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籍第一位院士丁洪（中篇小说）

文/汤文来著

第一章 翠屏湖的水

闽东的山，是有脾气的。

从福州往北，车过了水口，山就不讲理地往路面上挤。公路贴着山腰走，一边是直上直下的岩壁，岩缝里钻出几棵歪脖子松树，根须像爪子一样抠着石头；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底下一条溪，水声哗哗的，但看不见水，只能看见谷底一溜白花花的光。

翠屏湖就在峡谷尽头。

那湖水不像别处的水，绿得晃眼。它是暗的，深的，偏黑的碧色，像把一块老玉泡在水里泡了几百年。冬天水位低，岸边露出一圈黄褐色的土坎，土坎上面是油桐树，树皮皲裂着，裂口里嵌着黑泥。风一过来，湖面就起一层细密的波纹，波纹推着波纹往远处走，走到对岸的山脚下，碰了崖壁又弹回来，把山的倒影揉得稀碎。碎了的山影晃晃悠悠的，半天才慢慢拼回去。但拼回去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歪了一点，错了一点，像一面没对好的镜子。

平湖镇玉库村在湖的上游。从湖边到村里，是一条三里的土路，路面上铺着碎石头，石头被雨水泡得发黑，露出锋利的棱角。路两边的田埂用石头垒的，不知垒了多少年，石头缝里长满了青苔和蕨草，踩上去滑溜溜的。田里的稻子收了，只剩下一茬茬枯黄的稻桩子，歪七扭八地立在水田里，像谁在地上插了一把断筷子。

村口一棵老榕树。多大年纪了没人说得清，光绪年间种的，那是听老人说的。树冠铺开半亩地，气根垂下来，粗的比人腰还粗，扎进土里又长出新的枝干，像一棵树生了一窝子子孙孙。树下的青石凳磨得油光水滑，凳面上有几道裂纹，裂缝里塞满了黑泥和碎树叶。

1968年4月，丁洪出生在长沙。这事跟玉库村隔着一千公里，但村里人后来都知道了——那个日子，老榕树掉了一根大枝子，把树下一条石凳砸裂了。有人说是树神显灵，有人说是刮风刮的，吵了半天没个结果。后来也就没人提了。

长沙的四月跟古田是两回事。湘江边上梧桐树刚发芽，叶子嫩得透光，风一吹哗啦啦地响。街边的理发店、铁匠铺、面馆子挤成一排，招牌一个挨一个，红油漆写的"理发"两个字被太阳晒得发白。丁洪出生的那天下着小雨，雨不大，但下了一整天，把街上那些坑坑洼洼的路面泡成了泥浆。医院的产房在三楼，窗户外面一棵法桐的树枝伸进来，雨珠子顺着叶子往下滴，滴在窗台上，啪嗒、啪嗒。

接生婆把丁洪抱出来的时候，丁明德正靠在走廊的墙上抽烟。他把烟掐了，凑过去看。婴儿的脸皱巴巴的，红得像只刚剥了皮的小兔，眼睛闭着，拳头攥着，嘴里哇哇地哭，嗓子又尖又亮，走廊里嗡嗡的。

丁明德拿手指头碰了碰婴儿的脸。婴儿的哭声停了一瞬，又响了。丁明德乐了，把手收回来，看着指尖上沾的一点热乎乎的湿气。他没说话，转身又走到走廊尽头，摸出烟盒，想了想，又塞回去了。

他站在窗户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雨幕。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件事——这孩子，得学物理。

丁明德的物理梦，是十七岁那年让一个姓林的老师给勾出来的。

1951年，古田一中。林老师从福州调来的，戴一副圆框眼镜，镜腿上缠着白胶布，说话慢吞吞的，讲一句停一下，像在想下一句怎么措辞。第一堂课讲自由落体，他从讲台上丢下一张纸和一块橡皮，问：哪个先着地？

全班说橡皮。

林老师把纸揉成团，又丢了一遍。这回纸团和橡皮同时落地。

"看见没？"林老师推了推眼镜，"一样重的东西，形状不同，下落速度不一样。因为有空气。要是没空气，真空里，羽毛跟铁块一样快。"

十七岁的丁明德坐在第二排，眼睛瞪得溜圆。他从来没想过，"真空"这种东西还能拿来琢磨。那天放学他追着林老师从教学楼一直问到校门口，林老师被他问得直摆手："你呀，将来考物理系吧。"

丁明德记住了。

1952年高考，他把所有志愿全填了物理系。录取通知书寄来那天，他在村口老榕树下拆的信封。信纸上印着"南京大学地质系"。

他拿着那张纸在榕树下坐了一整天。中午他娘喊他吃饭，喊了三声他没应。傍晚他爹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瞅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蹲在树根底下点了旱烟袋，抽完了才开口："国家的需要。你一个山旮旯里出去的，能上大学就不错了。"

丁明德把通知书叠好，揣进贴身的衣兜里。第二天一早，他背上一个蓝布包袱，包袱里两身换洗衣服、一双新布鞋、一包炒米。他娘送到村口，一手攥着围裙角，一手往他包袱里塞了五个煮鸡蛋。

他沿着土路往湖边走，走了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他娘还站在老榕树底下，围裙角拧在手里，脸被树叶的影子挡了一半。他又看了一眼那棵榕树，树冠撑开老大一片，气根垂着，在风里轻轻晃。

他转过身，走了。

翠屏湖的水在晨光里泛着一层碎金似的光，晃得人眼晕。他沿着湖边走了很久，湖面越来越窄，最后缩成一条溪，隐进山谷。他站住脚又回头看了一眼——玉库村已经看不见了，只有那棵榕树的树冠还露在山坳上面，像一把撑开的绿伞。

他在心里说：我会回来的。

后来他也没怎么回来过。大学四年，毕业分到长沙地质队，钻山沟、爬野岭、住帐篷，一辈子在山里头转悠。湘西那片林子他印象深，树密得看不见天，脚下的腐叶踩下去半尺深，一走一陷。有一回他迷了路，干粮吃完了，水壶空了，靠着看树干上的青苔辨方向，走了两天才摸出来。出来的时候嘴皮子干得全是血口子，但怀里那袋矿石样本一块没丢。

那一年他二十九，在长沙成了家。妻子姓陈，地质队的资料员，瘦瘦小小的，话不多，但做事利索，一把火烧饭、一手好针线，家里拾掇得清清爽爽。两人住地质队的筒子楼，一间屋，三十来平，灶台搭在走廊上，一到饭点整条走廊全是油烟和葱姜味。

丁洪是头一个孩子。

这孩子打小就跟别人不一样。说话早，走路早，两岁能背十几首唐诗——但那都是顺嘴溜的，丁明德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另一件事。丁洪三岁那年，在院里玩，捡了块石头翻来覆去地看，忽然跑进屋问他："爸爸，石头为什么是硬的？"

丁明德愣了几秒。他蹲下来，看着儿子的眼睛："因为石头里面的分子排得紧，手推不动。"

"分子是什么？"

"看不见的小东西。天下所有东西都是分子做的，你的手、桌子、石头，都是。"

丁洪低头看自己的手，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嘴里嘀咕着什么。那个眼神，那种亮晶晶的光，丁明德认得——跟林老师讲"真空"的时候他自个儿露出来的一模一样。

从那时候起，丁明德就开始教了。他手头有一本旧书摊上淘的《趣味物理学》，苏联人写的，书页发黄，边角卷了，全是插图——一个小孩站在悬崖上扔石头，一条船在河里逆着水流走，一架天平上摆着不同的东西。他每天吃完晚饭，拿这本书出来，给丁洪讲一课，十分钟，二十分钟，不等。

"你看这个，"他指着苹果掉下来的插图，"牛顿就想，苹果为什么不往上飞？"

"为什么？"丁洪问。

"因为地球在拉它。不光是苹果，月亮也被地球拉着，地球被太阳拉着。所有东西都在互相拉。"

"那我们怎么没被拉走？"

"也在拉。但地面顶着你的脚，你觉不出来。"

丁洪使劲跺了两下脚，咚咚的。丁明德笑了，伸手揉儿子的脑袋："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物理是世界上最美的学问。"他说这话的时候嗓子有点紧。五岁的丁洪不懂什么叫"美"，但他记住了父亲说这话时的样子——眼睛里有光，那光里有东西是重的、沉的，像压了很久又没压住。

丁洪八岁上了小学。长沙的夏天教室热得像蒸笼，屋顶的瓦片被晒得发烫，屋里的空气黏糊糊的。他坐第一排，数学题别的孩子还在掰手指头，他手已经举了。但他最惦记的不是数学，是计算机。

那年街上有家"曙光"电子厂，门口贴了一张"普及计算机知识"的海报。丁洪放学路过，站那儿看了半天，海报上画着一台大铁柜子，密密麻麻的按钮和灯。他回家问丁明德："爸，那是什么？"

"电子计算机，算数算得特别快。"

"多快？"

"一秒钟几万次吧。"

那天晚上丁洪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台"一秒钟几万次"的机器。他爬起来翻了半天书柜，抽出一本丁明德的《地质学概论》，里面有一章讲"电子计算在勘探中的应用"，图表全是弯弯绕绕的电路线，一个字看不懂，但他觉得那些线条好看。

1980年，丁洪十二。学校进了五台苹果机，锁在专门一间屋里，窗户装了铁栏杆，门口贴着"闲人免进"。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他心脏怦怦跳。屋子不大，铺了蓝色的地板革，五台乳白色的计算机摆在桌子上，屏幕黑乎乎的。计算机老师姓刘，师范刚毕业，自个儿也没摸过几回，拿着说明书现场学。

刘老师打开一台机器，屏幕亮了，跳出一个绿色光标。他手指头笨拙地敲了几个键——PRINT "HELLO"，回车。

屏幕上蹦出来四个字母：HELLO。

教室里一片哇声。丁洪站在人群后头，胸口像被人擂了一拳。他盯着那个"HELLO"看了很久，屏幕上绿油油的字母清清楚楚的，像个活的东西在跟他打招呼。

从那以后他成了机房的常客。刘老师看他热情高，破例让他多待。他就坐在那台乳白色的机器前面，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敲键盘，一行一行地输入代码。没什么目的，就是想听那台机器"听他的话"——敲完了，回车一摁，屏幕就给你个东西，一条线、一个方块、一串数。跟变戏法似的。

"爸，我想学计算机。"有一天晚饭他说。

丁明德的筷子停了一瞬。夹着的一块红烧肉悬在半空，油往下滴。他嚼了十几下才咽下去，说："计算机是好东西。但你先把数学、物理学扎实。基础最重要。"

丁洪没多想，点了头。他不知道，那顿饭剩下的时间里，丁明德一直在想别的事。

1983年，丁洪十五，进了湖南师大附中。

校门口两排法桐，树干上刻满了字，密密码码的，看也看不清。校舍是民国时候留下来的，红砖青瓦，拱窗子，走廊水磨石地面，踩上去凉飕飕的。物理实验室在二楼西头，屋里摆满了瓶瓶罐罐，还有一架静电发生器，一个大玻璃球，球里面的闪电丝丝地响。

物理老师姓陈，五十来岁，瘦高个儿，黑框眼镜挂鼻尖上。他讲课走来走去，一只手背在身后，一只手捏着粉笔，粉笔灰落了他一袖子也不拍。口头禅是："你们想一想，别光看。"

头一堂课，陈老师对着花名册扫了一圈："丁洪，上来。"

丁洪上去了。陈老师递给他一根橡胶棒和一块毛皮："摩擦，靠近纸片。"丁洪照做了，纸片噼里啪啦地往橡胶棒上跳。"解释。"陈老师说。

"摩擦起电，负电荷，吸引轻小物体。"

"为什么是负电荷？"

丁洪卡了壳。他知道是负的，但为什么是负的，没想过。

陈老师笑了，拍他肩膀："不错，知道是负的。回去搞清楚为什么，下回告诉我。"

那天放学他在图书馆泡到关门，翻出一本《电磁学基础》，里面写橡胶摩擦毛皮后，橡胶得电子带负电，毛皮失电子带正电。他把那一段抄了三遍，抄完又读了一遍。忽然觉得物理这事有意思——知道"是什么"不算完，还得知道"为什么"，一层一层地剥下去，世界就越来越清楚。

自打那以后他的"为什么"越来越多。"光速为什么是极限？""量子力学的猫为什么既死又活？""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有的陈老师答得上来，有的答不上来。答不上来的陈老师就推推眼镜："目前没定论。你问得好，接着问。"

丁洪不在乎答案。一个没人答得上来的问题比有答案的更让他兴奋——有答案的是句号，没答案的是条路。

高中三年，物理竞赛省一等奖、全国二等奖各拿了一回，数学也拿过名次。但课余他还是在琢磨计算机，Pascal、汇编，拿机房的老苹果编了几个小游戏，拷在软盘上在班里传。

同桌问他："你爸不是学物理的吗？他不想让你学物理？"

丁洪没接话。心里清楚，同桌说到了根上。

1986年春，高三，保送上海交通大学的资格下来了。

消息到家那天，丁洪他娘高兴得直抹眼泪，连夜写信给老家的亲戚报喜。丁明德在院子里坐着，抽了一根烟，没说话。

保送生填志愿。丁洪趴桌上，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那一栏打了个勾，签了字。

表格交上去那晚，丁明德在院子里坐到后半夜。丝瓜藤爬满了竹架，开了几朵黄花。他点了根烟，抽完又点了一根，第三根抽到一半掐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回屋了。屋里黑着，丁洪的房门关着，里头呼吸匀匀的。丁明德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抬了抬手没敲，回去了。

第二天天没亮透他就起了。灌了一壶凉茶，往挎包里塞了两件衣服，从抽屉里翻出存了挺久的一沓钱——原本打算换电视的——数了数，揣进贴身的兜里。

"我去趟上海。"他跟妻子说。

他老婆从被窝里探出头："上海？去干啥？"

"找洪伢子。"

"保送都定了你还找他做啥？"

丁明德穿着鞋，头也不回："劝他改专业。"

"你疯啦？上海多远的！"

门已经关上了。

那趟绿皮火车，长沙到上海二十多个小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过道堆着蛇皮袋和竹筐，座位底下的空隙里躺着人，空气中混着汗臭、烟臭、泡面味儿。列车员推着小车挤过去，喊"开水泡面花生瓜子"，嗓子哑得像砂纸。丁明德靠窗坐着，一直没合眼。窗外的风景从湘江换成赣江，换成长江，稻田变麦田，红土变黄土，丘陵变平原。他脑子里反反复复就一套话，翻来覆去地念，怕到了地头说不出来。

火车进上海站是第二天傍晚。他下了车买了张地图，找着交大的位置，舍不得打车，倒了两趟公交，赶到徐汇校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门卫查了半天，给了他一个宿舍号。他沿着梧桐小道找过去，梧桐的叶子密匝匝的，把路灯的光剪碎了洒一地。三楼，门开着条缝，里头闹哄哄的，几个男生围着电视看球。丁洪探进半个身子，一眼看见丁洪坐在床边，手里拿本书。

