，但那个动作很轻。

“印出来了。”她说。

“印出来了。”

苏丽珍站了一会儿，把杂志拿起来，翻到前面，又翻到后面。她看完了目录，看完了版权页，看完了封底。然后她把杂志放回桌上，走到灶披间，端了一碗饭出来，放在沈望面前。饭上卧着一个荷包蛋，还是溏心的。沈望坐下来，拿起筷子。他夹起那个蛋，咬了一口。溏心流出来，在舌头上散开。他吃着饭，看着桌上那本杂志。杂志摊开着，第47页上，他的小说静静地躺在那里。苏丽珍坐回缝纫机前面，踩动踏板。嗒嗒声响起来，和以前一样。但沈望觉得，那声音里多了一点什么东西。也许只是他的错觉。

第二天下午，沈望去了巨鹿路。

巨鹿路在静安寺附近，和南京西路平行，但更窄，更安静。路两边的梧桐树比福州路的还老，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皮皴裂，一块一块地剥落。树冠在空中接在一起，把整条路罩成一条绿色的隧道。沈望沿着巨鹿路往东走，走到675号。那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铁门开着，里面是一栋两层的旧式洋房，红砖墙面，白色窗框，门口种着一棵桂花树，叶子还是绿的。墙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上海文学编辑部”。字是绿色的，有些褪了。

沈望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看见有人从院子里进出，有的人拎着包，有的人夹着稿子。一个年轻女人推着自行车从院子里出来，车后架上绑着一摞杂志。她经过沈望身边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骑上车走了。沈望深吸了一口气，走进院子。

洋房的一楼是编辑部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摆着几张办公桌，桌上堆着书和稿子，有的码得整整齐齐，有的摊开着，上面用红笔画着圈。墙上挂着几幅字画，还有一张很大的上海地图，地图上插着几面小红旗，不知道是标记什么的。三个人在里面，两个在埋头看稿，一个在打电话。打电话的那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五十来岁，头发灰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不行。这个结尾太满了。你留一点空，让读者自己走进去……对，就这样。改完再寄过来。”

他挂了电话，抬起头，看见沈望站在门口。

“找谁？”

“李编辑。我是沈望。”

那个人摘下眼镜，站起来。他比沈望想象的要高，肩膀宽，但有些驼。他绕过办公桌，走到沈望面前，伸出手。沈望握了握，他的手掌很厚，手指粗短，握手的力气不大。

“我就是李正。你的《码头》是我看的。”他指了指靠墙的一张椅子，“坐。”

沈望坐下来。李正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从桌上的一摞稿子里翻出几页纸，是沈望那篇《码头》的底稿，上面密密麻麻地画着红笔。他翻了翻，放在一边。

“稿费带了没有？签个字。”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过来。沈望接过信封，捏了捏，里面是钱，薄薄的。他在一张收据上签了字，把信封揣进口袋。六十八块。加上他之前攒的，他手里有将近两百块了。

“你这个小说，”李正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我看了两遍。第一遍觉得好，第二遍觉得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你写那个青年在江边站着，写他看见的东西，写他记住的东西。你写得细，有感觉。但你漏了一样东西。你没写他的怕。”

沈望抬起头。

“他从苏北来，到了上海。他住在亲戚家，没有工作，口袋里没有钱。他怕不怕？他肯定怕。但你的小说里，他只有闷，只有沉，只有走。他不怕。这不真实。”李正说着，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你知道为什么你没写怕吗？因为你自己怕，但你不肯承认。你把它藏起来了。写小说的人，藏什么都不能藏怕。怕是最实在的东西。”

沈望没有说话。他坐在椅子上，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李正说得对。他从来没有写过怕。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在黄桥的时候不怕，因为那是他的地盘。到了上海，他怕。他怕口袋里没钱，怕找不到活，怕二叔二婶嫌他，怕写的东西没有人看。但他把这些怕都摁下去了，像摁灭一根火柴。他以为摁灭了就不存在了。但李正看得见。

“下一篇，写这个。”李正说，“写怕。你怕什么，就写什么。别藏。”

沈望点了点头。李正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个笑不大，嘴角往两边扯了一下。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

“二十四。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在崇明农场。种地。白天种地，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那时候我也写。写了很多，一篇都没发。后来回了城，进了杂志社，不写了。编别人的稿子。编了二十年。看别人的东西，帮别人改。改着改着，自己就空了。但你不一样。你还满着。你还能写。”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散开。旁边那两个编辑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稿。

“你住哪里？”

“延安东路。我二叔家。”

“条件怎么样？”

沈望想了想。“客堂间。打地铺。”

李正点了点头。他没有说“条件艰苦”之类的话，也没有露出同情的神色。他只是点了点头，像是在记一个事实。“能写就行。有的写，就打地铺也能写。没的写，住洋房也白搭。”

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张名片，递过来。“上面有我电话。有稿子直接寄给我，别寄编辑部。寄编辑部要过好几道手，慢。”沈望接过名片，揣进口袋。

李正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那棵桂花树，叶子在午后的风里轻轻晃着。他背对着沈望，站了一会儿。

“你见过林薇了？”

沈望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她打电话跟我说了。说有个苏北来的年轻人，写码头写得不错。让我看看。我看了，确实不错。”他转过身来，看着沈望，“林薇这个人，眼睛毒。她看得上的东西，一般差不了。她看得上的人，也差不了。你别辜负她。”

沈望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李正已经坐回办公桌前，拿起一叠稿子开始看了。那意思是谈话结束了。沈望站起来，说了声谢谢。李正没有抬头，只是摆了摆手。

沈望走出编辑部，站在院子里那棵桂花树下面。桂花树没有开花，但叶子绿得发亮。他抬头看了看那栋洋房，二楼的窗户开着，有人站在窗口抽烟，烟雾从窗户里飘出来，散在梧桐树的叶子里。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出院子，沿着巨鹿路往西走。梧桐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斑斑点点的。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本杂志和那个信封。杂志的棱角硌着他的手指，信封里的钱软软的，贴着掌心。他把两样东西握在一起，继续往前走。

他没有直接回延安东路。他坐20路去了静安寺。

林薇在宿舍里。她今天穿着那件灰绿色的长裤和米白色的薄毛衣，头发用一根铅笔别着，铅笔斜斜地插在发髻里。她开了门，看见沈望，笑了。

“来了？稿费拿到了？”

沈望从口袋里拿出那个信封，在她面前晃了一下。林薇伸手拿过去，捏了捏，还给他。“六十八。不少了。够请我吃饭了。”

“去哪里？”

“你跟我来。”

林薇穿上外套，锁了门，带他走出弄堂。他们沿着南京西路往东走，拐进一条小马路。那条路上有一家小饭馆，门面不大，里面只有五六张桌子，桌上铺着蓝白格子的台布。墙上挂着一块黑板，用粉笔写着菜单。林薇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拿起菜单看了看，点了三个菜：红烧肉、清炒虾仁、油焖笋。她把菜单递给沈望。“你还要什么？”

“够了。”

林薇又加了一个汤，腌笃鲜。她把菜单交给服务员，然后靠在椅背上，看着沈望。她的目光很直接，但没有压迫感。沈望坐在她对面，把手放在桌上。他的手掌贴着蓝白格子的台布，茧子硬硬的，蹭着布面。

“李正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我下一篇要写怕。”

林薇点了点头。“他说得对。你的《码头》里，那个青年什么都不怕。他不怕没工作，不怕没钱，不怕被人看不起。这不是真的。你怕。我读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你把自己的怕藏起来了。”

沈望看着桌布上的格子，蓝的，白的，一格一格的。“怕写出来，就弱了。”

“写出来才不弱。”林薇说，“藏着才弱。你写他怕，读者才会信他。你不写他怕，读者会觉得你在装。”

沈望抬起头看她。她的眼睛很亮，里面的东西是直接的、坦荡的。她说话不绕弯子，不像李正那样先夸再批。她直接说，你藏着，你装。但沈望没有觉得被冒犯。因为她说的是实话。实话有时候像石头，但林薇搬石头的时候不砸人，她只是放在你面前，让你自己看。

菜端上来了。红烧肉油亮亮的，肥瘦相间。清炒虾仁白嫩嫩的，配着几片绿色的豌豆。油焖笋酱色浓郁，笋段切得整整齐齐。沈望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肉在嘴里化开了，肥的部分像要融掉，瘦的部分有嚼劲。他嚼着，觉得这是他到上海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不是因为菜有多好，是因为对面坐着林薇。她也在吃，筷子夹着虾仁，往嘴里送。她吃东西的样子不扭捏，嚼得很快，嘴角沾了一点酱汁，她用纸巾擦了。

“你在社科院到底做什么？”沈望问。

“整理旧报纸。从1949年到现在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按年份装订，做索引。很枯燥。但我喜欢。那些旧报纸上有意思的东西太多了。有一则1957年的广告，卖一种叫‘无敌牌’的牙膏，说是能治牙痛。还有一则1958年的寻人启事，一个母亲找她失散的儿子，登了整整一个月。后来找到了没有，不知道。档案里没有后续。”她说着，眼神飘了一下，像是看见了那些旧报纸上的字。

“你不写那些？”

“写。但不是在小说里。那些东西太真了，写成小说反而不像。我记在笔记本里。有时候翻一翻。”

她夹了一块笋，放进嘴里。沈望看着她。她的侧脸在饭馆的灯光下很柔和，睫毛很长。他想说点什么，但找不到词。他低头吃了几口饭，把碗里的米粒一颗一颗地夹起来。饭馆里人多了起来，旁边的桌子坐了两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男人在说话，女人在笑。服务员端着盘子从他们身边走过，盘子里是热气腾腾的菜。

“林薇，”沈望开口了。她抬起头看他。“你为什么要帮我？”

林薇放下筷子。她看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拿起纸巾，擦了擦嘴角，把纸巾叠好，放在碟子边上。

“因为我第一次在书店看见你的时候，你在读博尔赫斯。你读得很慢，手指在书页上摸。那个样子，我在镜子里见过。我读诗的时候也是那样。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那样。后来看见你，我知道不是。”

她说完，拿起筷子，继续吃。沈望坐在对面，那句话在他脑子里响着，像一颗石子在水里沉。他没有接话。他知道有些话不需要接。他低下头，把碗里最后几口饭吃完。饭馆里的热气裹着菜香和说话声，在他周围浮动。他坐在那个小小的饭馆里，对面是林薇，外面是南京西路，再外面是上海。他忽然觉得，他在这座城市里有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不大，但实实在在的。在一家小饭馆的靠窗座位，在一张蓝白格子的台布前面，在一碗红烧肉和一碗腌笃鲜之间。

吃完饭，沈望付了钱。一共十一块四毛，他从信封里抽出一张十块的，两张一块的，还有几个硬币。他把钱递给服务员，服务员找了零，他把零钱揣回口袋。他和林薇走出饭馆，站在南京西路上。天已经暗了，路灯亮着，梧桐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林薇把手插在外套口袋里，看着他。

“你回去？”

“嗯。明天还要上工。”

林薇点了点头。她站在路灯下面，光从她头顶落下来，把她的头发照得发亮。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看着他。

“下一篇写好了，先给我看。”

“好。”

她转过身，往静安寺的方向走了。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她的嘴角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有说。她转过头，继续往前走，灰绿色的长裤在路灯下摆动着，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南京西路的拐角。

沈望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的地方。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20路车站走。他走了几步，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那本杂志，翻到第47页。路灯的光落在纸面上，他的小说静静地躺在那里。他把杂志合上，放回口袋。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南京西路上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他。但他自己知道，他今天有地方去了。

回到石库门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沈望推开门，客堂间里灯亮着。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但没有在缝东西。她手里拿着那本杂志，翻到第47页，正在看。她看得很慢，手指在纸面上轻轻移动着，一行一行地跟着字走。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苏丽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看。她看完了，把杂志合上，放在八仙桌上。

“你那个朋友，”她开口了，“什么时候请她来吃饭？”

沈望想了想。“我问她。”

苏丽珍点了点头。她站起来，走到灶披间，给沈望端了一碗汤。汤是中午剩的腌笃鲜，沈望没有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他接过汤，喝了一口。汤是咸的，鲜的，里面有笋和咸肉的味道。他喝着汤，看着八仙桌上那本杂志。杂志的封面是深蓝色的，水墨画上的那条河从中间穿过，两岸是白墙黑瓦的房子。他看着那条河，想起林薇的诗，“灯灭了，河还在流”。他把汤喝完，把碗洗了。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把博尔赫斯放在胸口。他闭着眼睛，想着今天的事。李正说的“写怕”，林薇说的“藏着才弱”，苏丽珍说的“请她来吃饭”。他把那些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从提包里摸出稿纸和笔。他趴在地铺上，就着窗外路灯漏进来的光，写了一个开头。写的是一个青年在深夜从外面回来，走在弄堂里，口袋里有六十八块钱。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蹲在地上，把脸埋在手掌里。他蹲了很久。他在怕。他怕那些钱花完了，怕明天找不到活，怕写的东西没有人看。但他蹲完了，站起来，继续走。他走到石库门门口，推开门，看见客堂间里亮着灯，桌上有一碗饭。他坐下来吃。饭是热的。

沈望写完了那个开头，大约五百字。他把稿纸收好，放回提包。他把扳手放在枕头底下，把书放在胸口。他闭上眼睛，听着外面的汽笛声。那声音越过外滩的石头建筑，越过延安东路的梧桐树，越过石库门的砖墙和瓦顶，落在地铺上。他听着那声音，想，明天要去虹口那个印刷厂上工。他还要扛包，还要学机器，还要在八仙桌上写东西。他还要怕。但他不怕那个怕了。他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沉下去。

他睡着了。

接下来那些天，沈望的日子有了新的节奏。

早晨六点起床，叠被子，喝粥，出门。坐车到虹口，在那家小印刷厂干一天。那家厂叫“海虹印刷厂”，在虹口区的一条支路上，厂房比东方红小得多，只有两台机器，一台对开单色，一台四开双色。老板姓吴，四十来岁，瘦精精的，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很快。他看沈望在东方红干过，就让他上机器。沈望第一天摸到那台四开双色机的时候，手是抖的。那台机器和东方红那台老机器不一样，更新，更灵敏。他调墨的时候手重了，印出来的东西黑糊糊的，吴老板站在旁边，没说话，只是伸手把墨量调小了一点，然后指了指滚筒上的墨杠，让他看。沈望看了一遍，记住了。第二天他调墨就调准了。吴老板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手不笨”，然后走了。

海虹的活比东方红杂。印商标，印包装盒，印说明书，有时候还印菜单。沈望喜欢印菜单。菜单上的字好看，有楷书，有隶书，有的还配着小画。他印过一份西餐馆的菜单，封面是淡黄色的，上面印着一只烤鸡和一杯红酒，烤鸡的皮是金黄色的，亮晶晶的，像涂了一层油。他印完了，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觉得那只烤鸡比真鸡还像鸡。他想起在黄桥的时候，公社食堂过年杀猪，他站在旁边看，猪血接在搪瓷盆里，冒着热气。那时候他觉得猪血是最红的东西。现在他看着菜单上的烤鸡，觉得印刷机印出来的颜色比真的还红。他不知道哪个更真。

中午还是管一顿饭。海虹的伙食比毛纺厂好，两荤一素，荤菜有时候是红烧带鱼，有时候是狮子头。沈望端着饭盒蹲在车间门口吃，看着虹口区的街道。虹口和杨浦不一样。杨浦是厂房连着厂房，烟囱挨着烟囱，灰扑扑的。虹口更老，更有烟火气。路窄，弯多，路边有很多小店铺，烟纸店、裁缝铺、老虎灶、剃头店。剃头店的门口挂着一条布帘子，上面印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沈望每次经过那家剃头店，都会多看那个女人一眼。她的脸是印刷出来的，颜色是歪的，但眼睛很大，看着什么很远的地方。

晚上回到石库门，吃过饭，他就在八仙桌上写东西。他按李正说的，写“怕”。他写那个青年在深夜的弄堂里蹲下来，把脸埋在手掌里。他写那个青年怕什么。他写怕口袋里的钱花完，怕房东催租，怕生病，怕被人看不起，怕写的东西没有人看，怕自己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在弄堂口生煤球炉子的人——低着头，被烟呛得咳嗽，扇着一把破蒲扇，一辈子就那么过。他写那个青年蹲了很久，站起来，继续走。他写那个青年回到石库门，推开门，看见灯亮着，桌上有一碗饭。他坐下来吃，饭是热的，荷包蛋是溏心的。他吃着吃着，眼泪掉下来了，但没出声。他吃完了，把碗洗了，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写了一个字。

沈望写到“眼泪掉下来了”的时候，停了。他看着那行字，没有划掉。他知道那行字是真的。他写的时候，自己的眼睛也有点湿，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把那段写完了，大概有两千多字。他看了一遍，觉得可以。他把稿子收好，准备明天寄给李正。

他有时候会想起林薇。想起她在饭馆里说的“你藏着才弱”。她说话的方式很直接，不绕弯子。那种直接让他觉得舒服。他在黄桥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绕弯子说话，客气话，场面话，恭维话，把真话包在一层一层的纸里。林薇不包。她把话赤裸裸地放在你面前，你接得住就接，接不住就接不住。沈望接住了。他发现自己需要那种直接。那种直接像一把刀，割掉那些虚的，留下实的。

有一天晚上，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缝东西，沈望在八仙桌上写稿。客堂间里很安静，只有缝纫机的嗒嗒声和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苏丽珍忽然开口了。

“那个朋友，你跟她说了没有？”

“说了。她说下个礼拜天有空。”

苏丽珍的缝纫机没有停。“那我准备几个菜。你二叔那天也休息。”

沈望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苏丽珍低着头，在缝一块布，看不清表情。但她的手指在布面上动得很快，针脚一行一行的，密密的。

“好。”沈望说。

他低下头继续写。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着。缝纫机的嗒嗒声和笔尖的沙沙声混在一起，在客堂间里回荡。那两种声音不一样，一个快，一个慢；一个密，一个疏。但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听起来像一种声音。那种声音很平常，很普通，像日子本身。沈望听着那种声音，写着字，心里安静着。那种安静很厚，像一块布，把他裹在里面。他在这块布里，写着他的怕，写着他的上海，写着他在延安东路的石库门里度过的那些夜晚。

礼拜天到了。

沈望那天起得比平时晚了一些。他不用去虹口，海虹印刷厂礼拜天休息。他醒来的时候，苏丽珍已经在灶披间忙了一阵了。煤球炉子上架着两口锅，一口锅里炖着红烧肉，咕嘟咕嘟地响着，肉香混着酱油和糖的味道，飘得满弄堂都是。另一口锅里是腌笃鲜，咸肉和鲜肉一起炖，加上笋块，汤色奶白。灶披间的小案板上摆着切好的青菜、豆腐、虾仁。苏丽珍系着围裙，在灶披间和客堂间之间来回走，手里端着碗和盘子。沈德厚坐在八仙桌旁边，面前摆着一杯茶，茶是新的，碧绿的叶子在杯底舒展着。他没有喝酒，今天他穿了一件新的白衬衫，领子挺括，头发也梳过了。

沈望把地铺收好，把被子叠好，放在墙角的纸箱上面。他洗了脸，把外套穿上，那件蓝色卡其布外套的左边袖口，母亲缝的那根黑线还在，他一直没有换。他站在门口，推开门，阳光照进来，暖的。他走到弄堂口，站在那棵梧桐树下面等。

林薇来的时候，大概十点半。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米色的开衫，头发披着，发梢往里卷。她手里拎着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两盒点心，一盒是蛋糕，一盒是酥饼。她远远地看见沈望站在梧桐树下面，朝他招了招手。

“等很久了？”

“刚到。”

她走到他面前，把纸袋递给他。“给二婶的。第一次来，不好空手。”

沈望接过纸袋，带着她走进弄堂。林薇走在弄堂里，左右看了看。她看得很仔细，看那些晾衣杆上的衣物，看石库门的砖墙，看墙根处的青苔，看头顶上那片被晾衣杆分割成碎块的天空。她走得很慢，像是要把这些东西都看进去。沈望走在前面，偶尔回头看她一眼。她的表情很平静，嘴角带着一点笑意，但眼睛里有一种东西，像是在辨认什么。

走到石库门门口，沈望推开门，侧身让她先进。林薇走进客堂间，站在八仙桌旁边，环顾四周。她看见了墙上的挂历，角落的纸箱，缝纫机上的台灯，还有缝纫机本身——那台老上海牌缝纫机，黑漆磨掉了大半，铁灰色的铸铁机身露在外面。她看了那台缝纫机很久，目光落在机头上的“上海”两个字的铜牌上。

苏丽珍从灶披间出来，手里端着一盘菜。她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辫子上还是那根红橡皮筋。她看见林薇，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把菜放在八仙桌上。

“来啦。坐。”

林薇把点心放在桌上。“二婶好。一点心意。”

苏丽珍看了看那两盒点心，点了点头。“来就来，还带东西。”她的语气平淡，但沈望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围裙上擦了两下，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她拉过一把椅子，让林薇坐下，然后转身回灶披间端菜。林薇在椅子上坐下来，目光还在客堂间里转着。她看见了缝纫机上那块绣着新花的白布，五片花瓣粉白色的，向外舒展。她的目光在那朵花上停了一会儿。

沈德厚从楼上下来，看见林薇，点了点头。“来了。”他在八仙桌的另一头坐下来，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林薇朝他笑了笑，叫了声“二叔”。沈德厚应了一声，又点了点头。

饭菜摆上来了。红烧肉、腌笃鲜、清炒虾仁、油焖笋、炒青菜、豆腐羹。八仙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碗筷三副，杯子三个。苏丽珍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在桌边坐下来。四个人围着八仙桌，沈望坐在林薇旁边，苏丽珍坐在对面，沈德厚坐在主位。苏丽珍拿起筷子，说了一声“吃吧”。林薇拿起筷子，先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碗里，又夹了一块红烧肉。她吃得很自然，没有拘谨，也没有刻意表现随意。她吃了一口红烧肉，抬起头对苏丽珍说：“二婶，这个肉烧得好。比外面馆子里的好。”

苏丽珍的嘴角动了一下。“家常菜。你多吃。”

沈德厚喝着茶，偶尔吃一筷子菜。他不怎么说话，但一直在听。林薇和沈望聊了几句关于小说的事，苏丽珍在旁边听着，没有插话，但也没有走开。她坐在那里，慢慢地吃着饭，眼睛偶尔看看林薇，又看看沈望。沈望注意到，苏丽珍看林薇的时候，目光在她脸上停的时间比看别人长一些。

“林薇，”苏丽珍开口了，“你在社科院上班？”

“嗯。整理旧报纸。”

“累不累？”

“不累。就是有时候看久了眼睛花。”

苏丽珍点了点头。“我缝东西缝久了也眼花。要歇一歇，看看远处。”她说着，拿起筷子指了指窗外。“你看，弄堂对面那家阳台上的花，看一会儿，眼睛就松了。”

林薇顺着她的筷子看出去。对面石库门的阳台上，那盆花还在，红色的，开得很小。林薇看了一会儿，转回头来，对苏丽珍说：“二婶，你绣的那朵花好看。五瓣的，粉白色。是什么花？”

苏丽珍的目光闪了一下。“不知道。杂志上看的。觉得好看就绣了。”

“绣完了吗？”

“完了。就在那边。”苏丽珍指了指缝纫机上的白布。

林薇站起来，走到缝纫机前面，低头看了看那朵花。她看得很仔细，看了花瓣，看了叶子，看了针脚。她看完了，回到座位上，对苏丽珍说：“绣得真好。针脚密，线走得匀。”

苏丽珍的嘴角又动了一下。“多年不绣了。手生了。”

吃完饭，沈望帮着收拾碗筷。林薇站起来要帮忙，苏丽珍摆了摆手，说“你是客人，坐着”。林薇坐回椅子上，端起沈德厚给她倒的茶，喝了一口。沈德厚坐在对面，看着她喝茶，忽然开口了。

“你在上海长大的？”

“嗯。普陀区。”

“父母都在？”

“都在。退休了。”

沈德厚点了点头。他把茶杯放下，手指在杯沿上摩挲着。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了。“上海这个地方，住久了就不想走了。我1958年来的，快三十年了。中间回去过几次，住不惯了。苏北的水土，养不了我了。”

他说完，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一条缝。阳光从门缝里涌进来，照在他白衬衫的领子上。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回到八仙桌旁边，坐下来。他拿起茶杯，把剩下的茶一口喝完了。

林薇在下午两点多走的。沈望送她到弄堂口。梧桐树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碎碎的。林薇站在树下面，看着他。

“你二婶人好。”她说。

“嗯。”

“你二叔也是。话不多，但有东西。”

沈望点了点头。林薇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笑了。那个笑很轻，嘴角往上提了一点。“你那个新写的，怕那个，写完了吗？”

“写完了。准备明天寄给李正。”

“寄之前给我看看。”

“好。”

她转过身，沿着延安东路往西走了。她的深蓝色连衣裙在梧桐树影里一摆一摆的，米色开衫搭在肩上。沈望站在弄堂口，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她走到路尽头的时候，回过头来，朝他摆了摆手。他也摆了摆手。然后她拐过街角，不见了。

沈望走回石库门。客堂间里，苏丽珍在收拾桌子。她把剩菜盛进碗里，用罩子罩上。那两盒点心放在八仙桌上，苏丽珍打开了一盒，里面是蛋糕，金黄色的，上面撒着糖粉。她拿了一块，咬了一口。她嚼着蛋糕，看见沈望进来，把盒子盖上。

“她人不错。”苏丽珍说。她的声音很平，但沈望听出来，那声音底下有一层东西。那层东西很薄，像水面上的涟漪，漾了一下就平了。但沈望看见了。

“嗯。”他说。

苏丽珍把点心盒放进八仙桌的抽屉里，和户口本、粮票、那封信放在一起。她把抽屉合上，走到缝纫机前面，坐下来。她拿起那块绣着花的白布，看了看，然后放回抽屉里。她没有踩踏板，只是坐在那里，双手搁在机头上，看着窗外。窗外，对面石库门的阳台上，那盆红色的小花在风里轻轻晃着。

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从提包里摸出稿纸。他把那篇写“怕”的新稿子拿出来，从头看了一遍。两千多字，写在五百格的稿纸上，五页。他看完了，把稿子收好。他想起林薇说的“寄之前给我看看”。他准备明天去静安寺，把稿子给她。然后他想起李正说的“写怕，别藏”。他写了怕，但还留了一些没写。他怕的东西太多了，一页纸写不完。但他写了一些。那些写出来的，是真的。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把博尔赫斯放在胸口。他闭着眼睛，想着今天的事。林薇坐在八仙桌旁边，吃苏丽珍烧的红烧肉。沈德厚说“上海这个地方，住久了就不想走了”。苏丽珍把点心盒放进抽屉里，和户口本放在一起。那些画面在他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沉下去。他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听着外面的汽笛声。那声音越过外滩的石头建筑，越过延安东路的梧桐树，越过石库门的砖墙和瓦顶，落在地铺上。他听着那声音，想，他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待了快五个月了。五个月里，他扛过纸，扛过羊毛包，印过菜单，写过小说，认识了周师傅和阿六，认识了林薇和李正。他在地铺上睡了一百多个夜晚，在八仙桌上写了几十页稿纸。那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他的上海。不大，但实在。

他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他看着那道裂缝，想，明天要去虹口上工，晚上回来把新写的稿子改一遍，后天去静安寺给林薇看。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一天一天地过，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写。写，就是活着。他把扳手放在枕头底下，把书放在提包里。他闭上眼睛，沉下去。

外面，延安东路上的路灯还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地响。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又响起来，一声，长长的，拖得很远。那声音落在石库门的瓦顶上，落在梧桐树的枝丫上，落在地铺上。沈望听着那声音，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但一直在那里。

那天夜里沈望没有马上睡着。

他躺在地铺上，听着楼上二叔二婶的动静。沈德厚今天多喝了两杯，上楼的时候脚步有些沉，踩得楼梯吱呀吱呀的。苏丽珍说了句什么，声音低低的，沈德厚应了一声，然后床板响了两下，安静了。沈望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在黑暗里看不见了，但他知道它在那里。他用手摸了一下墙壁，指尖触到裂缝的凹槽，粗糙的，像一道结了痂的口子。

他想起林薇下午在弄堂口回头摆手的样子。她的米色开衫搭在肩上，一只手拎着，另一只手举起来，在风里晃了晃。那个动作很轻，很随意，但沈望记住的不是那个动作，是她回头之前的那一秒钟。她站在路尽头，没有马上转身，而是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然后才拐过街角。那一秒钟里她在想什么？沈望不知道。但他知道，她停了一下。那个停顿是留给他的。

他把手从墙上收回来，放在胸口。博尔赫斯还在那里，硬邦邦的，贴着心脏。他闭着眼睛，想，他明天要去静安寺。把稿子给她看。然后他想起李正说的“下一篇写怕”。他写了怕，但还没有给李正寄。他想先给林薇看。他说不清为什么，但他觉得应该先给她看。那篇东西里有他的血。他想让她第一个摸到。

第二天是礼拜一。沈望去了虹口。海虹印刷厂的机器还是那台四开双色，吴老板还是那副金丝边眼镜，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在车间里走来走去。沈望上机器，调墨，换版，看着白纸从滚筒之间飞过去，变成印满字的成品。他干得很稳，手不抖了，调墨的时候一次到位。吴老板经过他身边，看了一眼他印出来的东西，没说话，走了。但沈望注意到他走的时候，嘴里的烟动了一下，那是他在笑。

中午吃饭的时候，沈望蹲在车间门口，饭盒搁在膝盖上。饭盒里是红烧带鱼和炒青菜，带鱼块不大，但烧得入味，酱汁稠稠的，裹在鱼段上。他吃着饭，看着虹口的街道。那家剃头店的布帘子还在，上面印着那个穿旗袍的女人，手里拿着剪刀。沈望看着那个女人，忽然想起了林薇。林薇也有一把剪刀。她剪报纸，剪杂志，把有用的东西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她给他看过那个本子，里面贴满了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和文字，有的是寻人启事，有的是广告，有的是讣告。她说那些东西是上海的骨头，她要把它们留下来。沈望想，他的小说也是一把剪刀。他把上海剪下来，贴在稿纸上。那些字就是他的本子。

