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地下俱乐部（电视小说·十六集）

文/汤文来（福建省宁德市东侨退休教师）

《天上地下俱乐部》故事梗概

北京东四一条胡同的地下室里，前文学编辑于建平开了一家“天上地下俱乐部”——不是什么正经地方，就是一帮无聊的人聚在一起说真话。合伙人李东升是退伍炊事兵，沉默寡言，一手葱油饼是俱乐部的灵魂。常客有退休哲学教授老梁、前话剧演员苏雯、酒吧驻唱大彭、导演系毕业找不到活干的小鹿。

俱乐部不赚钱，但于建平在乎——他在乎的方式是假装不在乎。

前妻方静让俱乐部成员上了电视节目《真实人生》，俱乐部火了。投资人要搞连锁加盟，于建平拒绝——“我不想改变世界，只想保护一个地下室不被世界改变。”社会学教授来“研究”他们，老梁说“你研究我们但不想成为我们，你只是来采集的”。

苏雯和于建平从互怼到相爱。苏雯前夫回来求复婚，她说“我不想再把自己活成别人的附属品”。方静打电话说“我有时候后悔离婚了”，于建平说“我和苏雯能不能过到一起我不知道，但我想试试”。

大彭恋爱又失恋，女孩米粒去了上海。他写出《三月》——“暖气停了，你走了，北京还在”。这首歌网上播放量五十万。后来米粒从上海回来了。

老梁查出胃癌早期，拒绝治疗。于建平说“您还没看到大彭写出最牛的歌，还没看到小鹿拍出第一部电影，还没看到我和苏雯结婚”，老梁沉默很久说“行，我做手术。但俱乐部必须再开十年”。手术成功。

俱乐部交不起房租，李东升拿出存了十年的退伍安置费——“俱乐部也是我的命根子。”于建平说“这是你的全部”，李东升说“钱不用就是废纸，用了才有价值”。

俱乐部要拆迁了。小鹿用手机拍了五分钟短片发到网上，播放量五十万。一个陌生女人来了——她以前开的小书店被拆了，有一个闲置的院子愿意免费借给俱乐部。“北京这样的地方已经不多了。”院子不大，有石榴树、石桌石凳，比地下室好一万倍。

新俱乐部开张那天，所有人都在。大彭唱了新写的《天上地下》——“天亮了/门开了/你来了/我还在”。苏雯和于建平在石榴树下握手，苏雯的手第一次是暖的——“因为一直被握着，握暖了”。

有人问俱乐部到底是干什么的，于建平说：“就是一个地方。你来了，坐下了，说话也行，不说话也行。你来不来，它都在。这就够了。”

五年后，石榴树结果了，很甜，每个人都吃到了。俱乐部还在。

【人物表】

于建平——男，三十八岁，前文学编辑，现“天上地下俱乐部”老板。嘴贫，心软，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骨子里比谁都认真。离异。住俱乐部地下室。

李东升——男，四十岁，退伍军人，俱乐部合伙人。沉默寡言，能动手尽量不吵吵，但一开口就是冷幽默。炊事班出身，现负责俱乐部后厨。

苏雯——女，三十五岁，前话剧演员，俱乐部驻场主持人。离婚后带着女儿生活，嘴毒心热，于建平的长期“互怼对象”兼潜在恋人。

老梁——男，五十五岁，退休哲学教授，俱乐部常客兼“驻场哲学家”。整天琢磨“存在主义与涮羊肉的关系”。独居，儿子是金融从业者。

大彭——男，二十八岁，酒吧驻唱，愣头青，把于建平当人生导师（于建平自己都不知道这事）。梦想是写出“一首能传世的歌”。

小鹿——女，二十四岁，俱乐部服务员，苏雯的外甥女。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找不到活干，在俱乐部“临时过渡”已经过渡了两年。

方静——女，三十七岁，于建平前妻，电视台制片人。精明干练，内心柔软但极少示人。

其他角色：格子男、大学教授、老梁儿子、投资人、苏雯前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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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谁也别装》

1. 开场·北京胡同深处

（黑屏。画外音是于建平懒洋洋的腔调。）

于建平（VO）：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觉得自己还能干点儿正事儿。第二后悔的，是发现自己确实干不了什么正事儿。第三后悔的，是发现前两件事儿其实是一件事儿——觉得自己能干、发现自己干不了、承认自己干不了，这三步走完，半辈子就过去了。剩下的半辈子，用来假装不在乎。

（画面亮起。）

北京东四某条胡同的深处，一棵歪脖子槐树下，有一扇铁门。铁门上面挂着一块木牌子，木牌子是于建平自己用锯子锯的、用毛笔写的，字迹说好听叫“拙朴”，说难听叫“小学三年级水平”。牌子上歪歪扭扭刻着：

“天上地下俱乐部——不是你想的那种”

“不是你想的那种”这七个字比上面那行字小一号，因为于建平写到最后发现地方不够了。

冬天。十二月的北京，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胡同里没什么人，一只橘猫蹲在垃圾桶旁边，用一种“我看透了你们所有人”的眼神盯着镜头。

于建平蹲在俱乐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他穿着一件旧军大衣，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整个人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被塞进了军绿色的布袋子里。他的头发很久没剪了，从军大衣领子里支棱出来，和烟一起在风里飘。

他在看那只猫。

于建平（对着猫）：你看什么看？你也不用交房租，也不用想明天干什么，你当然有资格用那种眼神看我。

猫没理他，站起来走了。

于建平：连猫都懒得理我。行。

他深吸一口烟，烟灰被风吹到他脸上，他眯着眼睛掸了掸，像赶走一个不重要的烦恼。

李东升（从里面探出头）：于儿，电线又跳闸了。

李东升，四十岁，退伍军人，身材壮实但不笨重，脸上的表情常年维持在“刚睡醒”和“懒得醒”之间。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双手沾着面粉——刚才在后厨揉面，准备晚上给客人做葱油饼。