"洪伢子。"

丁洪抬头，愣了："爸？"

他书往床上一扔，跑过来上下打量。丁明德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袖口毛了边，脸上全是灰，头发乱着，解放鞋上净是泥点子。"你咋来的？吃饭了没？"丁洪问。

丁明德摆手："不饿。"

俩人在校园里走。梧桐的影子在地上晃，路灯隔远了，一段明一段暗的。丁明德走得慢，丁洪也走得慢。走到一棵大树底下，丁明德停了。

"洪伢子，"他说，"爸跟你商量个事。"

他开了口。说得磕巴，有时候断半天，有时候声低得听不清。他说了年轻时那个梦，说了录取通知书的打击，说了在地质队钻了一辈子山洞的滋味。

"爸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学成物理。"他嗓子有点紧，"你比爸聪明。物理是基础，是一切东西的根。没物理就没有半导体，没芯片，没计算机。你学好了物理，往后想干啥都行。"

他说完了，站在那儿看着儿子。路灯的光从树叶子缝里漏下来，他看不清丁洪的表情，只看见儿子垂在身侧的手攥成了拳头。

丁洪半天没说话。

"爸，"他终于开口了，"听你的。"

"我学物理。"

丁明德别过脸去。他假装在看树，其实眼眶里那点热的东西在往上顶。一片干枯的梧桐叶落在他肩膀上，他没动。

第二天一早他上了回长沙的火车。又是二十多个小时，靠在座位上迷糊了一阵。梦里他回了翠屏湖，湖水还是那个色儿，碧黑碧黑的，老榕树在风里摇，树下他娘坐着纳鞋底，抬起头冲他笑。他叫了一声"娘"，他娘没应。

醒来的时候火车正过大桥，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哐当哐当的。夕阳把江水染成一片红，货轮的汽笛远远地响。

丁明德靠着车窗看着那条江，嘴角弯了一点。

有些事，终于可以放下了。

第二章 交大的梧桐

上海交大徐汇校区，梧桐树不知道长了多少年了。

那些树，有的两三个人合抱不过来，树皮皲裂着，一块一块地翘起来，底下是青灰色的。夏天叶子密得透不进光，整条路是阴的。阳光好不容易从叶子的缝里漏下来，在地上画出一片一片的亮斑，风一吹就晃，晃得人眼晕。秋天叶子落了，铺一地，踩上去沙沙响，软乎乎的，像踩着什么活的东西。

1986年9月，丁洪站在校门口，穿着一件新衬衫。那衬衫领子硬邦邦的，硌脖子，他妈非要他穿，说上大学了得有点样子。下身一条藏蓝的确良裤，脚下一双回力球鞋——都是临行前塞进箱子里的。他背着那个蓝布包袱，包袱角磨得发白，站在"交通大学"四个字的门头底下，仰头看了一会儿。

门头下的保卫室窗口伸出一张脸，喊他："找谁？"

"新生。"

"哪个系？"

"物理。"

"往里走，那边有人接。"

丁洪往里走。路两边的梧桐遮天蔽日的，把天空挤成一条缝。路上全是人，背着包的、拖着箱子的、扛着凉席的，吵吵嚷嚷。他顺着人堆往前挤，看见前面有人举旗子，蓝的、红的、黄的，迎风飘着。他找了半天，找着一面蓝旗，上面"物理系"三个白字，旗杆顶上系一根红绸带，在人群上方飘来飘去。

扛旗的是个高个子男生，戴着眼镜，脸上冒着几颗红痘痘。他看了丁洪手里的通知书，咧嘴笑："你就是那个保送来的丁洪？"

丁洪点头。高个子把旗往肩上一扛，一把抄起他的包袱："走走走，我带你找宿舍。"

宿舍在东三舍，灰色水泥楼，五层。走廊正中间一溜灯管，白惨惨地亮着。312，八人间，四张高低床，八张书桌。床是铁架子焊的，漆皮剥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铁锈。墙角一台落地电扇，扇叶上一层灰，转起来咯吱咯吱地响。

上铺是个东北来的，叫王建国。个儿高，胳膊有丁洪小腿粗，一巴掌拍丁洪肩膀上："咱上下铺，就是兄弟了！"嗓门大得整层楼都听见了。晚上他从箱子里掏出一包红肠，拿刀切了，一人分了几片。丁洪咬了一口，肠衣有点硬，里面的肉干咸咸的，有股烟熏味儿。

头一个月全是瞎转悠。选课、办证、买教材、认教室，一天跑十几个地方。交大校园大，从东到西走要二十分钟，从南到北三十分钟。物理系的课有几门上在工程馆，那楼藏在校园最里头，弯弯绕绕的，第一回他绕了三圈才找着入口。

课排得满。高数、普物、线代、英语、体育、政治，一周五天满满当当。丁洪把课表贴在床头铁架子上，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教室，坐第一排正中间。笔记记了三本，字写得比高考还工整，老师随口一句"这段了解就行"他也抄下来。

普物老师姓周，物理系副主任，五十出头，头发花白稀稀的，讲课慢，板书快。黑板上写满了擦，擦了又写，粉笔灰落下来他头发上一层白的。头一节课，周老师把"1687"四个数字写在黑板上。

"牛顿定律，1687年提出。"他转过来，"三百年前的事了。三百年，马车变飞机，油灯变电灯，望远镜变射电望远镜。但牛顿定律一个字没变过。"

他推了推眼镜："科学不是越新越好。是越对越好。对的东西，不会被推翻，只会被补充。你们现在要学的，就是那些'对的'。先把它学扎实了，再去看新的、前沿的、未知的。"

丁洪坐在第一排，笔尖停在纸面上没动。他忽然想起丁明德说物理"美"，之前他一直不太明白什么叫美。这会儿好像摸着了点边——对的，就是不动了，经得住时间的。跟石头一样。

大一上学期成绩出来，全系第一。高数满分，普物99，线代98，英语政治拖了点后腿，也在85以上。周老师在系里开会提了一嘴："那个保送来的丁洪，不错。"这话是后来系里一个师兄告诉他的。

但丁洪真正跟交大熟起来，不是因为成绩。

1987年春，全国大学生物理竞赛上海赛区开赛。交大组队，三个人，丁洪选上了。备赛那两个月他每天晚上泡图书馆，一直坐到管理员来赶人。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胖阿姨，钥匙串挂在腰上走起来哗哗响，十点钟准时晃到他桌前："小丁，收工了收工了，明天再来。"

他每次都磨到最后。书往书包里塞，沿着梧桐小路跑回去，跑得头发上全是露水。脑子里还在转题，脚步是乱的。

比赛那天他发挥得不错。一道"无限深势阱"的题，整个上海赛区只有三个人做出来，他算一个。团体一等奖，他个人二等奖。

颁奖在工程馆阶梯教室。周老师上台讲了几句，说了一句让丁洪记了好久的话："物理这行没有天才。只有热爱和持久的专注。"

讲完散了。丁洪一个人走出来，暮春傍晚，梧桐叶子刚长起来，嫩绿得透亮，被夕阳照得像薄玉片。他没回宿舍，往草坪那边走，想坐一会儿。

草坪上坐着个穿淡黄连衣裙的女生，马尾辫，腰挺得直直的，面前摊着本书。夕阳打在她侧脸上，沿着额头到鼻梁到下巴是一条金线。丁洪认出来了——师大附中跟他前后桌坐了两年的叶青。

"叶青？"他走过去，不太确定地叫了一声。

叶青抬头。看见是他，嘴角动了动："听说你今天得奖了？"

"你怎么知道？"

"工程馆公示栏贴着呢。我路过看见的。"

丁洪在她旁边的草地上坐下来。草刚剪过，一股青涩的草腥味。他坐得有点僵，手撑在身后。

"你在这儿等什么？"他问。

"等图书馆开门。下午不开，六点才开。没地方去，坐这儿看书。"她举了举手里的书，封面朝上——《数据结构》。

"你还学计算机？"丁洪说。

叶青偏头看他："不然呢？我计算机系的。"

两人都不说话了。梧桐树的影子在风里晃，一会盖住她一会又散开。丁洪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多余。

"你为什么学计算机？"最后还是她先开口了。

"我爸让我学物理。"丁洪说。

"你自己呢？"

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也喜欢物理。但是，计算机也喜欢。"

叶青笑了一声："你比我贪心。什么都要。"

这话让丁洪也笑了。他坐在暮春的草地上，闻着刚剪过的草腥味，忽然觉得这个傍晚挺好的。他决定以后多往计算机系那边走走。

大二那年，丁洪报了计算机双学位。

他在宿舍宣布的时候，王建国从床上探出头来："你不是学物理的？"

"想多学点。"

"你这脑子，学一样就够用了，非要自己找累。"

丁洪没理他。双学位的课表从早排到晚，上午物理系，下午计算机系，晚上两边作业一起写。经常是一手量子力学的题还没解完，另一手编译原理的书已经摊开了。写到后半夜，眼睛花得看不清字，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透口气。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在夜风里沙沙响，路灯从下往上照，把叶子照成半透明的绿。远处有轮船汽笛声，低沉沉的，拖得老长。他站一会儿，又回去接着写。

计算机系的课设，他用Pascal写了一个小程序，词法分析加语法分析，东西不大，但跑起来稳稳当当。计算机系的教授看了，说："你转过来，我收你研究生。"

丁洪笑了笑，没接话。晚上躺在床上，他想起丁明德。想起他爸在上海那棵梧桐树下说的话，每一个字都记得。那一晚他没睡踏实，脑子里两个东西在拉锯：一行行Pascal代码，和一页量子力学公式。到天亮的时候他拿了主意。

大三，课越来越深了。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热统、固体物理，每一门都是一个世界。教授们讲课飞一样，四块大黑板写完擦、擦完写，一节课一个钟头不带停的。学生底下拼命抄，手腕酸得抬不起来。

丁洪的笔记本跟别人不一样。每个定理旁边，他用红笔写"为什么"。凭什么这个假设成立？条件变了会怎样？结论能不能推广？他的笔记本花花绿绿的，跟一幅画似的。

一节量子力学课，教授讲到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精确测量。教室里沉默了片刻。

丁洪举手："如果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精确，那粒子的轨道怎么知道？"

教授看了他几秒："问得好。答案是在量子力学里，粒子没有轨道。只有概率。"

教室里嗡嗡一片。没有轨道？学了十几年经典力学，这跟说地是圆的差不多——道理上懂，但真让脑子里转过弯来，还是拧着劲。

丁洪没跟着议论。他在笔记本上写"没有轨道"四个字，写完了盯着看。

他脚下的地面好像虚了一下。但又落回来了。世界在他眼里变了个样——不再是那个实实在在、板上钉钉的，而是变成了一大堆概率、叠加、纠缠的东西。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在比原子还小的世界里头折腾，那才是宇宙的底子。

他把这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往后翻了一页，接着听讲。

大四，准备出国。

托福、GRE、推荐信、申请材料，每一样都磨人。丁洪托福考了640，GRE2250，全是高分。他申了八所学校：麻省理工、加州理工、斯坦福、伊利诺伊香槟、康奈尔、芝加哥、哥伦比亚、伯克利。

等了三个月，四封拒信。

麻省拒了，加州理工拒了，斯坦福拒了，康奈尔拒了。每封信都薄薄的，一张纸，印刷体，措辞客气而冰凉："很遗憾，我们无法录取你。"丁洪把它们叠好，压在抽屉最下面，没跟任何人提。

1990年3月，第五封来了。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不是UIUC，是UIC。名气差一截。但信里附了一张纸："非常欣赏您的背景。您被录取为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

每年一万两千美元。那个年代，这数字丁洪换算过，是他爸好几年的工资。

他在宿舍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窗外梧桐发新芽，嫩绿的叶尖从芽苞里顶出来，薄薄的，光一照能看见叶脉。阳光落在那封信上，"全额奖学金"几个字烫金一样亮着。

他没马上回信。他等着。四月份又来了三封信：哥伦比亚、伯克利拒了，芝加哥候补，最后没转正。

只有UIC。

他把八封信排开，在桌上一字摆好，又把UIC那封单独抽出来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电话，拨长沙长途。

"爸，录了。UIC，全额奖学金。"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丁明德声音有点抖："好，好。你去。"

"嗯，去。"

丁明德又停了一下："那个叶青呢？"

丁洪握着电话的手紧了。

叶青比他晚一年毕业，但申请得更早。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全美前十。丁洪帮她改过三遍申请信，最后一稿是他手抄了一遍重打的。叶青的条件硬，GPA几乎满分，两篇在改的论文初稿，系里俩教授写的推荐信。

三月，密歇根录取信到了。全额奖学金，每年一万五。

叶青拿到信在宿舍里哭了一场。高兴的那种，抽抽搭搭的，一边哭一边给丁洪打电话。丁洪在电话里笑着恭喜，放下电话，心里那点滋味说不清楚。芝加哥到安娜堡，四百公里，开车四个小时。不远，但也不是抬脚就到。

四月的一个周末，叶青从计算机系的校区坐公交过来找他。她在物理系楼下等着，手里拎一袋橘子。丁洪从实验室出来，看见她站在梧桐树底下，穿的还是那件淡黄连衣裙。

"给。"她把橘子递过来。

丁洪接过去，剥了一个，掰了一半给她。叶青接过去没吃，攥在手心里。

"丁洪，"她说，"密歇根我不去了。"

丁洪橘子卡喉咙里，咳了两声："你说什么？"

"我陪你去芝加哥。"

他瞪着叶青，以为她开玩笑。但叶青的表情是平的，不像冲动，也不像一时心热。

"密歇根的全奖，你费多大劲拿的？说不要就不要了？"

"芝加哥我也申了，录了，有奖，不是全奖，少三千。"

"三千美元。叶青，那是三千美元。"

叶青把手里那半个橘子捏出了汁，橘子水从指缝里渗出来。她说："三千就三千，我去打工。"

"你不后悔？"

"不后悔。"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他，低头看着手心里那个橘子瓣，汁水顺着她的手指往下滴。

丁洪没话说了。

1990年8月，两人一起去上海美国领事馆签证。出来的时候，淮海路的梧桐树挡着太阳，他们在树荫底下站着，手里捏着护照，翻到最后一页看签证。领事馆门口的黑人门卫冲他们竖大拇指："Congratulations, America welcomes you."