下午收工的时候，吴老板叫住了他。

“小沈，你下个礼拜还来吗？”

“来。”

“那你以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来。活稳了。一个月给你加到一百二。”

沈望愣了一下。一百二。比毛纺厂的时候多了将近三十。他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吴老板摆了摆手，走了。沈望站在厂门口，看着吴老板的背影。他瘦精精的，走路很快，金丝边眼镜在夕阳里反着光。沈望忽然觉得，这个瘦瘦的老板身上有一种他熟悉的东西。那种东西和周师傅不一样，和周师傅的沉稳不一样。吴老板身上是一种活的、转得快的东西。他适应得快，决定得快，说话做事都干脆。沈望想，上海大概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张扬，不声张，但他们在这座城市的缝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活着，也让别人活着。

那天晚上回到石库门，沈望没有马上吃饭。他把那篇写“怕”的稿子从提包里拿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两千多字，五页稿纸。他看完了，觉得还不够。他想起李正说的“你漏了一样东西”。他漏了什么？他写了怕，写了那个青年蹲在弄堂里把脸埋在手掌里。但他漏了那个青年站起来之后的怕。站起来之后的怕，是更深的怕。蹲着的时候怕，但蹲着不用面对。站起来之后，你要往前走，你要面对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那种怕，他还没有写。

他拿起笔，在结尾后面加了一段。他写那个青年站起来，继续走。他走到石库门门口，推开门，看见灯亮着。但他没有马上进去。他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他站了很久。他怕进去。因为进去以后，他就要面对那碗饭，面对二婶的目光，面对二叔那句“好好写”。那些东西太重了，他怕自己接不住。但他最后还是跨进去了。他把那只在门外的脚收了进来。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沈望写完了这段，大概三百字。他把稿子收好，放在八仙桌上。苏丽珍从灶披间出来，端了一碗饭放在他面前。她看了一眼桌上的稿纸，没有说什么。沈望吃着饭，想着明天要把稿子给林薇看。他吃完了，把碗洗了。躺在地铺上，他把博尔赫斯放在胸口，把扳手放在枕头底下。他闭着眼睛，听着外面的汽笛声。那声音越过外滩，越过延安东路，越过石库门，落在地铺上。他听着那声音，沉下去。

第二天下午，沈望去了静安寺。

他到的时候林薇还没下班。他在弄堂口等了一会儿，靠着铁皮信箱。信箱上“42”的白漆又掉了一块，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他等了大概二十分钟，林薇回来了。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几本书。她远远地看见沈望，加快了脚步。

“等久了？”

“刚到。”

他们上了楼。林薇开了门，屋子里还是那个样子，书桌，单人床，绿罩子的台灯，窗台上的吊兰。她把布袋子放在书桌上，从里面拿出几本书，是旧版的《契诃夫小说选》和一本《都柏林人》。她把书码在书桌的角落里，然后转过身来。

“稿子带来了？”

沈望从提包里拿出那五页稿纸，递给她。林薇接过去，在床边坐下来，低头看。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吊兰叶子在风里轻轻晃动的沙沙声。沈望坐在椅子上，看着她读。她读得很慢，嘴唇微微动着，手指在纸页上轻轻移动。她读到那个青年蹲在弄堂里把脸埋在手掌里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她读到那个青年站起来，走到石库门门口，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的时候，她的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她读完了最后一行，把稿纸放在膝盖上，抬起头来。

“最后这段好。”她说，“前面那段写怕，写得好，但不够。后面这段，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这个好。这才是怕。怕不是蹲着，怕是要跨进去的时候。”

沈望点了点头。他想说什么，但林薇已经站起来了。她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铅笔，在他的稿纸上画了几处。她画得很轻，只在几个词下面画了线。她把稿子递还给他。

“这几个地方，可以再紧一点。别的都好。可以寄了。”

沈望接过稿子，看了看她画线的地方。她画的是几个多余的形容词，还有一处重复的描写。她说得对，那几个词确实可以删。他把稿子收好，放回提包。

“你吃饭了没有？”林薇问。

“还没有。”

“我也没吃。一起。”

他们又去了那家小饭馆。这次林薇点了两个菜，一个汤。红烧肉和油焖笋，还有一碗番茄蛋汤。他们面对面坐着，吃着饭，聊了一些别的事。林薇说她最近在看《都柏林人》，觉得乔伊斯的写法和她以前读的不一样。她说她以前觉得小说要讲故事，现在觉得小说可以只写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就够了。沈望听着，点了点头。他想起李正说的“留一点空，让读者自己走进去”。乔伊斯也是那样写的。一个瞬间，一个停顿，一扇没有关上的门。

吃完饭，沈望付了钱。他们走出饭馆，站在南京西路上。天已经暗了，路灯亮着，梧桐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林薇把手插在衬衫口袋里，看着他。

“你那个稿子，明天寄给李正？”

“嗯。”

“下一篇想好写什么了？”

沈望想了想。“我想写一个在仓库看夜的人。”

“仓库？”

“我二叔现在在一个仓库看夜。十六铺那边。他每天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一个人坐在一堆布料中间。我想写他。”

林薇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她的眼睛很亮，里面的东西是直接的、坦荡的。“写吧。但别写你二叔。写那个人。那个人不是你二叔。那个人是他自己。”

沈望点了点头。他听懂了。写沈德厚，会写成散文，会写成亲情，会写成感激。写那个人，才能写成小说。那个人坐在布料中间，听着风声雨声汽笛声，想着他自己的事。那些事和沈望无关，和苏丽珍无关，和任何人都无关。那些事是那个人自己的。

“我回去了。”林薇说。她转过身，往静安寺的方向走了。走了几步，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和上次一样，她停了一下。然后她拐过街角，不见了。

沈望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街角。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20路车站走。他走了几步，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那五页稿纸。路灯的光落在纸面上，那些铅字和笔迹混在一起，密密麻麻的。他把稿子翻到最后一页，看着最后那行字：“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把稿子折好，放回提包。然后他继续往前走。

回到石库门的时候，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在缝一块布，蓝色的，看尺寸像是要做一件衬衫。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苏丽珍没有抬头，但她开口了。

“今天去静安寺了？”

“嗯。给她看稿子。”

苏丽珍的针停了一下，又动起来。“她怎么说？”

“说可以寄了。”

苏丽珍点了点头。她继续踩着缝纫机。嗒嗒嗒，嗒嗒嗒。沈望坐在条凳上，听着那声音。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二婶，二叔那个仓库，是在十六铺？”

“嗯。靠近码头。”

“他每天晚上一个人？”

“一个人。就他一个。白天有个人来换班。”

沈望没有再问。他从提包里摸出稿纸和笔，在八仙桌上铺开。他写了一个标题：《夜》。然后他开始写。他写一个男人坐在一间仓库里，仓库很大，堆满了布料。布料一卷一卷地码到屋顶，中间留了一条窄道，走人的。男人坐在靠墙的一张行军床上，面前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搁着一瓶酒和一包花生米。他不常喝，只是在特别困的时候抿一口。他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雨点打在仓库铁皮屋顶上的声音，听着远处码头上传来的汽笛声。他坐在那里，想着一些很旧的事。那些事他不常想，但夜里太长了，那些事就自己爬上来。他想他小时候在苏北，跟父亲去赶集。父亲挑着一担柴，他在后面跟着。集上人多，他走丢了。他站在人群里，到处都是腿，他看不见父亲。他哭了。后来父亲找到了他，把他扛在肩膀上。他坐在父亲的肩膀上，看见了整个集市。那些人的头顶，那些棚子，那些冒热气的吃食摊。他看得那么远。

沈望写到这里，停了。他看着那些字。那些字是那个男人的，也是他自己的。他写的是别人的故事，但里面装着他自己的记忆。他想起李正说的“写怕，别藏”。他现在写的是另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比怕更淡，更远，但它也在那里。像江底的石头，水浅的时候才看得见。

他把稿子收好，躺在地铺上。外面下雨了。雨点打在弄堂的石板路上，噼噼啪啪的。他听着雨声，把扳手放在枕头底下，把书放在胸口。他闭着眼睛，想，明天要把那篇《夜》写下去。写那个男人在仓库里过了一夜又一夜，写他听着汽笛声，想那些很远的事。写他天亮了，把行军床收起来，把门锁好，走回延安东路。写他在路上碰见一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那个女人对他点了点头。他走进石库门，看见缝纫机已经在响了。他坐下来，吃一碗粥，然后上楼睡觉。醒来又是傍晚，他又要去仓库了。日子就是这样转着圈地过。但那个男人心里有东西。那些东西不转圈。那些东西是直的，一直往前，穿过仓库的墙，穿过十六铺的码头，穿过黄浦江，到了很远的地方。

沈望在雨声里睡着了。梦里他坐在一间很大的仓库里，四周全是布料，一卷一卷的，码到屋顶。他坐在中间，手里拿着一支笔，面前铺着一张白纸。他写了一个字。然后他听见了汽笛声。那声音从很远的地方来，穿过仓库的墙，穿过布料，穿过他的身体，一直往前。他跟着那声音走，走到仓库的门口，推开门。外面是黄浦江。江水在他面前流着，浊的，宽的。他站在门口，看着江水。然后他醒了。

窗外，雨还在下。延安东路上的路灯在雨里晕开了一圈一圈的黄光。沈望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在黑暗里看不见了，但他知道它在那里。他伸手摸了一下墙壁，指尖触到那道干涸的河。他闭着眼睛，想，江还在流。然后他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沈望把那篇写“怕”的稿子装进信封，在虹口邮局寄了出去。他站在邮局门口，看着墨绿色的邮筒，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往海虹印刷厂走去。虹口的街道上湿漉漉的，昨夜下过雨，石板缝里积着水，倒映着天空的一角。他走过那家剃头店，布帘子上的旗袍女人还在，手里拿着剪刀。他走过一家烟纸店，门口摆着电话机，一个老头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很大。他走过一家老虎灶，灶膛里的火苗从铁盖的缝隙里窜出来，热水在锅里翻滚着。他走着，看着，听着。那些东西都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耳朵里，在他的身体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们会从笔尖里流出来，但他知道，它们在那里。像江底的石头，水浅的时候就看见了。

他走进海虹印刷厂，吴老板已经在车间里了。机器开着，油墨的味道飘出来，浓得呛人。沈望走到机器前面，站到自己的位置上。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上面印满了字。那些字是别人的故事。他看着那些字，心里安静着。那种安静很薄，像一层冰，踩上去会碎。但他站在冰上面，暂时没有掉下去。他站在机器旁边，手上是油墨，耳朵里是机器的轰鸣，眼睛里是滚动的字。他站得稳稳的。

第九章 十六铺的夜

沈望去十六铺看二叔那天，是个礼拜六。

那天下午他在海虹印刷厂干完活，没有直接坐车回延安东路。他在虹口坐上一辆开往十六铺的公交车，车上人不多，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往南走，穿过虹口，穿过黄浦，拐进十六铺。沈望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十六铺比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更旧了，路边的房子有些已经拆了，露出里面的木结构，灰扑扑的，像被剥了皮。有些房子还立着，但窗玻璃碎了，门板歪了，墙上用红漆画着圈，里面写着一个“拆”字。

他在十六铺码头附近下了车。码头还是老样子，只是人比早晨少了很多。渡轮靠在岸边，船身漆成白色，上面有几道锈迹。几个拎着包的人在等着上船，一个老头蹲在台阶上吃茶叶蛋，蛋壳扔了一地。沈望穿过码头前的广场，拐进一条小街。那条街比延安东路还窄，两边是仓库和批发部，门口堆着纸箱和麻袋。空气中有一股咸鱼味，混着柴油味和潮湿的水汽。

沈德厚看夜的仓库在街的尽头，是一栋两层高的旧厂房改的，外墙刷着灰色水泥，窗户很小，开在靠近屋顶的地方。仓库的大门是铁的，上面挂着一把大锁，但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沈望推开门，走了进去。

仓库里面比外面暗。高处的窗户透进来的光被屋顶的钢梁和管道切成了碎片，落在一卷一卷的布料上。布料码得很高，从地面码到天花板，只留出中间一条窄道，勉强能走一个人。沈望沿着那条窄道往里走。布料卷的侧面用粉笔写着标记，有的一卷是蓝色，有的一卷是黑色，有的一卷是碎花。他走过去的时候，手碰到那些布料，麻布的外包装粗糙，蹭着他的手指。仓库里有股浓重的布味，羊毛的膻，棉布的涩，还有涤纶的化学味，混在一起，闷闷的，压在胸口。

沈德厚坐在仓库最里面靠墙的位置。那里放着一张行军床，床上铺着一条旧棉被，被面是深蓝色的，洗得发白了。床前有一张小方桌，桌上搁着一瓶七宝大曲，一包花生米，一只搪瓷杯。沈德厚穿着一件旧的蓝布棉袄，棉袄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他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块布，正在擦什么。沈望走近了才看清楚，他在擦一个铁盒子。那铁盒子是饼干盒，上面印着外滩的风景，已经锈迹斑斑了。盒子敞开着，里面装着东西。沈望站在窄道口，没有出声。他看见铁盒子里有一本旧书，书脊用透明胶粘着，还有几张发黄的纸，上面有字。沈德厚拿起那张纸看了看，又放回去，把铁盒子盖上。

“二叔。”

沈德厚抬起头，看见沈望，愣了一下。然后他把铁盒子放在桌上，往床里挪了挪，让出一块地方。沈望走过去，在床沿上坐下来。

“你怎么来了？”

“今天收工早。来看看。”

沈德厚点了点头。他把搪瓷杯拿起来，喝了一口，杯子里是水，不是酒。他看了看沈望，又看了看仓库深处那些码到天花板的布料。

“这里大吧。”

“大。”

“白天有人来提货就开门。没人就坐着。坐着坐着天就亮了。”沈德厚说着，把搪瓷杯放在桌上。他拿起那包花生米，撕开一个角，倒了一把在手里，递给沈望。沈望接过来，剥了一颗，花生米是炒的，皮上带着盐粒，咸的，香的。

“二叔，那个盒子里是什么？”

沈德厚看了他一眼，没有马上回答。他把花生米嚼完了，拍了拍手上的盐粒，然后把那个铁盒子拿起来，打开。他先拿出那本旧书。书皮已经磨得看不清字了，但沈望还是认出了那三个字：《林海雪原》。封面上那个穿军装的人，举着枪，背景是白茫茫的林海。书脊用透明胶粘了两道，书页发黄，边角卷了起来。

“1963年买的。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一块两毛钱。”沈德厚把书翻到扉页，上面用蓝色钢笔写着一行字：沈德厚，1963年4月，上海。字迹很端正，一笔一画的，像是用尺子量过。

他又从盒子里拿出那几张发黄的纸，递给沈望。沈望接过来，看见纸上写着字，是沈德厚的笔迹，但比扉页上那些字更潦草，更密。纸上写的是诗。第一首的标题是《故乡的河》，只有六行：

故乡的河从村头流过，

水清得看得见底。

我在河边长大，

然后我走了。

河还在流，

我不知道它流到哪里去了。

沈望看完了，没有说话。他把那几张纸翻过来，背面还有几首，都是短的，有的只有三四行。他看完了最后一首，那首只有两行：

上海很大，

但我只认识从厂到宿舍的那条路。

沈德厚坐在旁边，吃着花生米，没有看沈望。他的目光落在仓库深处的那些布料卷上，那些卷在昏暗的光线里像一个个沉默的人。

“年轻时候写着玩的。”沈德厚说，“后来不写了。写不出来。脑子里全是机器的声音，一天到晚响。回到宿舍，耳朵里还是那个声音。睡不着，就喝酒。喝了酒就睡得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声音又开始了。”

他把花生米吃完了，拍了拍手，把铁盒子盖上，放回枕头旁边。他站起来，走到窄道口，往仓库大门的方向看了看。门缝里透进来一线光，是外面路灯亮了。

“你那个小说，”沈德厚转过身来，看着沈望，“写的是啥？”

“写一个在仓库看夜的人。”

沈德厚看着他，看了一会儿。他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更瘦了，颧骨很高，眼窝很深。但他没有说什么。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走回来，在床沿上坐下来。

“你写吧。”他说，“写出来给我看看。”

沈望在仓库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他和沈德厚没有再说什么话。两个人坐在那间昏暗的仓库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和远处的汽笛声。沈德厚偶尔抿一口水，偶尔剥一颗花生米。他的手指粗壮，指甲缝里还是黑的，但今天那些黑垢似乎是新的，不是机油，是灰尘。沈望坐在床沿上，看着那些码到天花板的布料。他想，这些布料从哪里来？从上海的纺织厂来。上海的纺织厂从哪里来？从全国各地的棉花来。那些棉花从地里长出来的时候，是白色的，一朵一朵的，挂在枝头。然后它们被摘下来，被轧成皮棉，被纺成线，被织成布，被运到上海，被码进这个仓库里。它们在这间仓库里过夜，听着汽笛声，等着天亮，等着被提走，被做成衣服，穿在人身上。他想到那些棉花在地里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到上海来。但它们来了。像他一样。

九点多的时候，沈望站起来。他得回去了，明天还要上工。沈德厚送他到仓库门口。他推开门，外面的路灯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沈德厚站在门里，沈望站在门外。两个人隔着一道门槛。

“二叔，你那个铁盒子，好好收着。”

沈德厚点了点头。他没有说话。沈望转过身，往十六铺码头的方向走了。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沈德厚还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铁门，门缝里的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白衬衫照得有些发亮。他看见沈望回头，摆了摆手。沈望也摆了摆手，然后转身走了。

他走到码头前的广场上，停了一下。黄浦江就在前面，黑黝黝的，江面上有船的灯，一盏一盏的，在黑暗里亮着。他站在江边，看着那些灯。那些灯在移动，慢慢地，从上游到下游，从下游到上游。他想起沈德厚写的那首诗，“河还在流，我不知道它流到哪里去了”。他站在江边，看着那些灯，忽然觉得，那些灯也是河。它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流向很远的地方去。他站在江边，看着它们，像看一条流动的江。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公交车站走去。

回到石库门的时候，快十点了。苏丽珍还没有上楼，她坐在缝纫机前面，在缝什么东西。沈望推开门，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去十六铺了？”

“嗯。看了二叔。”

苏丽珍的缝纫机停了一下。“他怎么样？”

“还好。那个仓库很大。就他一个人。”

苏丽珍点了点头。她继续踩着缝纫机。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从提包里摸出稿纸。他今天去看沈德厚，不只是去看。他在听，在看。他把那些东西记在脑子里：铁盒子，旧书，发黄的诗稿，花生米，搪瓷杯，行军床，码到天花板的布料卷，门缝里的光。他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他坐在一堆布料中间，手里拿着一本旧书。”

他开始写《夜》。他写那个男人坐在仓库里，从枕头旁边拿出一个铁盒子。盒子里有一本书，书皮磨烂了，书页发黄。他翻开书，扉页上有一行字，是他自己写的，1963年。他那时候十八岁，刚来上海，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他每个月拿出两块钱买书。他买了《林海雪原》，买了《青春之歌》，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看完一本，就在扉页上写名字和日期。那些书是他最早的上海。后来那些书都散了，只剩这一本，他留着，放在盒子里。盒子里还有几张纸，上面写着诗。那些诗是他二十岁的时候写的，写在一个笔记本上，笔记本早就丢了，只剩这几页纸。他有时候拿出来看看。那些字是他写的，但那个写诗的人已经不见了。那个人被机器吃掉了，被酒泡软了，被日子磨平了。但他还在那几张纸上。他坐在仓库里，读那些诗，觉得那个年轻人离他很远，又很近。

沈望写到这里，停了一下。他想起沈德厚把铁盒子放回枕头旁边时的动作。那个动作很轻，很稳。那个铁盒子是他一生的证据。他活过，写过，爱过，怕过。那些东西都在那个盒子里。盒子锈了，但里面的东西还在。

沈望接着写。他写那个男人把铁盒子放回去，站起来，走到仓库门口，把门推开一条缝。外面是十六铺的夜。码头上有人在卸货，喊号子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江面上有船的灯，一盏一盏的。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灯。他想起故乡的河，那条河从村头流过，水清得看得见底。他在河边长大，然后他走了。河还在流，他不知道它流到哪里去了。他站在上海十六铺一间仓库的门口，看着黄浦江。这条江比那条河宽得多，深得多，但他看着它的时候，心里想的是那条河。那条河很小，但它是他的。这条江很大，但它不是任何人的。

沈望写完了这一段，大概一千五百字。他把稿子收好，放在八仙桌上。苏丽珍还在踩着缝纫机。嗒嗒嗒，嗒嗒嗒。那声音在安静的客堂间里响着。沈望听着那声音，忽然觉得，苏丽珍也在写。她写的不是字，是针脚。一行一行的针脚，像一行一行的字。她缝过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她的一页稿纸。那些衣服穿在别人身上，走到各个地方去。那些针脚跟着他们，走到北京，走到兰州，走到新疆。苏丽珍的字在天南海北走着。她不知道那些字到了哪里，但她知道，它们在那里。

沈望躺在地铺上，把博尔赫斯放在胸口。他闭着眼睛，想着今天的事。沈德厚的铁盒子，那几页发黄的诗，十六铺码头的江灯，仓库里的布料味。那些东西在他身体里沉下去，沉到很深的地方。他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和书，听着外面的汽笛声。那声音越过外滩，越过延安东路，越过石库门，落在地铺上。他听着那声音，想，他明天要去虹口上工，晚上回来接着写《夜》。写那个男人在仓库里过了一夜又一夜。写那些夜里，他读旧书，读旧诗，看着江灯。写他天亮的时候，把门锁好，走回延安东路。在路上，他碰见一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那个女人对他点了点头。他走进石库门，看见缝纫机已经在响了。他坐下来，吃一碗粥，然后上楼睡觉。醒来又是傍晚，他又要去仓库了。

沈望想着想着，忽然觉得，那个男人和他自己，其实是同一个人。他们都在一座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活着。他们都在夜里坐着，看着远处的东西。他们都在等天亮。天亮了，又是同一天。但天亮了，也是新的一天。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写。写，就是活着。

他睡着了。

第二天中午，沈望在虹口邮局收到了李正的信。信很短，只有几句话：“《怕》看了。比上一篇好。那个门槛的细节，好。下期发。有空来聊聊。李正。”沈望把信折好，揣进口袋。他站在邮局门口，看着虹口的街道。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他。但他自己知道，他的第二篇小说要发了。他站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下台阶，往海虹印刷厂走去。

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想起林薇说的“你写的东西留下来了，你人就留下来了”。他现在有两篇东西要留下来了。第一篇《码头》，第二篇《怕》。它们印在杂志上，放在书店的架子上，被人买走，被人读到。那些字不会消失。它们会一直在那里。像沈德厚铁盒子里的那几页诗，像苏丽珍缝在衣服上的针脚，像黄浦江里的水。他留下的东西不多，但那些东西是真的。他走在虹口的街上，忽然觉得脚下的路结实了一些。那些路是柏油路，水泥路，石板路，踩上去硬邦邦的。但他踩上去的时候，觉得踏实。他在这座城市里走了快六个月了，第一次觉得脚下的路是他的。

他走进海虹印刷厂，吴老板已经在车间里了。机器开着，油墨的味道飘出来。沈望走到机器前面，站到自己的位置上。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上面印满了字。他看着那些字，心里安静着。那种安静很薄，像一层冰。但他站在冰上面，稳稳的。

第十章 巨鹿路来的人

《怕》发表那天，沈望正在海虹印刷厂的机器上印一批饭店菜单。

菜单是竖排的，中英文对照，边上配着小画。他印完一摞，拿起来检查，一张一张地翻。翻到第三张的时候，他停住了。那张菜单上沾了一道墨杠，从左上角斜着拖下来，像一道黑色的泪痕。他把那张挑出来放在一边，继续翻。翻完一百张，挑出五张废品。他把废品扔进纸篓，把好的码齐，用牛皮纸包上，写上饭店的名字。吴老板走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走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沈望蹲在车间门口，饭盒搁在膝盖上。他从口袋里摸出李正寄来的信，又看了一遍。信是三天前收到的，只有两行字：“《怕》发在下一期。有空来聊聊。李正。”他把信折好，揣回口袋。吃完饭，他走进车间，继续上机器。下午的光从高窗里照进来，落在机器上，油墨的味道在光线里浮动。他站在机器前面，看着白纸一张一张地变成菜单，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

他想去巨鹿路。

第二天下午，他跟吴老板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坐车去了静安寺。巨鹿路675号的院子还是老样子，铁门开着，桂花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着。沈望走进院子，上了台阶，推开编辑部的门。李正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叠稿子，手里拿着一支红笔。他看见沈望，摘下眼镜，往椅背上一靠。

“来了。坐。”

沈望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来。办公室里还有两个编辑，一个在看稿，一个在打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很大，在谈一篇报告文学的事。李正从桌上翻出一本杂志，是刚出来的那一期，封面是深绿色的，上面印着一幅木刻版画，画的是上海的弄堂。他递给沈望。

“样刊。你的《怕》在这一期。稿费下个月寄。”

沈望接过来，翻到目录。小说栏目里，第二篇是他的名字。他翻到正文，看到了那个标题，《怕》。铅字印出来的字和他手写的稿子不一样，更整齐，更端正，像是别人写的。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看到最后那行字：“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合上杂志，放在膝盖上。

“反响不错。”李正说，“这几天来了几封信。有两封是给编辑部的，问你是谁，在哪里。还有一封是给作者的，我转给你。”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过来。信封是白色的，上面写着“《上海文学》编辑部转沈望同志收”，字迹很清秀，像是女人的笔迹。

沈望接过信封，没有马上拆。他把它放在杂志上面，看着李正。

“还有一件事。”李正从桌上拿起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下个礼拜六，作协有个青年作者座谈会。在巨鹿路这边，就这个院子。你来一下。”

“什么座谈会？”

“就是聊聊。几个年轻作者，几个编辑，大家见见面。你来了就知道了。”李正把烟灰弹了弹，“林薇也来。她跟我提过你。你来吧。”

沈望点了点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杂志和信放进提包。李正朝他摆了摆手，又低下头看稿子了。沈望走出编辑部，站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面。他把那封信从提包里拿出来，拆开。信纸是粉红色的，上面写着几行字：

沈望同志：

读了你的《码头》和《怕》，很喜欢。我也是从外地来上海的，在杨浦区一家医院做护士。你的小说让我想起刚来上海的那几年。谢谢你写出来。

一个读者：陈小凤

信上没有地址，没有电话。沈望把信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他站在桂花树下面，看着院子里的那栋洋房。二楼的窗户开着，有人站在窗口，手里拿着一杯茶，看着院子里的桂花树。沈望仰头看了一眼，那个人朝他点了点头。沈望也点了点头。

他走出院子，沿着巨鹿路往西走。梧桐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斑斑点点的。他想起那封信上的话，“我也是从外地来上海的”。那个人在杨浦区做护士。她读了他的小说，想起了刚来上海的那几年。沈望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忽然觉得，他写的东西不只是他自己的了。它们被印出来，被人读到，被人记住。那些字离开了他的稿纸，到了别人的生活里。那个护士在杨浦区的某个宿舍里，坐在床边读他的小说。她读到那个青年蹲在弄堂里把脸埋在手掌里的时候，也许想起了她自己。她也许也蹲过，也怕过，也在门槛上站过。沈望想，这就是写作的意义。把一个人的怕变成很多人的怕，把一个人的门槛变成很多人的门槛。那些字是桥。他在这头，读者在那头。他们在那座桥上碰面。

礼拜六下午，沈望去了巨鹿路。

他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是苏丽珍前几天给他熨的。衬衫领子挺括，袖口的扣子也缝好了。他站在镜子前面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人黑了一些，瘦了一些，但肩膀是宽的，腰是直的。他把提包挎在肩上，出了门。

座谈会安排在洋房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沈望到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七八个人了。几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边，桌上摆着茶和瓜子。李正坐在桌子一头，看见沈望进来，朝他招了招手。

“这边坐。”

沈望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他环顾四周。有两个年轻人和他年纪差不多，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一个圆脸的女人。还有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大概是编辑和评论家。林薇坐在桌子另一头，穿了一件深红色的毛衣，头发披着。她看见沈望，朝他点了点头，嘴角有一个很浅的笑。

李正先开口。他简单介绍了一下在座的人，然后说今天就是聊聊，大家写东西的，互相认识认识。他让每个人说说自己最近在写什么。戴眼镜的瘦高个先说了，他在写一组工厂题材的短篇，写工人和技术员之间的矛盾。圆脸女人说她写的是知青题材，写黑龙江插队的生活。轮到沈望的时候，他张了张嘴，说了一句“我在写一个仓库看夜的人”，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李正接过去，替他补了几句，说他的小说在《上海文学》上发了，写的是外地来上海的年轻人的事。在座的人点了点头，有人问了他几句话，哪里人，来上海多久了，在做什么工作。沈望一一答了。他说他在印刷厂做临时工。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座谈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大家聊了一些关于文学的事，有人说现在的小说太注重技巧，有人说还是内容重要。林薇也说了一些，她说她最近在读乔伊斯，觉得短篇小说可以只写一个瞬间，一个停顿。她说的时候，沈望看见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在点头，另一个圆脸女人在低头记什么。沈望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说话，偶尔喝一口茶。他没有说太多。他觉得自己的话不够用，那些概念、那些术语、那些理论，他都不太懂。他只知道一件事：他要写。写那个仓库看夜的人，写那个在门槛上站着的青年，写那些在弄堂口生煤球炉子的女人。他要把那些东西写出来。别的都是空的。

座谈会结束后，大家散了。沈望站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面，等着林薇。她过了一会儿才出来，和那个圆脸女人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到沈望面前。

“怎么样？第一次参加这种会。”

“还行。”

林薇看着他，笑了。“你没怎么说话。”

“听他们说。”

林薇点了点头。“听也好。但你要说。你是写东西的，你有东西要说。别怕说。”

沈望嗯了一声。他们走出院子，沿着巨鹿路往西走。梧桐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色的天空里伸着。林薇把手插在毛衣口袋里，脚步不紧不慢。沈望走在她旁边，两个人隔着一拳的距离。林薇走着走着，忽然开口了。

“沈望，你有没有想过搬出来？”

沈望转过头看她。

“你总不能一直在你二叔家住客堂间吧。”林薇说，“你现在有两篇东西发了，稿费也拿了，手上有点钱。你可以租一间小房子。不用大，一间就行。有张桌子，有张床。你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写。”

沈望没有说话。他想起在石库门里度过的那六个月。地铺，八仙桌，缝纫机的嗒嗒声，苏丽珍端出来的荷包蛋，沈德厚喝酒时的喉结。那些东西是他来上海的第一站。如果没有那个客堂间，他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他走了六个月，才走到今天。他现在有两篇小说印在杂志上，有一个固定的临时工作，口袋里有一百多块钱。他可以搬出去了。但他没有想过搬出去。或者说，他不敢想。

“你帮我看过房子？”他问。

林薇笑了。“没有。但社科院那边有个同事，在虹口租了一间，不大，一个月三十块。她住了半年，要搬走了。你要是想看，我帮你问问。”

沈望想了想。三十块。他一个月挣一百二，加上稿费，能撑得住。他在石库门住着，苏丽珍不收他饭钱，但他每个月都往八仙桌的抽屉里塞三十块。他塞的时候，苏丽珍看见了，但没有说。那个抽屉里的钱是给家里用的。他搬出去以后，那三十块就没了。苏丽珍和沈德厚的日子会紧一些。但林薇说得对。他总不能一直在客堂间住下去。他二十四岁了。他需要自己的地方。

“我看看。”他说。

林薇点了点头。他们走到南京西路口，林薇停下来。她站在路灯下面，看着他。她的目光很直接，很亮。

“沈望，你写的东西越来越好了。你搬出来以后，会写得更好。”

沈望看着她。她的脸在路灯的光里很柔和，眼睛黑黑的，里面有东西在亮。他想说谢谢，但那个词太轻了。他说了别的。

“你帮我跟那个同事说一声。我去看房子。”

林薇点了点头。她转过身，往静安寺的方向走了。沈望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深红色的毛衣在夜色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梧桐树的阴影里。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公交车站走。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想起那封信上的话，“我也是从外地来上海的”。他想，那个护士在杨浦区，他在延安东路，林薇在静安寺。他们都在上海，都在自己的角落里活着。他们之间隔着几条街，几站路，几座桥。但他们被那些字连在一起。那些字是桥。他站在桥的这头，不知道那头的人是谁。但他知道，她们在那里。

回到石库门的时候，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在缝一件棉袄，深蓝色的，很厚。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看着那件棉袄。

“二婶。”

苏丽珍抬起头。

“我想搬出去。租一间房子。”

苏丽珍的针停了一下。她看着沈望，看了一会儿。然后她低下头，继续缝。针起针落，一针一针的。她没有说话。沈望坐在条凳上，等着。过了大概半分钟，苏丽珍开口了。

“想好了？”

“想好了。”

“搬到哪里？”

“虹口那边。一个同事的房子，要转租。一个月三十块。”

苏丽珍的缝纫机停了。她把棉袄放在机头上，站起来，走到八仙桌旁边。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那个信封沈望认得，是苏丽珍存钱的那个。她从里面数出几张票子，放在八仙桌上。

“这是你之前放在抽屉里的钱。我一直没有动。你拿着。搬家要用钱。”

沈望看着桌上那几张票子。一共六张，十块的。是他这几个月往抽屉里塞的，苏丽珍一分没花。他把钱拿起来，放在手里。钱是旧的，软软的，带着抽屉里粮票和户口本的味道。

“二婶，这钱是给你的。”

“你拿着。”苏丽珍说，声音很平，但沈望听出来，那声音底下有一层东西。那层东西很薄，像水面上的涟漪，漾了一下就平了。苏丽珍转过身，坐回缝纫机前面。她拿起那件棉袄，继续缝。嗒嗒声响起来。她踩着踏板，背对着他。

“搬出去以后，”她说，声音从嗒嗒声里穿过来，“有空回来吃饭。”

沈望把那六张票子叠好，放进口袋。他坐在条凳上，看着苏丽珍的背影。她的背很直，辫子垂在背后，发梢上还是那根红橡皮筋。缝纫机的嗒嗒声在客堂间里响着，和以前一样。但沈望觉得，那声音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那声音是墙，把他裹在里面。现在那声音是路，让他走出去。他坐在条凳上，听着那声音，心里有东西在动。那种东西像江底的暗流，看不见，但一直在走。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把博尔赫斯放在胸口。他闭着眼睛，想着今天的事。李正说“反响不错”，林薇说“搬出来会写得更好”，苏丽珍说“有空回来吃饭”。他把那些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从提包里摸出稿纸和笔。他趴在地铺上，就着窗外路灯漏进来的光，写了一个开头。写的是一个青年从石库门搬出去，搬到一间小房子里。那间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但那是他的。他在那间房子里，把行李打开，把书放在桌上，把扳手放在枕头底下。他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天空很窄，被对面的房子挡住了大半，只露出一条缝。但从那条缝里，他看见了一只鸟飞过去。

沈望写完了那个开头，大概三百字。他把稿纸收好，放回提包。他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和书，听着外面的汽笛声。那声音越过外滩，越过延安东路，越过石库门的砖墙和瓦顶，落在地铺上。他听着那声音，想，他在这张地铺上睡了六个月。六个月里，他扛过羊毛包，印过菜单，写过两篇小说。他认识了苏丽珍，沈德厚，周师傅，阿六，林薇，李正。那些人都是他在上海滩上捡到的。捡一个是一个。现在他要搬出去了。他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了。那间房子很小，但那是他的。他可以在里面写东西，写到很晚。他可以把书放在桌上，把扳手放在枕头底下。他可以坐在窗前面，看那条窄窄的天空。他想着想着，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但一直在那里。

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沈望醒得比平时早。他坐起来，把被子叠好，把提包放正。他走到八仙桌前，看见桌上放着一碗粥，粥上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是溏心的，橙黄色的液体从蛋皮下面渗出来，把周围的白粥染了一小片。苏丽珍不在客堂间。缝纫机前面的凳子空着，台灯关着。沈望坐下来，端起那碗粥。他喝了一口。粥是热的，烫的，顺着喉咙流下去。他吃着荷包蛋，把溏心搅进粥里。他吃完了，把碗洗了，放回灶披间。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客堂间。缝纫机还在，台灯还在，八仙桌还在，墙上的挂历还在。那些东西和他第一天来的时候一样。但他不一样了。他转过身，推开门，走进延安东路的早晨。

阳光照在他脸上，温热的。他站在弄堂口，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她蹲在地上，用蒲扇扇着炉子，浓烟从炉膛里涌出来。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今天早。”

“早。”

沈望从她身边走过去。他走到公交车站，上了71路。车往杨浦开，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延安东路，外滩，黄浦江。黄浦江在晨光里泛着灰蓝色的光，江面上有船在走。他看了一会儿，转过头。他想起母亲说的“江不会走丢”。他现在知道了。江不会走丢，但人会走。人会从一间石库门搬到另一间小房子，从一个地铺搬到一张床。人会走，但那些东西跟着他。苏丽珍的荷包蛋，沈德厚的铁盒子，周师傅的扳手，阿六的烟，林薇的博尔赫斯。那些东西在他的提包里，在他的稿纸上，在他的身体里。他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它们是那条江的底。水在上面流，底在下面撑着。

沈望到了海虹印刷厂，走进车间。吴老板已经在机器旁边了，金丝边眼镜在晨光里反着光。沈望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按下启动按钮。机器轰隆一声响起来，滚筒转动着。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上面印满了字。他拿起第一张，看了看。字是清楚的。他把那张放在旁边，又拿起下一张。纸张一张一张地从他手里经过，带着油墨和纸浆的味道，温热温热的。他看着那些字，心里安静着。那种安静很薄，像一层冰。但他站在冰上面，稳稳的。

他知道，再过几天，他就要搬出去了。搬到虹口那间小房子里。他会把书放在桌上，把扳手放在枕头底下，把稿纸铺开。他会坐在窗前面，看那条窄窄的天空。他会写。写那个仓库看夜的男人，写那个在门槛上站着的青年，写那些在弄堂口生煤球炉子的女人。他会把那些东西写出来。江还在流，他还在写。

那天晚上回到石库门，沈望把提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摊在地铺上。

东西不多。几件衬衫，两双鞋垫，半块肥皂已经用完了，那本《存在与虚无》橡皮筋还箍着，博尔赫斯放在最上面。稿纸还剩小半本，墨水瓶里的墨水不多了，钢笔的笔尖有些歪了，写字的时候会往左边偏。扳手放在最底下，黑胶布的手柄被汗浸得发亮。他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摸过去，摸到扳手的时候，手停了一下。那把扳手跟了他快四个月了。从东方红印刷厂到毛纺厂，从毛纺厂到海虹，再到石库门的地铺上。他握着它的时候，觉得掌心是实的。他把它放回提包，拉上拉链。

然后他从提包里摸出稿纸和笔。他趴在地铺上，接着写那个青年搬家的故事。写他把行李打开，把书放在桌上。那本书是《存在与虚无》，橡皮筋还箍着。他把橡皮筋解开，翻开第一页，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1987年3月，黄桥。”他看着那行字，那行字已经有些模糊了，圆珠笔的油墨被时间磨淡了。他坐在床上，把那本书翻开，读了第一页。第一页他读过很多次了，每次读都觉得那些字在对他说话。那些字说，你在这里。你在这间小房子里。你从苏北来，你在上海，你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那些字说，你可以写。他就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一个字。然后他又写了一个字。

沈望写到这里，停了。他把笔放下，靠在墙上。墙上没有裂缝。这间客堂间的墙上没有裂缝。那道干涸的河在他二叔二婶的楼上。他躺下来，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平的水泥板，刷着白石灰，有一块地方起了皮，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他盯着那块地方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

第二天是礼拜天。沈望没有去虹口。他坐车去了四川北路。林薇给他那个地址在虹口区的一条小马路上，靠近鲁迅公园。他下了车，沿着四川北路走了一段，拐进一条叫甜爱路的小路。那条路很窄，两边是旧式的里弄房子，红砖墙，黑漆门，门口种着矮矮的冬青。路上很安静，只有几个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几只猫蹲在墙头上。他找到了那条弄堂，弄堂口没有铁皮信箱，只有一个石库门的门框，门楣上刻着“1927”四个字。他走进去，弄堂不长，尽头是一栋三层的小楼。他要看的那间房子在二楼，楼梯在外面的，铁栏杆生了锈，踩上去吱呀吱呀的。二楼有一扇门，门上用粉笔写着一个“3”字。他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门后，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短发，圆脸，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她看了沈望一眼，笑了。

“你是林薇的朋友？沈望？”

“是。”

“我叫周红。林薇跟我说了。进来看看。”

沈望走进去。房间很小，大概七八个平方，但窗户朝南，光线很好。一张单人床靠墙，床上铺着蓝白格子的床单。一张书桌靠窗，桌面上有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旧地图。一把木椅子，椅子背上搭着一件旧外套。墙角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摆着几本书，不多，大概十来本。还有一个脸盆架，上面放着搪瓷脸盆和毛巾。窗户外面是一棵梧桐树，叶子落光了，枝丫伸到窗前面，像是要把什么东西递进来。

“不大，”周红说，“但一个人住够了。我住了半年，要不是调到浦东去，我真不想搬。”

沈望站在房间中间，转了一圈。他看了看书桌，摸了摸桌面。桌面是木头的，上面有些划痕，但很平整。他看了看窗户，推开窗，外面的梧桐树枝丫伸到跟前，他伸手能够到。他看了看床，坐在床沿上，床板很硬，但他喜欢硬的。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面，看那几本书。书不多，但有一本他认得，《契诃夫小说选》，旧版的，封面卷了边。他把那本书抽出来，翻了翻。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周红，1985年。他把书放回去。

“多少钱？”

“一个月三十。水电另算。大概一个月再加三四块。”

沈望点了点头。他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数出三十块，递给周红。“我先付一个月。下个月搬进来。”

周红接过钱，数了数，揣进口袋。她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这是门钥匙。楼梯下面还有一个信箱，钥匙也在上面。你什么时候搬都行。”

沈望把钥匙拿起来，放在手心里。钥匙是铁的，凉的，齿口有磨损的痕迹。他握了握，然后放进口袋。周红收拾了几件自己的东西，装进一个布袋子。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小屋。她的目光在书桌上停了一下，在那张玻璃板下面的旧地图上停了一下。然后她笑了笑，说：“这间房子挺好的。你住着就知道了。”她走了。沈望听见她的脚步声在铁楼梯上响着，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远。

他一个人站在那间小房子里。窗外的梧桐树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书桌上，落在玻璃板上。他走到书桌前面，坐下来。椅子很硬，但他的腰板挺直了。他坐在那里，看着窗外。从这扇窗户看出去，他看见对面人家的阳台，阳台上晾着衣服，一件白衬衫在风里鼓着。他看见一棵梧桐树的枝丫，枝丫上停着一只麻雀，麻雀歪着头看他。他看见再远处有一片天空，天是蓝的，有几朵白云。那些东西都在这扇窗户里。不大，但够了。

他从提包里摸出稿纸和笔，放在书桌上。他把《存在与虚无》从提包里拿出来，放在书桌的左上角。他把博尔赫斯放在右上角。他把扳手从提包里拿出来，放在抽屉里，关上抽屉。他把鞋垫从提包里拿出来，放在枕头底下。他把衬衫叠好，放在床头的椅子上。他把提包折起来，塞在床底下。然后他坐在书桌前面，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写了一个标题：《窗》。然后他开始写。他写一个青年搬进一间小房子，坐在书桌前面，看着窗外。窗外有一棵梧桐树，树上有鸟。他写那个青年想，这间房子是他的了。这张桌子是他的了。这扇窗户是他的了。窗外的天空和树也是他的了。他写那个青年把书放在桌上，把笔拿起来，写了一个字。那个字是“家”。

沈望写完了那段，大概五百字。他把稿子收好，放在书桌的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推开窗。外面的空气是凉的，带着梧桐树的气味。他站在窗户前面，看着对面人家的阳台。那件白衬衫还在风里鼓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关上窗。他走到床边，坐下来，把鞋垫从枕头底下摸出来。鸳鸯还是歪歪扭扭的，红的绿的。他翻过来，背面那行字还在：“哥，上海冷就垫上。”他把鞋垫放回去，把枕头拍松。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小房子。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书桌上。那本《存在与虚无》在光里泛着旧旧的黄色。他关上门，锁好。他把钥匙从锁孔里拔出来，握在手心里。铁的，凉的。他走下楼，铁楼梯在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

他站在弄堂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栋三层小楼。二楼的窗户开着，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那就是他的窗户了。他转过身，沿着甜爱路往外走。路上还是那么安静，几个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几只猫蹲在墙头上。他走到四川北路，上了公交车。车往南走，穿过虹口，穿过黄浦，回到延安东路。他下了车，走在延安东路上。梧桐树在风里响着，叶子落光了，枝丫光秃秃的。他走到弄堂口，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她正在往炉子里添煤球，火苗从煤球孔里窜出来，红红的。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今天早。”

“早。”

沈望走进弄堂，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客堂间里，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在缝一件衬衫，白色的，领子还没上。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苏丽珍没有抬头，但她开口了。

“看了？”

“看了。四川北路那边。甜爱路。一间小房子。二楼。朝南。有窗户。”

苏丽珍的针停了一下。“什么时候搬？”

“下个礼拜。”

苏丽珍点了点头。她继续踩缝纫机。嗒嗒嗒，嗒嗒嗒。沈望坐在条凳上，听着那声音。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把钥匙，放在手心里，握了握。钥匙的齿口硌着他的掌心，硬硬的。他把钥匙揣回口袋，站起来，走到灶披间，帮着苏丽珍端菜。菜是一碗咸菜烧豆腐，一碟炒青菜，还有半碗红烧肉。沈望把菜端到八仙桌上，摆好碗筷。沈德厚今天回来了，坐在八仙桌的另一头，面前摆着那瓶七宝大曲。他倒了一杯，抿了一口，看了沈望一眼。

“看好了？”

“看好了。”

“三十块？”

“三十块。水电另算。”

沈德厚点了点头。他抿了一口酒，夹了一粒花生米，嚼着。他嚼完了，把酒杯放下，看着沈望。

“搬出去好。男人家，总要有个自己的地方。”他说完，又抿了一口酒。喉结动了一下。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墙角的纸箱堆里，翻了翻，翻出一个东西。那是一只旧闹钟，铁壳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沈望认得那只闹钟。那是他从苏北带来的，一直搁在八仙桌上，每天早晨五点半叫醒他。沈德厚把闹钟拿起来，放在沈望面前。

“这个你带着。你那边没有闹钟，早上起不来。”

沈望接过闹钟。闹钟的铁壳上有几处锈，玻璃蒙子上有一道划痕。他拧了拧背后的旋钮，指针还能走。他把闹钟放在桌上，指针滴答滴答地走着。那声音很轻，但很清楚。在客堂间里，在缝纫机的嗒嗒声和沈德厚喝酒的咂嘴声之间，那滴答声像一条细细的线，把那些声音串在一起。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他没有马上睡着。他听着楼上的动静，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远处的汽笛声。那些声音他听了六个月了。他闭着眼睛，把那些声音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缝纫机的嗒嗒声，沈德厚喝酒的咂嘴声，苏丽珍在灶披间里炒菜的滋啦声，弄堂里倒马桶的哗啦声，对面人家电视机的说话声。那些声音加在一起，就是石库门的声音。他在这间客堂间里睡了六个月，听了六个月。现在他要走了。那些声音他带不走。但它们在他的身体里，像针脚在布面上，像油墨在纸面上。他走到哪里，那些声音就跟到哪里。它们是他的底。

他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他伸手摸了一下，指尖触到那道裂缝。那道裂缝他摸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都觉得它比前一天更深一些。也许它真的在变深。也许房子老了，墙在慢慢裂开。但他要走了。这间客堂间以后还会有人住。也许是一个像他一样的外地人，拎着一只破提包，从十六铺码头下来，坐三轮车到延安东路，敲开这扇黑漆木门。那个人会睡在地铺上，会在八仙桌上写东西，会在缝纫机的嗒嗒声里醒来。那个人会像他一样，在这座城市里走，走到某个地方，停下来。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他知道，那个人会来的。上海永远有人来。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他看见黄浦江在流，苏州河在流，墙上那道裂缝也在流。所有的水都在流。他躺在那条流动的上面，沉下去。明天他要上班，后天要收拾东西，大后天要搬家。他要搬到那间小房子里，把书放在桌上，把扳手放在抽屉里，把闹钟放在床头。他会坐在那扇窗户前面，写那个仓库看夜的男人，写那个在门槛上站着的青年，写那些在弄堂口生煤球炉子的女人。他会写。江还在流，他还在写。他想着想着，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但一直在那里。

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响了。铁壳的闹钟在八仙桌上震动着，铃声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沈望伸手把它按掉。他坐起来，叠好被子，把提包放正。他走到灶披间，盛了一碗粥，端到八仙桌上。粥上有一个荷包蛋，溏心的，橙黄色的液体从蛋皮下面渗出来。他吃着粥和蛋，看着桌上的闹钟。指针滴答滴答地走着。他吃完了，把碗洗了。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客堂间。缝纫机还在，台灯还在，八仙桌还在，墙上的挂历还在。苏丽珍的凳子空着，但缝纫机的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推开门，走进延安东路的早晨。

阳光照在他脸上，温热的。他站在弄堂口，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她蹲在地上，用蒲扇扇着炉子，浓烟从炉膛里涌出来。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沈望也点了点头。他走过她身边，往公交车站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条弄堂。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关着，二楼的窗户开着，苏丽珍的蓝布褂子晾在竹竿上，在风里轻轻摆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继续走。71路车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往杨浦开，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延安东路，外滩，黄浦江。黄浦江在晨光里泛着灰蓝色的光。他看着那条江，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头，闭上眼睛。他的口袋里有一把钥匙。铁的，凉的。他握了握，然后松开。车在往虹口开。他要去上班。他要去过他的日子。他的日子在那间小房子里。那间小房子在甜爱路那边，二楼，朝南，有窗户。窗外有梧桐树，树上有鸟。

树上有鸟。

那只鸟蹲在梧桐树的枝丫上，灰扑扑的，尾巴一翘一翘的。沈望坐在书桌前面，隔着玻璃看它。它叫了两声，声音不大，像在跟谁说话。叫完了，扑棱着翅膀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沈望盯着那根枝丫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在稿纸上写了一个字。他写的是“鸟”。他把那个字看了一遍，又划掉了。太直了。他重新写。他写那个青年坐在书桌前面，看见一只鸟停在窗外的树上。那只鸟叫了两声就飞走了。青年想，那只鸟还会回来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棵树在那里。枝丫在那里。窗户在那里。他坐在窗户里面。他和那只鸟之间隔着一层玻璃。玻璃是透明的，但也是硬的。他能看见那只鸟，但摸不到它。他能看见那棵树，但走不进去。他坐在玻璃的这一面。这是他的位置。他坐在这里，看着那些东西。他写它们。他写一只鸟停在树上，叫了两声，飞走了。他写一个青年坐在窗里面，看着那只鸟。那个青年不知道该难过还是该高兴。他只知道，那只鸟飞走了，但那棵树还在。树还在，他就能看见。他就能写。

沈望写完了这段，大概四百字。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抽屉里还有几张稿纸，写着一些零碎的句子，都是他坐在这张书桌前面想到的。他把抽屉关上，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刚才那只鸟已经不见了。他站在窗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把房间收拾了一遍。床铺好了，书摆正了，扳手在抽屉里，闹钟在床头。他走到门口，拿起提包，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小房子。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书桌上。那本《存在与虚无》在光里泛着旧旧的黄色。他关上门，锁好，走下楼。

铁楼梯在他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他走下楼，站在弄堂里，回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窗户。窗户关着，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叶子落光了，但枝丫还在。他转过身，走出弄堂，沿着甜爱路往外走。路上还是那么安静，几个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几只猫蹲在墙头上。他走到四川北路，上了公交车。

车往南走，穿过虹口，穿过黄浦。沈望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那些街道他越来越熟了。四川北路，海宁路，河南北路，天潼路。他经过外白渡桥的时候，看见苏州河在桥下流着，黑黝黝的，上面漂着油花和垃圾。但河还在流。他想起林薇的诗，“灯灭了，河还在流”。他现在也是一盏灯。灯在亮着。虽然不大，但亮着。他坐在车上，看着那座桥从头顶过去。桥上的铁架在阳光下泛着锈红色。他过了桥，车拐进延安东路。他下了车，走在延安东路上。梧桐树在风里响着，枝丫光秃秃的。他走到弄堂口，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她今天没有蹲在地上，而是坐在一只小板凳上，手里捧着一碗面，面里卧着一个荷包蛋。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今天早。”

“早。”

沈望走进弄堂，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客堂间里，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在缝一件棉袄，深蓝色的，很厚，已经缝了大半。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苏丽珍的缝纫机停了一下，又响起来。

“房子弄好了？”

“弄好了。床铺了，桌子擦了。都收拾好了。”

苏丽珍点了点头。她继续踩着缝纫机。嗒嗒嗒，嗒嗒嗒。沈望坐在条凳上，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背很直，辫子垂在背后，发梢上还是那根红橡皮筋。缝纫机的声音在客堂间里响着。那声音他听了六个月了。六个月里，他在这间客堂间里睡地铺，在八仙桌上写稿子，在缝纫机的嗒嗒声里醒来。现在他要走了。那声音他带不走。但它在他的身体里，像针脚在布面上。他走到哪里，那声音就跟到哪里。他坐在条凳上，听着那声音，心里有东西在动。那种东西像江底的暗流，看不见，但一直在走。

他站起来，走到灶披间，帮着苏丽珍端菜。菜是一碗红烧肉，一碟炒青菜，还有一碗冬瓜汤。沈望把菜端到八仙桌上，摆好碗筷。沈德厚今天回来了，坐在八仙桌的另一头。他面前摆着那瓶七宝大曲，已经开过了，倒了一杯。他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明天搬？”

“明天搬。”

沈德厚抿了一口酒，夹了一粒花生米。他嚼完了，把酒杯放下，看着沈望。“东西多不多？”

“不多。一个提包。”

“明天我帮你搬。”

沈望愣了一下。他看着沈德厚。沈德厚没有看他，低头夹了一筷子红烧肉，放进嘴里嚼着。他的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他咽下去了，又抿了一口酒。

“你那个仓库，明天白天不是要睡觉？”沈望说。

“少睡两个钟头。不要紧。”

沈望想说不用，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看着沈德厚。沈德厚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更瘦了，颧骨很高，眼窝很深。但他今天没有穿那件白衬衫，穿了一件旧的蓝色工装，胸口印着厂徽。那件工装他已经很久没穿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穿上了。沈望忽然想起第一次看见沈德厚穿着这件工装的样子。那天晚上他刚来石库门，沈德厚下班回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口印着厂徽，一圈齿轮围着五个字。那时候沈德厚比现在胖一些，脸上的皱纹浅一些。现在那件工装松了，肩膀处往下塌着。沈德厚也老了。

“好。”沈望说。

那天夜里，沈望躺在地铺上。他没有马上睡着。他听着楼上的动静，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远处的汽笛声。那些声音他听了六个月了。他闭着眼睛，把那些声音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缝纫机的嗒嗒声，沈德厚喝酒的咂嘴声，苏丽珍在灶披间里炒菜的滋啦声，弄堂里倒马桶的哗啦声，对面人家电视机的说话声。那些声音加在一起，就是石库门的声音。他在这间客堂间里睡了六个月，听了六个月。现在他要走了。那些声音他带不走。但它们在他的身体里，像针脚在布面上，像油墨在纸面上。他走到哪里，那些声音就跟到哪里。它们是他的底。

他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他伸手摸了一下，指尖触到那道裂缝。那道裂缝他摸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都觉得它比前一天更深一些。也许它真的在变深。也许房子老了，墙在慢慢裂开。但他要走了。这间客堂间以后还会有人住。也许是一个像他一样的外地人，拎着一只破提包，从十六铺码头下来，坐三轮车到延安东路，敲开这扇黑漆木门。那个人会睡在地铺上，会在八仙桌上写东西，会在缝纫机的嗒嗒声里醒来。那个人会像他一样，在这座城市里走，走到某个地方，停下来。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他知道，那个人会来的。上海永远有人来。

他闭上眼睛。黑暗中，他看见黄浦江在流，苏州河在流，墙上那道裂缝也在流。所有的水都在流。他躺在那条流动的上面，沉下去。明天他要搬家。搬到那间小房子里，把书放在桌上，把扳手放在抽屉里，把闹钟放在床头。他会坐在那扇窗户前面，写那个仓库看夜的男人，写那个在门槛上站着的青年，写那些在弄堂口生煤球炉子的女人。他会写。江还在流，他还在写。他想着想着，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但一直在那里。

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响了。铁壳的闹钟在八仙桌上震动着，铃声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沈望伸手把它按掉。他坐起来，叠好被子，把提包放正。他走到灶披间，盛了一碗粥，端到八仙桌上。粥上有一个荷包蛋，溏心的。他吃着粥和蛋，看着桌上的闹钟。指针滴答滴答地走着。他吃完了，把碗洗了。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客堂间。缝纫机还在，台灯还在，八仙桌还在，墙上的挂历还在。苏丽珍的凳子空着，但缝纫机的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推开门，走进延安东路的早晨。

阳光照在他脸上，温热的。他站在弄堂口，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她蹲在地上，用蒲扇扇着炉子，浓烟从炉膛里涌出来。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沈望也点了点头。他走过她身边，往公交车站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条弄堂。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关着，二楼的窗户开着，苏丽珍的蓝布褂子晾在竹竿上，在风里轻轻摆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继续走。71路车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往杨浦开，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延安东路，外滩，黄浦江。黄浦江在晨光里泛着灰蓝色的光。他看着那条江，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头，闭上眼睛。他的口袋里有一把钥匙。铁的，凉的。他握了握，然后松开。车在往虹口开。他要去上班。他要去过他的日子。他的日子在那间小房子里。那间小房子在甜爱路那边，二楼，朝南，有窗户。窗外有梧桐树，树上有鸟。

他在海虹印刷厂干了一天。机器开着，油墨的味道飘着。他站在机器前面，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他拿起一张，看了看。字是清楚的。他把那张放在旁边，又拿起下一张。纸张一张一张地从他手里经过。他干得很稳。吴老板经过他身边，看了一眼他印出来的东西，没说话，走了。但沈望注意到他走的时候，嘴里的烟动了一下。那是他在笑。

下午收工的时候，沈望没有直接坐车回延安东路。他先去了甜爱路。他上了铁楼梯，打开门，走进那间小房子。窗户关着，但阳光从玻璃里照进来，落在书桌上。他把窗户推开，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他站在窗户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提包放在书桌上，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衬衫叠好放在床头，鞋垫放在枕头底下，闹钟放在床头柜上，书放在书桌上。他把《存在与虚无》放在左上角，把博尔赫斯放在右上角。他把扳手放在抽屉里。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慢，很稳。他把每一样东西放在它该在的地方。放完了，他退后两步，看了看那间小房子。床，书桌，椅子，书架，脸盆架，窗户。阳光落在书桌上，落在书上。那本书的封面泛着旧旧的黄色。他站在房间中间，转了一圈。然后他走到书桌前面，坐下来。他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写了一个标题：《窗》。然后他开始写。他写一个青年搬进一间小房子，坐在书桌前面，看着窗外。窗外有一棵梧桐树，树上有鸟。那只鸟叫了两声就飞走了。青年想，那只鸟还会回来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棵树在那里。枝丫在那里。窗户在那里。他坐在窗户里面。他和那只鸟之间隔着一层玻璃。玻璃是透明的，但也是硬的。他能看见那只鸟，但摸不到它。他能看见那棵树，但走不进去。他坐在玻璃的这一面。这是他的位置。他坐在这里，看着那些东西。他写它们。他写一只鸟停在树上，叫了两声，飞走了。他写一个青年坐在窗里面，看着那只鸟。那个青年不知道该难过还是该高兴。他只知道，那只鸟飞走了，但那棵树还在。树还在，他就能看见。他就能写。