两人坐公交回交大。车晃晃悠悠的，窗外上海在退：浦东那边一溜塔吊，石库门弄堂口飘出饭菜味，一个穿汗衫的老头坐在小马扎上摇蒲扇。丁洪靠着车窗，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小块。

他伸手攥住叶青的手。叶青的手凉凉的，软的。

"紧张吗？"她问。

"有点。"

"我也有点。"

然后都没说话。

9月初，国航747，上海飞洛杉矶，转芝加哥。

跨太平洋飞十几个小时。丁洪靠窗，飞机升起来的时候，上海的轮廓越缩越小，黄浦江成了一条白线，崇明岛像一片叶子浮在灰蓝色的水上。云层上来了，把一切都盖住。

他靠着舷窗，看着下面无尽的云海。太阳在机尾的方向往下沉，云层从白变金、变红、变紫，一层一层地铺开。他脑子里忽然冒出来翠屏湖的黄昏——水面上那种金红色的光，两岸山成了剪影，一条渔船划过去，桨把水面搅碎了。

洛杉矶落地，转机。机场巨大，玻璃幕墙外头棕榈树晃着，到处是英文牌子，穿制服的黑人白人墨西哥人走来走去。丁洪觉得自己像一只蚂蚁，掉进了一个不认识的世界。

叶青坐在他旁边，碰了碰他胳膊："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就是——咱们真出来了。"

"怕？"

丁洪想了想："有一点。但好像更多是……兴奋。"

叶青笑了："我也是。"

最后一班飞机飞芝加哥，小飞机，几十个座位，飞得低。底下先是荒漠，黄褐色的，公路笔直地切过去。飞了四个小时，底下开始变绿，然后一片巨大的蓝色水面铺开了。密歇根湖，望不到边。

湖水是蓝的。跟翠屏湖那种碧不一样，这蓝更深、更冷。湖面上没有山、没有树，就是一片空旷的蓝，一直平铺到天边。

飞机降落在奥黑尔。他们拖着行李箱走出来，迎面的风带着凉意。

九月的芝加哥，已经比上海冷多了。丁洪裹了裹外套，抬头看天。云层压得低，灰白色的，像一床厚棉絮捂在头顶上。远处的摩天大楼插进云里，西尔斯大厦黑黢黢的，像一根烧焦的铅笔。

两人打了一辆出租车。窗外芝加哥的街景一截一截地往后倒，有的地方玻璃楼在阳光底下晃眼，有的地方墙皮掉了一半露出红砖。招牌什么文都有：英文、西班牙文、韩文、中文，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像被人撕碎了又随便拼起来的。

车停在一栋灰白的混凝土楼前。楼不高，方的，敦实的，窗户窄窄的，像碉堡。门边钉着一块铜牌："DEPARTMENT OF PHYSICS"。

丁洪站在楼前，仰头看那块牌子。

他想起丁明德。想起他妈说"你爸年轻时在地质队，睡帐篷，啃干粮，一进山就是俩月"。想起丁明德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来上海找他。想起那句"物理是世界上最美的学问"。

他站了一会儿。风从密歇根湖那边刮过来，带着水腥气，吹得他头发乱飞。

他推开门，走进去了。

第三章 芝加哥的雪

UIC在芝加哥西头，跟城市长在一起。

没有围墙，没有校门，楼和楼之间隔着马路，街上车来车往，分不清哪是学校哪不是。物理系那栋楼在第8街和哈尔斯特德交叉口，混凝土的，灰扑扑的，窗子窄，嵌在墙里像一条条缝，夏天晒透了热，冬天冻透了凉。

丁洪住得近。学校北边几条街，一栋老砖楼，半地下室。房租便宜，一个月两百多块。房间十来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洗手间转不开身。窗子开在墙的高处，巴掌大一块，透进来的光是灰的，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子往外看，只能看见人行道，有时一双脚走过去，有时一条狗腿。晚上窗子外面全黑，偶尔车灯扫过去，墙上划一道亮条，然后又是黑。

叶青住隔壁楼。格局差不多，窗子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两人每天碰面，一起吃饭，一起跑手续，一起挨芝加哥的头一个秋天。

九月底开始凉了。十月中，第一场雪。

那天早上一睁眼，窗子外面的光比平时亮。丁洪光脚踩凳子凑到那扇窗户前头，外头街白了。雪还在下，大片大片的，落得又密又慢，把房顶、车顶、垃圾箱全盖住了，路面上干干净净的白，连条脚印都没有。他站在凳子上看了好一会儿，忘了穿袜子，脚底板冻得发麻才下来。

他套上羽绒服。那件羽绒服厚，临行前在上海买的，花了他俩月补贴。出门一脚踩进雪里，雪没过脚面，软塌塌地陷下去。那口气还没等喘匀实，风就迎面来了。

芝加哥的风，不是刮的，是砸的。密歇根湖像个没盖盖子的冰柜，冬天那个大湖水面比空气暖和，蒸汽冒出来，让风一卷就往城里灌。风里有水汽有寒气，冻得透骨头。丁洪缩着脖子，弓着背，迎风走，脸上像被人拿砂纸在搓。雪粒打在脸上，不飘，是硬的，一颗一颗的，打得脸皮生疼。

走了十五分钟到实验室，耳朵冻得摸着不像自己的。

实验室在地下二层。推门进去，一股暖烘烘的气流裹过来，带着机油和真空泵油的味道。地面是防静电的，踩上去软中带硬。几台实验设备散在屋子各处，外壳银灰色，指示灯红红绿绿地闪。机器低低地响，嗡——嗡——嗡，像一头大兽在打呼。

"Dr. Ding？"有人从后面叫他。

丁洪回头。一个瘦高的美国人，五十来岁，头发灰白，穿一件白大褂，前襟上沾着几块暗色的油渍。这就是他的博导约翰逊教授。

约翰逊伸过手来跟他握了一下，手掌干而硬。"Welcome to the dungeon，"他咧嘴笑了笑，"欢迎来地牢。"

他带丁洪走到一台设备前头。那是一台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仪，主体是一个半球形分析器，直径将近两米，漆成深灰色。管子从分析器往各个方向伸，接真空泵、接探测器、接冷却系统，密密麻麻的，像只金属章鱼趴在那儿。

"这玩意儿三百万美元。"约翰逊拍了拍分析器的外壳，"坏了咱们组就喝西北风了。来，我教你怎么玩。"

丁洪屏着气。三百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在他老家能盖一栋楼。他凑过去看约翰逊操作——拧阀门、看仪表、调参数，手指灵活飞快，嘴里不停地讲："注意这个压强，低于十的负十次方才能开始……这个旋钮顺时针是升温，逆时针是降温，别拧反了……对，就是这样。"

丁洪在后面拼命记。笔记本上英文缩写夹着中文，密密麻麻的，一页挤一页。

头一个月，犯了无数错。一次样品装反了，机器分析一个小时，出来的数据全是反的。一次真空泵阀门拧反了方向，差一点把系统漏成大气。还有一次后半夜做实验，困得眼皮打架，一杯咖啡洒控制台上了，他吓得浑身汗毛竖起来，抄起纸巾就擦，擦了半天，舔了舔手指头——咖啡是凉的。

约翰逊一次没骂过他。每次丁洪犯错，这位老师只是拍拍他的肩："It's okay. Learn from it."

但丁洪自己跟自己较劲。每天回了地下室，他把白天操作在脑子里过一遍，哪错了，为什么错，以后怎么改，拿笔写在本子上。那些本子一本一本的，越码越厚。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已经能闭着眼操作那台三百万的设备了。

冬天长。芝加哥的冬天，从十一月到四月，半年。雪一场接一场，旧的没化新的就来了，人行道边上堆的雪一人多高，像两堵白墙夹着一条窄路。丁洪每天早上天不亮出门，晚上天黑了回来，两头见不着太阳。在那地下实验室里待久了，出来的时候眼睛不适应光，得眯好一阵。

有回他连着做了三十几个小时实验。从第二天早上八点进地下，到第三天下午五点出来，中间只啃了两块巧克力，灌了三杯黑咖啡。上地面的时候，阳光刺得他眼泪直流，抬手遮着眼睛在楼门口站了半天。一辆公交车从街上开过去，尾气喷在他脸上，热乎乎的，他竟觉得舒服。

叶青那天来找他，看见他那个样子：眼睛红得像兔子的，脸灰白，嘴唇发干起皮，走道腿发软。她拧着眉头说："你这是全世界最差的工作。"

丁洪笑了："可我很高兴啊。"

他说的是真的。机器转着，数据在屏幕上跳，每多一条曲线就离答案近一步。那种感觉像在黑灯瞎火的屋子里摸东西——你手伸出去，什么也看不见，但你碰着了，摸着了那个形状了，你就知道它在那儿。走不出去，可手里有了东西。

1995年夏天，答辩。

答辩教室在地下二层，没窗户。五个人，四个教授加约翰逊。屋里灯光白得晃眼，丁洪站在投影幕布前，讲他的博士工作——铜基高温超导的电子结构。PPT是他熬了三个通宵改的，字体调了又调，图改了一版又一版。

讲到最后一页，他顿了一下。那页上写着"Conclusions"，下面列了四条结论。他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几秒，忽然觉得恍惚。

六年了。他在地下待了六年。头一回进来的时候，连真空泵阀门左右都分不清。现在他站在这五个教授跟前，用不紧不慢的语速讲自己的研究，讲到数据的时候指节敲在键盘上笃笃响，笃定得很。

提问环节一个钟头。有些问题刁，有的宽。他全答了。

最后约翰逊站起来，走过来，手伸出来："Congratulations, Dr. Ding."

丁洪跟他握手。手心里全是汗。

走出地下的时候，外面正下大雨。夏天的暴雨，一盆一盆地往下泼，灰白的水幕遮得对面的楼都模糊了。丁洪没带伞，站在楼门口的雨檐底下等。雨水顺着檐角淌下来，拉成一条粗线，砸在水泥地上噼啪响。远处天边墨黑的云在翻滚，隐隐有雷声。

他摸出手机——一部翻盖的老机器——给叶青打了个电话。

"过了。"

叶青在电话那头尖叫了一声。丁洪把手机拿远了。

"你等着！我马上到！"叶青喊。

二十分钟后，叶青骑着自行车从雨幕里冲过来。她淋透了，头发贴着脸，淡黄色的裙子下摆滴着水，一踩一脚水渍。车筐里放着一瓶香槟，绿玻璃瓶上挂着水珠子。她把车一扔，跑过来抱着丁洪的脖子。丁洪被她身上的湿气激得一激灵，然后他回手抱住她，两个人站在雨檐底下，浑身都是湿的。

那天晚上在附近一家中餐馆吃的饭。老板广东人，送了一盘炒河粉，油汪汪的，豆芽脆生生地垫底。丁洪开了香槟，气泡涌出来，滋一声，溅了他一手。他倒了两杯，酒是淡金色的，杯壁上密密麻麻的气泡往上窜。

他端起杯子，对着叶青举了举。

"谢谢。"

叶青歪头看他："谢什么？"

"当年的事。"

叶青看了他几秒，笑了。她用杯子碰了碰他的："我乐意。"

香槟味道淡，微甜。丁洪喝完一杯，觉得心里有块东西慢慢沉下去了，搁在一个不慌不忙的地方。

博士读完，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博士后。

阿贡在芝加哥西南郊，一片森林里面。园子大得离谱，几十栋楼散在树林间，草坪和马路串着。丁洪在材料科学部，跟的博士后导师叫托马斯，六十多了，天天穿格子衬衫，口袋里永远插着三支笔——黑的、红的、蓝的。

阿贡有先进光子源。那东西是一台同步辐射加速器，周长一公里多，埋在地下。电子在管子里跑，速度接近光速，发出高亮度的X射线。实验大厅有篮球场大，层高十米，中间一根银白色的粗管子亮晃晃的，几十个实验站围着管子排开，每个站上都挤着设备，嗡嗡嗡地全在转。

丁洪第一次走进那个大厅，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旁边一个同事问他："看啥呢？"

"没看啥。"丁洪说，"就是觉得，这东西得值多少钱。"

在阿贡三年，出了十几篇论文，两篇发在《自然物理》上。托马斯对别人说："丁是我见过最勤奋的年轻人。他对数据有直觉，能从垃圾堆里挑出金块。"

1998年，博士后合同快到期了。丁洪想过回国——想了一想，把想法摁回去了。那时候国内的条件不行，同步辐射光源只有一台刚建起来的合肥光源，指标跟阿贡差了十万八千里。回去等于扔掉十八般武艺，从头开始。

正犹豫着，波士顿学院来了信。

物理系助理教授，任期六年，期满申请终身教职。

丁洪拿着那封信看了三遍。波士顿学院在麻省栗树山，学校不大，但好。他查了一下地图，靠近波士顿市区，挨着查尔斯河。他考虑了三天，回信说接受。

搬到波士顿是秋天。栗树山的枫叶红透了，学校那些哥特式的石头楼顶在红叶丛里露出来，像明信片上的画。草坪上落了一地碎金似的叶子，踩上去干爽爽的。丁洪的办公室在一栋灰色石楼的二层，窗户外头正好一棵大枫树，风一吹，红叶噼里啪啦地往窗玻璃上扑。

头三年是最难熬的。

助理教授，启动经费几十万美元。买设备、招学生、搭实验室、跑经费，什么都得自己来。丁洪每天早上七点到办公室，晚上十一点走，周末也泡着。头两年一篇论文没发出来，经费花得差不多了，组里学生人心惶惶。

有一天他从实验室出来，凌晨一点。校园里空荡荡的，路灯把雪地映成一整片青白色。他经过行政楼旁边那棵老橡树，停了一下。那橡树不知几百岁了，冬天落光了叶，光秃秃的枝子伸进黑天，像一只手摊开了。

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雪落在肩上、落在他没扣好领子的羽绒服上。他脑子里没啥想法，就觉得这棵树真大。

他伸手拍了拍树干，树皮粗糙冰手。然后他转身走了，回了办公室。

第三年，转机。

他跟一个博士后合作，在铜基超导材料里发现了一种新的电子态——赝能隙。那东西之前没人看见过，它在超导转变温度之上就已经出现了，像是超导的"提前预告"。这个发现解决了领域里一个吵了很久的问题。

论文投给《自然》，接收了。

丁洪第一次在《自然》上发文章。消息出来那天，系主任路过他办公室，探进半个身子说："丁，干得好。"说完就走了，步子轻快。

从那以后事情顺了。经费来了，学生多了，实验室从一间扩到四间，学生从两个人变成十二个人。

2004年，副教授。2007年，正教授，终身教职。

从1990年出国到2007年，十八年。

十八年，从二十三岁到四十一岁。丁洪照镜子的时候看见鬓角的白头发，用手指头捻了捻，捻不掉。眼角的纹路用手指头推能推平，手一松又回来。肚子也有点鼓了，皮带松了两个扣眼。

但这些他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另一件事。十八年，他在美国把能拿的都拿到了。终身教职，一流的实验室，稳定的经费，国际上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过上了别人说的"美国梦"。

可有时候，半夜改论文改到乏了，靠着椅背发呆，天花板上的灯照得眼前发白，他脑子里会冒出来一个声音。声音不大，也不急，就是平平静静地问他："这就够了？"

那声音他认得。是他自己的。

2007年秋天，他去休斯顿开学术会。会后在大堂吧碰见一个老院士，中科院的，来美国访问。两人坐着喝咖啡，老院士问他："丁洪，你在美国挺好了吧？"

"还行。"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丁洪笑了一下，没接话。老院士也没再追问，端着咖啡看窗外的休斯顿夜景，看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想要干大事，还得回国。"

丁洪端着咖啡杯的手停了停。

"什么算大事？"他问。

老院士转过头看他："你自己心里清楚。"

咖啡喝完了。两人握手告别。丁洪坐电梯回房间，靠在电梯壁上，看着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地跳。他在想"大事"这两个字。大事，就是在中国建自己的大科学装置，让中国的物理学家不再拿别人的设备排队。

他从电梯里走出来，走廊里的地毯吸走了脚步声。整个楼道静悄悄的。

回到波士顿之后，那几句话一直在他脑子里转。"想要干大事，还得回国。"开会的时候转，改论文的时候转，开车上班的时候转，后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也转。

2007年11月，物理所的电话打过来了。

"丁教授，我们想邀请您回国。"

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的声音，说的是中文。丁洪握着话筒，后背上忽然一阵热。他沉默了几秒。那几秒里他脑子里闪过了很多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想清楚。

"好。"他说。

挂了电话，他在书房里坐了很久。窗外对面的房子里亮着暖黄的灯，有人影在窗帘后面晃。他坐在暗处，看着那些灯，像隔着一层东西在看别人的生活。

叶青推门进来，开了灯。"怎么黑着？"她看见丁洪的表情，愣了一下，"怎么了？"

"物理所来电话了。"丁洪说，"让我回去。"

叶青把包放下来，走过去坐他身边。她盯着他看了几秒，问："你想回吗？"

丁洪把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膝盖上，指节捏得发白。

"想。"他说。

"那就回。"

她说得轻。像说晚上吃什么一样轻。

丁洪别过脸去，看着窗外。他喉结动了一下，再没说话。

从那天起，三个月。九十天，他要处理完十八年在攒下的所有东西。

第一件事，辞职。

波士顿学院的终身正教授辞职，手续比想象的复杂。填表，面谈，签字。物理系主任罗西尼是个意大利裔老头，读了三遍丁洪的辞职信，抬头瞪着他："丁，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终身教职，我们一年只批一两个。你拿到了，你说不要？"

"我知道。"

"经费不够？我帮你申请新的。实验室空间不够？我给你再批一间——"

"不是。"丁洪打断他，"我要回国。"

罗西尼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盯着丁洪看了好一会儿。"丁，我在这系里三十五年。你是第一个主动辞掉终身教职的。你确定你不后悔？"

丁洪想起那位老院士。想起那句"想要干大事"。他笑了一下，说："要是这点信心都没有，我就不回了。"

第二件事，房子。

栗树山那栋小楼，白色外墙，黑色百叶窗，前后两个花园。前院一棵枫树，秋天通红，整条街都能看见。后院草坪上，孩子们小时候在那里踢球、捉萤火虫、扎帐篷。住了九年。

丁洪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墙纸上还印着一块暗色的污渍——有一年圣诞，壁炉烟倒灌熏的。墙角地板上有个浅浅的凹坑，是丁宇小时候拿玩具锤子砸的。

"舍不得？"叶青站到他旁边。

"有点。"

"国内再买。"

"那不一样。"

叶青没再说话，手伸过来攥住了他的手指头。

第三件事，实验室。

那些设备，几百万美元，大部分用基金买的，小部分是学校的。带不走，只能留。丁洪花了一周清点，每台设备的型号、编号、状态、什么问题修过，全列进一张表里。他最后一天晚上一个人坐在实验室里，灯关了，只有仪器面板上的指示灯还亮着，红绿黄各色，像一地的碎萤火虫。机器嗡嗡地响，低低的。

他站起来，用手掌拍了拍那台他最常用的分析器。金属外壳冰手，微微震动。

"走了。"他说。

第四件事，孩子。

大女儿丁薇十三岁，初中八年级。小儿子丁宇九岁，四年级。俩人都在波士顿出生长大，英语比中文溜。告诉他们要搬去中国的时候，两个都炸了。

丁薇瞪着她妈："为什么？我朋友都在这儿！我马上上高中了！"

"爸爸要回国工作。"

"那他回去！我跟妈妈留这儿！"

"妈妈也回。"

丁薇愣了。她看了看丁洪，又看了看叶青，嘴一瘪，眼泪就下来了。"砰"的一声关了卧室门，反锁了。里面传出压抑的哭声。

丁洪站门口，抬手想敲门，又放下。他靠着门框坐下去，后脑勺抵着门板。叶青过来坐他旁边，俩人并排坐地板上，谁也没说话。

过了不知道多久，门开了一条缝。丁薇红着眼探出半张脸，鼻音很重地问："爸爸，中国有好的学校吗？"

"有。"丁洪赶紧站起来，"北京有很多好学校。"

"那我的同学会理我吗？"

"会的。"

丁薇把门拉开了，扑过来抱住丁洪的脖子。她的眼泪蹭在他肩膀上，热乎乎的。丁洪搂着她，另一只手搭在叶青肩上。三个人在走廊里抱着，站了很久。

丁宇那边倒是简单。小子上网查了长城和故宫的图片，举着打印出来的照片问丁洪："爸爸，我们能去看这个吗？这个？还有这个？"眼睛亮得跟两颗玻璃珠子似的。

第五件事，叶青的工作。她在波士顿一家科技公司做软件工程师，工资比丁洪高。公司得知她要辞职，开条件挽留——加薪三成，给期权，灵活工时。HR约她谈了两次，最后一次说："叶，你再考虑考虑，你的能力我们很认可。"

叶青笑着说："谢谢。但我定了。"

"为了你先生？"

"为了全家。"

三个月，九十天。丁洪没睡过几个整觉。白天跑手续，晚上跟中国那边开电话会，一开就开到凌晨。有时候挂了电话天都快亮了，他看看窗外灰蒙蒙的光，闭一会儿眼又爬起来。

身体扛不住了。

那几年髋关节就不好，长期站仪器台前头，软骨磨得厉害。这几个月一忙更重了，从隐痛变成剧痛，从椅子上站起来右腿像过电一样，疼得他龇牙。叶青拉着去医院拍片子，医生看完说："手术，不能再拖了。"

"多久恢复？"丁洪问。

"术后三个月内不能剧烈活动，最好卧床。"

"能不能等我回国再——"

"不建议。"医生说，"再拖关节损伤更重，以后恢复更慢。"

叶青在旁边说："听医生的。先做，回国不急这三个月。"

丁洪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片子上的阴影，点了头。

2008年1月，髋关节置换手术。

术后头两周下不了床，全靠叶青。她在家里办公，白天开会晚上做饭，扶他上厕所帮他换药，忙得脚不沾地。有一天晚上她窝在沙发里就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手机，屏幕亮着，是没写完的工作邮件。丁洪躺在床上看着她，鼻子里酸得厉害。

"对不住。"他说。

叶青醒了，揉了揉眼："什么对不住？当年我放弃密歇根你说了对不起了，这辈子够用了。"

丁洪被她逗得想笑，嘴一咧出来的是咸的。

卧床那段日子，十几年里头一份的清闲。

每天除了躺着，就是躺着。天花板上的纹路他数了几十遍——一条细裂缝从灯座往东南方向延伸，走到墙角拐了个弯不见了。窗外的天灰扑扑的，波士顿的冬天没什么太阳。他躺着看那些云，看它们慢慢地飘，形状变了又变。

但脑子没闲着。"大事"这两个字在脑子里翻来翻去。他想他爸。想他爸这辈子被推着走，想学物理被分到地质，想留在湖南去了长沙。他爸从来没怨过，只是把种子埋在儿子身上，浇了一辈子水。

想那位老院士。"想要干大事，还得回国。"

想他在美国这十八年。什么都有了，可"大事"没干。

一百多天，身体慢慢好起来。三月初他拄着拐杖在客厅里走，窗外的雪开始化了，草坪上冒出星星点点的绿。树枝上顶着小小的芽苞，鼓鼓的，要撑开似的。

他走到窗前，拐杖笃笃地敲在地板上。他看着那些芽苞，说："该回了。"

四月初，五口人——他、叶青、丁薇、丁宇、叶青的母亲——登上了回北京的航班。

单程票。

飞机升起来的时候丁洪靠着窗。波士顿越来越小，查尔斯河成了一条弯弯的白线，哈佛的红屋顶在阳光底下闪了一下，然后云过来了，全盖住了。

他闭上眼。

半睡半醒之间，脑子里晃过翠屏湖的水、交大的梧桐、芝加哥的雪、波士顿的红叶。那些画面快得像倒放的录像带，一个接一个地闪。他在那些画面里头穿来穿去，一时是十七岁在古田一中门口站着，一时是二十三岁拎着箱子走进UIC的地下室。

飞机颠了一下。他睁开眼。

舷窗外面是一片白茫茫的云海。

飞机落地，北京傍晚。

丁洪拄着拐杖走出机舱，首都机场灯火通明。通道的玻璃幕墙外头，三月的晚霞在天边上铺着，橙红色的一大片，像谁把一锅烧开了的铁水泼了出去。

他走到通道口，站了一瞬。

叶青推着行李车在后头问："怎么了？"

"没事。"

他拄着拐杖往前走。拐杖砸在大理石地面上，笃、笃、笃，不紧不慢的。通道尽头那扇玻璃门开了，外面北京的空气涌进来，干燥的，清冽的，带着一股熟悉的尘土味儿。

他走出去。

他回来了。

第四章 三个月的抉择

答辩完那天丁洪从地下出来，雨正大。水从雨檐上泻下来，拉成一道水帘子，他站在帘子后头，后背靠墙，掏出烟想点，打火机啪嗒啪嗒打了四五下，全是湿的，点不着。他骂了一声，把烟塞回盒子里。远处天边滚过来一阵闷雷，从密歇根湖那边来的，贴着水面轰隆隆地滚，震得玻璃嗡嗡响。

叶青到的时候浑身湿透。她把自行车往墙根一扔，车筐里的香槟瓶绿莹莹的，水珠子顺着瓶脖子往下淌。她也没说话，走过来一把搂住他。他身上的T恤是干的，被她一抱胸前湿了一大块。他们搂着站在雨檐底下，他闻见她头发上的雨水味——土腥气混着洗发水，凉丝丝地贴在他脖颈上。

那晚中餐馆老板送的炒河粉比往常多了一大勺。老板操着粤普喊："毕业了？大个仔了，多吃点！"油在盘底汪着一层，豆芽脆生生地垫在粉底下。香槟开了，噗的一声，气泡从瓶颈里涌出来，溅了丁洪一袖子。他举着杯子看那淡金色的酒液，杯壁上密密麻麻的气泡往上窜，噼啪噼啪碎在液面上。

他说："谢谢。"对着叶青举了举杯。

叶青歪了歪头："谢啥？"

"密歇根的事。"

叶青低头看那杯香槟，用指甲弹了一下杯壁。叮的一声，很脆。"我说过了，我乐意。"

他喝完那杯，心里有块东西落了地。像是背了六年的一袋沙子，终于搁下了。

在阿贡那三年是他手最顺的时候。先进光子源那个大厅，他头一回进去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得有一分钟，一个同事拍他肩膀问看啥呢，他说没看啥，其实心里在换算这栋房子得顶古田县多少年的财政。一公里长的加速器埋在脚下，他在上头走着的时候总觉得地皮底下有东西在嗡嗡地动，像踩着一头睡着的活的巨兽。

托马斯教授是个不管闲事的老头。格子衬衫的口袋里永远插三支笔，每周一早上雷打不动开组会，讲完就撒手，你爱几点来几点走，只要数据出来就行。丁洪在那儿三年发了十几篇东西，两篇上了《自然物理》。托马斯有一次在组会末尾说了句"丁是我带过的最勤快的"，也没多夸，说完就散会了。

1998年波士顿学院的聘书到的时候，丁洪刚回公寓。信箱里塞着个牛皮纸大信封，右上角印着栗树山的校徽。他拆了，靠着灶台读完，又读了一遍。助理教授，六年。他把那张纸放在餐桌上，去冰箱拿了瓶啤酒，坐在那儿一口一口地喝。啤酒是米勒的，淡得没味，喝着跟凉水似的。

秋天搬过去的。栗树山那个小城到处都是坡道，路两边全是上百年的老枫树，叶子一红就把整条街罩住了。学校那些石头楼顶从红叶的缝隙里戳出来，窗玻璃被夕阳照得一片金红。丁洪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一棵大枫树，风一过就有叶子啪地贴在玻璃上，贴几秒又翻着跟头掉下去。他把办公桌挪了挪，让自己抬头就能看见那棵树。

前三年是最苦的。启动经费撑了不到两年，设备买了一半钱就没了，他得写本子跑基金，一笔一笔地抠。头一届学生招了三个，一个做了半年退学了，另一个转了方向，只剩下一个印度小伙子留下来。那印度学生叫拉维，黑瘦黑瘦的，牙白得晃眼，跟丁洪一样每天泡到半夜。两个人在空荡荡的实验室里对着数据发愁，愁完了拉维去煮速溶咖啡，两个人端着纸杯蹲在地上喝，谁也不说话。

有一回丁洪凌晨一点从实验室出来，校园里一个人没有，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他经过行政楼旁边那棵橡树，停了脚。那棵树树干粗得三个人合抱不过来，冬天叶子掉光了，枝子光秃秃地撑开，像一只张开的手在够天。他站了一会儿，雪落了他一身，肩上一片白。他拍了拍树干，树皮冻得比铁还硬，硌手。然后他转身走了。

第三年赝能隙做出来了。数据出来的那个晚上他和拉维两个人在屏幕前头对着看，反复验了三遍，拉维说"这应该是对的吧"，丁洪说你等一下再验第四遍。第四遍也对了。他靠进椅背里，椅子嘎吱一声响。拉维咧着白牙冲他笑："丁，我们可以发《自然》了。"

那篇东西发出去之后评审专家反应很快，三个月就见刊。系主任过了几天路过他办公室，探头进来说："丁，不错。"说完就走了，步子轻快，皮鞋底在走廊上嗒嗒地响。

往后就顺了。经费下来，学生招进来，实验室从一间扩到四间，学生从两个变成十二个。2004年副教授，2007年正教授，终身教职。

拿到终身教职那天他没怎么激动。系里开了个小小的香槟会，切了个蛋糕，大家拍拍肩膀说恭喜。散了之后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天黑，窗外的枫树叶子绿着，风一吹哗啦啦地响。他在想一个事——到顶了。在美国，一个物理教授能拿到的，他都拿到了。