沈望写完了这段，把笔放下。他坐在书桌前面，看着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那只鸟已经不见了。但树还在。枝丫还在。窗户还在。他坐在窗户里面。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抬起头，看见窗外的天空。天空很窄，被对面的房子挡住了大半，只露出一条缝。但从那条缝里，他看见了一只鸟飞过去。那只鸟飞得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但他看见了。他把那个瞬间记下来。他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一只鸟从那条缝里飞过去。”他看了看那行字，没有划掉。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把窗户关上。他站在窗前，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有鸟。但那只鸟已经飞走了。他看不见它了。但他知道它来过。他在稿纸上写了它。它就在那里了。

他转过身，拿起提包，走出门去。他锁好门，走下铁楼梯，铁楼梯在他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他走出弄堂，沿着甜爱路往外走。几个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几只猫蹲在墙头上。他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看了他一眼。他没有说话，他们也没有说话。他走到四川北路，上了公交车。车往南走，穿过虹口，穿过黄浦，回到延安东路。他下了车，走在延安东路上。梧桐树在风里响着，枝丫光秃秃的。他走到弄堂口，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她正在往炉子里添煤球，火苗从煤球孔里窜出来，红红的。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今天早。”

“今天搬东西。”

那个女人抬起头，看了看他。“搬走了？”

“明天搬。今天先把东西放过去。”

那个女人点了点头。她低下头，继续添煤球。沈望从她身边走过去，走进弄堂，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客堂间里，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在缝那件棉袄，深蓝色的，已经快缝完了。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苏丽珍没有抬头，但她开口了。

“东西都放过去了？”

“放过去了。书，闹钟，稿纸。都放好了。”

苏丽珍的缝纫机停了一下。然后她又踩起来。嗒嗒嗒，嗒嗒嗒。沈望坐在条凳上，听着那声音。他想起那间小房子里的书桌。那本书在左上角，博尔赫斯在右上角。扳手在抽屉里。闹钟在床头。那些东西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他坐在条凳上，看着苏丽珍的背影。她的背很直，辫子垂在背后，发梢上还是那根红橡皮筋。缝纫机的声音在客堂间里响着。他听着那声音，心里有东西在动。那种东西像江底的暗流，看不见，但一直在走。

那天晚上，沈望躺在地铺上。这是他在这间客堂间里睡的最后一夜。他听着楼上的动静，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远处的汽笛声。他把那些声音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缝纫机的嗒嗒声，沈德厚喝酒的咂嘴声，苏丽珍在灶披间里炒菜的滋啦声，弄堂里倒马桶的哗啦声，对面人家电视机的说话声。那些声音加在一起，就是石库门的声音。他在这间客堂间里睡了六个月，听了六个月。这是最后一夜了。明天他就搬到甜爱路那边去了。那间小房子有窗户，窗外有梧桐树，树上有鸟。他想着那只鸟，想着它叫两声就飞走了。但树还在。窗户还在。他坐在窗户里面。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他拿起笔，写了一个字。那个字是“家”。

他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还在。他伸手摸了一下，指尖触到那道裂缝。那道裂缝他摸过很多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明天这面墙就属于别人了。他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那本博尔赫斯不在胸口了。它在那间小房子的书桌上。他的胸口空着。但那种空不是空的。那种空里有一种东西在动着。那种东西是实的。他把手放在胸口，感觉到心跳一下一下地撞着他的手掌。他闭上眼睛。黑暗中，他看见黄浦江在流，苏州河在流，墙上那道裂缝也在流。所有的水都在流。他躺在那条流动的上面，沉下去。明天他就要搬到甜爱路那边去了。那间小房子在等他。窗户在等他。书桌在等他。梧桐树在等他。树上的鸟也在等他。那只鸟还会来的。他知道。他睡在那里，等着天亮。天亮了，他就搬过去。他就能坐在那扇窗户前面，写那只鸟。写它叫两声，飞走了。写它还会回来。

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响了。沈望伸手按掉。他坐起来，叠好被子。他把提包收拾好。提包里装着衬衫、鞋垫、半块肥皂、稿纸、墨水瓶、钢笔。他把提包拉上，放在八仙桌上。他走到灶披间，盛了一碗粥。粥上有一个荷包蛋，溏心的。他吃着粥和蛋，看着八仙桌。桌面上那道裂纹还在，用铁丝箍着。他看了一会儿，把碗洗了。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客堂间。缝纫机还在，台灯还在，八仙桌还在，墙上的挂历还在。苏丽珍的凳子空着，但缝纫机的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听见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沈德厚从楼上下来，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工装，头发梳过了。他走到八仙桌旁边，拿起沈望的提包。

“走吧。”

沈望跟着他走出石库门。延安东路的早晨，阳光照在梧桐树上，枝丫光秃秃的。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蹲在地上，用蒲扇扇着炉子。她看见沈望和沈德厚出来，点了点头。沈望也点了点头。他们走到公交车站，上了71路。沈德厚坐在前面，沈望坐在后面。车往杨浦开，穿过外滩，穿过黄浦江上的桥。沈德厚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他看得很仔细，像是在记什么东西。沈望坐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沈德厚的背有些驼了，肩膀往前塌着。工装的领子磨得起了毛。沈望忽然想起他第一天到石库门的时候，沈德厚坐在八仙桌前面喝酒，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口印着厂徽。那时候沈德厚比现在胖一些，脸上的皱纹浅一些。六个月过去了。那件工装松了。沈德厚也老了。沈望坐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东西在动。那种东西像江底的暗流，看不见，但一直在走。

车到了四川北路。沈望站起来，走到前面，说：“二叔，到了。”沈德厚站起来，拎着提包，跟着他下了车。他们沿着四川北路走了一段，拐进甜爱路。路上很安静，几个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几只猫蹲在墙头上。他们走到那条弄堂口，沈望带沈德厚走进去。铁楼梯在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他们上了二楼。沈望打开门，走进那间小房子。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书桌上。沈德厚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去。他看了看那间小房子。床，书桌，椅子，书架，脸盆架，窗户。他的目光在书桌上停了一下，那本《存在与虚无》在左上角，博尔赫斯在右上角。然后他走进来，把提包放在书桌上。他走到窗户前面，推开窗。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树上有鸟。那只鸟叫了两声，飞走了。沈德厚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树。他看了一会儿。

“好。”他说。就一个字。

沈望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沈德厚的背有些驼了，但他站得很直。他站在那扇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阳光照在他身上，把工装的领子照得发亮。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沈望。

“好好写。”

沈望点了点头。沈德厚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但没有点。他把烟夹在手指间，走到门口。他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跨出去，走下铁楼梯。铁楼梯在他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沈望一个人站在那间小房子里。他走到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有鸟。那只鸟又回来了。它蹲在枝丫上，灰扑扑的，尾巴一翘一翘的。它叫了两声，声音不大，像在跟谁说话。沈望站在窗户里面，看着它。他和那只鸟之间隔着一层玻璃。玻璃是透明的，但也是硬的。他能看见那只鸟，但摸不到它。他能看见那棵树，但走不进去。他坐在玻璃的这一面。这是他的位置。他坐在这里，看着那些东西。他写它们。他写一只鸟停在树上，叫了两声。他写一个青年坐在窗里面，看着那只鸟。那个青年不觉得难过，也不觉得高兴。他觉得够。够了。他坐在这里。他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扇窗户。窗外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鸟。那只鸟叫了两声。他听着。然后他低下头，在稿纸上写了一个字。那个字是“鸟”。

第十一章 甜爱路

一、钥匙

那天下午，沈望一个人在甜爱路的房子里坐了很久。

他把提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出来，重新摆了一遍。其实早上已经摆过了，但他又摆了一遍。衬衫从床头拿到椅子上，又从椅子拿到床头。鞋垫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看了看那双歪歪扭扭的鸳鸯，又放回去。闹钟在床头柜上滴答滴答地走着，他拧了拧背后的旋钮，把指针拨准了。然后他坐在书桌前面，看着窗外。

窗户开着，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叶子落光了，枝丫光秃秃的，像一只张开的手。那只鸟已经不在了。树杈上蹲着另一只鸟，黑色的，比之前那只大一些。它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沈望看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他低下头，把稿纸铺开，把笔拿起来。他接着写《窗》。他写那个青年坐在窗前面，看着那只黑鸟。写那个青年想，那只黑鸟蹲在那里，是在睡觉还是在等什么？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只黑鸟蹲在那里，他就看着它。它不走，他就不动。他写那只黑鸟忽然叫了一声，声音很粗，像在咳嗽。叫完了，它扑棱着翅膀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青年看着那根枝丫，想，鸟飞走了，但枝丫还在。枝丫在，鸟就可能回来。他坐在窗里面，等着。他等着的时候，写了一行字。那行字是：“一只黑鸟蹲在枝丫上，叫了一声，飞走了。”

沈望写完了，把笔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那只黑鸟已经不见了。他站在窗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看了看那间小房子。床，书桌，椅子，书架，脸盆架，窗户。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书桌上。那本书在左上角，博尔赫斯在右上角。扳手在抽屉里。闹钟在床头柜上。那些东西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他看了一遍，然后走到门口，拿起提包。他想去附近走走，看看甜爱路周围有什么。

他锁好门，走下铁楼梯。铁楼梯在他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他走出弄堂，站在甜爱路上。那条路很窄，两边是旧式的里弄房子，红砖墙，黑漆门，门口种着矮矮的冬青。路上很安静，只有几个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几只猫蹲在墙头上。他沿着甜爱路往北走。走了大概五六分钟，走到了尽头，前面是一条大一些的马路，叫山阴路。山阴路上热闹一些，有几家小店铺，一家烟纸店，一家裁缝铺，一家剃头店，一家粮油店。他在粮油店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橱窗里摆的东西。米，面，油，盐，酱油，醋。那些东西他都需要。他摸了摸口袋，口袋里还有几十块钱。他走进粮油店，买了一小袋米，一瓶酱油，一包盐，一小瓶油。一共花了两块八。他把东西拎在手里，走出粮油店。

他沿着山阴路往东走。走了一段，看见一个菜市场。菜市场不大，但里面什么都有。青菜，萝卜，土豆，豆腐，鸡蛋，猪肉。他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买了一棵青菜，两块豆腐，半斤鸡蛋。一共花了一块五。他把东西拎在手里，继续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了一条小马路，叫鲁迅公园。公园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鲁迅公园”四个字。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他听说过鲁迅，在课本上读过他的文章。那些文章他记得一些，但记不全了。他想，改天有空进去看看。今天手里拎着东西，不方便。

他沿着四川北路往南走，回到了甜爱路。他上了铁楼梯，打开门，把东西放在书桌上。他把米倒进一个旧铁盒里，把酱油和盐和油摆在书架的一层上。他把青菜和豆腐和鸡蛋放在脸盆架下面的一个纸箱里。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慢，很稳。他把每一样东西放在它该在的地方。放完了，他退后两步，看了看。那间小房子比刚才满了一些。那些东西让房间有了烟火气。他走到书桌前面，坐下来。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天快暗了。他想起该做饭了。

二、公共厨房

他没有灶。楼下的公共厨房里有一只煤球炉子，是公用的。他拎着一只旧铝锅下楼，在公共厨房里生了炉子。炉子不太好生，煤球有些潮，他弄了半天才点着。他把铝锅架在炉子上，倒进水，放进米。他蹲在炉子旁边，看着锅里的水慢慢热起来，米粒在水里翻滚着。他想起苏丽珍在灶披间里做饭的样子。她蹲在煤球炉子前面，用火钳夹煤球，火苗映着她的脸，一明一暗的。他蹲在那里，学着苏丽珍的样子，把火钳拿在手里，夹了一块煤球添进炉膛。火苗窜起来，舔着锅底。他蹲了一会儿，锅里的水开了，米粒煮开了花。他把锅端下来，放在地上。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咸菜，是苏丽珍前几天给他装的，用油纸包着。他把咸菜切了一小块，放进碗里。然后他盛了一碗粥，端上楼。

他坐在书桌前面，喝着粥。粥是淡的，只有米的味道。咸菜是咸的，咬起来嘎吱嘎吱的。他吃着，看着窗外。天已经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他看不见那棵梧桐树了，只看见一片灰蒙蒙的影子。他把粥喝完，把碗洗了。然后他坐回书桌前面，把稿纸铺开。他把《夜》拿出来，接着写。他写那个男人坐在仓库里，天黑下来了。仓库里没有灯，只有高窗上漏进来的一线月光。月光落在布料上，把那些卷的轮廓勾出来，白白的，像一排沉默的人。男人坐在行军床上，把那个铁盒子拿出来。他打开盒子，把那几页诗拿出来看。月光太暗，看不清字，但他知道那些字写的是什么。他把诗放回去，把盒子盖上。他坐在黑暗中，听着外面的风声和远处的汽笛声。他想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在苏北，在黄桥。他出来的时候，儿子还小。现在儿子应该长大了。他不知道儿子长什么样了。他每个月寄钱回去，但很少写信。他不知道写什么。写什么呢？他在上海看仓库，儿子在苏北种田。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几百里路。他想着想着，把酒瓶拿起来，抿了一口。酒是辣的，从喉咙烫到胃里。他把酒瓶放下，躺到行军床上。被子是潮的，有一股霉味。他把被子裹紧，闭上眼睛。他在黑暗中躺着，听着汽笛声。一声，两声，三声。他数着，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沈望写完了这段，把笔放下。他看了一遍，觉得可以。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对面的窗户里亮着灯，灯光从窗帘缝里漏出来，细细的。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被子是新的，不潮，有一股棉花和阳光的味道。他闭着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不像延安东路那么吵。偶尔有一辆自行车经过，车铃叮叮当当地响着。远处有电视机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再远处，他听见了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比在石库门听到的更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沉下去。

三、第一夜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响了。沈望伸手按掉。他坐起来，穿好衣服。他下楼，在公共厨房里生了炉子，热了昨天剩的粥。他吃着粥，想着今天要去虹口上班。他吃完，把碗洗了。他上楼，把提包拿上，锁好门，走下铁楼梯。他走出弄堂，站在甜爱路上。早晨的甜爱路很安静，只有几个老人在散步，几只猫蹲在墙头上。他沿着甜爱路往南走，走到四川北路，上了公交车。

车往南走，穿过虹口，穿过黄浦。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那些街道他越来越熟了。他经过外白渡桥的时候，看见苏州河在桥下流着。黑黝黝的，上面漂着油花和垃圾。但河还在流。他想起林薇的诗，“灯灭了，河还在流”。他现在也是一盏灯。灯在亮着。虽然不大，但亮着。他坐在车上，看着那座桥从头顶过去。他过了桥，车拐进延安东路。他在延安东路下了车。他站在延安东路上，看着那条熟悉的街道。梧桐树在风里响着，枝丫光秃秃的。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往海虹印刷厂的方向走去。他要去上班。他要去过他的日子。他的日子在甜爱路那边，在那间小房子里。窗外有梧桐树，树上有鸟。那只鸟还会来的。他知道。

他在海虹印刷厂干了一天。机器开着，油墨的味道飘着。他站在机器前面，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他拿起一张，看了看。字是清楚的。他把那张放在旁边，又拿起下一张。纸张一张一张地从他手里经过。他干得很稳。

下午收工的时候，他坐车回了甜爱路。他上了铁楼梯，打开门，走进那间小房子。窗户关着，但阳光从玻璃里照进来，落在书桌上。他推开窗，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树上有鸟。那只黑鸟又回来了。它蹲在枝丫上，灰扑扑的，尾巴一翘一翘的。它叫了两声，声音很粗。叫完了，它扑棱着翅膀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沈望站在窗户里面，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书桌前面，坐下来。他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写那只黑鸟。写它蹲在枝丫上，叫了两声，飞走了。写那个青年坐在窗里面，看着那只鸟。写那个青年想，那只鸟还会回来的。他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回来，但他知道它会回来。因为那棵树在那里。枝丫在那里。窗户在那里。他坐在窗户里面。他等着。

沈望写完了，把笔放下。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天快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他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下楼做饭。他生了炉子，热了粥，切了一小块咸菜。他端着碗上楼，坐在书桌前面吃。粥是热的，咸菜是咸的。他吃着，看着窗外。天暗下来了，对面的窗户里灯光亮着。他把粥喝完，把碗洗了。然后他坐回书桌前面，把稿纸铺开。他接着写《夜》。他写那个男人天亮了，把行军床收起来，把门锁好，走回延安东路。他在路上碰见一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那个女人对他点了点头。他走进石库门，看见缝纫机已经在响了。他坐下来，吃一碗粥。然后他上楼睡觉。醒来又是傍晚，他又要去仓库了。

沈望写到这里，停了。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他坐在那间小房子里，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窗外有梧桐树，树上有鸟。他坐在这里，写着别人的故事。但那些故事里有他自己。有沈德厚，有苏丽珍，有周师傅，有阿六，有林薇。那些人在他的稿纸上，一行一行地活着。他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他把他们写下来，他们就留在那里了。他坐在那间小房子里，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写下来。他写一个仓库看夜的男人，写一个在门槛上站着的青年，写一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写一个绣花的女人。他写他们，把他们从上海滩上捡起来，放在稿纸上。他捡一个是一个。他捡着捡着，就攒下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他的上海。

四、一只鸟从那条缝里飞过去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对面的窗户里灯光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沉下去。

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响了。沈望伸手按掉。他坐起来，叠好被子，把提包放正。他走到灶披间，盛了一碗粥，端到八仙桌上。粥上有一个荷包蛋，溏心的，橙黄色的液体从蛋皮下面渗出来。他吃着粥和蛋，看着桌上的闹钟。指针滴答滴答地走着。他吃完了，把碗洗了。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客堂间。缝纫机还在，台灯还在，八仙桌还在，墙上的挂历还在。苏丽珍的凳子空着，但缝纫机的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推开门，走进延安东路的早晨。

阳光照在他脸上，温热的。他站在弄堂口，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她蹲在地上，用蒲扇扇着炉子，浓烟从炉膛里涌出来。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沈望也点了点头。他走过她身边，往公交车站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条弄堂。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关着，二楼的窗户开着，苏丽珍的蓝布褂子晾在竹竿上，在风里轻轻摆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继续走。71路车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往杨浦开，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延安东路，外滩，黄浦江。黄浦江在晨光里泛着灰蓝色的光。他看着那条江，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头，闭上眼睛。他的口袋里有一把钥匙。铁的，凉的。他握了握，然后松开。车在往虹口开。他要去上班。他要去过他的日子。他的日子在那间小房子里。那间小房子在甜爱路那边，二楼，朝南，有窗户。窗外有梧桐树，树上有鸟。

他在海虹印刷厂干了一天。机器开着，油墨的味道飘着。他站在机器前面，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他拿起一张，看了看。字是清楚的。他把那张放在旁边，又拿起下一张。纸张一张一张地从他手里经过。他干得很稳。吴老板经过他身边，看了一眼他印出来的东西，没说话，走了。但沈望注意到他走的时候，嘴里的烟动了一下。那是他在笑。

下午收工的时候，沈望没有直接坐车回延安东路。他先去了甜爱路。他上了铁楼梯，打开门，走进那间小房子。窗户关着，但阳光从玻璃里照进来，落在书桌上。他把窗户推开，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他站在窗户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提包放在书桌上，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衬衫叠好放在床头，鞋垫放在枕头底下，闹钟放在床头柜上，书放在书桌上。他把《存在与虚无》放在左上角，把博尔赫斯放在右上角。他把扳手放在抽屉里。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慢，很稳。他把每一样东西放在它该在的地方。放完了，他退后两步，看了看那间小房子。床，书桌，椅子，书架，脸盆架，窗户。阳光落在书桌上，落在书上。那本书的封面泛着旧旧的黄色。他站在房间中间，转了一圈。然后他走到书桌前面，坐下来。他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写了一个标题：《窗》。然后他开始写。他写一个青年搬进一间小房子，坐在书桌前面，看着窗外。窗外有一棵梧桐树，树上有鸟。那只鸟叫了两声就飞走了。青年想，那只鸟还会回来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棵树在那里。枝丫在那里。窗户在那里。他坐在窗户里面。他和那只鸟之间隔着一层玻璃。玻璃是透明的，但也是硬的。他能看见那只鸟，但摸不到它。他能看见那棵树，但走不进去。他坐在玻璃的这一面。这是他的位置。他坐在这里，看着那些东西。他写它们。他写一只鸟停在树上，叫了两声，飞走了。他写一个青年坐在窗里面，看着那只鸟。那个青年不知道该难过还是该高兴。他只知道，那只鸟飞走了，但那棵树还在。树还在，他就能看见。他就能写。

沈望写完了这段，把笔放下。他坐在书桌前面，看着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那只鸟已经不见了。但树还在。枝丫还在。窗户还在。他坐在窗户里面。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抬起头，看见窗外的天空。天空很窄，被对面的房子挡住了大半，只露出一条缝。但从那条缝里，他看见了一只鸟飞过去。那只鸟飞得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但他看见了。他把那个瞬间记下来。他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一只鸟从那条缝里飞过去。”他看了看那行字，没有划掉。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把窗户关上。他站在窗前，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有鸟。但那只鸟已经飞走了。他看不见它了。但他知道它来过。他在稿纸上写了它。它就在那里了。

他转过身，拿起提包，走出门去。他锁好门，走下铁楼梯，铁楼梯在他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他走出弄堂，沿着甜爱路往外走。几个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几只猫蹲在墙头上。他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看了他一眼。他没有说话，他们也没有说话。他走到四川北路，上了公交车。车往南走，穿过虹口，穿过黄浦，回到延安东路。他下了车，走在延安东路上。梧桐树在风里响着，枝丫光秃秃的。他走到弄堂口，看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她正在往炉子里添煤球，火苗从煤球孔里窜出来，红红的。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今天早。”

“今天搬东西。”

那个女人抬起头，看了看他。“搬走了？”

“明天搬。今天先把东西放过去。”

那个女人点了点头。她低下头，继续添煤球。沈望从她身边走过去，走进弄堂，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客堂间里，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在缝那件棉袄，深蓝色的，已经快缝完了。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苏丽珍没有抬头，但她开口了。

“东西都放过去了？”

“放过去了。书，闹钟，稿纸。都放好了。”

苏丽珍的缝纫机停了一下。然后她又踩起来。嗒嗒嗒，嗒嗒嗒。沈望坐在条凳上，听着那声音。他想起那间小房子里的书桌。那本书在左上角，博尔赫斯在右上角。扳手在抽屉里。闹钟在床头。那些东西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他坐在条凳上，看着苏丽珍的背影。她的背很直，辫子垂在背后，发梢上还是那根红橡皮筋。缝纫机的声音在客堂间里响着。他听着那声音，心里有东西在动。那种东西像江底的暗流，看不见，但一直在走。

那天晚上，沈望躺在地铺上。这是他在这间客堂间里睡的最后一夜。他听着楼上的动静，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远处的汽笛声。他把那些声音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缝纫机的嗒嗒声，沈德厚喝酒的咂嘴声，苏丽珍在灶披间里炒菜的滋啦声，弄堂里倒马桶的哗啦声，对面人家电视机的说话声。那些声音加在一起，就是石库门的声音。他在这间客堂间里睡了六个月，听了六个月。这是最后一夜了。明天他就搬到甜爱路那边去了。那间小房子有窗户，窗外有梧桐树，树上有鸟。他想着那只鸟，想着它叫两声就飞走了。但树还在。窗户还在。他坐在窗户里面。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他拿起笔，写了一个字。那个字是“家”。

他翻了一个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还在。他伸手摸了一下，指尖触到那道裂缝。那道裂缝他摸过很多次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明天这面墙就属于别人了。他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那本博尔赫斯不在胸口了。它在那间小房子的书桌上。他的胸口空着。但那种空不是空的。那种空里有一种东西在动着。那种东西是实的。他把手放在胸口，感觉到心跳一下一下地撞着他的手掌。他闭上眼睛。黑暗中，他看见黄浦江在流，苏州河在流，墙上那道裂缝也在流。所有的水都在流。他躺在那条流动的上面，沉下去。明天他就要搬到甜爱路那边去了。那间小房子在等他。窗户在等他。书桌在等他。梧桐树在等他。树上的鸟也在等他。那只鸟还会来的。他知道。他睡在那里，等着天亮。天亮了，他就搬过去。他就能坐在那扇窗户前面，写那只鸟。写它叫两声，飞走了。写它还会回来。

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响了。沈望伸手按掉。他坐起来，叠好被子。他把提包收拾好。提包里装着衬衫、鞋垫、半块肥皂、稿纸、墨水瓶、钢笔。他把提包拉上，放在八仙桌上。他走到灶披间，盛了一碗粥。粥上有一个荷包蛋，溏心的。他吃着粥和蛋，看着八仙桌。桌面上那道裂纹还在，用铁丝箍着。他看了一会儿，把碗洗了。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客堂间。缝纫机还在，台灯还在，八仙桌还在，墙上的挂历还在。苏丽珍的凳子空着，但缝纫机的台板擦得干干净净的。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听见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沈德厚从楼上下来，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工装，头发梳过了。他走到八仙桌旁边，拿起沈望的提包。

“走吧。”

沈望跟着他走出石库门。延安东路的早晨，阳光照在梧桐树上，枝丫光秃秃的。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蹲在地上，用蒲扇扇着炉子。她看见沈望和沈德厚出来，点了点头。沈望也点了点头。他们走到公交车站，上了71路。沈德厚坐在前面，沈望坐在后面。车往杨浦开，穿过外滩，穿过黄浦江上的桥。沈德厚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他看得很仔细，像是在记什么东西。沈望坐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沈德厚的背有些驼了，肩膀往前塌着。工装的领子磨得起了毛。沈望忽然想起他第一天到石库门的时候，沈德厚坐在八仙桌前面喝酒，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口印着厂徽。那时候沈德厚比现在胖一些，脸上的皱纹浅一些。六个月过去了。那件工装松了。沈德厚也老了。沈望坐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东西在动。那种东西像江底的暗流，看不见，但一直在走。

车到了四川北路。沈望站起来，走到前面，说：“二叔，到了。”沈德厚站起来，拎着提包，跟着他下了车。他们沿着四川北路走了一段，拐进甜爱路。路上很安静，几个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几只猫蹲在墙头上。他们走到那条弄堂口，沈望带沈德厚走进去。铁楼梯在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他们上了二楼。沈望打开门，走进那间小房子。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书桌上。沈德厚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去。他看了看那间小房子。床，书桌，椅子，书架，脸盆架，窗户。他的目光在书桌上停了一下，那本《存在与虚无》在左上角，博尔赫斯在右上角。然后他走进来，把提包放在书桌上。他走到窗户前面，推开窗。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树上有鸟。那只鸟叫了两声，飞走了。沈德厚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树。他看了一会儿。

“好。”他说。就一个字。

沈望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沈德厚的背有些驼了，但他站得很直。他站在那扇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阳光照在他身上，把工装的领子照得发亮。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沈望。

“好好写。”

沈望点了点头。沈德厚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但没有点。他把烟夹在手指间，走到门口。他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跨出去，走下铁楼梯。铁楼梯在他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沈望一个人站在那间小房子里。他走到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有鸟。那只鸟又回来了。它蹲在枝丫上，灰扑扑的，尾巴一翘一翘的。它叫了两声，声音不大，像在跟谁说话。沈望站在窗户里面，看着它。他和那只鸟之间隔着一层玻璃。玻璃是透明的，但也是硬的。他能看见那只鸟，但摸不到它。他能看见那棵树，但走不进去。他坐在玻璃的这一面。这是他的位置。他坐在这里，看着那些东西。他写它们。他写一只鸟停在树上，叫了两声。他写一个青年坐在窗里面，看着那只鸟。那个青年不觉得难过，也不觉得高兴。他觉得够。够了。他坐在这里。他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扇窗户。窗外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鸟。那只鸟叫了两声。他听着。然后他低下头，在稿纸上写了一个字。那个字是“鸟”。

第十二章 甜爱路的邻居们

一、楼下

沈望搬进甜爱路的第三天，才碰见楼下的邻居。

那天早晨他下楼去公共厨房热粥，看见灶披间里有一个老太太正蹲在煤球炉子前面，用火钳夹煤球。她七十来岁，头发全白了，在脑后挽成一个纂儿，用一根黑色的簪子别着。身上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对襟棉袄，袖口磨得发亮，但干干净净的。她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看了沈望一眼。她的眼睛不大，眼皮耷拉着，但眼珠很黑，看人的时候有一种直愣愣的劲儿。

“新搬来的？”

“嗯。楼上三号。”

“周红那个房间？”

“对。”

老太太点了点头，把一块煤球添进炉膛。火苗窜起来，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响着。她把火钳放在一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她的背有些驼了，但动作利索。

“我姓陈。你叫我陈阿婆就行。住一楼。你有什么事就叫我。”

沈望说了声谢谢。他把自己的铝锅架在另一个炉子上，倒进水，放进昨天剩的米饭。陈阿婆站在旁边，看着他做这些事。她的目光在他手上停了一会儿。

“你做印刷的？”

沈望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你手上有油墨印子。洗不掉的，嵌在指甲缝里。我老头子以前也是做印刷的。在商务印书馆。做了四十年。手上也有那个印子。”

陈阿婆说完，转身走了。她走到灶披间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沈望一眼。“你那个房间，周红住了半年。她人不错。就是有时候晚上回来太晚，楼梯响。你晚上回来晚不晚？”

“不晚。一般七八点。”

“那就好。”陈阿婆点了点头，走了。

沈望蹲在炉子旁边，看着锅里的粥慢慢热起来。他想起陈阿婆说的“我老头子以前也是做印刷的”。商务印书馆。那个地方他知道，在福州路那边，是上海最大的出版社。他经过那里很多次，但从来没有进去过。陈阿婆的老头子在里面做了四十年。四十年，和他二叔在化工厂的二十九年一样。一辈子在一个地方，做同一件事。他忽然想，陈阿婆的老头子退休了没有？还在不在？他没有问。他把粥盛进碗里，端上楼。