那之后有些东西不一样了。开会还是开会，数据还是数据，但做事情的时候偶尔会走神。走神的时候脑子里会冒出一个念头：就这儿了？这东西值不值得用一辈子去换？

2007年秋天休斯顿的学术会，会后在大堂吧碰见那位老院士。老先生七十多了，背有点驼，但眼神锋利，喝起咖啡来一杯接一杯。两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休斯顿的夜景，高架桥上的车灯连成一条流动的光河。

"你在这边挺好的吧。"老先生端着咖啡杯，不是问句。

"还行。"

"什么时候回来？"

丁洪笑了一下，低头搅咖啡。杯子里的漩涡转了又转。

老先生也没追着问，看了会儿窗外，忽然说了一句话："想要干大事，还得回国。"

杯子在他手里停了一停。他抬起眼："什么叫大事？"

老先生转过脸看他，那种"你知道我说什么"的表情，平平淡淡的。"你自己清楚。"

咖啡喝完了。握手道别的时候老先生的手掌干而硬，握了一下就松了。丁洪走进电梯，电梯门合上，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往上走。他靠在电梯壁上，脑子里"大事"这两个字嗡嗡地响，像一只飞不走的苍蝇。

回了波士顿，那两个字没走。开会的时候走，改本子的时候走，半夜睡不着躺床上看着天花板的时候也走。他想他爸那一辈人的事，想他爸在湘西的深山老林里迷了路啃了两天树皮才走出来，怀里揣的那袋矿石样本是给国家找的矿。他们那代人不怎么问"值不值得"，该干就干了。他现在坐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手边有咖啡，窗外有枫树，却在想值不值得。

11月那通电话来的时候他正改一份基金申请。手机震了，他看了一眼，010的区号。他接起来，那边是个年轻的声音，普通话很标准："丁教授吗？我是物理所人事处的。我们想邀请您回国工作。"

他没说话。电话里传来一阵电流的滋滋声，很轻。他后背上冒了一层薄汗。

"好。"他说。

挂了电话他在书房里坐了很久。对面的房子里亮着灯，窗帘没拉，能看见一个女的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大概是哄孩子睡觉，走几步就弯一下腰。他看着那扇窗户看了很久，直到对面的灯灭了。

叶青推门进来的时候没开灯，摸黑换了拖鞋，走到客厅才看见他坐在暗处。她愣了一下："怎么了你？"

"物理所来电话了。让我回去。"

她走过来坐他边上。沙发垫陷了一下。她侧过脸看他，几秒没说话，然后问："你想回吗？"

他手搁在膝盖上，两个大拇指顶在一起，指节发白。

"想。"他说。

"那就回。"

她说完这话站起来，去开灯了。屋里亮起来的时候他看见她背对着他，在玄关挂外套，动作跟平时一样利索。他喉结动了动，没再说什么。

九十天。他要处理掉十八年的东西。

辞职那事罗西尼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谈了三回。头一回看完辞职信，老头的脸涨得通红，说你是不是嫌待遇不好可以商量，丁说不关待遇的事。第二回老头冷静了一点，问他是不是家里有事，丁说是私人的事。第三回罗西尼摘下眼镜擦了擦，长出一口气："丁，我到这个系三十五年了，你是第一个主动辞终身教职的。你可想好了？"

丁洪说想好了。

"不后悔？"

"要是连这点信心都没有，我就不走了。"

房子卖了。栗树山那栋白墙小楼，前后院加起来比地下室那间屋大出二十倍。前院的枫树是他搬进去那年种的，细得跟手腕一样，九年下来已经比房檐还高了。客厅墙角地板上有个凹坑，是丁宇三岁的时候拿玩具锤子砸的，他给叶青发过照片，叶青说留着吧，是个纪念。

清房子那天他在空屋里站了一会儿，墙纸上有块暗色的污渍，是有一年壁炉烟倒灌熏的。他伸手摸了摸，墙纸粗糙，蹭了一指头灰。

实验室的东西带不走，花了一周清点造册。每台设备型号编号状态问题记录全列进表里，表格打了二十几页。最后一晚他自己坐在实验室，灯关了，只有仪器面板上的指示灯还亮着，红的绿的黄的，密密麻麻的，跟萤火虫趴了一地似的。机器嗡嗡地响，低低的，他听了十年，听成背景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那台分析器的外壳。金属壳冰手，微微发颤。

他轻声说了句什么，自己也没听清。

最难的是孩子。

丁薇十三岁，关在房间里一天半没出来。头一天她摔门进去之后里面就一直有哭声，断断续续的，像一根线绷紧了又松、松了又紧。丁洪站门口站了一个钟头，手举了几回没敲。第二天上午里面没声了，他在走廊上走来走去，鞋底蹭着地板沙沙响。快中午的时候门开了一条缝，丁薇一只眼睛从缝里看他，肿得像两颗核桃。

"爸爸，中国有好的学校吗？"

"有。"

"同学会理我吗？"

"会的。"

门开了。她扑过来，眼泪又下来了，蹭了他一肩膀。他搂着她站在走廊上，手拍她的背，一下一下的。叶青从厨房走出来，手里还攥着锅铲，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嘴角往下撇了一下，又抿住了。

丁宇九岁，根本不闹腾。自己上网搜了长城的图，打印了一沓，举着满屋子跑："爸爸我们能去这个吗！这个呢！还有这个！"那些打印纸上长城蜿蜒在群山之间，墨盒快没颜色了，打印出来的照片发绿，但丁宇不在乎，他趴在地板上把它们排成一排，拿透明胶带一张一张地往墙上粘。

叶青辞职那事公司的HR跟她谈了两回，第二次开出了加薪三成加期权的条件，说"叶你在这个项目里是不可替代的"。叶青坐在会议室里听完，笑了一下说："谢谢，但我定了。"HR问"为了你先生？"，她说"为了全家"。

九十天他没睡过一个整觉。白天跑手续晚上跟中国开电话会，有时候开到后半夜三点，挂了电话还要回邮件。他身上那些零部件也开始提意见了。髋关节那事儿其实好几年了，长期站着做实验，软骨磨得不行。这几个月一折腾更重了，从隐痛变剧痛，坐久了站起来右腿跟过了电一样。

叶青把他拽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指给他看片子上那些阴影："软骨磨损很严重了，必须手术。三个月不能剧烈活动，最好卧床。"

"能不能等我回国——"

"不建议。"医生从片子后面抬起眼，"再拖损伤不可逆。"

叶青在旁边说："听医生的。国内那边不急这三个月。"

他看了看叶青。她最近瘦了一圈，下巴尖了，眼底下有青。他点了头。

2008年1月手术。术后头两周下不了床，什么事都要人搭手。叶青白天在家办公，晚上扶他起来上厕所帮他换药，中间还要做饭带孩子。有一天晚上她在客厅沙发上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手机还亮着，屏上是写到一半的邮件，光标一闪一闪的。

他躺在卧室里看着她。客厅的灯光从门缝里漏进来一条窄窄的亮线，照在地板上。他听见她呼吸声很浅，带着一点鼻音，像是累极了的那种睡法。

他别过脸去，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灯罩子映出一圈暖光，模模糊糊的，像个毛边的月亮。

卧床那一百多天是他十几年来最静的时光。不能动，只能躺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他数清楚了，一条从灯座往东南方向走，走到墙根拐了个弯不见了，像条干涸的河。窗外波士顿的冬天灰沉沉地压着，有时候一整天不见太阳。他就那么躺着看云的形状，看它们从灰白变成铁灰再变回来。

脑子倒是不闲着。他把那些年的路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他爸那条路，他自己这条路，岔在哪里，接在哪里，接上之后又岔去了哪里。想那些选择是推着他走的还是他自己选的。

三月末，他能拄着拐下地了。在客厅里慢慢走，拐杖敲在地板上笃、笃地响。窗外雪化得差不多了，草坪露出一块一块的黄褐色，上面冒出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绿尖尖。树枝上顶着芽苞，鼓鼓的，一副撑不住的样子。

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说："该走了。"

四月初登机，五口人，单程票。

起飞的时候他靠窗。波士顿一点点变小，查尔斯河从宽变细，折了几个弯，像一条银灰色的带子被谁随手丢在地图上。然后云过来了，把一切都蒙上。

他闭上眼。半睡半醒里那些画面一晃一晃地过来：翠屏湖的水面碎了又聚，交大的梧桐叶子绿了黄了，芝加哥的雪落在肩上，波士顿的红叶一片一片往窗玻璃上贴。他在那些画面里穿来穿去，一时是十七岁站在古田一中的校门口，一时是二十三岁拎着箱子下到UIC的地下室。

飞机颠了一下，他睁开眼。舷窗外头云海白茫茫的，一眼看不到边。

落地的时候北京是傍晚。首都机场那条通道有光从侧面打过来，暖橙色的，把他的影子斜斜地投在身后。他拄着拐杖走，笃、笃、笃，大理石地面光溜，拐杖尖每一下都滑一下，他得使劲稳住。

通道尽头那扇玻璃门开了，外面的空气涌进来。干燥的，清冽的，一股尘土的气味，他很久没闻过了，但一闻就认出来了。那气味跟小时候在长沙巷子里跑的时候一个样，跟古田一中操场上的也差不多。

他走出去。拐杖砸在门外的砖地上，声音变了，闷闷的。

天边的晚霞正烧着，一大片橘红从地平线往上铺，铺了半边天。他站住脚，深吸了那口气。

"回来了。"他说。

声音不大，旁边的人没听见。但他自己听见了。

第五章 铁基超导的八天

四月的北京，风里夹着土。

丁洪拄着拐杖走进物理所大门，拐杖尖戳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个白点。院里的梧桐叶子刚舒展开，薄薄的，嫩绿得晃眼。他边走边看那些楼，灰色的墙，米黄的瓷砖，墙根上长着一层青黑的霉斑。楼不高，六层，窗玻璃有的碎了还没换，拿透明胶带贴着。一个穿蓝大褂的老头蹲在花坛边刨土，刨两下抬头看看天，又低头接着刨。

李所长在办公楼门口等着，穿件灰色夹克，圆脸，头发稀薄，一看见丁洪就颠颠地迎过来，伸手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扶住他胳膊肘："老丁，欢迎欢迎！腿没事吧？"

"快了快了。"丁洪把拐杖夹到腋下，抻了抻腿，"再过半个月就扔了。"

李所长说别急着扔，身体要紧。他把丁洪领进一间办公室，十来平，靠墙一张铁皮书柜，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灰白的底子。办公桌是旧的，桌面上几道圆珠笔划出来的印子擦不掉了。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蔫头耷脑的，叶子尖全黄了，盆里的土干得裂了口子。

李所长看了一眼那盆花，脸上有点挂不住："这是年前还是上回谁放的，忘了浇水了。"

丁洪说不碍事。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拐杖靠在桌腿边，金属杖头碰了桌腿，咣的一声。窗外的院子不大，几棵银杏正在抽芽，树下停着三辆自行车，一辆倒着，轮子还在转。

"条件简陋了点。"李所长给他倒了杯水，白瓷缸子，磕了几个豁口。"你先安顿下来，有什么缺的跟我说。办公桌椅要换不？"

"不用，挺好的。"丁洪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水是凉的，一股漂白粉味。

楼里有一股味儿，老房子那种——墙壁潮气混着油墨和灰。走廊里有人走过，脚步声很轻，大概铺的是老式橡胶地垫。丁洪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透气。窗框上的漆起泡了，一推吱呀响。外面的风灌进来，带着新叶子那股青腥味。

他心里的急没跟任何人说。

2008年初，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细野秀雄组发现了铁基超导。那篇论文一出来，整个领域像被扔了一颗手雷。超导界几十年的格局就那么一下子动了。丁洪在美国的时候就盯着这个方向，回国之后每天刷arXiv，一篇接一篇的新文章往外冒，全世界几十个实验室都在抢。

他两手空空。实验设备要半年以后才能到位。半年，足够让别人把关键成果全拿走了。

他坐不住。白天在办公室列设备清单，夜里回宿舍翻文献，嘴唇上起了一圈燎泡。有一天李所长看见了，把他叫过去，从抽屉里摸出一管红霉素软膏："抹上。你也别太急，设备的事咱们慢慢来。"

"不急不行。"丁洪说。

李所长想了想："你先出去做。日本那边你有合作过的人没有？先借人家的设备把数据拿到手，回来了咱们再干自己的。"

丁洪没接话。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借"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全是坎。人家排好的机时凭什么让给你？你的样品值不值得插队？

他回去就给东京大学佐藤教授发了邮件。佐藤是角分辨光电子能谱上的老人了，比丁洪大十岁，两人在几次会上碰过面，丁洪给他看过自己的数据，佐藤当时点了头说"你做得不错"。两个人交换过名片，之后偶尔邮件往来，不算深交，但认识。

邮件写得短，三四行，大意是说我现在回国了，这边有铁基超导的新样品，你那边的同步辐射机时最近有空的吗，我想来一趟。发完他心里没底，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第二天一早佐藤回了。就几行字，但每一行顶十行：机时刚排下来一批，五月十二号到二十二号，你可以过来。样品质量要高，我们只有十天。

丁洪看了三遍发件时间——凌晨四点，佐藤那边是半夜，他大概是熬夜看结果的时候顺手回的。丁洪把邮件截了图存着，然后关掉手机，盯着日历看了半天。

五月十二号。今天是五月四号。刨掉来回路途和准备，做实验的时间满打满算八九天。但第一件事不是跑东京，是把样品长出来。

铁基超导单晶用自助熔剂法长，炉子要在高温高压下跑至少五天。物理所有一台能干的炉子，排期早就满了。丁洪找到负责那台炉子的老师，姓张，五十多岁了，烟不离手，两个指头熏得焦黄。丁洪跟他说明情况，张老师吸了口烟，把烟屁股摁灭在搪瓷缸子里。

"三天。"他说，"我只能给你三天。往后一周都是别人的，动不了。"

"三天能长出来吗？"

张老师咂了咂嘴："看你运气。料配得对，温场均匀，三天出得来。不对，七天也白搭。"

"试。"

当天晚上料就配好了。砷、钽、铁，按配比称好，研成粉，压成片，塞进氧化铝坩埚。炉子升到一千多度，炉壳外壁烫得不能靠，那间屋子像个烘笼，人进去五分钟就开始出汗。丁洪和张老师轮班守着。丁洪值夜班，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隔一个小时记录一次温度曲线。

夜班最难熬的是凌晨三点到五点。屋里闷着，头顶一盏日光灯嗡嗡响，虫子不知道从哪儿钻进来的，绕着灯管飞。丁洪坐在炉子跟前的小马扎上，拿本子记数，写一会儿就困得不行，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走几圈又坐下记。后半夜手脚都是凉的，但脸上被炉膛辐射烤得发烫，冷热混在一起，整个人像被拧着。

第二天下午换张老师的班，他回宿舍躺了四个钟头。做梦都是炉子的温度表，数字往上窜，窜到一千二跳了一下，又窜到一千三。他醒过来的时候头是懵的，洗了把冷水脸又回去换班。

第三天傍晚炉子停了。降温等了一晚上，第四天一早开炉。丁洪站在炉前，张老师拿长柄钳把坩埚夹出来，放在耐火砖上晾着。坩埚里那块晶体指甲盖那么大，泛着银灰色的金属光泽，表面平得像一面小镜子。

张老师翻来覆去看了看，把晶体递给他："成了。"

丁洪接过来，搁在掌心里端详。晶体还挺烫的，隔着布手套都觉着热，那点热劲儿从手心往上走。他在显微镜下看了看结构和晶向，整整齐齐的，没有孪晶，纯度高，是一块好东西。

他拿棉球包了，塞进一个塑料样品盒里。盒盖子扣上的时候嗒的一声脆响。他攥着那盒子，没多说话，当天下午就去办了签证加急，第二天一早就上了飞机。

东京成田落地，佐藤的助手来机场接他。开一辆白色的小丰田，在高速上贴着限速跑，旁边车道上一辆货车擦过去，车身的铁皮在太阳底下反着刺眼的光。丁洪坐后座，膝盖上搁着样品盒，车一颠他就用手护一下。助手从后视镜里看着了，笑了笑没说话。

实验站在筑波，离东京一个多小时车程。那栋同步辐射设施白得晃眼，外墙是铝板做的，在日光下像一大块冰。丁洪换了防尘服，戴了帽子口罩手套，过了三道风淋门，每一道门关上之前都有一股气流从上往下把他吹一遍，噗的一声。

实验腔是个不锈钢球，直径超过一米，表面全是阀门和视窗，密密麻麻的。他把样品从盒子里取出来，用银浆粘在样品托上，装上冷台。抽真空抽了两个小时，压强一点点往下降，屏幕上的数字从十的负五次方跳到负六次方，又跳到负七次方。降到负十次方的时候佐藤看了一眼表："开始了。"

那天晚上十点，第一束光打上去了。

屏幕上跳出数据曲线。丁洪靠在椅背上看那些线条在屏幕上蜿蜒而行，线条由绿变黄变红——那是能带结构。跟理论算的差不多，对上了。他往后一靠，金属椅背硌着脊柱，他觉出来了但没动。

第一天正常。第二天换光子能量，往深里打，曲线上出现了一些模模糊糊的额外特征，像是什么集体模式激发的信号。丁洪截了图，拉大，放大，看了半天，在笔记本上写了个问号。

第三天晚上他开始困了。佐藤实验室的椅子是铁的，硬，后腰那块什么都没有，坐久了腰像要断。他站起来，在实验站那几平米的空地上来来回回走，走十几圈再坐回去。数据一条一条地采，硬盘上的文件编号从001到了038。

第四天，他发现自己说话慢了。跟佐藤交流的时候，一句话要说两遍对方才听懂，不是英文的问题，是舌头跟不上脑子。佐藤看了他一眼，从抽屉里摸出一包速溶咖啡，拆了两袋冲了一杯递过来。丁洪接过去喝了一口，烫得龇牙，放桌上晾着，晾凉了又忘了喝。

第五天夜里两点，他在椅子上歪着了。醒了的时候屏幕上的数据采完了，光标一闪一闪地停在"Job Complete"那行字下面。他揉着眼睛看了一遍采集时间——十二分钟前。他错过了十二分钟的实时监控，虽然机器在自动跑，但他还是骂了自己一句。

第七天是关键。他调整样品角度做偏振依赖测量。如果序参量是对称的，在某些方向上能隙会消失。他一个一个方向地转，每转一度采一组数据，前前后后采了三十多组。

数据堆在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像一团乱草。他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手指头在触控板上划来划去，把不同方向的数据叠在一起比较。

"你看这里。"他指着屏幕上一条曲线。

佐藤凑过来。那条曲线在一个特定的动量位置有一个凹坑——能隙在某个方向上是有限值，另一个方向上是零。呈s波对称性。

"能隙。"佐藤说。

"s波。"丁洪说。

佐藤没接话。他把屏幕上的数据又看了一遍，调出另一组来叠上去，又看了第三遍。然后他直起身，退了一步。

"你采到这个了。"他说。语气平平的，像在说"今天下雨了"。

丁洪说："再测一块样品。"

他换上了第二块晶体，重新校准探测器，重新采了一组数据。同样的s波特征。再换角度，还是一样的。

那天晚上他出来的时候筑波的天上净是星星，密得像撒了一把碎玻璃碴子。他站在门外的台阶上仰头看了一会儿，脖颈子一仰就咯嘣响了一声。风不大，凉丝丝的，带着草地上的露水气。他深吸了一口，肺里像灌了一瓢凉水。

他想笑，嘴咧了一下，没出声。一个人在台阶上站着，腿发软，扶着栏杆站住了。手心里的汗把防尘服的手套洇湿了一小块。

在日本待了八天，旅馆只回去睡过两个晚上。其余时间不是在地下实验站就是在地上那个休息室里。休息室有个折叠床，但弹簧坏了，中间塌个坑，丁洪躺过一回就没再用了，宁肯坐着。

回北京的航班上，他把装数据的移动硬盘搁在小桌板上，三个巴掌大的塑料盒子码得整整齐齐。空姐过来送水的时候差点碰着了，丁洪手伸过去挡了一下，空姐吓了一跳，说对不起，他说没事没事，把硬盘盒子挪到靠窗那一侧去了。

那三个硬盘他一直抱在怀里，过安检的时候跟安检员解释了半天这是科研数据不能托运，安检员说那您抱紧了过X光机就行。他把盒子搁进塑料筐里，过完X光机立刻又抱回来，贴着胸口。

到了物理所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分析数据。那些原始数据量很大，每条曲线要一个一个峰地去拟合，本底要扣，背景要减。他从早上八点坐到晚上十点，中间只去了两趟厕所，午饭晚饭都是学生在食堂给他打了端过来的——米饭和菜搁在搪瓷盘里，盖着另一个盘子，送到的时候已经凉了。

他扒拉几口，又对着屏幕去了。

一周之后所有的分析做完。证据链闭合了，s波序参量的铁基超导信号没有任何疑问。他给李所长打电话那天是傍晚，天还没黑透，窗外的梧桐叶子被西边的光打成了暗金色。

"李所长，铁基超导的东西做出来了。"

"s波序参量。我们测到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四秒。然后李所长声音高了半调："真的？老丁你立了大功了！"

"是设备好。"丁洪说。挂了电话他坐在椅子上没动。屏幕上的数据图还亮着，那些曲线在荧光里泛着蓝白色的光。他看着那些线条，看了很久。

然后他关机了。屋里暗下来，只有走廊的灯从门缝底下挤进来一条亮线。他站起来，腿有点僵，站直了才觉出后腰那一片又酸又硬。

他走到窗前。院子里的银杏叶子还没长全，稀稀疏疏的，在晚风里一抖一抖。远处中关村的写字楼亮起了灯，一格一格的，密密麻麻的像蜂巢。

他把手机摸出来，翻到长沙那个号码，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悬了一会儿。

又放下了。

这篇论文发出去之后反响不小。审稿周期比预想的快，评审的意见干净利落——"重要的进展""关键实验证据"。期刊那边给安排在了当期的显要位置，文章一上线邮件就来了，被引数据往上飙。物理所开了个小小的庆功会，买了两个大蛋糕，切的时候抹得到处都是。

李所长端着杯啤酒过来碰他的杯子："老丁，这一仗打得漂亮。"

丁洪跟他碰了杯。啤酒凉，顺着喉咙下去，胃里一缩。他站在屋角看着满屋的人——学生、同事、合作者，有人在笑，有人在拍肩膀，有人端着一盘蛋糕从这头挤到那头。空气里混着奶油味和汗味。

他端着那杯啤酒，喝完了。

"李所长，"他放下杯子，抬起眼，"咱们得有自己的线站。这事不能再等了。"

李所长看着他，慢慢点了点头。

第六章 三个中国梦

"梦之线"这名字是李所长起的。

那天在办公室，丁洪拿笔在纸上画了个草图——一条光束线从同步辐射光源的储存环引出来，经过十几个光学元件，最后打到样品上。李所长站在他背后看了一会儿，说："这条线，你打算叫它什么？"

丁洪想了想："没想过。"

"叫梦之线吧。"李所长说。

丁洪在纸上把"梦之线"三个字写下来，笔画用力，钢笔尖把纸戳了一个小眼儿。

2010年，立项。

评审会上坐了十几号人，有的头发全白了，有的还年轻，但脸上全是"这事不太靠谱"的表情。丁洪站在投影幕布前放PPT，一页一页地讲：能量分辨率要达到多少，光斑尺寸要小到什么量级，探测器的时间响应要快到什么程度。每一项指标都比国内已有线站高出百分之三十，比国际上最先进的也不差。

"丁洪。"一个戴老花镜的专家把笔放下，"你的指标我们看了，技术上不是不行。但国内现在高精度光学元件的加工水平你心里有数，镀膜的面形误差控在纳米级，你去找谁给你做？"

丁洪说："长春光机所。我谈过了，他们愿意试。"

"试？"老专家把眼镜摘下来，"万一试不出来呢？工期延误谁负责？"

"我负责。"

"你拿什么负责？"

丁洪沉默了一下。会议室里安静，空调出风口的呼呼声变得格外清楚。

"我拿我这十年负责。"他说，"这条线要是建不成，我以后不在这个领域混了。"

会场里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老专家把眼镜戴上，低头翻了翻手里的材料，没再说话。

散会之后李所长在走廊里追上他："老丁，你刚才那话说的，有点重了。"

丁洪正下楼梯，脚踩在台阶上，吱嘎一声。"不重。"他说，"不这么说他们不松口。"

长春光机所在市区西南角。丁洪秋天去的，路两边的杨树叶子黄了一半，落下来的被风卷着在地上打旋儿。他找到那个做光学镀膜的课题组，负责的是个姓赵的工程师，五十多了，头发稀得能看见头皮，手上全是茧。

丁洪把设计图纸铺开在桌上。赵工弯着腰看，指头沿着光路走向划了一遍，抬起头："纳米级的面形精度，我们没做过这么高的。"

"能做吗？"

赵工没回答。他走到工作台前，拿起一块已经镀好的反射镜样品，对着灯看。镜片上有一层极薄的膜，在灯光下泛着一层幽幽的蓝。他翻来覆去看了很久，放下。

"能做，但得改工艺。镀膜的温控曲线要重新跑，至少试三炉。"

"我在这儿等。"丁洪说。

赵工看了他一眼："三炉，一炉跑一整天。"

"我带了书。"

第一炉出来，膜层均匀性不够，边缘厚中间薄，面形误差差了两纳米。第二炉改了温度曲线，均匀性上来了，但膜层的致密度又不行，用显微镜能看见细小的针孔。赵工看着检测报告，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拧着眉头说："再来一炉。"

第三炉跑了一个白天加一个通宵。第二天下午出炉，检测仪上的数字跳出来的时候赵工凑过去看了半天，然后他直起腰，转头对角落里看书的丁洪说："行了。"

丁洪从椅子上站起来，书掉在地上了也没捡。他走到检测仪前头，看着那行数据，伸手摸了一下镜片的边缘。凉的，光滑的，手指头滑过去几乎没有阻力。

他跟赵工握手。赵工的手粗糙，指头肚上的老茧硌人。两个人都没说什么。

真空腔体的事更麻烦。同步辐射光束线要在超高真空环境下运行，压强要低到十的负九次方帕以下。腔体材料不能用普通不锈钢，会出气，得用无磁不锈钢，国内有这种材料的厂家很少。

丁洪跑了宝钢两次。第一次去人家说这个牌号的钢我们只供军工，你一个科研院所的不归我们管。第二次去他带了物理所的红头文件和李所长的介绍信，接待他的那个小伙子翻了半天材料，说我去问问领导。等了一个多钟头，小伙子回来说："可以。但得等三个月，我们开一炉专门给你做。"

"三个月能提前吗？"

"不能。排期满了，你这属于加塞。"

丁洪说行。他出了宝钢的大门，站在路边等车，十月底的上海风已经凉了，吹得他后脖子发紧。他把外套领子立起来，站了二十分钟才打着车。

那三个月他每隔一周给宝钢那个小伙子打个电话。开始还客气，"王工你好"，后来熟了直接说"王工，我丁洪，钢的事咋样了"。王工后来在电话里说："丁老师你别打了，到日子我肯定通知你。你再打下去我手机看见你号码就害怕。"

三个月后钢到了。一捆，用防水布裹着，叉车从货车上卸下来的时候钢锭落在水泥地上咣的一声闷响。丁洪蹲下去掀开布看了一眼，钢锭断面泛着银白色的冷光，表面光洁。

进口探测器那事儿最磨人。

核心部件只有欧洲一家厂能做，灵敏度高，能量分辨率好。但那是出口管制物资，卖给中国需要许可。丁洪跑商务部跑了六趟，填的表格摞起来快一寸厚，盖了二十多个章。每一趟去都要在传达室排队，拿号，等叫，等的时候他坐在塑料椅上翻材料，旁边的人操着各地口音打电话，嗡嗡嗡的像养蜂场。

第六趟去的时候他带了物理所开的证明、项目立项书、技术参数说明、最终用户承诺书，所有文件装了一个牛皮纸袋子，鼓鼓囊囊的。办事员从窗口里接过袋子翻了翻，在电脑上敲了一会儿，抬头说："材料齐了。回去等通知吧。"

"多久？"

"两三个月。"

丁洪说好。他从商务部的楼里出来，十一月的北京天短，才四点多天就暗下来了，风裹着灰尘往脸上扑。他站在路边等公交，手揣在兜里，指头摸到那颗样品晶体——他随身带着，用棉球裹着装在塑料盒里，盒子上贴了标签——指头在盒子光滑的表面上摩挲了两下。

三个月后，许可批了。

2015年秋天，"梦之线"建成。

那天验收的时候丁洪没穿白大褂，换了件干净的深色夹克。十几个人站在光束线站前面，有专家有领导有施工方的人。丁洪站在最前头，看着那台机器——高精度光栅、多层膜反射镜、电子分析器、低温样品台，全部连在一起，从光源端到样品端，像一条精密的血管系统。

"开机。"他说。

操作员按下按钮。电子束从加速器出来，经过一系列光学元件的引导和聚焦，变成一束极细的X射线，沿着光束线飞向样品。屏幕上出现了第一条能谱曲线。信号干净，信噪比高，分辨率达到了设计值。

专家们围过去看数据。丁洪往后退了一步，退到人群后头。他靠着墙站着，看见那些人在屏幕前面指指点点、低声议论，看见李所长凑过去看完了数据之后转过来冲他点了点头。

丁洪也点了一下头。然后他发现自己手在抖，不厉害，就指尖儿微微颤着。他把手揣进裤兜里，攥了一下，攥住了。

晚上回到招待所，他坐在床边脱鞋，鞋带解了两次才解开。他躺下去，天花板上的灯管有一根不亮了，屋里暗了半边。他躺了一会儿，忽然想给他爸打个电话。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十一点二十，太晚了。他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屏幕的光灭了，屋里只剩那半根灯管的亮。