二、隔壁

隔壁二号住着一个年轻人。

沈望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搬进来的第四天晚上。那天他下班回来，走上铁楼梯，看见二号的门开着，里面亮着灯。一个年轻人坐在门口的一张小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把吉他在弹。吉他弹得不太好，断断续续的，几个和弦反复地按，始终没有成调。年轻人二十出头，头发很长，披到肩膀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他看见沈望，抬起头，笑了一下，露出一排白牙。

“新来的？三号？”

“嗯。”

“我叫阿良。你叫什么？”

“沈望。”

阿良点了点头，继续弹他的吉他。沈望站在楼梯口，听了一会儿。阿良弹的是《上海滩》的主题曲，旋律是熟悉的，但他弹得很慢，中间还断了几次。沈望没有说什么，打开门，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坐在书桌前面，把稿纸铺开。隔壁的吉他声从墙那边传过来，闷闷的，像是隔着一层布。他拿起笔，写了一个字。吉他声还在响着。他又写了一个字。慢慢地，他写进去了。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纸上，把吉他声盖住了。

后来他才知道，阿良是虹口一家唱片店的店员，白天上班，晚上弹吉他。阿良的房间里贴满了歌星的海报，有邓丽君，有刘文正，还有几个沈望不认识的。阿良说他想组一个乐队，但找不到人。他说上海玩摇滚的人太少了，大家都听邓丽君。他说他要去北京，北京有崔健。沈望听着，点了点头。他不知道崔健是谁。他在黄桥的时候，公社广播站放的都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我的中国心》。阿良说的那些东西，他不懂。但他喜欢听阿良说话。阿良说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像一个人在说一件很远但一定会到的事情。

三、对面

对面一号住着一对夫妻。

男的在铁路上工作，女的在纺织厂。他们有一个儿子，四五岁，圆脸，大眼睛，喜欢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沈望每天下班回来，都能看见那个小孩蹲在走廊的地上，手里拿着几颗弹子，自己跟自己玩。他看见沈望，抬起头，叫一声“叔叔”。沈望朝他点点头，走进自己的房间。

有一天晚上，沈望正在写《夜》，忽然听见隔壁传来吵架的声音。是对面一号那对夫妻。男的说什么听不清，女的声音很大，断断续续的，夹着孩子的哭声。沈望停下笔，听着。那声音透过薄薄的墙壁传过来，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裹着。他听见女人在哭，男人在吼。然后是一阵沉默。再然后，门开了，有人走下铁楼梯，脚步很重。沈望走到窗户前面，看见那个男人走在甜爱路上，手里拿着一瓶酒，往山阴路的方向去了。

他坐回书桌前面，拿起笔。但他写不下去了。他坐在那里，听着对面房间里女人的抽泣声和孩子的哭声。那些声音很轻，但很清楚。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他想起苏丽珍和沈德厚。他们从来不吵架。他们只是沉默。那种沉默有时候比吵架更重。他坐在那间小房子里，听着别人的哭声，想起石库门里的沉默。他忽然觉得，他写的那篇《夜》还不够。那个仓库看夜的男人，他也有沉默。那种沉默底下是什么？是酒，是旧书，是铁盒子里那几页发黄的诗。但还有别的东西。那些别的东西，他还没有写出来。

四、林薇来了

林薇第一次来甜爱路，是沈望搬进来的第二个礼拜六。

那天上午他正在写《夜》的结尾。他写那个男人天亮了，把行军床收起来，把门锁好，走回延安东路。他写那个男人走在早晨的街道上，梧桐树的叶子落在他肩上，他不管。他走进石库门，看见缝纫机已经在响了。他坐下来，吃一碗粥。然后他上楼睡觉。他写完了最后一句，把笔放下。他看了看那些字，觉得可以了。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

然后他听见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那脚步声很轻，但很快，不是陈阿婆的，也不是阿良的。他抬起头，门敲了两下。他走过去开门。林薇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毛衣，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

“我来看看你的新房子。”她说。

沈望侧过身，让她进来。林薇走进那间小房子，站在房间中间，转了一圈。她看了看床，看了看书桌，看了看书架，看了看窗户。她走到窗户前面，推开窗，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她伸手够了一下，指尖碰到枝丫上的一个芽苞。早春了，梧桐树开始发芽了。那些芽苞小小的，绿绿的，裹在一层绒毛里。

“好。”她说。就一个字。和沈德厚那天说的一模一样。

她转过身来，看着书桌。她的目光落在左上角那本《存在与虚无》上，又落在右上角那本博尔赫斯上。她看了看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旧地图，那是周红留下来的，地图上标注着虹口区的几条马路，甜爱路，山阴路，四川北路，多伦路。她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布袋子里拿出一个东西，放在书桌上。

是一只闹钟。铁壳的，比沈望那只小一些，但样式差不多。钟面上有一道划痕，玻璃蒙子有些发黄。

“我在旧货店看到的。两块钱。你那只不是从你二叔家拿的吗？我想你应该有一只自己的。”

沈望看着那只闹钟。他把它拿起来，拧了拧背后的旋钮。指针还能走，滴答滴答的。他把闹钟放在床头柜上，和沈德厚给他的那只闹钟并排摆着。两只闹钟，一只大一些，一只小一些。指针都在走，滴答滴答的，像是两个人在说悄悄话。

“你二叔给你的那只，留作纪念。这只你用。”林薇说。

沈望点了点头。他站在书桌旁边，看着那两只闹钟。它们并排走着，指针指向差不多的时间。但仔细看，有细微的差别。沈德厚那只闹钟走得快一些，每天快大约一分钟。林薇那只走得准。他把这个发现记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林薇在他床上坐下来。她今天没有坐椅子，坐的是床。她的深红色毛衣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很安静。她看着沈望的书桌，看着那些稿纸和书。她拿起那张旧地图，看了一会儿。

“周红这个人，”她说，“我认识她三年了。她在社科院做行政，我在资料室。她人很好。她调到浦东去，是因为她丈夫在浦东的厂里分了房子。她走的时候跟我说，虹口这个地方太旧了，浦东是新的。她说她要去新的地方。”

沈望听着。他想起周红那天离开时的样子。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小屋，目光在书桌上停了一下。然后她笑了笑，说“这间房子挺好的”。她走了，去了浦东。浦东是新的。但沈望现在住在她的旧房间里，坐着她坐过的椅子，用着她留下来的旧地图。他在这间旧房子里写着新的东西。旧和新的，都在他这里。

“你最近写什么？”林薇问。

沈望把《夜》从抽屉里拿出来，递给她。林薇接过去，翻到第一页，开始读。她读得很慢，手指在纸页上轻轻移动着。沈望坐在椅子上，看着她读。屋子里很安静，只有两只闹钟的滴答声，和窗外梧桐树上鸟叫的声音。那只黑鸟又回来了，蹲在枝丫上，叫了两声。林薇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然后又低下头继续读。

她读完了，把稿子放在膝盖上。

“结尾好。”她说，“他天亮走回延安东路，碰见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那个女人对他点了点头。这一段好。你写了那么多夜，到最后，就是一个点头。够了。”

沈望点了点头。林薇把稿子还给他。他接过来，放在桌上。林薇坐在床上，看着他。她的目光很直接，很亮。

“沈望，你有没有想过，写一个长篇？”

沈望愣了一下。“长篇？”

“嗯。你写了《码头》《怕》《夜》，都是短的。但你的东西里有更大的东西。那个从苏北来的青年，那个仓库看夜的男人，那个绣花的女人，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那些人在你的小说里一个一个地出现，但他们之间还没有连起来。他们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走在同一条街上，但他们还不知道彼此。你可以把他们连起来。写一个长篇。写上海。写这些人在上海的生活。”

沈望听着。他想起那些人在他稿纸上活着的样子。那个青年从十六铺码头下来，走进延安东路的石库门。那个仓库看夜的男人坐在布料中间，听着汽笛声。那个绣花的女人把牡丹花放进抽屉里。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蹲在弄堂口，被烟呛得直咳嗽。他们都在上海。他们都在他的稿纸上。但他们还没有在一篇东西里碰面。他们还没有在同一个故事里活着。

“我试试。”他说。

林薇笑了。那个笑不大，但眼睛是亮的。“别试。写。你写就是了。”

她从床上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那只黑鸟还在，蹲在枝丫上。林薇看着那只鸟，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来，看着沈望。

“我要走了。下午还有事。”

沈望站起来。他送她到门口。林薇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她回头看了他一眼。

“沈望，你写长篇的时候，别怕写坏。写坏了再改。你那个《怕》，第一遍也写坏了。改出来的。”

沈望点了点头。林薇转过身，走下铁楼梯。铁楼梯在她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越来越远。沈望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口。他关上门，坐回书桌前面。

他坐在那里，看着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那只黑鸟还在。它叫了两声，声音很粗。叫完了，它扑棱着翅膀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沈望看着那根枝丫，看了一会儿。然后他低下头，把稿纸铺开。他拿起笔，写了一个标题：《上海》。然后他停了。他看着那两个字，觉得太大了。上海太大了。他写不了上海。他能写的只是上海的一个角落，一间小房子，一张书桌，一扇窗户。窗外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鸟。

他把那个标题划掉了。他重新写了一个：《甜爱路》。他看着那三个字，觉得可以。他写一个青年搬进甜爱路的一间小房子。他写楼下的陈阿婆，隔壁的阿良，对面的夫妻和小孩。他写公共厨房里的煤球炉子，写铁楼梯的吱呀声，写梧桐树上的黑鸟。他写那个青年坐在这间小房子里，写那些人的故事。他写着写着，觉得那些人的故事和那个青年的故事连在一起了。他们住在同一栋楼里，走在同一条路上，呼吸着同一片空气。他们互相不认识，但他们知道彼此在那里。陈阿婆知道楼上三号住着一个做印刷的年轻人。阿良知道隔壁住着一个写东西的。对面那个小孩知道三号那个叔叔每天早出晚归。他们知道彼此在那里。那种知道，就是上海。

沈望写了大概一千字。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窗外，天快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他站起来，下楼做饭。他生了炉子，热了粥。陈阿婆也在灶披间里，正在炒菜。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今天写东西了？”

“写了。”

“写了多少？”

“一千字。”

陈阿婆把锅铲翻了翻，青菜在锅里滋滋地响着。“我老头子以前也写东西。写日记。每天写。写了四十年。他走的时候，日记本装了满满一箱子。我翻了翻，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今天买了什么菜，厂里发生了什么。但他写得认真。一笔一画的。像印书一样。”

沈望端着粥上楼的时候，在楼梯上碰见了阿良。阿良正往下走，手里拿着吉他，看见沈望，笑了一下。

“晚上好。”

“晚上好。”

阿良走下楼梯，沈望走上楼梯。两个人擦肩而过。沈望上了楼，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坐在书桌前面，喝着粥。窗外，天完全暗了。对面的窗户里灯光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他看不见那只黑鸟了，但他知道它在那里。它在树上的某个地方，蹲着，叫了两声，飞走了。明天它还会回来。他吃着粥，想着陈阿婆说的那箱日记。四十年，一箱子。那些日记现在在哪里？也许还在陈阿婆家里，放在床底下，或者阁楼上。那些纸已经发黄了，字迹已经模糊了。但它们还在。那个老头子活过，写过。那些字就是证据。沈望把粥喝完，把碗洗了。他坐回书桌前面，把稿纸铺开。他接着写《甜爱路》。他写那个青年在公共厨房里碰见陈阿婆，听她说那箱日记。写那个青年想，他也要写。写四十年。写一箱子。写到他写不动为止。他写着写着，外面的天彻底黑了。甜爱路安静下来。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写了一个字。然后又写了一个字。

第十三章 长篇

一、纸上上海

沈望决定写长篇的那个晚上，坐在书桌前想了很久。

他拿出一张新的稿纸，在最上面写了两个字：上海。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纸翻过去，在背面写了一个提纲。提纲只有几行字，歪歪扭扭的，像是从脑子里直接拽出来的：

1. 十六铺码头。雾。下船。

2. 三轮车。外滩。石头巨人。

3. 延安东路。石库门。地铺。

4. 缝纫机。绣花。荷包蛋。

5. 找工作。印刷厂。油墨。茧子。

6. 福州路。旧书店。红裙子。

7. 仓库。夜。旧书。铁盒子。

8. 甜爱路。窗户。梧桐树。鸟。

他写完了，看了一遍。那八行字里，有他这大半年在上海的所有事情。他从十六铺码头下船，坐三轮车穿过外滩，到了延安东路的石库门。他在地铺上睡了六个月，在八仙桌上写了两篇小说，在缝纫机的嗒嗒声里醒来。他扛过纸，扛过羊毛包，印过菜单，洗过油墨。他认识了苏丽珍，沈德厚，周师傅，阿六，林薇，李正，陈阿婆，阿良。那些人一个一个地来到他身边，像黄浦江上的船，靠岸，又开走。有些船走了就不回来了，有些船还在。他把那些人写下来，把他们放在稿纸上。他写了《码头》《怕》《夜》。那些短篇里，那些人一个一个地活着。但他们还是散的。像一把豆子撒在桌上，一颗一颗的，互相不认识。他要把它们捡起来，串在一起。串成一条线，串成一条江。

他拿起笔，在提纲下面又写了一行字：一个苏北青年在上海的第一年。他看了这行字，觉得可以。这就是长篇。一个年轻人，一座城市，一年时间。他在那行字下面画了一道线，然后在线上画了一个圈。他把稿纸收好，放在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推开窗。甜爱路很安静，路灯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关上窗，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想着那个提纲，想着那八行字。那些字在他脑子里排着队，一个一个地走过。它们走得很慢，但很稳。他想着想着，睡着了。

二、第一个月

写长篇比写短篇难得多。

沈望第一个月写了大概一万字。那一万字花了他三十个晚上。每天晚上下班回来，吃完饭，洗了碗，他就坐在书桌前面。他先看一遍提纲，然后在稿纸上写。他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有时候一个晚上只写三百字，有时候五百字，有时候写了几行就写不下去了，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早春的芽苞展开了，变成了一片一片嫩绿的叶子。那只黑鸟还是每天都来，蹲在枝丫上，叫两声，飞走。沈望看着那只鸟，想着他写的东西。

他写那个青年从十六铺码头下船。他写码头的雾是咸的，写三轮车穿过外滩，写石头巨人从雾里一段一段地露出来。他写延安东路的石库门，写黑漆木门上的春联只剩半边，写客堂间里的十五瓦灯泡。他写那个青年在地铺上躺下来，听着楼上的动静，听着外面的汽笛声。他写那个青年第一次在八仙桌上写东西，写了三百字，撕了。他写那个青年第一次去印刷厂，搬了五十斤一摞的纸，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他写那个青年第一次看见印刷机转动，白纸从滚筒之间飞过去，变成印满字的成品。他写那个青年第一次去福州路，站在书店里看了一个下午的书。他写那个青年第一次看见林薇，红裙子在旧书店的楼梯间里晃了一下。他写那个青年第一次走进十六铺的仓库，看见沈德厚坐在行军床上，手里拿着一本旧书。他写那个青年搬进甜爱路的小房子，坐在书桌前面，看见一只鸟从那条缝里飞过去。

那些事他都经历过。写它们的时候，他像是在重走一遍。但写下来的时候，那些事变了。它们不再是他的事了。它们变成了那个青年的事。那个青年和他长得很像，和他一样从苏北来，一样住在延安东路的客堂间，一样在印刷厂搬纸，一样在福州路看书。但那个青年不完全是他。那个青年比他在纸上活得慢，活得细。那个青年蹲在弄堂里把脸埋在手掌里的时候，比他蹲得更久。那个青年在门槛上站着的时候，比他站得更长。那些细节是他改出来的。他把自己的生活拆开，把零件一个一个地拿出来，擦干净，再装回去。装回去的那个东西，是他写的那个青年。不是他。但那些零件是他的。

三、林薇来

第二个月，林薇又来了一次。

那天是礼拜天。沈望正在写那个青年在印刷厂搬纸的那一章。他写到那个青年搬了三十趟，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但还是继续搬。他写那个青年蹲在院子里吃午饭，饭盒搁在膝盖上，梧桐叶落在饭盒里，他把叶子拨拉掉，继续吃。他写完了这一段，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他抬起头，门敲了两下。

他走过去开门。林薇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她身后跟着一个人。一个女人，二十七八岁，短发，圆脸，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沈望认出来了。是周红。

“周红正好来社科院办事，我拉她一起来了。”林薇说，“她说想看看她以前住的地方。”

沈望侧过身，让她们进来。周红走进那间小房子，站在房间中间，转了一圈。她的目光从床移到书桌，从书架移到窗户。她走到窗户前面，推开窗，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那只黑鸟蹲在枝丫上，叫了两声。周红看着那只鸟，笑了。

“这棵树还在。我住这里的时候，也有一只鸟，每天下午来。不知道是不是这只。”

“应该是。”沈望说。

周红走到书桌前面，低头看了看。书桌上摊着稿纸，上面写满了字。旁边是那本《存在与虚无》和博尔赫斯。玻璃板下面压着那张旧地图。周红看着那张地图，伸手摸了摸。

“这是我贴的。那时候我刚搬来，不认得路。我把周围几条马路都标出来了。甜爱路，山阴路，四川北路，多伦路。我上班从四川北路坐车，到静安寺下车。每天来回要一个钟头。”

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沈望。“你住得惯吗？”

“住得惯。”

“那就好。这间房子小，但朝南，冬天有太阳。早上太阳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书桌上。我那时候每天早晨坐在书桌前面吃早饭，太阳照在我手上，暖烘烘的。我最喜欢那个时候。”

周红说完，在椅子上坐下来。林薇坐在床上。沈望坐在书桌前面的凳子上。三个人在那间小房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周红看了看沈望的稿纸，问他在写什么。沈望说写一个长篇，写一个苏北青年在上海的第一年。周红听了，点了点头。

“写吧。上海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来了，他们走了。但他们在上海留下过东西。你写下来，他们就在了。”

她说完，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又看了一眼那棵梧桐树。然后她转过身，对林薇说：“我该走了。下午还要回浦东。”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沈望一眼。“你好好写。这间房子给你，我放心。”

她走了。林薇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看着周红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口。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

“周红的故事你知不知道？”

沈望摇了摇头。

“她丈夫在浦东的厂里分了房子。两室一厅。但她丈夫那个人不太好。喝酒，打人。周红为了孩子，忍了三年。去年她孩子上小学了，她就把孩子送到她妈那里，自己搬出来了。她调到浦东，一半是因为工作，一半是因为她不想和她丈夫住在一起。她丈夫在浦东，她就在虹口。她宁可每天坐轮渡过江，也不愿意和他住一个屋檐下。”

沈望听着。他想起周红那天离开时的样子。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小屋，目光在书桌上停了一下。她说“这间房子挺好的”。她走了，去了浦东。但她没有和她丈夫住在一起。她在浦东租了一间小房子，自己住。她每个周末坐轮渡回浦西看孩子。那些轮渡在黄浦江上来回，把一个人从浦西运到浦东，又从浦东运到浦西。那个人在江上过了很多次。但她还是一个人。沈望忽然觉得，周红的故事比他写的小说更重。他坐在书桌前面，想着周红的那张圆脸，想着她说“你写下来，他们就在了”。他把那句话记在心里。

四、瓶颈

写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沈望卡住了。

他写到那个青年在福州路旧书店里第一次碰见林薇的那一段。他写了那个青年站在书架前面，看见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他写了她说的那些话，“你也喜欢博尔赫斯？”“这本书我找了好久。”“你看过他的《南方》吗？”他写了那个青年跟着她走到书架的另一边，看见她手里那本书的封面，深蓝色的，上面印着一个迷宫图案。他写到这里，停了。他发现自己写不下去了。他不知道那个青年在想什么。那个青年第一次看见林薇的时候，脑子里是什么？是空白？是心跳？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他试着写了几种可能，但每一种都像假的。他划掉了。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着，嫩绿色的，一片叠着一片。那只黑鸟蹲在枝丫上，叫了两声。

他想起他和林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他在上海旧书店的三楼，站在书架前面读博尔赫斯。他读得很慢，手指在书页上摸。然后她来了，穿着红裙子，从书架的另一边走过来。她说“你也喜欢博尔赫斯？”她说话的声音很清亮，带着一点上海口音的尾子。他当时脑子里是什么？他记得他喉咙发紧，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记得他看着她手里的那本书，深蓝色的封面，迷宫图案。他记得她笑了一下，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点。他记得她问他“你写东西的？”他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刚才读博尔赫斯的样子。只有写东西的人才那么读。”

那些细节他都记得。但当他要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那些细节变轻了。它们在纸上不如在他的记忆里重。他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写得更重。他拿起笔，又写了一段。他写那个青年看见红裙子的瞬间，心里想的是，这个女人不会和他有什么关系。她只是一个在书店里碰见的人，说几句话，然后就走了。他写那个青年想，上海这样的女人很多。她们穿着好看的衣服，说着好听的话，在书店里翻着书。她们属于这座城市。他不属于。他站在书架的这一边，她站在那一边。他们之间隔着几排书，也隔着别的什么东西。他写到这里，觉得对了。那个青年在想的是距离。他第一次看见林薇的时候，想的不是她好看，不是她的红裙子，不是她的眼睛。他想的是，她和他之间隔着什么。那个距离，比书架宽，比黄浦江宽。他写下来了。他看着那些字，觉得可以。他接着往下写。

五、陈阿婆的茶

那天晚上，沈望下楼做饭的时候，陈阿婆叫住了他。

“小沈，你来。”

沈望跟着她走进一楼的房间。陈阿婆的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一张单人床靠墙，床上铺着白布床单。一张八仙桌靠窗，桌面上铺着一块蓝花布。桌上摆着一只茶壶，两只茶杯，还有一碟花生米。墙上挂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穿着中山装，瘦瘦的，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男人的表情很严肃，但嘴角有一丝笑意。

“我老头子。”陈阿婆说，指了指照片。“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做了四十年。1968年走的。走的时候才五十二岁。胃上的毛病。”

沈望在桌边坐下来。陈阿婆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是绿的，叶子在杯底舒展着。她自己也倒了一杯，坐在他对面。

“你写东西写了多久了？”

“一年多。”

“你写的东西，我看过。你给周红看的那篇，她拿给我看过。就是那个写码头的。你写那个青年在地铺上躺着，听楼上的声音。那一段写得好。我老头子以前也是这样。他在商务印书馆上夜班，白天睡觉。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我们两个人，一个白天睡，一个晚上睡。那张床，从来没有两个人一起躺过。但那张床一直在那里。”

陈阿婆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他走的时候，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本本子。上面写满了字。密密麻麻的。我以为是日记。翻开一看，是排字表。他把商务印书馆印过的书，每一本的排版规格都记下来了。字号，行距，边距。四十年，一千多本书。他都记下来了。那本本子我留着。你想不想看？”

沈望点了点头。陈阿婆站起来，走到床前，弯腰从床底下拉出一个旧箱子。箱子是木头的，上面涂着暗红色的漆，漆皮剥落了大半。她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本硬皮本子，递给沈望。本子很厚，封面已经磨得看不出颜色了，但里面的纸还完好。沈望翻开第一页。上面用蓝色钢笔写着：1952年3月，《新华字典》，字号小五，行距四号，边距两指。字迹很工整，一笔一画的，像是用尺子量过。他翻到后面。1957年，《鲁迅全集》，字号五号，行距四号半，边距三指。1962年，《辞海》，字号小五，行距五号，边距两指半。他一页一页地翻着。每一页都是同样的格式：年份，书名，字号，行距，边距。一千多本书，一千多个条目。密密麻麻的，填满了那本硬皮本子。

沈望合上本子，放在桌上。他坐在陈阿婆对面，看着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还是那么严肃，嘴角那一丝笑意还在。他做了四十年排字工。他把一千多本书的排版规格记在本子里。那些书印出来了，卖到全国各地，被人买走，被人读到。那些书上有他的名字吗？没有。但那个本子上有。那个本子是他的。他写下来了。他记下来了。他在那些字号和行距里活着。

“你写吧。”陈阿婆说，“写你想写的。写多少算多少。像我老头子，记了一千多本书。他记的时候，也不知道那些书以后还有没有人看。但他记了。他记了四十年。”

沈望把那本本子还给陈阿婆。她接过去，放回箱子里。她合上箱子，推回床底下。她站起来，走到八仙桌旁边，把茶壶里剩下的茶倒进杯子里。

“你那个长篇，写完了给我看看。”

“好。”

沈望端着茶杯上楼的时候，心里有东西在动。那种东西像江底的暗流，看不见，但一直在走。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坐在书桌前面。他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接着写那个青年在旧书店里碰见红裙子的那一段。他写那个青年站在书架这一边，看着那个女人走下楼去。她的红裙子在楼梯间里晃了一下，然后就下去了。青年没有追。他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本博尔赫斯。他翻到《南方》，读了一段。他读完了，把书合上，放回书架。然后他走出书店，站在福州路上。梧桐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碎碎的。他往延安东路的方向走回去。走着走着，他的脚步慢下来。他想起那个女人的声音，清亮的，带着一点上海口音的尾子。他想起她说的“继续投，别停”。他把那四个字记住了。他继续走。他走回石库门，推开门，看见缝纫机在响。他在条凳上坐下来，从提包里摸出稿纸。他把稿纸铺在八仙桌上，拿起笔。他写了一个字。他写着，窗外天暗了。他写着，缝纫机还在响。他写着，他在这里。他在上海。他写着，江还在流。

第十四章 暗流

一、第二稿

长篇写到第二稿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了。

沈望把第一稿从头到尾改了一遍。第一稿写了大概八万字，他花了一个月。改第二稿花了半个月。他把那些太像散文的段落删了，把那些太直白的句子改了，把那些他自己觉得假的地方标出来，一遍一遍地磨。磨到后来，有些段落他能背出来了。那个青年从十六铺码头下船的样子，他写了五遍。第一遍太长，第二遍太短，第三遍太像游记，第四遍太像小说，第五遍他觉得对了。第五遍是这样开头的：

“雾是从黄浦江上爬上来的。先是一层薄薄的水汽，贴着江面，像谁在那里呵了一口气。然后那口气越来越厚，越来越重，最后把整个十六铺码头都吞了进去。沈望站在渡轮的甲板上，看着那些雾，闻到了一股咸腥的味道。”

他写完了这一段，读了两遍。第一遍觉得好，第二遍觉得还是好。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满了，密密匝匝的，把窗外的天空遮了大半。那只黑鸟还是每天都来，蹲在枝丫上，叫两声，飞走。沈望看着那只鸟，想，它也许就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它每天都来，听他的字在纸上沙沙地响，听他的笔在稿纸上走过去。它不说话，但它在那里。

他继续改。他改到那个青年在印刷厂搬纸的那一章，把那些搬纸的细节改得更细。他写那个青年搬第一摞纸的时候，五十斤压上肩膀，他的膝盖弯了一下，但没有跪。他写那个青年搬到第十趟的时候，汗从额头上流下来，滴在纸面上，洇开一个小小的圆点。他写那个青年搬到第三十趟的时候，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但他还在搬。他写周师傅站在旁边看着，不说话，也不帮忙。他写那个青年搬完了，蹲在院子里，饭盒搁在膝盖上，梧桐叶落在饭盒里，他把叶子拨拉掉，继续吃。他写那些细节的时候，手是稳的。因为他搬过那些纸。他知道五十斤压上肩膀是什么感觉。他知道汗滴在纸面上是什么样子。他知道梧桐叶落在饭盒里是什么味道。那些东西在他的身体里，在他的手掌上，在他肩膀上那块磨出来的茧子里。他只要把它们拿出来，放在纸上就行了。

二、林薇的信

四月中旬的一天，沈望在虹口邮局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是白色的，上面写着他的地址，字迹是林薇的，斜斜的，有一股利落劲儿。他站在邮局门口，把信拆开。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折了两折。他展开信纸，读了一遍。信很短：

沈望：

我要去北京一段时间。社科院有一个进修的名额，半年。下个月走。

你那个长篇，写完了寄给我看。北京的地址我到了再告诉你。

林薇

沈望把信读了两遍。他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他站在邮局门口，看着虹口的街道。街上人来人往，自行车叮叮当当地响着。他把信揣进口袋，走回海虹印刷厂。机器开着，油墨的味道飘着。他走到机器前面，站到自己的位置上。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他拿起一张，看了看。字是清楚的。他把那张放在旁边，又拿起下一张。纸张一张一张地从他手里经过。他干得很稳。但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响。林薇要去北京。半年。下个月走。

那天下午收工的时候，沈望没有直接回家。他坐车去了静安寺。他走到那条弄堂口，上了楼，敲了敲门。门开了。林薇站在门后，穿着一件米色的毛衣，头发用一根铅笔别着。她看见沈望，笑了笑。

“收到信了？”

“收到了。”

“进来吧。”

沈望走进去。屋子里还是老样子。书桌，单人床，绿罩子的台灯，窗台上的吊兰。但书桌上堆着一些东西，有几本厚书，一叠稿纸，一个旅行包。旅行包是帆布做的，深绿色的，半开着，里面塞着衣服和书。

“什么时候走？”

“下个月十号。”

沈望在椅子上坐下来。林薇坐在床边。两个人隔着一米多的距离。吊兰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着，沙沙的。林薇看着沈望，看了一会儿。

“你那个长篇写得怎么样了？”

“第二稿。改了一半。”

“别停。我走了以后，你继续写。写完了寄给我。”

沈望点了点头。他坐在椅子上，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他想说点什么。说他在甜爱路一个人住着，说那个长篇写得很慢，说那只黑鸟每天都来。但他没有说。那些话太轻了。他坐在那里，看着林薇。她的脸在午后的光线里很安静，睫毛很长，在眼睛下面投了一小片阴影。他忽然想，这半年里，他会写那个长篇。她会去北京。他们之间隔着一条江，一座桥，一千多公里。但那些字会把它们连起来。他寄给她，她读了，回信。那些信在铁路上跑着，从虹口到北京，从北京到虹口。那些信是桥。

“林薇，”他开口了。她抬起头看他。“你为什么要帮我？”

林薇看着他。她的眼睛很亮，里面的东西是直接的，坦荡的。她没有马上回答。她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那包飞马牌的烟。她抽出一根，走到窗台前面，推开窗，点燃了。她吸了一口，烟从窗户里飘出去，散在梧桐树的叶子间。她站在窗户前面，侧对着他。

“沈望，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不是在帮你。”

沈望看着她。

“我是在帮我自己。”林薇说，声音从烟雾里穿过来，“我写了这么多年，发了一些，但不多。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写不出来？后来看见你，我知道了。你写的东西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我写的东西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你有根，我没有。你从苏北来，你在上海摔过，爬起来过。你把那些东西写下来，它们就是重的。我写不出来那种重。”

她转过身来，看着沈望。烟夹在手指间，烟灰老长。“所以我帮你。你写出来了，我就觉得，我也写出来了一部分。你那个长篇，是你写的。但我看着它长出来的。我在里面投了一点东西。那些东西，就是我的根。”

她说完，把烟掐灭了，扔进垃圾桶里。她走回床边，坐下来。她的目光落在沈望脸上，很直接，没有躲闪。

“你写吧。别辜负了。”

沈望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他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他回过头，看了林薇一眼。她坐在床边，米色的毛衣在午后的光线里很安静。她朝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点。但眼睛里是亮的。

沈望转过身，走下楼梯。他走出弄堂，沿着南京西路往东走。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着。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想起林薇说的“我是在帮我自己”。那句话在他脑子里转着，像一颗石子在水里沉。他走到20路车站，上了车。车往东走，穿过静安寺，穿过南京西路，穿过人民广场。他靠着窗，看着那些街道一帧一帧地过去。他想起他和林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站在旧书店的书架旁边，穿着红裙子。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也喜欢博尔赫斯？”他当时喉咙发紧，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他知道该说什么了。他该说，谢谢你。但他没有说。他把那句话留在肚子里，和那些字一起，慢慢长。

三、一个人的甜爱路

林薇走的那天，沈望没有去送。

她坐的是下午的火车。那天上午，沈望在海虹印刷厂的机器上印一批药盒。药盒是白色的，上面印着黑色的字，某某药厂，某某药名，用法用量。他站在机器前面，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他拿起一张，看了看。字是清楚的。他把那张放在旁边，又拿起下一张。他干得很稳。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蹲在车间门口，饭盒搁在膝盖上。他吃完了，把饭盒盖上。他看了看手表。下午两点。林薇的火车大概已经开了。他站起来，走回车间。机器还在转着。他站到自己的位置上，按下启动按钮。滚筒转动着，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他站在机器旁边，手上是油墨，耳朵里是机器的轰鸣。他心里有一块地方是空的。那种空不大，但实实在在的。他把那种空摁下去了。他继续印药盒。一张一张的。那些药盒会装进药，送到医院，送到药房，送到病人手里。那些病人吃了药，也许会好，也许不会。但那些药盒上印着字。那些字是他印的。他在这里。他在上海。江还在流。

那天晚上回到甜爱路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沈望上了铁楼梯，打开门，走进那间小房子。屋子里很安静。他开灯，坐在书桌前面。他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接着写长篇。他写那个青年在旧书店碰见红裙子的那一段。他写完了，又写那个青年回到石库门，坐在八仙桌前面，把稿纸铺开。他写那个青年写了一个字。他写那个青年想，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说“继续投，别停”。他把那四个字记住了。他写那个青年想，他会的。他继续写。他写那个青年想，有一天他会把这篇东西写完。然后他会寄给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她会读到。她会回信。那些信在铁路上跑着。他写着写着，天彻底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那只黑鸟已经不在了。但他知道它明天还会来。它在某个地方蹲着，等天亮。他也在等。他在等那个长篇写完。他在等林薇从北京来信。他在等那只黑鸟明天回来。他等的时候，写着字。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纸上，把等待填满了。

四、北京的来信

林薇到北京后的第一封信，是五天后来的。

那天沈望下班回来，在弄堂口碰见了邮递员。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车后架上搭着两只邮袋。他看见沈望，叫了一声：“沈望？有信。”沈望接过信封。信封上是林薇的字，斜斜的，有一股利落劲儿。寄件地址是北京，一个他不太认识的地方。他把信封揣在口袋里，上了楼。他坐在书桌前面，把信封撕开。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折了两折。他展开信纸，读了一遍。

沈望：

到了。北京比上海干燥，风大。宿舍在四楼，窗户朝北，看不见树。但我找到了一家旧书店，在琉璃厂那边。里面有很多旧书，比上海旧书店的多。我买了几本，其中有一本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跟你那本一样的版本。我现在有两本了。等你来北京，我送你一本。

长篇写得怎么样了？别停。

林薇

沈望把信读了两遍。他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他坐在书桌前面，从抽屉里拿出稿纸。他接着写长篇。他写那个青年从旧书店出来，走在福州路上。梧桐树的叶子落在他的肩上，他不管。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想起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她站在书架旁边，手里拿着一本博尔赫斯。她说“这本书我找了好久”。她说“你看过他的《南方》吗？”她说“继续投，别停”。他把那些话记在心里。他回到石库门，推开门。缝纫机在响。他在条凳上坐下来。他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写了一个字。他写着，窗外天暗了。他写着，缝纫机还在响。他写着，他在这里。他在上海。他在写。他写着，江还在流。他写完了这一段，把笔放下。他把林薇的信拿出来，又读了一遍。他把信折好，放在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已经暗了。对面的窗户里灯光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他看不见那只黑鸟了。但他知道它在某个地方蹲着，等天亮。他也在等。他在等那个长篇写完。他等的时候，写着字。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纸上，把等待填满了。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关上窗。他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沉下去。

他睡着了。

五、信的往返

接下来的几个月，沈望和林薇通了很多信。

林薇的信从北京来，每半个月一封。她在信里写北京的事。写她上课的教室，写她宿舍窗外的白杨树，写她在琉璃厂淘到的旧书。她写北京的秋天来得早，九月底就凉了。她写她在社科院图书馆里翻旧报纸，看到一条1957年的新闻，说上海某工厂创造了生产新纪录。她把那条新闻抄下来，贴在信纸上。她说她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想起了沈望写的那篇《夜》。那个仓库看夜的男人，他以前在厂里干活的时候，是不是也创造过什么纪录？她说她想把那条新闻写进一首诗里，但还没想好怎么写。

沈望的回信从上海寄去，也是每半个月一封。他在信里写长篇的进度。写到第几章了，写到哪一段卡住了，写到哪一段改了三遍。他写甜爱路的事。写陈阿婆又给他讲了一段她老头子的故事，写阿良在走廊里弹吉他，弹了一首新歌，写对面那个小孩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撞到了他的门。他写那只黑鸟。它每天都来，蹲在枝丫上，叫两声，飞走。他说那只鸟是他的第一个读者。林薇在回信里说，那她就当第二个。

他把长篇的稿子寄给林薇看。一章一章地寄。每寄一章，他都要等半个月才收到回信。林薇在信里写她的意见。她说第一章的雾写得好，但码头的描写太细了，可以删一些。她说第二章那个青年在弄堂里蹲下来把脸埋在手掌里那一段好，但后面站起来之后那段可以再紧一点。她说第三章那个绣花的女人把牡丹花放进抽屉里那个细节好，但不能写太多，写多了就满了。她说第四章印刷厂那一段好，因为她也在工厂里待过，她闻得到油墨的味道。她说第五章那个仓库看夜的男人，写得好，尤其那个铁盒子里几页发黄的诗。她说那一章让她想起她父亲。她父亲以前也写诗，后来不写了。她父亲的书桌抽屉里也有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几页发黄的诗。她从来没有打开过。她读了沈望写的那一章，回去打开了那个盒子。她读了那些诗。她没有哭，但她在那些诗里坐了很久。

沈望读着林薇的信，读着她在北京的生活，读着她对他稿子的意见。那些信在他书桌的抽屉里攒着，厚厚的一摞。他有时候会把那些信拿出来，从头读一遍。他读的时候，能听见林薇的声音。清亮的，带着一点上海口音的尾子。她在他耳边说着北京的事，说着稿子的事，说着她父亲的诗。她说着，他就听着。他听着听着，就觉得她还在上海。她就坐在床边，穿着那件米色的毛衣，手里夹着一支烟，看着他说“你写吧。别辜负了”。

他把那些信放回抽屉里。他坐在书桌前面，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接着写长篇。他写那个青年从苏北来，在上海的第一年。他写那些日子，一天一天地写。他写着，窗外的梧桐树从绿变黄，从黄变枯。他写着，那只黑鸟还是每天都来，蹲在枝丫上，叫两声，飞走。他写着，他在这里。他在上海。他在写。他写着，江还在流。

第十五章 北风

一、冬天来了

上海的冬天是从黄浦江上来的。

沈望记得那个日子。那天早晨他推开窗，一股风从北面灌进来，带着江水的腥气和铁锈味，冷得他缩了一下脖子。梧桐树的叶子在一夜之间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挂在枝头，黄得发脆，风一吹就碎了。那只黑鸟还是来了，蹲在光秃秃的枝丫上，缩成一团，羽毛蓬着。它叫了两声，声音比平时短，像是冻着了。叫完就飞走了，飞得比平时快。

沈望把窗户关上，搓了搓手。他站在书桌前面，看着稿纸。长篇写到最后一章了。那个青年在上海的第一年快要过完了。他写那个青年坐在甜爱路的书桌前面，看着窗外的梧桐树。他写那个青年想，一年了。一年前他从十六铺码头下船，拎着一只破提包，口袋里装着四十七块钱。现在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写着自己的东西。他有一间小房子，一张床，一盏台灯。他有两篇小说发在《上海文学》上。他有一个长篇快写完了。他有一抽屉的信，从北京来的。他有一个二叔在十六铺看仓库，一个二婶在延安东路踩缝纫机。他有一个朋友叫阿六，在码头扛包。他有一个朋友叫周师傅，在曹家渡看大门。他有一个朋友叫林薇，在北京。他有一个读者，是一只黑鸟，每天下午来，蹲在枝丫上，叫两声，飞走。那个青年想着这些，觉得够了。他在上海的第一年，就这些。不多，但实在。

沈望写完了最后一段。他写那个青年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推开窗。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一个寒噤。但他没有关窗。他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的叶子落光了，枝丫光秃秃的。但那只黑鸟还在。它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那个青年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坐回书桌前面。他把稿纸收好，放在抽屉里。他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的背面写了一行字：江还在流。

沈望把笔放下。他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长篇写完了。初稿，八万字。他花了四个月。四个月里，他每天晚上坐在这张书桌前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写那个青年从苏北来，在上海的第一年。他写那些日子，一天一天地写。现在那些日子写完了。那个青年在上海的第一年过完了。他坐在书桌前面，看着抽屉里那一摞稿纸。八万字，两百多页。那些纸上有字，密密麻麻的。那些字是他写的。他把它们写出来了。他坐在那里，觉得身体里有一块地方空了。那种空很大，但他不觉得慌。那种空里有一种东西在动着。那种东西是实的。

二、寄往北京

沈望把长篇誊了一遍。

他花了十天。每天下班回来，吃完饭，洗了碗，他就坐在书桌前面誊稿。他把初稿上的字一个一个地抄到新的稿纸上。誊的时候他又改了一些地方。有些句子太长了，他改短了。有些词太生了，他换掉了。有些段落太满了，他删了。他誊得很慢，一天只能誊七八千字。十天誊完了八万字。他把誊好的稿纸码齐，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放在书桌上。那摞稿纸很厚，比他的手掌还厚。他拿起来掂了掂，沉甸甸的。他想起林薇说的“你写的东西留下来了，你人就留下来了”。他手里的这摞纸，就是他留下来的东西。八万字。不多，但实在。

第二天中午，他去了虹口邮局。他把那摞稿纸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里，封好口，在信封上写上林薇北京的地址。他站在邮局柜台前面，把牛皮纸袋递给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营业员是一个中年女人，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了看地址，又称了称重量。她算了一下邮费，说：“一块二。”沈望从口袋里摸出一块二，递过去。营业员把邮票贴上去，在信封上盖了戳。她把信封扔进一个筐里。沈望看着那个牛皮纸袋消失在柜台后面。他站在邮局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走出去。

虹口的街道上，北风呼呼地吹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着。他把手插进口袋，缩着脖子，往海虹印刷厂的方向走。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想起那个牛皮纸袋在邮局的筐里，等着被装上火车，运到北京去。林薇会在几天后收到它。她会打开那个牛皮纸袋，把那摞稿纸拿出来。她会坐在她北京宿舍的书桌前面，一页一页地读。她读的时候，他在上海。他们之间隔着一千多公里。但那摞稿纸会把它们连起来。那些字是他写的。她把它们读进眼睛里。那些字就在她的脑子里了。他想着想着，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但一直在那里。

三、阿六的消息

那天下午，沈望在印刷厂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是白色的，上面写着他的地址，字迹歪歪斜斜的，像是写的人手有些抖。寄件地址是十六铺码头。沈望把信拆开。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折了两折。他展开信纸。信很短：

沈望：

我在码头扛包。一天四块。干了三个月了。腰不行了。想去别的地方看看。听说深圳那边好找工作。我下个月走。走之前想见你一面。礼拜六下午两点，十六铺码头渡轮站见。

阿六

沈望把信读了两遍。他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他坐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虹口的街道。北风把地上的落叶吹得团团转。他想起阿六。想起他在印刷厂院子里第一次看见阿六的样子。那天阿六蹲在墙角吃包子，油从嘴角流下来，露出一排黄牙。想起阿六说的“在上海，你首先得活着。写东西？那是吃饱了以后的事”。想起阿六说的“你那个东西，别丢了”。想起阿六抱着纸箱走出院子，消失在军工路上。想起阿六扛着蛇皮袋，在毛纺厂门口等他的样子。想起阿六说的“你那个东西，还在写？”想起阿六蹲在梧桐树下面抽烟，说“我妹也给我绣过一双鞋垫。绣的是两只鸭子。后来我扔了”。

沈望把信封揣进口袋。他站起来，走回车间。机器还在转着。他走到机器前面，站到自己的位置上。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他拿起一张，看了看。字是清楚的。他把那张放在旁边，又拿起下一张。他干得很稳。但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响。阿六要去深圳。深圳在哪里？他在地图上见过，在广东，靠近香港。离上海很远。阿六要去那里。他要离开上海了。沈望站在机器前面，手上是油墨，耳朵里是机器的轰鸣。他忽然想，阿六在上海待了三年多，扛了三年多的包，抽了三年多的飞马牌。他没有写过一个字。但他说过很多话。那些话沈望记住了。那些话就是阿六的上海。阿六要走了。他把那些话留在了沈望这里。沈望会把它们写下来。写进那个长篇里。阿六就在里面了。他不用走。他在那些字里。

四、渡轮站

礼拜六下午，沈望去了十六铺码头。

天很冷，江风很大。他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走在码头的广场上。广场上人不多，几个拎着包的人匆匆走过，一个老头蹲在台阶上吃茶叶蛋，蛋壳扔了一地。沈望穿过广场，走到渡轮站。渡轮站是一栋矮矮的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东昌路渡口”。门口排着几个人，等着上船。沈望站在渡轮站前面的栏杆旁边，看着黄浦江。

黄浦江在冬天显得更宽，更灰。江面上有几艘货轮在走，吃水很深，船舷几乎贴着水面。拖轮拖着驳船，一条接一条，像水上的火车。对岸的浦东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气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沈望靠着栏杆，看着江面。江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冷得他耳朵疼。他把手插进口袋，把下巴缩进领子里。

“沈望。”

他转过头。阿六站在他身后，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旧棉袄，领子竖着，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帽檐拉得很低。他比上次见面瘦了一些，颧骨更高了，眼窝更深了。但笑的时候还是那排黄牙。

“来了。”

“来了。”

阿六走到栏杆旁边，站在沈望旁边。两个人靠着栏杆，看着黄浦江。江风吹过来，把他们的衣角吹得猎猎响。

“什么时候走？”

“下个礼拜。火车票买好了。硬座。两天两夜。”

沈望点了点头。他想起阿六说的“出去就别回来了”。那句话是他妈说的。阿六现在要走了。去深圳。两天两夜的火车。硬座。他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

“你那个东西，”阿六说，“写完了？”

“写完了。一个长篇。寄给一个朋友看了。”

阿六转过头看了他一眼。他的目光在沈望脸上停了一下。然后他笑了。那个笑比平时大一些，露出了那排黄牙。

“好。你写出来了。我写不出来。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有人写出来。”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是一个布包，用一块旧布裹着，扎着一根橡皮筋。他把那个布包递给沈望。

“这个给你。”

沈望接过来。他把橡皮筋解开，把旧布展开。里面是一双鞋垫。白布纳的，密密麻麻的针脚。上面绣着两只鸭子，歪歪扭扭的，一只绿的一只黄的。针脚很幼稚，但有一种笨拙的认真。沈望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斜斜的，像是写的人手在抖：“哥，外面冷就垫上。”

沈望看着那双鞋垫。他想起阿六说的“我妹也给我绣过一双。绣的是两只鸭子。后来我扔了。那年我混得不好。觉得对不起那双鞋垫。穿着穿着就扔了。现在后悔了。但找不回来了”。

“你找回来了。”沈望说。

阿六看着那双鞋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目光移开，落在黄浦江上。江面上有一艘渡轮正在靠岸，船头推开水波，白色的浪花翻起来。渡轮上的人挤在船头，等着跳板放下来。

“我走之前，回了一趟阜宁。我妈的坟上长了草。我拔了。我妹把那双鞋垫给我了。她说她后来又绣了一双。就是这双。她一直收着。等我回去。”

阿六说完，把棉袄的领子紧了紧。他看着黄浦江，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面对沈望。

“我走了。你好好写。你写的东西，我虽然看不懂，但我知道那是好东西。你留着。”

他伸出手。沈望握了握。阿六的手很粗糙，掌心的茧子比沈望的还厚。他握了一下，松开。然后他转过身，往渡轮站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沈望一眼。他站在渡轮站门口，江风吹着他的旧棉袄，把衣角吹得翻起来。他笑了一下，露出那排黄牙。然后他转过身，走进渡轮站，不见了。

沈望站在栏杆旁边，手里攥着那双鞋垫。他低头看了看。鸭子还是歪歪扭扭的，一只绿的一只黄的。他把鞋垫翻过来，背面那行字还在。他把鞋垫折好，放进口袋。他靠着栏杆，看着黄浦江。江面上，那艘渡轮已经开走了，正在往对岸驶去。船尾拖出一道白色的水痕，很快就消失在灰色的江水里。他看着那道水痕消失的地方。他站了很久。江风吹着他的脸，冷得他眼睛发酸。但他没有走。他站在那里，看着黄浦江。江还在流。

五、冬天深处

阿六走后的那些天，沈望的日子照常过着。

他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热粥，出门，坐车去虹口。在印刷厂干一天活。晚上回到甜爱路，吃完饭，坐在书桌前面。长篇已经寄给林薇了。他现在没有东西可写。他坐在书桌前面，看着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那只黑鸟还是每天都来，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叫两声，飞走。他看着那只鸟，想，阿六现在在哪里？在火车上？在深圳？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阿六走了。他带着那双鞋垫走了。那两只歪歪扭扭的鸭子，跟着他，去了南方。

有一天晚上，陈阿婆来敲门。

“小沈，你那个长篇写完了？”

“写完了。寄给一个朋友看了。”

“好。写完了就好。”陈阿婆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东西。她把碗递过来。“红豆汤。冬天喝暖胃。”

沈望接过碗。红豆汤是热的，冒着白气。他喝了一口。甜的，沙的，暖的。从喉咙流到胃里。陈阿婆站在门口，看着他喝。

“我老头子以前也写东西。他写完了，就给我看。我看不懂。但我知道他在写。他坐在书桌前面，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我就在旁边缝衣服。两个人不说话。但屋子里是满的。你一个人住，写完了也没有人看。你那个朋友，在北京？”

“嗯。”

“她看完了会给你写信？”

“会。”

陈阿婆点了点头。“那就好。有人看就好。”她转身走了。沈望端着那碗红豆汤，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他回到书桌前面，喝着红豆汤。窗外，北风呼呼地吹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着。他喝着汤，想着林薇在北京。她在读他的稿子。她一页一页地读。那些字是他写的。她把它们读进眼睛里。那些字就在她的脑子里了。他想着想着，把碗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已经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着灯。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晃着。他看不见那只黑鸟了。但他知道它明天还会来。它在某个地方蹲着，等天亮。他也在等。他在等林薇的信。他在等那个长篇的消息。他等的时候，写着字。但长篇已经寄出去了。他现在没有东西可写。他站在窗户前面，把手伸进口袋。口袋里有一双鞋垫。鸭子还是歪歪扭扭的。他把鞋垫拿出来，放在书桌上。他坐下来，看着那双鞋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从抽屉里摸出稿纸，拿起笔。他写了一个标题：《鸭子》。然后他开始写。他写一个从苏北来的年轻人，在上海的印刷厂里认识了一个扛包的。那个扛包的在阜宁老家有一个妹妹。妹妹给他绣了一双鞋垫，上面是两只鸭子。他后来把鞋垫扔了。再后来他找回来了。他带着那双鞋垫去了深圳。他走的时候，把鞋垫留给了那个年轻人。年轻人把鞋垫放在书桌上。他每天看着那双鞋垫。那两只歪歪扭扭的鸭子，一只绿的一只黄的。他看着它们，想着那个扛包的。他不知道那个扛包的现在在哪里。但他知道，那双鞋垫在那里。那些针脚在那里。那个妹妹绣它们的时候，一针一针地绣。她绣的时候，不知道这双鞋垫会去哪里。但它们去了上海，去了深圳，去了很多地方。它们在那些地方，跟着那个扛包的。它们是他的家。

沈望写完了这段，把笔放下。他坐在书桌前面，看着窗外。北风还在吹着。梧桐树的枝丫还在晃着。天已经全黑了。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他把那双鞋垫放回口袋。他站起来，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北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沉下去。

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响了。沈望伸手按掉。他坐起来，穿好衣服。他下楼，在公共厨房里生了炉子，热了粥。陈阿婆也在灶披间里，正在炒菜。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今天冷。多穿点。”

“嗯。”

沈望端着粥上楼。他坐在书桌前面，喝着粥。窗外，梧桐树的枝丫上，那只黑鸟已经来了。它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羽毛蓬着。它叫了两声，声音比平时短。叫完就飞走了。沈望看着那根枝丫，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拿起提包，锁好门，走下铁楼梯。他走出弄堂，站在甜爱路上。北风吹着他的脸，冷得他缩了一下脖子。他沿着甜爱路往南走，走到四川北路，上了公交车。车往南走，穿过虹口，穿过黄浦。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延安东路，外滩，黄浦江。黄浦江在冬天的晨光里泛着灰白色的光。江面上有几艘货轮在走。他看着那条江，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头，闭上眼睛。他的口袋里有一双鞋垫。鸭子的。歪歪扭扭的。他握了握，然后松开。车在往虹口开。他要去上班。他要去过他的日子。他的日子在那间小房子里。那间小房子在甜爱路那边，二楼，朝南，有窗户。窗外有梧桐树，树上有鸟。那只鸟还会来的。他知道。

第十六章 春节

一、北京来信

林薇的回信是腊月二十三到的。

那天沈望从虹口下班回来，在弄堂口碰见邮递员。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鼻子冻得通红，车后架上的邮袋鼓鼓囊囊的。他看见沈望，从邮袋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信封很厚，捏起来里面有一摞纸。沈望接过来，揣在怀里，上了楼。

他坐在书桌前面，把信封撕开。里面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林薇的信，叠成三折，夹在稿纸里。另一样是他寄去的长篇稿子，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稿纸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字。林薇用铅笔在页边空白处写满了批注。那些字很小，但工整，像是用尺子比着写的。他把稿纸放在一边，先看信。

信写了三页，比平时的信长得多。

沈望：

稿子收到了。我读了三遍。

第一遍读得快，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第二遍读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第三遍读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意见写在旁边。

先说好的。你写上海写得好。那个青年从十六铺码头下船，坐三轮车穿过外滩，到延安东路的石库门，这一段好。你写石库门里的客堂间，写缝纫机，写十五瓦的灯泡，写八仙桌上的裂纹，写那个绣花的女人把牡丹花放进抽屉里，和户口本、粮票放在一起。这一段最好。你写那个青年在印刷厂搬纸，写他手上的茧子，写五十斤一摞的纸压上肩膀，写他蹲在院子里吃饭，梧桐叶落在饭盒里。这一段也好。你写十六铺的仓库，写那个看夜的男人，写他铁盒子里那几页发黄的诗。这一段让我想起我父亲。我父亲的书桌抽屉里也有一个铁盒子，里面也有几页发黄的诗。我读了你的稿子，回去打开了那个盒子。我读了我父亲的诗。他没有哭，但他在那些诗里坐了很久。

再说问题。最大的问题在结尾。你把那个青年在上海的第一年写完了，但你收得太满了。最后一章，那个青年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看着那只黑鸟。然后他坐下来，写了一行字：江还在流。这个结尾太像结论了。你把什么都说了，读者就没有东西可以想了。你应该留一点空。让读者自己走进去。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青年和林薇的关系，你没有写透。你写他们在旧书店碰见，写她在楼梯间里走下去，写他记住了她说的“继续投，别停”。但你写他们后来的关系，写得太淡了。不是说要写得多浓，但你写得淡，读者就感觉不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你自己知道。你把它藏起来了。你写那个青年怕什么的时候，你没有藏。但写林薇的时候，你藏了。别藏。写出来。

稿子我退给你。你改。改完了再寄给我。

林薇

沈望把信读了三遍。他把信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那只黑鸟缩着身子蹲在枝丫上，叫了两声，飞走了。他看着那根枝丫，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拿起稿子，翻到最后一章。他看了一遍。林薇说得对。那个结尾太满了。他把什么都说了。那个青年站在窗户前面，看着梧桐树，看着黑鸟。然后他写了一行字：江还在流。那个结尾像一扇关上的门，把什么都关在里面了。他应该把那扇门留一条缝。让读者自己推门进来。

他把稿子翻到中间。他找那个青年和林薇的段落。他写了他们在旧书店碰见，写她在楼梯间里走下去，写他记住了她说的“继续投，别停”。然后他写那个青年回到石库门，坐在八仙桌前面，写了一个字。他写那个青年想，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说“继续投，别停”。他把那四个字记住了。他写那个青年想，他会的。他继续写。然后他写那个青年想，有一天他会把这篇东西写完。然后他会寄给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她会读到。她会回信。那些信在铁路上跑着。

他重读这一段。林薇说得对。他写得淡。他没有写那个青年看见红裙子的时候，心跳是什么样的。他没有写那个青年回到石库门以后，坐在八仙桌前面，想着她的脸。他没有写那个青年在甜爱路的小房子里，有时候会想起她说的某句话，然后停下手里的笔，看着窗外。他藏了。他把那些东西藏起来了。他怕写出来太露。但林薇说得对。写怕的时候他没有藏，所以那个青年活了。写林薇的时候他藏了，所以那个青年和她之间的关系是死的。

他把稿子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已经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双鞋垫。鸭子的。歪歪扭扭的。他把鞋垫拿出来，放在书桌上。他看着那两只鸭子，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坐回书桌前面，拿起笔。他翻到那个青年在旧书店碰见林薇的那一章。他在页边空白处写了一段。他写那个青年看见红裙子的瞬间，心跳快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她只是一个在书店里碰见的人。但他心跳快了。他写那个青年跟着她走到书架的另一边，看着她手里的那本书。他写她说话的时候，他看着她的嘴唇。她的嘴唇在动，但他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他只听见自己的心跳。他写她走的时候，他站在书架旁边，看着她走下楼梯。她的红裙子在楼梯间里晃了一下，然后就不见了。他站在那里。他站了很久。然后他走出书店。他走在福州路上。梧桐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本博尔赫斯。他摸到了那张写着地址和电话的纸片。他把它拿出来，看了看。然后他把它放回去。他继续走。他走回石库门。他推开门。缝纫机在响。他在条凳上坐下来。他从提包里摸出稿纸。他把稿纸铺在八仙桌上。他拿起笔。他写了一个字。他写着，窗外天暗了。他写着，缝纫机还在响。他写着，他在这里。他在上海。他在写。他写着，江还在流。但他写的时候，脑子里有那条红裙子。那条红裙子在楼梯间里晃了一下。然后就不见了。

沈望写完了这段，看了一遍。他把笔放下。他靠在椅背上。他坐在那里，看着窗外。天已经全黑了。那只黑鸟已经不见了。但他知道它明天还会来。它在某个地方蹲着，等天亮。他也在等。他在等自己把长篇改完。他在等林薇读到改完的稿子。他等的时候，写着字。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纸上，把等待填满了。

二、腊月二十九

腊月二十九那天，沈望去了延安东路。

他在山阴路的粮油店买了一袋米，一斤红枣，一包桂圆，拎在手里，坐71路去了延安东路。车往南走，穿过虹口，穿过黄浦。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延安东路上，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弄堂口，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还在。她蹲在地上，用蒲扇扇着炉子，浓烟从炉膛里涌出来。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沈望也点了点头。

他走进弄堂，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客堂间里，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在缝一件棉袄，深蓝色的，已经快缝完了。沈望把东西放在八仙桌上。苏丽珍抬起头，看见他，缝纫机停了一下。

“来了。”

“二婶。”

苏丽珍站起来，走到八仙桌旁边，看了看那袋米，那包红枣，那包桂圆。“买这些做什么。”

“过年。”

苏丽珍没有说什么。她把那袋米拎到灶披间，把红枣和桂圆放在八仙桌上。她走回来，在缝纫机前面坐下来，继续踩踏板。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客堂间里还是老样子。缝纫机，台灯，八仙桌，墙上的挂历。挂历已经换过了，是新一年的，画面是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站在海边。但那个裂纹还在。桌面上那道裂纹，用铁丝箍着。沈望看着那道裂纹，看了一会儿。