2016年，"梦之环"立项评审。2017年开工建设。2025年底投运。

丁洪那时候已经快六十了。他站在"梦之环"的控制大厅里，看着屏幕上粒子束流第一次在周长超过一公里的储存环里成功跑完一圈。大厅里爆出一阵掌声和欢呼声，有人抱住旁边的人，有人掏出手机拍照。丁洪站在人群中间，没鼓掌，两只手垂在身侧，看着屏幕上的束流信号稳定地亮着，像一条没有断过的线。

他转身走出大厅。走廊里没什么人，灯光白惨惨的。他走得很慢，鞋底踩在PVC地面上没什么声音。走到走廊尽头拐了个弯，是一扇窗户。他站到窗户前，外面怀柔的郊野黑沉沉的，远处有一排昏黄的路灯，像一串糖葫芦串在地平线上。

他站了一会儿。背后大厅里的欢呼声隔着墙传过来，闷闷的，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梦之城"——怀柔科学城。五个大科学装置布局在那里，物理所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最先对外开放，极低温、强磁场、超高压、超快光场都能做。丁洪去看了那地方，从车上下来的时候风大，吹得他头发乱飞。他站在工地的围挡外面，隔着铁皮板往里看，里面全是塔吊和没盖完的房子，钢筋从水泥柱子里伸出来一丛一丛的。

"曾经的梦想，基本都成真了。"后来有记者问他，他说了这一句。

他没说的是，有些梦成真的时候，你已经不觉得那是梦了。它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在那儿的，摸得着的，会转的，能出数据的。你站在它面前的时候心里不是激动，是一种很平的踏实，像把一件背了很久的东西放下，肩膀一轻。

那个轻，比什么奖都重。

第七章 八十六年的谜

外尔费米子的事，丁洪惦记了很久。

1929年德国人外尔从狄拉克方程里解出那种粒子的时候，大概没想到后来的人找了它八十六年。那东西质量为零，有手性，左旋和右旋互为镜像但不能重合。理论上它该存在于某些固体材料里，在材料表面留下一种叫"费米弧"的痕迹——像一段断开的彩虹，不连续的，裂着的。

八十多年，全世界没人见过那截彩虹。

2015年秋天"梦之线"试运行，机器还没完全稳下来，有时白天调得好好的，夜里温度一变数据就漂。丁洪等不了了。他从理论组拿了上百种材料的计算数据回来，一堆一堆地筛，筛了大半个月，在砷化钽那张纸上停了下来。计算显示那材料能带里有外尔点，有希望。

他把那张纸折好揣兜里，去找晶体生长的张老师。

张老师那会儿已经退休了，返聘的，还占着那间炉子屋。屋里比原来更乱，墙角堆着氧化铝坩埚的纸箱子，摞了四五层，顶上的快顶到天花板了。张老师坐在马扎上看炉子，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的不知道是茶还是什么，颜色深得发黑。丁洪把纸摊开给他看，张老师摘下老花镜凑近了瞅，瞅完说："这玩意儿我没长过。"

"能试吗？"

"试呗。试坏了算你的。"

砷化钽的晶体不好长。熔点和凝固点挨得近，降温快了裂，慢了偏析。第一炉出来全是裂纹，从表面裂到内部，像旱地的泥巴。丁洪拿镊子夹了一块放显微镜底下看，裂缝里头全是小晶面，亮晶晶的，但没用。

第二炉改了降温曲线，慢了一倍，还是裂，但比第一炉好点，有几小块能用。张老师把那几小块挑出来，搁在绒布上晾着，说"你拿去做个XRD看看方向"。丁洪去做XRD，回来跟张老师说方向不对，要切的取向跟长出来的偏了十几度。

"第三炉吧。"张老师把烟点上，深吸一口，"你也不着急走是吧。"

丁洪说不走。

第三炉出来一块指甲盖大的，表面光滑，显微镜下没看见裂纹。丁洪拿镊子夹起来对着灯看，晶体半透明的，透着一层淡灰色。他翻来覆去看了十几分钟，然后搁进样品盒里。

"上机。"

"梦之线"的真空腔抽了一个上午。丁洪坐在控制台前面，屏幕上的压强数字一格一格地往下掉，每掉一格他眼皮就眨一下。样品装好了，冷台降温到十几K，探测器校准完，光子能量调好。

"开始采。"

数据一条一条地往外跳。屏幕上能带结构的曲线弯弯绕绕的，该有的峰都有，跟理论算的基本对上。但费米弧——那个断开的弧线——没有。

"没有。"操作员说。

丁洪没说话。他把数据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又把样品角度转了转，再采一组。还是没有。

"换一块。"他说。

第二块装上去。再采。还是没有。

那天收工的时候大家都蔫了。操作员收拾东西的时候把键盘上的灰吹了吹，吹得一片白蒙蒙的细末在灯光底下飘。丁洪坐在椅子上没动，屏幕上的数据还亮着，他把那些图一张一张地往文件夹里拖，拖完了关掉电脑。

"明天继续。"他说。

第二天调了光子能量。第三天调了探测器参数。第四天换了入射角度。数据一堆一堆地攒着，硬盘里十几个文件夹，但那条弧就是不出来。操作员说："丁老师，是不是咱们样品纯度不够？"

丁洪说有可能。他回头去找张老师，问能不能再长一炉更高纯的。张老师说原料得重买，你等几天。丁洪等了一周，新原料到了又长了一炉。新晶体比之前的还好，表面闪闪亮，跟镜子似的。

第六天，新样品上机。数据出来的时候屏幕上还是那些曲线，能带结构清楚，费米弧还是没有。操作员看了半天，叹口气，靠进椅背里。

丁洪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没说话，走到屏幕前面，把每一张图放大了仔细看。从第一张看到最后一张，手撑在桌面上，身子往前倾着。看到中间一张的时候，他的手指头在屏幕上停了一下。

"这组背景噪音的波形不对。"他说。

操作员凑过来："哪不对？"

"正常暗电流的信号应该是平滑的，这组有周期性的抖动，可能是探测器温控不稳定造成的。"

他让操作员重新校准了探测器的温控回路，把温度波动从零点几度降到了零点零几度。然后"再采一组"。

这回数据出来的时候，屏幕上有东西了。几条模糊的弧线，断续的，淡的，像铅笔在纸上擦了又擦留下的残痕。不太清楚，但能看出来了，是弧形的，断开的。

操作员"呀"了一声。

丁洪凑过去，凑得很近，鼻尖快贴上屏幕了。他看着那些弧线，看了很久。然后他直起身。

"还不够。"他说，"信噪比再往上做。"

2016年1月，天冷下来。院子里的银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子伸进灰白的天空里。丁洪每天上班穿着那件旧的深蓝色羽绒服，领口磨得发亮。他在"梦之线"上连着泡了两个多星期，早八点进地下，晚不知道几点出来。在地下待久了，出来的时候脸是灰的，嘴唇发白。

学生劝他回去歇歇，他说"就差一点了"。后来学生也不劝了，给他带饭的时候多带一袋速溶咖啡。

小年夜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北京城外面噼里啪啦的有人在放炮，隔得远，闷闷的，像皮球拍在地上。学生都让丁洪赶回去过节了，他说年轻人该玩玩去，我一个老头子在这里守着就行。操作员也走了，走之前把机器参数记在交接本上，本子搁在控制台旁边。

那天晚上"梦之线"只有丁洪一个人。

他坐在控制台前面，手边一杯速溶咖啡，凉了，没喝。仪器嗡嗡地响，比白天显得声音大。他把光斑位置又调了一微米，聚焦重新优化了一遍，然后按下了采集键。

数据一组一组地出来。他盯着屏幕看，眼睛发涩，但他不敢眨。一组，两组，三组。第四组数据跳到屏幕上的一瞬间，他的呼吸停了一下。

那上面有一条曲线，清清楚楚的，锐利的，弧形的。不是断断续续的残影，是一条完整的、笔直的弧形缺口——像有人拿圆规在数据图上画了一道。信噪比极高，高得让人没法怀疑是噪音。

费米弧。

丁洪从椅子上站起来，膝盖撞在桌腿上，咣的一声，他没觉得疼。他往前倾着身子凑近屏幕，一只手撑在桌面上，指节都白了。那条弧还在那儿，没消失。他盯着看了大概有半分钟，退后半步，又退后半步，后背碰到了墙。

他靠在墙上，盯着那条弧。

"有了。"他说。

声音不大，嗓子是哑的。

他站了一会儿，喉结动了动，伸手去够桌上的手机。手指头有点不听使唤，划了两下才把屏锁划开。他翻了翻通讯录，翻到长沙那个号码，拇指停在上面，想了想，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二十。

他把手机放下了。

他又走回屏幕前头，重新看了一遍数据。确认了好几遍，各角度各能量全对得上，不是仪器漂移，不是背景噪声。他坐回椅子里，椅子嘎吱响了一声。

他想笑，但没笑出来。嗓子眼发紧，他清了清，又清了清，把咖啡端起来喝了一口。咖啡早凉透了，又苦又涩，他咽下去了。

他在椅子上坐着，背靠着椅背，仰着头看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几道细裂纹。仪器的嗡鸣声低低地在屋里回荡。

第二天早上学生推门进来的时候，看见丁洪歪在椅子上睡着了。头靠在椅背的一侧，嘴角往下耷拉着一点，一只手还搭在键盘上。屏幕上的费米弧还亮着，被早上的光映得稍微淡了些，但还在。

那篇外尔费米子的论文发出去之后，审稿人只有一句话："一项期待已久的重大突破。"英国《自然》杂志配了评论文章，标题里用了"里程碑"这个词。2018年美国物理学会选125年来最有里程碑意义的四十九项工作，那四十九项里头只有一项来自中国本土的实验室——就是丁洪这个组干的事。他拿到那本选集的时候翻到那一页，看见自己的名字印在上面，跟那些物理史上的名字搁在一起，他翻了翻书页，合上，放回了书架上。

那天他给长沙打了个电话。接通的时候他叫了一声"爸"，嗓子有点哑。丁明德在电话那头问怎么了，他说没什么事。沉默了一会儿，丁明德在那边说："洪伢子，你上报纸了，我看见了。"

丁洪握着电话的手紧了一下："什么报纸？"

"县里的。你二叔寄来的。"

丁洪没说话。电话里有电流的嘶嘶声，轻的，不断。

丁明德又开口了："做得好。"

就三个字。说完那边把电话挂了。

丁洪握着手机站在办公室里，窗外的银杏叶子正黄着，一片一片往下落。他站了一会儿，把手机揣回兜里。手机壳子有点烫，贴着大腿。

他低头看见桌上的咖啡杯，空的，杯底一层咖啡渣干了，结在瓷面上。他拿起杯子去茶水间洗，自来水冲下去，杯底的渣子打着旋儿转进了下水口。

他把杯子扣在沥水架上，没擦手，就那么湿着走回来了。

第八章 铁马冰河入梦来

马约拉纳任意子，比外尔费米子还难捉。

意大利人马约拉纳1937年写那篇论文的时候才三十一岁，写完第二年就在一次出海航行中失踪了，船没沉，人没了。他那篇论文里预言了一种中微子——自己是自己的反粒子。后来凝聚态物理的人把这概念借过来用，在某些拓扑超导体里可能存在类似的准粒子激发，叫马约拉纳任意子。

这东西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可以用来做拓扑量子比特。现在的量子比特太娇气了，温度稍微变一点、电磁场稍微晃一下，它就"退相干"，信息全丢了。马约拉纳任意子对环境不敏感，像穿了盔甲，用它做的量子比特天然稳定。

如果做成了，量子计算的核心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个能拿诺奖的活儿。

2016年丁洪拿了外尔费米子的成果之后，没歇气就转到了这个方向。他跟组里的人开会，把马约拉纳的原理写在白板上，写完画了个圈，圈外面打了一个问号。

"我们的目标。"他说。

底下没人吭声。组里新来的博士后叫李响，才二十七，瘦得跟竹竿一样，推了推眼镜说："丁老师，这东西全世界都在找，但没人找到过。"

"那不是更好。"丁洪说，"头一个找到的才叫发现。"

头一年，翻材料。理论组算了一堆候选体系，拓扑绝缘体跟超导体异质结、二维电子气加磁场、铁基超导特殊相。丁洪让组里的人分头去筛，一人管一个体系，看文献，算能带，写总结。每周五开会，大家轮流讲进展，讲完了丁洪就说"继续"或者"换方向"。有一回一个学生把PPT讲了十分钟，丁洪把激光笔一放："这个体系不行，边界态的拓扑保护不够，换。"

那个学生第二天又熬了一个通宵，换了另一组参数重新算。

第二年，开始长样品。那个最复杂的异质结需要两种材料长在一起，界面要原子级平整。张老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了，不能亲自动手了，他的徒弟接班长的，头一批界面上全是台阶和缺陷。丁洪拿STM去扫，扫了十几个不同位置，每个位置都塌了一两个原子层。

"重长。"他说。

第二批好了一点，但还是不行。第三批长出来之后丁洪亲自拿显微镜去看，看了几个小时，把图象放大到能看到原子排列，有一块区域大概几十个纳米的界面上是平的。他把那块区域标出来，让操作员把样品切了。

"就用这一小块。"

样品切出来比芝麻还小，用镊子夹的时候手一抖就没了。丁洪让一个手最稳的学生来操作，那学生屏着气，镊子尖慢慢慢慢地靠近，夹起来的时候手背上的青筋都鼓着。

"梦之线"上开始测。一组数据、两组数据、三组数据，没有信号。那个预期中应该出现的零能峰一直没出现。组里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材料体系选错了。丁洪说接着测。又测了两周，还是没有。

有一天下午，丁洪把李响叫到办公室，从文件柜里翻出一篇论文。那篇论文是几年前发的，发表的时候没引起太大关注，讲的是某种特殊配方的铁基超导材料。丁洪把论文摊开在桌上，指着一组数据。

"你看这个。这个体系的拓扑性质，也许跟我们之前想的不一样。"

李响凑过去看。那篇论文的数据里有一个小特征，作者自己没多解释，但丁洪在边上用红笔打了圈。

"重新测一遍这个体系。"

李响带着人重新长了那种配方的铁基超导。配方跟常规的不一样，多掺了百分之几的某种元素，长出来的晶体颜色都不同，偏暗，发黑。李响第一炉没长好，第二炉才出了能用的样品。

上机。调好参数，采数据。数据出来那天李响从"梦之线"跑上来，一口气跑到丁洪办公室，门也没敲就推开了。

"丁老师，有了。"