“二叔呢？”

“今天白天在仓库睡觉。晚上回来。”

沈望点了点头。他坐在条凳上，听着缝纫机的嗒嗒声。那声音他听了大半年了。从第一天晚上到石库门，到现在。他坐在那里，听着那声音，心里安静着。那种安静很厚，像一块布，把他裹在里面。

“你那个长篇，”苏丽珍开口了，没有回头，“写完了？”

“写完了。寄给北京一个朋友看了。她说了些意见。我还要改。”

苏丽珍的针停了一下。“改就改。东西不怕改。”

沈望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灶披间，帮着苏丽珍收拾东西。灶披间里堆着一些年货，几条咸鱼，一块腊肉，一袋花生，一包瓜子。沈望帮她把咸鱼挂在灶披间门口的铁钩上。鱼是青鱼，已经腌过了，表面泛着一层白霜。他挂鱼的时候，手碰到了鱼身，凉的，硬的。他想起小时候在黄桥，每年腊月，母亲也会腌咸鱼。腌好了挂在院子里，风干了，过年的时候蒸着吃。那味道他记得。咸的，香的，鱼的油在嘴里化开。

“二婶，今年过年怎么过？”

“老样子。三十晚上烧几个菜。你二叔喝点酒。看看电视。”苏丽珍把腊肉放进一个坛子里，盖上盖子。“你三十晚上过来？”

沈望想了想。他本来想一个人待在甜爱路。但他看着苏丽珍的背影，她站在灶披间里，面前摆着年货，手在坛子上擦着。她的背很直，但有些僵。他说：“好。”

苏丽珍的针停了一下。然后她又踩起来。嗒嗒嗒，嗒嗒嗒。沈望在灶披间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客堂间。他从提包里摸出稿纸和笔，坐在八仙桌前面，开始改长篇。他把稿子翻到最后一章。林薇说那个结尾太满了。他拿起笔，把最后那行字划掉了。他重新写。他写那个青年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的叶子落光了，枝丫光秃秃的。但那只黑鸟还在。它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那个青年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没有坐下来写字。他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窗外，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他看着那些灯，看了很久。

沈望写完了，把笔放下。他读了一遍。他觉得对了。那个结尾没有结论。那个青年站在那里，看着。他在看。他没有说江还在流。但读者知道，江还在流。他站起来，把稿子收好。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低着头。缝纫机的嗒嗒声在客堂间里响着。他推开门，走出去。延安东路上，天已经暗了。他走到公交车站，上了71路。车往虹口开。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延安东路，外滩，黄浦江。黄浦江在暮色里泛着灰白色的光。他看了那条江一会儿。然后他转过头，闭上眼睛。他的口袋里有一双鞋垫。鸭子的。歪歪扭扭的。他握了握，然后松开。

三、三十晚上

腊月三十，沈望又去了延安东路。

那天下午，天阴着，风很大。他在四川北路的菜市场买了一棵青菜，一块豆腐，半斤肉。拎在手里，坐71路去了延安东路。弄堂口，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还在。她蹲在地上，用蒲扇扇着炉子，浓烟从炉膛里涌出来。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过年好。”

“过年好。”

沈望走进弄堂，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客堂间里，苏丽珍在灶披间忙。锅里的油滋滋地响着，鱼在锅里煎着，香味飘出来，满屋子都是。沈德厚坐在八仙桌旁边，面前摆着那瓶七宝大曲，已经开过了，倒了一杯。他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来了。”

“二叔。”

沈望把菜放在灶披间。苏丽珍从锅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来了。坐。马上就吃。”

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沈德厚给他倒了一杯酒，放在他面前。沈望平时不喝酒，但今天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酒是辣的，从喉咙烫到胃里。他放下杯子，看着八仙桌。桌上已经摆了四个菜。一盘红烧鱼，一盘炒青菜，一盘油焖笋，一盘酱鸭。还有一碗汤，腌笃鲜，冒着白气。苏丽珍把最后一盘菜端上来，是一盘炒虾仁。虾仁是白的，配着几片绿色的豌豆。她解下围裙，在桌边坐下来。四个人围着八仙桌。沈望，苏丽珍，沈德厚，还有沈望。他看了看，发现自己数错了。三个人。只有三个人。他忽然想起阿六。阿六现在在哪里？在深圳？在火车上？他不知道。他端起酒杯，又抿了一口。

“吃吧。”苏丽珍说。

沈望拿起筷子。他夹了一块红烧鱼。鱼是青鱼，腌过了，咸的，香的。他嚼着，觉得那味道和小时候在黄桥吃的一样。咸的，香的，鱼的油在嘴里化开。他又夹了一筷子青菜，一筷子豆腐。他吃着，听着沈德厚喝酒的咂嘴声，听着苏丽珍筷子碰碗沿的声音。那些声音他在客堂间里听了大半年了。他听着那些声音，心里安静着。那种安静很厚，像一块布，把他裹在里面。

吃完饭，沈望帮着收拾碗筷。他把碗拿到灶披间洗了。他回来的时候，沈德厚已经打开了电视机。电视里在放春节联欢晚会。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在唱歌。沈德厚坐在八仙桌旁边，面前摆着一杯茶。苏丽珍坐在缝纫机前面，手里拿着那块绣着新花的白布。她看了看，然后放回抽屉里。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他看着电视。电视里的人在笑，在唱，在跳舞。那些人和他隔着荧幕。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在这个客堂间里。他在上海。他在这里。

快到十点的时候，沈望站起来。他说要回去了。苏丽珍送他到门口。她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她看着他。

“明天过来吃饭。”

“好。”

沈望转过身，走出弄堂。延安东路上，路灯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晃着。远处有鞭炮声，断断续续的。他走到公交车站，上了71路。车往虹口开。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延安东路，外滩，黄浦江。黄浦江在夜色里黑黝黝的。江面上有船的灯，一盏一盏的。他看着那些灯，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头，闭上眼睛。他的口袋里有一双鞋垫。鸭子的。歪歪扭扭的。他握了握，然后松开。

他回到甜爱路的时候，快十一点了。他上了铁楼梯，打开门。屋子里很冷。他开了灯，坐在书桌前面。他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接着改长篇。他改到那个青年在甜爱路的小房子里过年的那一章。他写那个青年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他写那个青年想，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过年。他写那个青年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写了一个字。他写着，窗外天暗了。他写着，远处的汽笛声还在。他写着，他在这里。他在上海。他在写。他写着，江还在流。他写完了这段，把笔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已经全黑了。对面的窗户里亮着灯。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晃着。他看不见那只黑鸟了。但他知道它明天还会来。它在某个地方蹲着，等天亮。他也在等。他在等自己把长篇改完。他在等林薇读到改完的稿子。他等的时候，写着字。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纸上，把等待填满了。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关上窗。他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远处有鞭炮声，断断续续的。还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沉下去。

他睡着了。

四、初一

大年初一，沈望醒得比平时晚。

闹钟响的时候，他伸手按掉。他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上很安静。没有自行车铃声，没有倒马桶的哗啦声，没有对面人家电视机的说话声。他起来，穿好衣服。他下楼，在公共厨房里生了炉子。陈阿婆也在。她穿着一件新棉袄，深灰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过年好。”

“过年好。”

陈阿婆在煮汤圆。锅里的水开了，汤圆浮上来，白白的，圆圆的。她盛了一碗，递给沈望。“吃汤圆。年年高。”

沈望接过碗。汤圆是芝麻馅的，咬一口，芝麻流出来，甜的，香的。他吃完了，把碗洗了。他上楼，坐在书桌前面。他把稿纸铺开，拿起笔。他接着改长篇。他改到那个青年在甜爱路的小房子里过年的那一章。他改完了，把笔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阴着。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那只黑鸟来了。它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沈望站在窗户里面，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坐下来，把稿子收好。他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的背面写了一行字：江还在流。

他把笔放下。他靠在椅背上。他坐在那里，看着窗外。天阴着，但天光很亮。对面的窗户里，有人在贴春联。红色的纸，黑色的字。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拿起提包。他锁好门，走下铁楼梯。他走出弄堂，站在甜爱路上。路上很安静。几个老人在墙根下晒太阳。几只猫蹲在墙头上。他沿着甜爱路往南走。他走到四川北路，上了公交车。车往南走。他靠着窗，看着外面的街道。延安东路，外滩，黄浦江。黄浦江在冬天的晨光里泛着灰白色的光。江面上有几艘货轮在走。他看着那条江，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头，闭上眼睛。他的口袋里有一双鞋垫。鸭子的。歪歪扭扭的。他握了握，然后松开。车在往延安东路开。他要去二叔家。他要去吃饭。他要去过他的日子。他的日子在那间小房子里。那间小房子在甜爱路那边，二楼，朝南，有窗户。窗外有梧桐树，树上有鸟。那只鸟还会来的。他知道。

第十七章 大寒

一、最后一稿

沈望改完长篇最后一章的那天，是正月初七。

那天早晨他推开窗，发现梧桐树的枝丫上凝着一层薄冰。冰是透明的，裹着枝丫，把每一根细枝都描得清清楚楚。那只黑鸟没有来。沈望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的冰在晨光里泛着冷冽的光。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窗户关上。他坐在书桌前面，把稿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改完的长篇八万三千字。他写了四个月，改了三个月。七个月，两百多天。那些日子里，他每天晚上坐在那张书桌前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他把林薇说的那个结尾改掉了。他把那个青年和林薇的关系写透了。他写了那个青年看见红裙子的时候心跳快了，写了那个青年回到石库门以后坐在八仙桌前面想着她的脸，写了那个青年在甜爱路的小房子里有时候会突然停下笔，看着窗外，想着她说的某一句话。他写了。他没有藏。他把那些东西写出来了。那些东西是真的。他写的时候，手是稳的。

他把最后一页翻到背面，看那行字：江还在流。他拿起笔，把那行字划掉了。他重新写。他写那个青年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的叶子落光了，枝丫光秃秃的。但那只黑鸟还在。它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那个青年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没有坐下来写字。他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窗外，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走到书桌前面。他把稿纸铺开。他拿起笔。他写了一个字。他写的是“等”。他写着，窗外天暗了。他写着，远处的汽笛声还在。他写着，他在这里。他在上海。他在写。他写着，等。他写完了这个字，把笔放下。他靠在椅背上。他坐在那里。窗外的天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着灯。他在等。他在等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会等下去。

沈望把笔放下。他靠在椅背上。他把稿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八万三千字。他写的。他在上海的第一年。他写完了。他坐在那里，身体里有一块地方是空的。那种空很大。但他不觉得慌。那种空里有一种东西在动着。那种东西是实的。他把稿子收好，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放在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阴着。梧桐树的枝丫上还凝着那层薄冰。那只黑鸟没有来。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下楼做饭。

二、寄稿

沈望把稿子誊了一遍。他花了八天。每天下班回来，吃完饭，洗了碗，他就坐在书桌前面誊稿。他把改完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到新的稿纸上。誊的时候他又改了一些地方。有些句子太长了，他改短了。有些词太生了，他换掉了。有些段落太满了，他删了。他誊得很慢，一天只能誊一万字左右。八天誊完了八万三千字。他把誊好的稿纸码齐，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放在书桌上。那摞稿纸很厚，比他的手掌还厚。他拿起来掂了掂，沉甸甸的。他想起林薇说的“你写的东西留下来了，你人就留下来了”。他手里的这摞纸，就是他留下来的东西。八万三千字。不多，但实在。

第二天中午，他去了虹口邮局。他把那摞稿纸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里，封好口，在信封上写上林薇北京的地址。他站在邮局柜台前面，把牛皮纸袋递给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营业员是一个中年女人，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了看地址，又称了称重量。她算了一下邮费，说：“一块五。”沈望从口袋里摸出一块五，递过去。营业员把邮票贴上去，在信封上盖了戳。她把信封扔进一个筐里。沈望看着那个牛皮纸袋消失在柜台后面。他站在邮局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走出去。

虹口的街道上，北风呼呼地吹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着，枝丫上的薄冰已经化了，水珠滴下来，落在地上，洇开一小片湿痕。沈望把手插进口袋，缩着脖子，往海虹印刷厂的方向走。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想起那个牛皮纸袋在邮局的筐里，等着被装上火车，运到北京去。林薇会在几天后收到它。她会打开那个牛皮纸袋，把那摞稿纸拿出来。她会坐在她北京宿舍的书桌前面，一页一页地读。她读的时候，他在上海。他们之间隔着一千多公里。但那摞稿纸会把它们连起来。那些字是他写的。她把它们读进眼睛里。那些字就在她的脑子里了。他想着想着，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但一直在那里。

三、阿六的明信片

稿子寄出去半个月后，沈望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是彩色的，画面是深圳的国贸大厦。大厦很高，蓝色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着光。明信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字迹歪歪斜斜的，像是写的人手在抖：

沈望：

我在深圳。工地上干活。一天八块。比上海多。住工棚。八个人一间。热。但比上海好。你那个东西写完了没有？写完就好。阿六

沈望把明信片翻过来，看着画面上的国贸大厦。那栋楼很高，比他见过的任何一栋楼都高。阿六在那栋楼附近的工地上干活。一天八块。比上海多。住工棚。八个人一间。热。但比上海好。沈望把明信片读了两遍。他想起阿六在十六铺渡轮站门口回头的那一眼。他穿着旧棉袄，江风吹着他的衣角。他笑了一下，露出那排黄牙。然后他转过身，走进渡轮站，不见了。他现在在深圳。在那栋高楼附近的工地上。他扛着水泥或者钢筋，走在脚手架之间。他晚上睡在工棚里，八个人一间。天热。他出汗。但他挣得比上海多。他给沈望寄了一张明信片。他没有说别的。他只说，你那个东西写完了没有？写完就好。

沈望把明信片放在书桌上，用那本博尔赫斯压着。他坐在书桌前面，看着那张明信片。国贸大厦在晨光里泛着蓝色的光。阿六在那栋楼附近的某个地方。他在那里。他在活着。他在挣八块钱一天。他在想着沈望的那个东西。写完就好。他说的。沈望把目光从明信片上移开，落在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那只黑鸟来了。它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沈望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他把窗推开。冷风灌进来。他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没有叶子。枝丫光秃秃的。但那只黑鸟来过。它叫了两声。它飞走了。它明天还会来。他在等它。他在等林薇的信。他在等那个长篇的消息。他在等。他等的时候，写着字。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纸上，把等待填满了。

四、林薇的信

林薇的信是正月底来的。

那天沈望从虹口下班回来，在弄堂口碰见邮递员。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鼻子冻得通红。他看见沈望，从邮袋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信封很厚，捏起来里面有一摞纸。沈望接过来，揣在怀里，上了楼。

他坐在书桌前面，把信封撕开。里面是林薇的信，叠成三折，夹在稿纸里。稿纸是他寄去的那摞，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稿纸上画满了字。林薇用铅笔在页边空白处写满了批注。那些字很小，但工整。他把稿纸放在一边，先看信。

信写了四页，比平时的信长得多。

沈望：

稿子收到了。我读了三遍。

第一遍读得快，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第二遍读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第三遍读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意见写在旁边。

这次改得好。结尾改得好。你把那行字划掉了。那个青年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他没有说江还在流。但他知道。读者也知道。你留了空。让读者自己走进去。那个青年和林薇的关系，你也写透了。你写了那个青年看见红裙子的时候心跳快了。你写了他回到石库门以后坐在八仙桌前面想着她的脸。你写了他有时候会突然停下笔，看着窗外，想着她说的某一句话。那些东西你写出来了。你没有藏。写出来就对了。那个青年活了。他不再是你的影子。他是他自己。

现在说问题。只有一个问题。那个青年和林薇的关系，你写了开始，但没有写后来。你写他们碰见，写他记住了她说的“继续投，别停”。但你写他们后来的关系，写到一半就停了。那个青年在甜爱路的小房子里，有时候会突然停下笔，想着她。然后呢？他没有去找她。他没有给她写信。他没有告诉她。他只是想着她。这不对。这不是那个青年的性格。他连怕都敢写。他连门槛都敢跨。他为什么不敢去找她？你把他写勇敢了。但在林薇面前，你把他写懦弱了。这不对。他不是懦弱。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她怎么想。他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他怕。但他不是懦弱。他是怕。你写他怕的时候写得那么好。你写他怕林薇的时候，也要写得那么好。你写他站在她的门口，没有敲门。他站了很久。然后他走了。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想起她说的某一句话。他站住了。他站在街上。他站在那里。然后他转过身。他走回去。他走到她的门口。他抬起手。他敲了门。门开了。她站在门后。她看着他。他看着她的脸。他张了张嘴。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但她笑了。她说，进来吧。

你把这个写出来。这个才是那个青年。他怕，但他最后敲了门。

稿子我退给你。你改。改完了再寄给我。

林薇

沈望把信读了三遍。他把信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那只黑鸟来了。它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沈望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拿起稿子，翻到那个青年和林薇的段落。他找那个青年在甜爱路的小房子里突然停下笔、想着她的那一段。他重读了一遍。他写那个青年坐在书桌前面，写着字。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晃着。那只黑鸟蹲在枝丫上，叫了两声。然后他写那个青年忽然停下笔。他坐在那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停下了。他看着窗外。他想着她。他写那个青年想，她在北京。她在很远的地方。她也许不会回来了。他写那个青年想，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她怎么想。他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他怕。他写那个青年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他坐在那里。然后他写那个青年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他看着外面。窗外，对面的窗户里亮着灯。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坐回书桌前面。他拿起笔。他接着写。

沈望读完了这一段。林薇说得对。那个青年没有去找她。他停下来了。他只是想着她。然后他继续写。这不对。那个青年怕，但他最后敲了门。他要把那个写出来。他拿起笔，在那一段的页边空白处写了一段。他写那个青年把笔放下，站起来。他走到门口。他拿起外套。他穿上。他推开门。他走下铁楼梯。他走出弄堂。他站在甜爱路上。他沿着甜爱路往南走。他走到四川北路。他上了公交车。他坐车去了静安寺。他走到那条弄堂口。他上了楼。他站在她的门口。他站了很久。然后他抬起手。他敲了门。门开了。她站在门后。她看着他。他看着她。他张了张嘴。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但她笑了。她说，进来吧。他走进去。他坐在椅子上。她坐在床边。两个人隔着一米多的距离。她看着他。他看着她。他说，我写完了。她说，我知道。他看着她。他忽然说，我。他停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怕。他怕说错了。他怕说多了。他怕说少了。他坐在那里。她看着他。她等着。然后他开口了。他说，我写完了。他说，我寄给你看。他说，你看了。他说，你说好。他说，我来了。他说，我来看你。他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说，我只有这个。他说，我只有这些字。他说，我只有这间小房子。他说，我只有这只黑鸟。他说，我只有你。他说完了。他坐在那里。他看着她。她站起来。她走到他面前。她低下头，看着他。她伸出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她说，我知道。她说，我一直知道。她说，你写吧。她说，我在这里。

沈望写完了这段。他把笔放下。他坐在书桌前面。他看了一遍。他觉得对了。那个青年怕，但他最后敲了门。他把她写进去了。他把林薇写进去了。那些字是他写的。但她在那里面。她在那些字里。他写完了。他坐在那里。窗外的天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那只黑鸟已经不见了。但他知道它明天还会来。它在某个地方蹲着，等天亮。他也在等。他在等自己把长篇改完。他在等林薇读到改完的稿子。他等的时候，写着字。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纸上，把等待填满了。他坐在那里。他看着窗外。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已经全黑了。他站在窗户前面。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沉下去。

他睡着了。

五、修改

接下来的半个月，沈望把长篇又改了一遍。

他按照林薇说的，把那个青年和林薇的关系写透了。他写了那个青年站在她的门口，站了很久，然后抬起手敲了门。他写了门开了，她站在门后。他写了他们隔着距离坐着，她看着他，他看着她。他写了他开口说话。他写了他说的那些话。我写完了。我寄给你看。你看了。你说好。我来了。我来看你。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只有这个。我只有这些字。我只有这间小房子。我只有这只黑鸟。我只有你。他写完了。他看着她。她站起来。她走到他面前。她低下头，看着他。她伸出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她说，我知道。她说，我一直知道。她说，你写吧。她说，我在这里。

他写完了这段，读了一遍。他觉得可以。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他坐在书桌前面。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着。那只黑鸟来了。它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沈望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他把窗推开。冷风灌进来。他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没有叶子。枝丫光秃秃的。但那只黑鸟来过。它叫了两声。它飞走了。它明天还会来。他在等它。他在等自己把长篇改完。他在等林薇读到改完的稿子。他等的时候，写着字。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纸上，把等待填满了。他站在窗户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坐回书桌前面。他拿起笔。他接着改。他改到最后一页。他把最后那段读了一遍。那个青年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他没有说江还在流。但他知道。读者也知道。他留了空。他让读者自己走进去。他改完了。他把笔放下。他把稿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八万三千字。他写的。他在上海的第一年。他写完了。他坐在那里。身体里有一块地方是空的。那种空很大。但他不觉得慌。那种空里有一种东西在动着。那种东西是实的。他把稿子收好，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放在书桌上。那摞稿纸很厚，比他的手掌还厚。他拿起来掂了掂，沉甸甸的。他把稿子放下。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阴着。梧桐树的枝丫上凝着一层薄冰。那只黑鸟没有来。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下楼做饭。

六、寄稿

沈望把稿子誊了一遍。他花了八天。每天下班回来，吃完饭，洗了碗，他就坐在书桌前面誊稿。他把改完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到新的稿纸上。誊的时候他又改了一些地方。有些句子太长了，他改短了。有些词太生了，他换掉了。有些段落太满了，他删了。他誊得很慢，一天只能誊一万字左右。八天誊完了八万三千字。他把誊好的稿纸码齐，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放在书桌上。那摞稿纸很厚，比他的手掌还厚。他拿起来掂了掂，沉甸甸的。他想起林薇说的“你写的东西留下来了，你人就留下来了”。他手里的这摞纸，就是他留下来的东西。八万三千字。不多，但实在。

第二天中午，他去了虹口邮局。他把那摞稿纸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里，封好口，在信封上写上林薇北京的地址。他站在邮局柜台前面，把牛皮纸袋递给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营业员是一个中年女人，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了看地址，又称了称重量。她算了一下邮费，说：“一块五。”沈望从口袋里摸出一块五，递过去。营业员把邮票贴上去，在信封上盖了戳。她把信封扔进一个筐里。沈望看着那个牛皮纸袋消失在柜台后面。他站在邮局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走出去。

虹口的街道上，北风呼呼地吹着。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着，枝丫上的薄冰已经化了，水珠滴下来，落在地上，洇开一小片湿痕。沈望把手插进口袋，缩着脖子，往海虹印刷厂的方向走。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想起那个牛皮纸袋在邮局的筐里，等着被装上火车，运到北京去。林薇会在几天后收到它。她会打开那个牛皮纸袋，把那摞稿纸拿出来。她会坐在她北京宿舍的书桌前面，一页一页地读。她读的时候，他在上海。他们之间隔着一千多公里。但那摞稿纸会把它们连起来。那些字是他写的。她把它们读进眼睛里。那些字就在她的脑子里了。他想着想着，嘴角动了一下。那个笑很浅，但一直在那里。

七、大寒

稿子寄出去之后，沈望的日子照常过着。

他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热粥，出门，坐车去虹口。在印刷厂干一天活。晚上回到甜爱路，吃完饭，坐在书桌前面。长篇已经寄给林薇了。他现在没有东西可写。他坐在书桌前面，看着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那只黑鸟还是每天都来，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叫两声，飞走。他看着那只鸟，想，林薇现在在做什么？她在读他的稿子？她在写回信？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稿子寄出去了。他等。他在等她的信。他在等那个长篇的消息。他在等。他等的时候，写着字。但长篇已经寄出去了。他现在没有东西可写。他坐在书桌前面，看着窗外。那只黑鸟来了。它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他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从抽屉里摸出稿纸，拿起笔。他写了一个标题：《鸟》。然后他开始写。他写一只黑鸟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他写一个青年坐在窗里面，看着那只鸟。写那个青年想，那只鸟明天还会来。他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回来，但他知道它会回来。因为那棵树在那里。枝丫在那里。窗户在那里。他坐在窗户里面。他等着。

沈望写完了这段，把笔放下。他靠在椅背上。他坐在那里。窗外的天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已经全黑了。他站在窗户前面。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沉下去。

他睡着了。

第十八章 春水

一、林薇回来了

林薇回来那天，沈望不知道。

那是二月底的一个下午。沈望从虹口下班，坐车回甜爱路。他在四川北路下了车，沿着甜爱路往北走。梧桐树的枝丫还是光秃秃的，但枝头的芽苞已经鼓出来了，小小的，绿绿的，裹在一层绒毛里。他走到弄堂口，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铁楼梯下面。她穿着一件深红色的毛衣，头发披着，手里拎着一个帆布旅行包。她站在楼梯口，正仰头看着二楼的窗户。

沈望的脚步停了。

林薇听见脚步声，转过头来。她看见他，笑了。那个笑比平时大一些，露出了牙齿，很白。

“回来了。”

“回来了。”

她拎着旅行包，走到他面前。她的脸比走之前瘦了一些，颧骨高了一点，但眼睛还是亮的。她看着他，看了一会儿。

“你那个稿子，我收到了。”

“我知道。你说了意见。”

“不是。我说的是改完的那一稿。我收到了。读完了。”

沈望看着她。她站在甜爱路上，手里拎着帆布包，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贴在脸上。她把头发别到耳后，看着他。

“你写得很好。”她说，“改完的那一稿，很好。那个结尾，留了空。那个青年和她，你写透了。他敲了门。他说了那些话。她说了‘我知道’。那些话，你写出来了。”

沈望站在她面前。他的喉咙有些紧。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里面有东西在动着。那种东西是实的。

“我帮你找了个出版社。”林薇说，“我认识北京一个编辑，在十月文艺出版社。我把你的稿子给她看了。她说好。她说可以出。”

沈望看着她。他站在甜爱路上。梧桐树的芽苞在风里轻轻晃着。他听见自己说：“出？”

“出。出一本书。你的第一本书。”

沈望站在她面前。他忽然想起他第一天到上海的时候，拎着一只破提包，口袋里装着四十七块钱。他站在十六铺码头的出口处，被人流推搡着。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他必须往前走。他走了。他走了一年多。他走到了这里。他站在甜爱路上，面前是林薇。她手里拎着旅行包。她告诉他，他的书可以出了。

“上去吧。”他说。

他们上了楼。沈望打开门。林薇走进去，把旅行包放在床上。她站在房间中间，转了一圈。她看了看书桌，看了看书架，看了看窗户。她走到窗户前面，推开窗。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那只黑鸟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林薇看着那根枝丫。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来，看着沈望。

“你写吧。”她说，“你写出来了。你写出来了。”

沈望站在门口。他看着她。他忽然想起他第一次在旧书店碰见她的时候，她穿着红裙子，站在书架旁边，手里拿着一本博尔赫斯。她说“你也喜欢博尔赫斯？”他说“是”。她说“你写东西的？”他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刚才读博尔赫斯的样子。只有写东西的人才那么读。”那时候他站在书架的这一边，她站在那一边。他们之间隔着几排书。现在她站在他的房间里，站在他的窗户前面，站在他的书桌旁边。她看着他。她说“你写吧”。他站在门口。他看着她。他说：“好。”

二、长篇出版

长篇出版的事，是四月底定下来的。

林薇帮沈望联系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姓方，叫方敏。方敏读了稿子，又让沈望改了两处地方，一处是第二章的一个细节，一处是第五章的一段对话。沈望改完了，寄回去。方敏看了，说可以了。合同寄过来，沈望签了字。首印八千册，版税百分之六。沈望看着合同上那些数字，心里安静着。八千册。百分之六。他不知道那些数字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他的书要出了。他坐在书桌前面，把合同读了两遍。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满了，密密匝匝的，把天空遮了大半。那只黑鸟还是每天都来，蹲在枝丫上，叫两声，飞走。他看着那只鸟，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坐下来，拿起笔。他写了一个标题：《鸟》。然后他开始写。他写一只黑鸟蹲在枝丫上，缩成一团。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他写一个青年坐在窗里面，看着那只鸟。写那个青年想，那只鸟明天还会来。他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回来，但他知道它会回来。因为那棵树在那里。枝丫在那里。窗户在那里。他坐在窗户里面。他等着。他写完了，把笔放下。他坐在那里。窗外的天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他把稿子收好，放在抽屉里。他站起来，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已经全黑了。他站在窗户前面。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沉下去。

三、苏丽珍的眼泪

沈望把出版的消息告诉苏丽珍的那天，是礼拜天。

他去了延安东路。弄堂口，那个生煤球炉子的女人还在。她蹲在地上，用蒲扇扇着炉子，浓烟从炉膛里涌出来。她看见沈望，点了点头。沈望也点了点头。他走进弄堂，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客堂间里，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在缝一件衬衫，白色的，领子还没上。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苏丽珍没有抬头，但她开口了。

“今天怎么来了？”

“二婶，我那本书要出了。”

苏丽珍的针停了一下。然后她又动起来。“什么书？”

“那个长篇。写上海的那个。北京一个出版社要出。”

苏丽珍的缝纫机停了。她转过身来，看着沈望。她的眼睛细长，眼角有皱纹。她看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八仙桌旁边。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那个信封沈望认得，是苏丽珍存钱的那个。她从里面拿出一张纸，放在八仙桌上。

沈望低头看。那是一张汇款单，收款人是沈望，汇款人是苏丽珍。金额是三百块。日期是三个月前。

“二婶，这……”

“你搬走以后，我每个月往这个信封里放三十块。”苏丽珍说，声音很平，“放了十个月。三百块。你拿着。出书要花钱。”

沈望看着那张汇款单。他拿起那张纸，捏在手里。纸是薄的，软的，带着抽屉里粮票和户口本的味道。他看着苏丽珍。她的脸在客堂间的光线里很安静。她的头发还是那么梳着，辫子垂在背后，发梢上还是那根红橡皮筋。她站在八仙桌旁边，手搁在桌面上。那道裂纹还在，用铁丝箍着。他看着那道裂纹，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他走到苏丽珍面前。他低下头。他说：“二婶，这钱我不要。你留着。”

苏丽珍看着他。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动。那种东西像水面的涟漪，漾了一下，又漾了一下。她没有说话。她转过身，走到缝纫机前面。她坐下来。她拿起那件白衬衫，继续缝。针起针落。嗒嗒嗒，嗒嗒嗒。沈望站在那里。他看着她的背。她的背很直。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把那张汇款单放在八仙桌上。他说：“二婶，我走了。改天再来。”他转过身，走到门口。他推开门。他走出去。

他走在延安东路上。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着。他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他想起苏丽珍站在八仙桌旁边的样子。她的脸在光线里很安静。她的手指搁在桌面上，那道裂纹在她手边。她看着他。她说“你拿着。出书要花钱”。他想起他第一天到石库门的时候，苏丽珍给他倒了一碗水。搪瓷碗，碗沿磕掉了一块瓷。她说“上海不好混”。他想起她在缝纫机前面踩踏板的样子。嗒嗒嗒，嗒嗒嗒。她踩了一年多。他听着那声音，从冬天听到春天，从春天听到夏天。他想起她把牡丹花放进抽屉里。和户口本、粮票放在一起。他想起她把那封信放在抽屉里。和户口本、粮票放在一起。她把他写的东西，和他给她的东西，都放在那个抽屉里。那个抽屉里装着她的全部。她给了他一部分。他站在延安东路上。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他走回去。他走进弄堂。他推开石库门的黑漆木门。他站在客堂间里。苏丽珍还在缝纫机前面。她没有抬头。他走到八仙桌旁边。他把那张汇款单拿起来。他把它放进口袋。他说：“二婶，我拿着。”苏丽珍的缝纫机停了一下。然后她又踩起来。嗒嗒嗒，嗒嗒嗒。沈望站在那里。他看着她的背。她的背很直。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他推开门。他走出去。他走在延安东路上。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着。他走着走着。他忽然觉得眼睛有点湿。他抬起头。天是蓝的。有几朵白云。他把手伸进口袋。他摸到了那张汇款单。他摸着那张纸。他走着。他往公交车站走。他上了71路。车往虹口开。他靠着窗。他闭上眼睛。他的口袋里有一张汇款单。三百块。他二婶给的。他二婶踩缝纫机踩出来的。三百块。他握了握。然后松开。

四、书出来了

书是七月出的。

那天沈望下班回来，在弄堂口碰见邮递员。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车后架上搭着两只邮袋。他看见沈望，从邮袋里摸出一个牛皮纸包，递过来。纸包很重，捏起来里面是硬的东西。沈望接过来，揣在怀里，上了楼。他坐在书桌前面，把纸包拆开。里面是两本书。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印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上海的外滩，那些石头建筑从雾里一段一段地露出来。书名是《上海》，作者沈望。他翻开书。第一页上印着目录。第一章，雾中码头。第二章，延安东路的日与夜。第三章，石库门里的女人。第四章，油墨与尘埃。第五章，福州路的下午。第六章，红裙子。第七章，平安电影院。第八章，巨鹿路来的人。第九章，十六铺的夜。第十章，甜爱路。第十一章，北风。第十二章，春水。他把书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那个青年站在窗户前面，看着那棵梧桐树。他没有说江还在流。但他知道。读者也知道。他留了空。他让读者自己走进去。沈望合上书。他把书放在书桌上。他坐在那里。窗外的天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那只黑鸟已经不见了。但他知道它明天还会来。它在某个地方蹲着，等天亮。他把书拿起来。他翻开。他读了一页。他读的是第一章。雾中码头。那个青年从十六铺码头下船，拎着一只破提包。他站在码头的出口处，被人流推搡着。他站在那里。他往前走。沈望读着那些字。那些字是他写的。他在那些字里。他在上海。他在这里。他把书合上。他把书放在书桌上。他站起来。他走到窗户前面。外面，天已经全黑了。他站在窗户前面。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他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他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他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他沉下去。

五、寄书

第二天，沈望寄了两本书。一本给北京林薇。一本给深圳阿六。他在书的内页上写了一行字。给林薇的那本，他写：谢谢你。给阿六的那本，他写：你说你看见了。沈望。他把书包好，去了虹口邮局。他把两个牛皮纸包递给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营业员称了重量，算了邮费。他付了钱。他看着那两个纸包消失在柜台后面。他站在那里。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走出去。虹口的街道上，太阳很大。梧桐树的叶子密密匝匝的。他走在阳光下。他走着走着。他想起阿六在渡轮站门口回头的那一眼。他穿着旧棉袄。江风吹着他的衣角。他笑了一下。露出那排黄牙。然后他转过身。走进渡轮站。不见了。他现在在深圳。在那栋高楼附近的工地上。他扛着水泥或者钢筋。他晚上睡在工棚里。八个人一间。他收到那本书的时候，会翻开看。他看不懂那些字。但他知道。他知道沈望写出来了。他说过。写完就好。沈望走着。他走到海虹印刷厂。他走进车间。机器开着。油墨的味道飘着。他走到机器前面。他站到自己的位置上。他按下启动按钮。滚筒转动着。白纸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他拿起一张。他看了看。字是清楚的。他把那张放在旁边。他又拿起下一张。纸张一张一张地从他手里经过。他干得很稳。他站在机器旁边。手上是油墨。耳朵里是机器的轰鸣。他看着那些滚动的字。那些字是别人的故事。他自己的故事已经印出来了。在那本深蓝色封面的书里。他站在这里。他在上海。他在这里。江还在流。

第十九章 大江

一、书评

书出来之后，沈望没有太在意。

他的日子还是照常过。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热粥，出门，坐车去虹口。在印刷厂干一天活。晚上回到甜爱路，吃完饭，坐在书桌前面。他接着写新的东西。一个短篇，写一个在菜市场卖鱼的女人。她每天早晨四点去提货，扛着鱼筐，踩着三轮车，从十六铺到虹口。她的手上全是鱼鳞，嵌在指甲缝里，洗不干净。她有一个儿子，在读书。她卖鱼的时候，看见一个从苏北来的年轻人，蹲在她的摊位前面，挑了一条最小的鲫鱼。她看着那个年轻人，想起了她自己刚来上海的时候。沈望写着这个故事。他写得很慢。他每天写一点，改一点。

书出版的消息，是一个礼拜后从北京传来的。方敏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打到海虹印刷厂的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头扯着嗓子喊：“沈望！北京来的长途！”沈望跑过去接。方敏在电话里说，书出来了，反响不错。《文艺报》上有一篇书评，写得挺好。还有几家报纸也发了消息。她说，你等着，会有更多的。沈望说好。他挂了电话，回到车间。机器开着。他站到机器前面。他接着印东西。他干得很稳。

书评是林薇寄来的。她剪了报纸，夹在信里。沈望坐在书桌前面，把那张剪报展开。书评不长，千把字。作者叫陈村，一个沈望不认识的作家。文章说，《上海》是一本写实的小说，写了一个苏北青年在上海的第一年。作者写得细，写得稳，没有花腔。他写码头的雾，写石库门的缝纫机，写印刷厂的油墨和茧子，写十六铺仓库的夜和酒，写甜爱路的窗户和鸟。那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的上海。文章最后说，这本书最好的地方，是它没有把上海写成天堂，也没有写成地狱。它把上海写成了一个地方。一个你可以来的地方，一个你可以住的地方，一个你可以写的地方。沈望读了两遍。他把剪报折好，放在抽屉里。他坐在书桌前面。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密密匝匝的。那只黑鸟蹲在枝丫上，叫了两声，飞走了。他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拿起笔。他接着写那个卖鱼的女人的故事。

二、读者来信

书出版后一个月，沈望收到了几封读者来信。

第一封是从杨浦区寄来的。信封是白色的，上面写着“沈望同志收”，字迹很清秀，像是女人的笔迹。沈望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信纸，折了两折。他展开信纸。

沈望同志：

读了你的《上海》，很喜欢。我也是从外地来上海的。我在杨浦区一家医院做护士。你的小说让我想起刚来上海的那几年。我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八个人一间。晚上想家的时候，我就走到阳台上去，看着外面的杨浦区。那些厂房、烟囱、电线杆，在夜色里模糊着，像一片灰色的海。我看着那片海，想，我在这里。我在上海。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留下来。读了你的书，我知道，有人和我一样。谢谢你写出来。

陈小凤

沈望把信读了两遍。他想起这个陈小凤。两年前她给他写过信。那时候他刚发了《怕》。她在信里说“我也是从外地来上海的，在杨浦区一家医院做护士”。现在她又写了信。她说她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她说她看着外面的杨浦区。她说她不知道会不会留下来。沈望把信折好，放在抽屉里。他坐在书桌前面。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着。他想起自己刚来上海的时候。他也住在集体宿舍里。不过那间宿舍是二婶家的客堂间。他也看着外面的延安东路。他也想过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留下来。他现在知道了。他留下来了。他在上海。他写下来了。他把那些东西写下来，寄给北京。那些字印在纸上，装订成书，卖到全国各地。那些书到了别人的手里。别人读到了。别人也在想。别人也在留下来。他想着想着。他拿起笔。他接着写那个卖鱼的女人的故事。

三、签售

出版社安排了签售。在上海书城，福州路的那家。时间是礼拜六下午两点。

沈望那天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是苏丽珍前几天给他熨的。他站在书城门口，看着那条熟悉的福州路。梧桐树的叶子密密匝匝的。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人行道上铺了一片一片的金斑。他想起他第一次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那时候他刚从黄桥来，口袋里揣着四十七块钱。他在上海旧书店的三楼站了一个下午。他站在书架前面，读博尔赫斯。他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然后她来了。穿着红裙子。她站在书架的另一边，手里拿着一本博尔赫斯。她说“你也喜欢博尔赫斯？”他说“是”。她说“你写东西的？”他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刚才读博尔赫斯的样子。只有写东西的人才那么读。”他站在那条路上。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进书城。

签售在二楼。一张长桌，桌上摆着一摞书，《上海》，深蓝色的封面。桌前放着一把椅子。沈望坐下来。书城的工作人员在旁边站着，帮他递书。第一个读者是一个中年女人。她走到桌前，手里拿着一本《上海》。她说：“你写的是我。我也是苏北来的。”沈望抬起头。他看着那个女人。她的脸圆圆的，眼角有皱纹。她的手上有一道疤，像是被什么东西划的。她看着他。她等着。沈望拿起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什么。他把书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看扉页上的字。她笑了。她走了。下一个读者是一个年轻人。他说：“我看了你的书。我也想写。”沈望看着他。他说：“你写吧。”那个年轻人点了点头。他走了。下一个是一个老太太。她说：“你写的那个绣花的女人。我认得她。她是我的邻居。”沈望抬起头。他看着那个老太太。她的头发全白了。她看着他。她说：“你写得好。她绣的花，就是那样的。粉白色的。五瓣的。她绣完了，就放在抽屉里。”沈望拿起笔。他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个字。他把书递给她。她接过去。她走了。

签售持续了两个小时。沈望签了一百多本书。他的手腕酸了。他的手指上沾了墨迹。他站起来。他走出书城。他站在福州路上。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着。他站在那条路上。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沿着福州路往东走。他走着走着。他走到延安东路。他拐进那条弄堂。他站在石库门的黑漆木门前面。他推开门。客堂间里，苏丽珍在缝纫机前面。她今天在缝一件棉袄，深蓝色的。她看见沈望，缝纫机停了一下。

“签完了？”

“签完了。”

苏丽珍点了点头。她继续踩缝纫机。嗒嗒嗒，嗒嗒嗒。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他看着苏丽珍。她的背很直。她的辫子垂在背后。发梢上还是那根红橡皮筋。他坐在那里。他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那声音他听了一年多了。从那一天他拎着破提包走进这间客堂间开始。从那一天苏丽珍给他倒了一碗水开始。从那一天他把稿纸铺在八仙桌上开始。他一直听着那声音。那声音在这里。他在那里。他坐在条凳上。他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他走到灶披间。他帮着苏丽珍端菜。菜是一碗红烧肉，一碟炒青菜，一碗冬瓜汤。他把菜端到八仙桌上。他摆好碗筷。沈德厚今天回来了。他坐在八仙桌的另一头。他面前摆着那瓶七宝大曲，已经开过了。他看见沈望，点了点头。

“今天签售？”

“签了一百多本。”

沈德厚抿了一口酒。他夹了一粒花生米。他嚼完了。他看着沈望。“好。”他说。就一个字。

沈望在条凳上坐下来。他拿起筷子。他夹了一块红烧肉。他嚼着。肉在嘴里化开了。肥的部分像要融掉。瘦的部分有嚼劲。他吃着。他看着八仙桌。那道裂纹还在，用铁丝箍着。那道裂纹他摸过很多次。他摸过那道裂纹。他坐在那里。他吃着饭。他听着沈德厚喝酒的咂嘴声。他听着苏丽珍筷子碰碗沿的声音。那些声音他听了很久了。他坐在那里。他在上海。他在他二叔二婶的客堂间里。他在吃一碗红烧肉。他在过他的一天。

那天晚上回到甜爱路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沈望上了铁楼梯。他打开门。他坐在书桌前面。他把稿纸铺开。他拿起笔。他接着写那个卖鱼的女人的故事。他写那个卖鱼的女人早晨四点去提货。她扛着鱼筐。她踩着三轮车。她从十六铺到虹口。她的手上全是鱼鳞。嵌在指甲缝里。洗不干净。他写她有一个儿子。在读书。她卖鱼的时候。看见一个从苏北来的年轻人。蹲在她的摊位前面。挑了一条最小的鲫鱼。她看着那个年轻人。她想起了她自己刚来上海的时候。他写完了这段。他把笔放下。他靠在椅背上。窗外，天已经全黑了。对面的窗户里亮着灯。那只黑鸟已经不见了。但他知道它明天还会来。它在某个地方蹲着，等天亮。他也在等。他在等那个故事写完。他在等明天。他等的时候，写着字。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纸上，把等待填满了。他坐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他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他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他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他沉下去。

四、黄浦江

第二天是礼拜天。沈望早晨起来，没有去虹口。他坐车去了延安东路。他从延安东路走到外滩。他站在黄浦江边。

江面上有雾。早晨的雾，薄薄的，贴着水面。那些货轮在雾里走，只看得见轮廓。桅灯亮着，一盏一盏的，在雾里泛着黄光。拖轮拖着驳船，一条接一条，像水上的火车。对岸的浦东隐没在雾里。他看不见那些厂房和农田。他只看见一片灰蒙蒙的轮廓。他站在防汛墙前面。他靠着墙。他看着黄浦江。

他想起他第一次站在这里的时候。那天他刚从十六铺码头下来。他坐三轮车穿过外滩。他看见那些石头巨人从雾里一段一段地露出来。他仰头看着它们。他觉得自己的二十四岁轻飘飘的。他站在这条江边。他看着那些船。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只知道他必须往前走。他走了。他走了一年多。他走到了这里。他站在黄浦江边。他靠着防汛墙。他看着那条江。江还在流。浊的。宽的。一言不发的。他想起母亲说的“江不会走丢”。他站在江边。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本书。深蓝色的封面。上面印着外滩的石头建筑。他翻开书。他读了一页。他读的是第一章。雾中码头。那个青年从十六铺码头下船。他拎着一只破提包。他站在码头的出口处。被人流推搡着。他站在那里。他往前走。沈望读着那些字。那些字是他写的。他在那些字里。他在上海。他在这里。他把书合上。他站在江边。他看着黄浦江。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他往公交车站走。他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下来。他站在外滩的防汛墙前面。他回过头。他看着那条江。江还在流。他看了最后一眼。然后他转过身。他继续走。他上了71路。车往虹口开。他靠着窗。他闭上眼睛。他的口袋里有一本书。深蓝色的封面。他写的。他在上海。他在这里。江还在流。

五、鸟

回到甜爱路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沈望上了铁楼梯。他打开门。他坐在书桌前面。他把稿纸铺开。他拿起笔。他写那个卖鱼的女人的故事。他写那个卖鱼的女人卖完了鱼。她收拾摊位。她踩着三轮车回家。她经过四川北路。她经过甜爱路。她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弄堂口。那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本书。深蓝色的封面。她不知道那本书是什么。她只知道那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他站在那里。他在看什么。她不知道。她踩着三轮车过去了。沈望写完了这段。他把笔放下。他靠在椅背上。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着。那只黑鸟蹲在枝丫上。它叫了两声。然后它飞走了。枝丫弹了一下。恢复原位。沈望看着那根枝丫。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他走到窗户前面。他把窗推开。梧桐树的枝丫伸到窗前面。他伸手够了一下。他碰到了一片叶子。叶子是绿的。嫩的。他站在窗户前面。他看着那棵梧桐树。树上没有鸟。但那只鸟来过。它叫了两声。它飞走了。它明天还会来。他在等它。他在等明天。他站在窗户前面。他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坐回书桌前面。他拿起笔。他接着写。他写那个卖鱼的女人。他写她经过甜爱路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弄堂口。手里拿着一本书。深蓝色的封面。她不知道那本书是什么。她只知道那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他站在那里。他在看什么。她不知道。她踩着三轮车过去了。沈望写完了。他把笔放下。他把稿子收好。他放在抽屉里。他坐在那里。窗外的天暗了。对面的窗户里亮起了灯。他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他下楼做饭。他生了炉子。他热了粥。他端着碗上楼。他坐在书桌前面。他吃着粥。他看着窗外。天暗了。对面的窗户里灯光亮着。他把粥喝完。他把碗洗了。他坐回书桌前面。他把稿纸铺开。他拿起笔。他接着写。他写那个卖鱼的女人。他写她回家。她儿子在做作业。她把鱼筐放下。她洗手。她做晚饭。她坐在桌边。她看着儿子吃饭。她想起她刚来上海的时候。她一个人。她什么都没有。现在她有一个儿子。有一间房子。有一辆三轮车。有一个摊位。她想着这些。她觉得够了。她在上海。她在这里。她活着。沈望写完了这段。他把笔放下。他靠在椅背上。窗外，天已经全黑了。对面的窗户里亮着灯。那只黑鸟已经不见了。但他知道它明天还会来。它在某个地方蹲着。等天亮。他也在等。他等的时候。写着字。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落在纸上。把等待填满了。他坐了一会儿。然后他关上窗。他把闹钟拧好。他躺到床上。他把被子盖好。他闭着眼睛。他听着外面的声音。甜爱路很安静。远处有一声汽笛。那声音很远。但它还在那里。他听着那声音。他把扳手握在手里。铁的。凉的。他握着扳手。他沉下去。

他睡着了。

六、江还在流

那年的秋天，沈望去了一趟北京。

他是去领一个奖。十月文艺出版社给他评了一个新人奖。奖不大，但方敏说，你来一趟吧，见见人。沈望坐火车去了北京。他在北京待了三天。他见了方敏。他见了一些写东西的人。他去了琉璃厂。他在旧书店里买了一本博尔赫斯。和他那本一样的版本。深蓝色的封面。迷宫图案。他站在书店里。他翻着那本书。他想起林薇说的“我现在有两本了。等你来北京，我送你一本”。他在北京没有见到林薇。她去外地出差了。她给他留了一封信。信很短。她说，你来北京了。可惜我不在。你那个奖，我看了。你写吧。别停。他站在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他把那本博尔赫斯买下来。他放进口袋里。他在北京待了三天。然后他坐火车回了上海。

火车到上海的时候，是早晨。他走出火车站。他坐车去了外滩。他站在黄浦江边。江面上有雾。早晨的雾。薄薄的。贴着水面。那些货轮在雾里走。只看得见轮廓。桅灯亮着。一盏一盏的。他站在防汛墙前面。他靠着墙。他看着黄浦江。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本博尔赫斯。深蓝色的封面。迷宫图案。他翻开。他读了一页。他读的是《南方》。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手枪。走下楼去。来到街上。他读完了。他把书合上。他站在江边。他看着黄浦江。江还在流。他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他往公交车站走。他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下来。他站在外滩的防汛墙前面。他回过头。他看着那条江。江还在流。他看了最后一眼。然后他转过身。他继续走。他上了71路。车往虹口开。他靠着窗。他闭上眼睛。他的口袋里有一本书。深蓝色的封面。博尔赫斯。他在上海。他在这里。江还在流。

（全文完）

后记

《漂泊上海滩》写完最后一句话的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窗外是一棵白玉兰，叶子厚而亮，在路灯下泛着微光。那只每天下午来的鸟已经不在了，但我总觉得它明天还会来。树在，鸟就会回来。这个念头让我坐了很久。然后我站起来，把稿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十多万字，四百多页。那些字是我写的，但它们又不像是我写的。它们像是从什么地方自己长出来的，长在这座城市的泥土里，长在那些弄堂的石缝里，长在黄浦江边的防汛墙上。我只是把它们收拢起来，排好队，放在稿纸上。

我写这部小说，说到底是因为一条江。

黄浦江。我住在浦东的那几年，每天早晨坐轮渡从东昌路到金陵东路。轮渡很挤，自行车和人在甲板上混在一起，发动机的声音震得人胸口发闷。我站在船舷旁边，看着江水。江水是浑的，泛着黄绿色的光，上面漂着油花、碎木片、塑料袋、枯叶。但江面很宽，宽到让人觉得它能把什么东西都吞进去。我每天看着那条江，看了好几年。后来搬到了浦西，住在离苏州河不远的地方。苏州河比黄浦江窄，但水更黑，黑得发亮。我有时候在河边走，看着河面上的桥，一座一座的，从外白渡桥到四川路桥到河南路桥。那些桥上有自行车，有行人，有汽车。那些桥连着河的这边和那边。但河还在流。桥修了拆，拆了修，河还在流。

我想写的就是这个东西。

一个人从外地来，拎着一只破提包，站在十六铺码头的出口处。他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他只知道他必须往前走。他在上海住下来，在一间客堂间的地铺上睡觉，在八仙桌上写东西。他找了份工作，在印刷厂搬纸，在仓库扛羊毛包。他在福州路的旧书店里碰见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他在巨鹿路的编辑部里碰见一个编辑。他在十六铺的仓库里碰见他二叔。他在甜爱路租了一间小房子，窗外有一棵梧桐树，树上有一只鸟。那只鸟每天下午来，叫两声，飞走。他写了几个短篇，又写了一部长篇。他在上海的街头巷尾走，走着走着，那些路就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那条江也在他的身体里。江从安徽来，从江苏来，从太湖来，流到吴淞口，流进长江，流进东海。他跟着那条江走。他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但江还在流。

这个故事，我在心里放了很久。

八十年代末，我从闽东来上海。那时候十六铺码头还在老地方，渡轮还在开，三轮车还在码头门口等客。我拎着一只人造革提包，从码头走出来，看着外滩那些石头建筑从雾里一段一段地露出来。那时候我二十出头，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写。后来才知道，写东西这件事，比搬纸重多了。搬纸五十斤一摞，肩膀扛得住。写作的份量压在心上，有时候扛不住。

我在上海住过很多地方。客堂间，亭子间，苏州河边的仓库，虹口的老房子。那些地方都小，但都朝南，都有窗户。窗户外面有树，树上有鸟。我每天早晨坐在窗户前面写东西，写不出来的时候就看着窗外。那只鸟来的时候，我就写鸟。鸟走了，我就写别的东西。写着写着，那些东西就留下来了。它们变成了稿纸上的字，变成了书架上的一本本书。它们还在那里。我没有把它们丢掉。

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有些是我见过的，有些是我没有见过的。沈望是我。沈望不是我。他是我把很多个从外地来上海的年轻人揉在一起揉出来的一个人。我认识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还在上海，有的走了。有的成了作家，有的开了公司，有的在菜市场卖菜，有的回了老家，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们都来过。他们都在这座城市里走过。他们的脚印留在了那些弄堂的石板路上，留在了那些梧桐树的树荫下，留在了黄浦江边的防汛墙上。那些脚印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不在了。但路记得。江记得。

苏丽珍是我见过的那种上海女人。她们话不多，手巧，心细。她们在缝纫机前面坐了一辈子，踩踏板踩得脚底生了茧。她们把所有的念想都放在那些针脚里，一行一行的，密密的。她们不说爱，不说想，不说苦。她们只是缝。缝了一件又一件。那些衣服穿在别人身上，走到各个地方去。她们坐在缝纫机前面，听着那些衣服走出去的声音。她们知道那些衣服在哪里。她们不知道。但她们缝着。

沈德厚是我二叔那样的人。他们从苏北来，十八岁进厂，六十岁退休。他们在一个地方待了一辈子，做同一件事。他们喝酒，不说什么话。他们有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一本旧书，几页发黄的诗。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东西，后来不写了。他们把那些东西收起来，放在铁盒子里，锁上。他们有时候拿出来看看，然后放回去。他们知道那些东西还在。他们不写了。但他们知道那些东西还在。

阿六是我在印刷厂认识的一个工友。他后来去了深圳。他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那个东西写完了没有？写完就好。”我没有再见过他。但那张明信片我留着。他和沈望说的那些话，我都记着。他说，在上海，你首先得活着。写东西？那是吃饱了以后的事。他说得对。但他说得也不全对。写东西的人，不写就活不下去。这也是真的。

林薇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上海文学青年。她在社科院上班，业余写诗。她带我去巨鹿路，去福州路，去那些我本来不知道的地方。她借书给我看，带我看博尔赫斯和乔伊斯。她说，你写得出来。她说，继续投，别停。她后来去了北京。我们再没有见过面。但那些书还在我的书架上。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深蓝色的封面，迷宫图案。我有时候翻一翻。翻的时候，能听见她的声音。清亮的，带着一点上海口音的尾子。她说，你写吧。别停。

周师傅是我在印刷厂认识的老师傅。他教我拆版，教我调墨，教我听机器响。他把他用了二十年的扳手给我，说，留个念想。那把扳手我留着。它很重，铁的，手柄上的黑胶布磨得发亮。我有时候拿出来握一握。它的形状正好卡在掌心里。周师傅后来去了曹家渡看大门。我再没有见过他。但那把扳手还在。它比我待过的任何一个印刷厂都活得长。

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离开家，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也许很远，也许很近。也许繁华，也许荒凉。但他去了。他去了以后，回不去了。不是路断了，是他变了。他变成那个地方的一部分。他的口音变了，他的习惯变了，他走路的样子变了。他回到老家的时候，老家的人认不出他了。他们说，你变了。他说，我没有变。其实他变了。但他不承认。因为承认了，就等于承认他回不去了。他不承认。他坐在老家的门槛上，看着门外的石板路。那条路还在。但他不走了。他坐在那里，看着那条路。那条路通到很远的地方。他知道那条路通到上海。他坐在那里，看着那条路。他看一会儿，就站起来，走了。他回上海去了。

上海是什么？我写了十多万字，还是没有写清楚。上海是石库门，是梧桐树，是外滩的石头建筑，是十六铺的码头，是福州路的书店，是巨鹿路的编辑部，是甜爱路的小房子。上海是黄浦江，是苏州河，是外白渡桥，是杨浦的厂房，是虹口的弄堂，是静安寺的公寓。上海是缝纫机的嗒嗒声，是印刷机的轰鸣声，是黄浦江上的汽笛声，是弄堂里的叫卖声。上海是苏丽珍的荷包蛋，是沈德厚的铁盒子，是周师傅的扳手，是阿六的明信片，是林薇的红裙子。上海是沈望的地铺，是沈望的书桌，是沈望的窗户，是沈望的那只黑鸟。上海是所有那些从外地来的人。他们来了。他们走了。他们留下了。他们就是上海。

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经常想起张执浩的诗。他有一首诗，我读了很多遍。诗里写一个在菜市场卖鱼的女人，每天早晨四点去提货，扛着鱼筐，踩着三轮车。她的手上全是鱼鳞。她有一个儿子在读书。她卖鱼的时候，看见一个从苏北来的年轻人，蹲在她的摊位前面，挑了一条最小的鲫鱼。她看着那个年轻人，想起了她自己刚来上海的时候。张执浩的诗写的是这个。他写的就是我要写的东西。那些从外地来的人，那些在这座城市里活着的人，那些把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的人。他们不写诗。但他们本身就是诗。

我把这部小说献给那些人。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那些在黄浦江边走过的人。那些在石库门里睡过地铺的人。那些在印刷厂搬过纸、在仓库扛过羊毛包、在码头上扛过包的人。那些在弄堂口生过煤球炉子的人。那些在缝纫机前面坐了一辈子的人。那些在铁盒子里藏过旧诗的人。那些在深圳的工棚里寄过明信片的人。那些在北京的宿舍里读过稿子的人。那些在甜爱路的小房子里写过东西的人。那些在黄浦江边站过很久、看着江面上的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他们都在。他们一直在这座城市里。他们在那些字里。他们在那些针脚里。他们在那些扳手里。他们在那些明信片里。他们在那些旧书里。他们在那些诗里。他们在江里。江还在流。

我要感谢所有帮助过这本书的人。感谢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方老师，她读了这部小说的初稿，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感谢《上海文学》的李老师，他在我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给了我第一次发表的机会。感谢那些在福州路、在巨鹿路、在甜爱路、在十六铺、在杨浦、在虹口帮助过我的人。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容忍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天一天地写。感谢所有从外地来上海的人。你们是这座城市真正的底色。感谢黄浦江。它还在流。它教会我一件事：不管发生了什么，江还在流。人也要像江一样。流下去。不管前面是桥，是坝，是海。流下去。流下去就好了。

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听一首歌。歌是邓丽君唱的，叫《我只在乎你》。歌词里有这样一句：“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我写的时候一直在想这句话。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写东西的人，最怕的不是写不出来，是写出来了没有人看。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一直在想，谁在看？那些从外地来的人在看。那些在上海漂泊的人在看。那些在深夜里坐在书桌前面写东西的人在看在。那些在弄堂口生煤球炉子的女人在看。那些在仓库看夜的男人在看。那些在深圳的工棚里睡觉的人在看在。那些在北京的宿舍里读稿子的人在看在。他们在看。我就写。我写的时候，他们在我的身体里。他们看着我写。他们等着我写。我写完了。他们看到了。他们在那些字里。他们在那里。

江还在流。还在流。还在流。

汤文来

2026年初春 于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