丁洪跟着他下到地下。屏幕上那个零能峰清清楚楚的，很窄，很高，不随空间位置变化而劈裂——马约拉纳零能模最干净的特征。

丁洪站在屏幕前看了好一会儿。李响在旁边站着，腿还有点抖。

"好。"丁洪说。

他转过身来，拍了拍李响的肩膀。没多说话。

论文标题里丁洪用了"铁马"两个字。他跟编辑解释说铁是铁基超导，马是马约拉纳。其实还有一层意思他没说——陆游的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个老头子病在床上，听见外面风雨声，梦见自己骑着铁甲战马在冰河上冲锋。

他把这层意思搁心里了。没跟别人提。

后来他把这个方向叫"铁马平台"。在组会上他讲拓扑量子比特的时候，指着白板上画的示意图说："晶体管。量子计算机的晶体管。咱们如果能把这个做出来，整个计算行业都得变。"

底下的人眼睛亮亮的，跟当年拉维看数据时的眼神一样。

有人私下问他，这得多久能做出来？他说三年。那人又问，三年靠谱吗？他说靠不靠谱的，不试怎么知道。

2026年夏天，德国斯图加特的国际超导大会上，丁洪做了个主旨报告。他站在台上讲分数磁通的发现，PPT上那些数据图被放大了投在屏幕上，底下坐了几百号人。他讲到一半的时候注意到前几排有人在互相交头接耳。

讲完提问环节，一个德国教授站起来问他："丁教授，你们的马约拉纳信号有没有可能来自表面效应？不是本征的拓扑态？"

丁洪把一页新的PPT切出来。上面是他团队最新的数据，把表面效应的贡献全部剥离之后的纯体态信号。

"我们已经排除了表面效应。"他说，"体态的、本征的，方向是对的。"

底下安静了几秒。那个德国教授点了下头，坐下了。

散会之后好几个人过来跟他握手。有个美国人拍了拍他胳膊说"你们走在我们前面了"。丁洪说"还早"。

他从会场出来，天已经暗了。斯图加特的老城区亮起了暖黄色的灯，一条窄窄的石板路延伸下去，两边的店铺关了门，橱窗里的灯光在石板上映出模糊的倒影。

他站住脚，摸出手机拍了一张。给叶青发过去。

叶青秒回："天都黑了还不回去？"

丁洪打了几个字："刚散会。明天回。"

然后他把手机揣回兜里，沿着那条石板路往下走。皮鞋底踩在石头缝里咔嗒咔嗒响，街道窄，回声在巷子里弹来弹去。路边一家酒馆的窗户半开着，里面传出来笑声和杯碟碰撞的声音。

他走过那扇窗户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眼。几个中年人围着一张圆桌在喝酒，桌上放着面包和香肠。没人注意到窗外有人经过。

丁洪继续往前走。石板路到了尽头是一个小广场，广场中间有座喷泉，冬天没开，池子里空着，落了半池子枯叶。他站在池子边上看了一会儿那些叶子，然后转身往回走了。

第九章 三个梦，都实现了

"梦之环"验收那天是2025年12月，怀柔的冬天干冷干冷的。

丁洪站在控制大厅里，周围几十号人，有专家有领导有施工方的人。投影幕布上实时显示着储存环里的束流信号，那条绿色的线在屏幕上平稳地走着，一圈、两圈、三圈，走了十几分钟没断过。

有人喊了声"成了"，然后掌声响起来。那掌声从人群中间往外扩散，像水波纹一样铺满了整个大厅。有人拥抱，有人拍照片，有人拿手机对着屏幕录视频。一个年轻工程师从座位上蹦了起来，撞到了旁边的椅子，咣的一声。

丁洪没鼓掌。他两只手垂在大腿两侧，看着屏幕上那条绿线一直往前跑。绿线跑得挺稳当的，没有起伏。

李所长从人群里挤过来，拍他肩膀："老丁，"他说，"这个环的名字是你起的，你上去说两句。"

丁洪说不用了。李所长说那不行，你上去说两句，大家等着呢。

丁洪被李所长推着走到前头。他站在投影幕布旁边，底下的人安静下来。他看着那些面孔——有些是他认识的，跟他一起在这个项目上熬了快十年的；有些是年轻人，他没打过交道，但大概是施工方或者运行团队的，脸上还带着学生气。

他清了清嗓子。

"这个环，从立项到现在，九年了。"他说，"九年说长不长，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上小学。说短也不短，我头发白了。"

底下有人笑了一下。

"我就说一句。"丁洪说，"环在这儿了，跑起来了。往后就看大家的了。"

他说完往后退了半步，点了点头。掌声又响了一阵，这回比刚才更齐。丁洪从台前退下来，走到人群后头，站到靠墙的位置。他靠着墙，看着那些人还在鼓掌、还在笑、还在互相拍肩膀。

他低了一下头。然后抬起来，看见了墙角那扇落地窗。他走过去，站在窗户前。

外面怀柔的天黑透了。科学城的工地上有几盏塔吊灯亮着，白色的强光把钢筋水泥的轮廓照得一片惨白。更远处是黑沉沉的山影，燕山的余脉，冬天光秃秃的，在夜幕底下只露出一条起伏的弧线。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了人群。

李所长后来在总结会上说"梦之环"是现在世界上亮度最高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体量排第二，但亮度是第一。它能同时容纳九十多条光束线站，每条都比"梦之线"先进。有人在底下小声说"九十多条，那得做多少实验"，旁边的人接了句"够做几辈子的了"。

丁洪没听见这句话。他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束流参数表在划，把几个关键数字底下画了横线。

"梦之城"那时候已经有个大模样了。怀柔科学城的五个大科学装置，物理所那个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最先开了张，能给人提供极低温、强磁场、超高压、超快光场，全是最极端的实验条件。丁洪有一次去那边开会，会开完了他在园区里走了一圈。

没有围墙，几条宽马路交错着，路边的银杏和法桐是新栽的，还细，拿竹竿撑着。楼都不高，三四层，但占地大，一栋一栋的，玻璃外墙在下午的日光里亮得晃眼。路上没什么人，空旷旷的。远处有工人在给一棵树绑保暖布，绿色的无纺布一圈一圈缠上去，像个绷带。

他走了一段路，停下来。旁边是一栋还没投用的实验楼，脚手架还没拆完，绿色的防护网从楼顶一直垂到底。他站那儿看了一会儿，工地上偶尔传来金属敲击的声响，叮、叮、叮，间隔很长。

"梦之城"这名字也是李所长起的。丁洪第一次听见的时候觉得有点大，李所长说不大，咱们的目标就是在这里建一个世界一流的科学中心，不叫"城"叫什么。丁洪后来就没再说过什么。

2022年回上海交大那天，丁洪是一个人去的。叶青那会儿还在北京处理搬家的事，他先过来报个到。闵行校区比徐汇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从大门走进去得搭校车，路两边的香樟树一排一排的，枝子在空中搭着，把天遮得只剩一条缝。

李政道研究所那栋楼新，玻璃幕墙干干净净的，太阳一照整面墙亮得跟镜子一样。丁洪走进去的时候，大厅的地面是大理石的，光可鉴人，皮鞋踩上去嗒嗒响。他站在大厅中间抬头看了一下，中庭通到顶，玻璃天棚透下来的光把整个空间灌满了。

有人在电梯口等他——一个年轻人，大概是所里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衬衫，迎上来跟丁洪握手："丁老师，欢迎您！我带您上去转转。"

丁洪跟着他上了楼。办公室在五楼，朝南，大窗户，外面能看见一片湖。湖水绿的，湖岸上种着水杉，叶子刚发出来，嫩得透亮。湖面上几只鸭子正在划水，头一伸一缩的。

"这办公室满意吗？"年轻人问。

"太大了。"丁洪说，"我要个小点的就行。"

年轻人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这个反应。他赶紧说："这是以前预留的，前任——"

"我知道。"丁洪说，"但我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有个能放桌子和书架的地方就够了。"

最后换了一间稍小一点的，朝西，下午有太阳。丁洪搬进去那天自己把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地码上去，物理书放一排，论文抽印本放一排，几本小说搁在角落。最后一本放完了他退后一步看了看，把几本书抽出来挪了个位置又放回去。

量子科技学院成立那天来了不少人。丁洪站在主席台上讲话，穿了件深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比平时整齐些。他念稿子，念得不太顺，中间停顿了几次，抬头看了看台下坐的那二十个"量子英才班"的学生，又低头接着念。

"你们是第一届。"他说，"以后会有第二届、第三届。你们坐在这里，以后你们的学生会坐在你们的位子上。科学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底下一个女生在笔记本上写字，笔尖刷刷地响。

丁洪念完了稿子，走下台。经过第一排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那几个学生的脸——都年轻，都干净，眼睛亮亮的，跟交大梧桐树下那些面孔一样。

他点了点头，走过去了。

尾声 翠屏湖的水

2024年1月，丁洪回古田那天是个阴天。

从福州到古田的高速是新修的，路宽敞，两边山上的树还绿着，冬天的福建不冷，空气湿湿的，车窗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汽。丁洪坐后座，靠着窗看外面。山还是一重一重的，但高速公路把山劈开了，隧道一个接一个，钻进钻出，光线明灭交替。

下高速进县城，路就窄了。两边的房子从新楼慢慢变成旧楼，三层五层的水泥房，墙上贴着白瓷砖，有些瓷砖掉了，露出底下的红砖。街上挂着灯笼，快过年了，红彤彤的一串一串横跨马路。

副县长李杰到酒店来接他。李杰比他年轻些，瘦高，说话快，带着本地口音。他握丁洪的手："丁院士，一路辛苦了。咱们先去一中？"

丁洪说去。

古田一中门口新立了一块石头，上面刻着校名。门卫看见李杰的车牌就放行了。进大门之后路两边是两排樟树，树干很粗，树皮裂成深色的沟壑。丁洪下了车站在那两排树中间，仰头看了看，树枝在顶上交叉着，把天筛成碎片。

"我父亲以前就在这儿读的书。"他说。

李杰说校史馆里有老照片，带您去看看。

校史馆在一栋老楼的二层，水磨石楼梯，扶手是木头刷了漆的，已经磨得发亮。馆里的老师把一本硬壳相册翻到第三页，指着一张黑白毕业照："这是1953届的，您父亲那届。"

丁洪弯下腰凑近去看。照片上几十个年轻人排了三排，穿白衬衫和蓝裤子，头发都剪得短，脸上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端端正正的表情。后排中间一个清瘦的男孩，眉目清朗，嘴唇微微抿着，下巴抬着。

他认出来了。十七岁的丁明德。

照片已经泛了黄，纸面有几道折痕。丁洪看了好一会儿没说话。馆里的老师想开口介绍，李杰朝他摆了摆手。

"能翻拍一张吗？"丁洪直起腰。

"可以可以。"馆里的老师赶紧去拿扫描仪。

从校史馆出来去阶梯教室，里面已经坐满了高三学生，连过道里都站了人。丁洪走进门的时候学生们自动鼓起掌来，声音齐刷刷的，在教室里撞了好几个来回。

他站上讲台，把话筒调了调高度。底下的脸全是年轻的，皮肤亮亮的，眼睛里带着好奇。他扫了一圈，发现第一排有个戴眼镜的男生一直盯着他看，抿着嘴唇，神态让他想起什么东西——一闪，没抓住。

"我今天不讲物理。"他说。

底下安静了。

"讲讲我父亲。"

他讲了丁明德。讲那个从翠屏湖边走出去的山村少年，讲他考上了大学却没能学物理，讲他在地质队钻了半辈子山洞，讲他在长沙的小院里，拿一本旧书给儿子讲苹果为什么会落地。丁洪讲得慢，中间停顿了几次，端着桌上的矿泉水喝一口再接着讲。

"我爸一辈子没学成物理。"他说，"但我替他学了。"

底下有学生在吸鼻子，很轻。

"如果他不让我选物理，我今天可能是个程序员。"丁洪顿了一下，"程序员也很好。但——"他没把后半句说完。

讲座结束的时候学生们涌上来要签名，围了三层。有人在卷子上签，有人在笔记本上签，还有人把校服袖子伸过来。丁洪一个一个地签，握着笔的手有点僵。有个女生签完了退出去的时候又折回来，小声说："丁院士，您父亲很伟大。"

丁洪抬头看了她一眼。女生脸红了，转身跑了。

那天下午他去了一趟玉库村。

车在村口停了，他让司机不用跟着。他一个人顺着那条土路往里走，两边的油桐树落光了叶子，枝子上挂着去年的干果壳，风一吹就嘎啦嘎啦地响。路面上碎石头硌脚，他走得慢，在石头的棱角之间挑着下脚。

老榕树还在村口。比记忆里又粗了一圈，气根更多了，有些已经长成了新的树干，从老树周围斜伸出去，撑起了一大片树荫。冬天的树冠稀了，能看见枝子交错的骨架，像一把收拢的伞。树下的青石凳还在，三条，凳面油亮油亮的。

他在老榕树跟前站住。伸手去够一根垂下来的气根，手指碰到的部分粗糙干燥，带着树皮的纹路。他攥着那根气根握了握，松开了。

沿着树往前走几步就是翠屏湖的岸边。湖面在冬天低了些，露出一圈土黄色的岸，石头上长着暗绿色的苔。湖水还是那种偏黑的碧，静静的，几乎没有波纹。对岸的山在灰白的天空底下显出深蓝色的轮廓，一层一层叠着往远处去。

丁洪蹲下身，把手伸进水里。

水凉，冰凉，扎着骨头那种凉。他掬了一捧起来，水从指缝间漏下去，回到湖面上滴答滴答的，晕开一圈一圈细纹。那些细纹往远处扩，扩到半中间就看不见了。

他站起来，两只手湿着，往下滴水。他也没擦，就垂着手站在那儿，看着湖面。

风从水面上来，带着冬天特有的清冽，把岸边的枯草吹得一伏一伏的。远处有鸟叫，不知道是什么鸟，叫一声歇半天。

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步子还是慢，鞋底在碎石路上磨出沙沙的声响。老榕树的影子从他身上滑过去，盖住他又放开他。石凳上没人，空着三条，朝着湖面，像在等谁坐下来。

他走到村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老榕树站在那儿，气根垂着，在风里微微晃。湖面在他身后，静静的，比来时似乎暗了一些，快傍晚了。

他转过头继续走。鞋底下石子硌着，一下一下的，疼，但他没拐弯。

车还在那儿等着，司机靠在车门上抽烟。看见他来了，把烟掐了，给他开了后座的门。

丁洪弯腰上车。关门之前他又往外看了一眼，村口那棵榕树只剩了个轮廓，灰蒙蒙的，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显得大，显得重，一动不动地蹲在那儿。

他把车门关上了。对司机说："走吧。"

车开出去，后视镜里玉库村越来越小，拐个弯就看不见了。窗外的山又重新合拢过来，一重一重的，跟来的时候一样。

丁洪靠着座椅后背，手搁在膝盖上，湿劲儿还没干透，指头上凉丝丝的。

他闭上眼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