于建平：那你倒是合上啊，跟我汇报什么？我又不是电。

李东升：合了，又跳了。

于建平：那就再合。

李东升：合了四次了。

于建平：那你不会合第五次？你是搞体育出身的不应该最懂坚持吗？你们部队上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坚持就是胜利”？

李东升：那是针对人的。这房子比我们连长还老，你让它坚持，它坚持不了。

于建平：连长？你们连长多大？

李东升：比我大六岁。

于建平：那也没多老啊。

李东升：我说的是精神年龄。

于建平叹了口气，把烟掐灭在台阶上。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吧”响了一声。这声音不大，但他听见了，而且停了一下——就零点几秒的停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膝盖，像是在确认这具身体确实在一天天折旧。然后他迅速把这种感慨压下去，换上那副惯常的混不吝表情。

于建平：行吧，叫电工。俱乐部今天歇业。

李东升：今天周六。

于建平：周六怎么了？

李东升：周六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上周六来了二十三个人。

于建平：二十三个你也好意思说“最好”？人家隔壁涮羊肉店周末排队排到胡同口。

李东升：人家卖的是羊肉。咱卖的是……咱卖的是什么来着？

这个问题让于建平愣了一下。

于建平：咱们卖的是文化。

李东升：文化能当饭吃？

于建平：文化不能当饭吃，但文化能让吃饭的人觉得自己吃的不只是饭。这就是附加值。懂不懂？

李东升：不懂。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账上也没钱。

于建平：你这人说话就说话，提账干什么？提账伤感情。

李东升：我和你没感情。我只和账上有感情。

于建平：那你就跟客人解释，说咱们俱乐部在搞行为艺术展，展品叫《黑暗中的思考》。免费参观，但门票二十。

李东升：黑暗里怎么收门票？

于建平：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就是行为艺术的一部分。你在黑暗里找不到收门票的人，这就叫“当代人的信任危机”。

李东升看了他三秒钟，面无表情。

李东升：于儿。

于建平：嗯？

李东升：你有时候说出来的话，你自己信吗？

于建平：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得像真的。

他把烟头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上次被邻居投诉过“烟头乱扔影响胡同风貌”，街道办事处的人来了一趟，于建平点头哈腰地保证“下次一定注意”，转头就跟李东升说：“胡同风貌，一条破胡同有什么风貌。但咱也别跟街道办过不去，人家也不容易，大冷天的出来检查，搁谁谁愿意？”

这就是于建平。他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替你着想，然后用一句片儿汤话把这事儿盖过去。

2. 俱乐部门口·白天

“天上地下俱乐部”不是什么正经俱乐部。

这句话既是广告语，也是事实陈述。它开在东四某条胡同的地下室里，原来是个防空洞，后来做过仓库、做过小卖部、做过无证棋牌室，被查封过两次。于建平三年前盘下来的时候，李东升问他“你打算开什么”，于建平说“开一个让大家聊天的地方”。李东升说“聊天为什么要花钱？”于建平说“你去咖啡馆聊天不也花钱吗？”李东升说“咖啡馆有咖啡。”于建平说“我这也有喝的。”李东升说“你只有茶和啤酒。”于建平说“茶和啤酒怎么了？鲁迅说了，喝茶是一种‘清福’。”李东升说“鲁迅还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你这一下午一下午地让人聊天，算不算浪费生命？”于建平说“你怎么什么事都能找到名人名言来抬杠？你是不是偷偷看书了？”李东升没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确实偷偷看书了——他在部队的时候养成了睡前看半小时书的习惯，退伍后也没断，看的都是于建平书架上的小说，但这件事他一直瞒着，因为“炊事班的人看书”这件事在他看来属于“不务正业”。

总之，俱乐部就这么开起来了。

说白了，就是一帮无聊的人聚在一起侃大山的地方。于建平管它叫“文化沙龙”，李东升管它叫“合法的聚众闲扯”，老梁管它叫“苏格拉底时代的市集精神在当代北京的拙劣再现”，小鹿管它叫“一个老板不赚钱但假装赚钱、客人不消费但假装消费、大家都不开心但假装开心的奇妙空间”。

苏雯有一次总结得更精辟：“这不就是一个给中年人逃避现实的防空洞吗？哦对，它本来就是个防空洞。所以它连隐喻都省了。”

俱乐部的活动没什么固定形式。每周六下午有一场主题讨论会，话题从“人能不能不装”到“爱情是本能还是选择”到“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你今天会干什么”，全凭于建平前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想到什么是什么。平时晚上偶尔有大彭的弹唱，偶尔有老梁的“哲学夜谈”，偶尔什么也没有，就是几个人坐在那儿喝茶喝酒，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说到半夜，各自散去。

俱乐部的收入来源也很简单：茶水费二十块一位，啤酒十块一瓶，葱油饼十五块一份（李东升的葱油饼是俱乐部唯一被客人真正认可的东西）。一个月下来，刨去房租水电，剩下的钱刚好够于建平不饿死。

“刚好不饿死”这个状态，于建平已经维持了三年。

他对此的评价是：“比饿死强一点，但也没强太多。”

俱乐部门口贴着一张手写的活动海报，纸已经泛黄了，边角用透明胶带补过好几次。于建平的字迹潦草得像醉酒后写的：

本周话题：人能不能不装？

主持人：苏雯

时间：周六下午三点

特别提醒：装逼者请自觉去隔壁消费（隔壁是涮羊肉）

海报下面用更小的字写着一行备注：“如果你觉得自己没装，你已经在装了。——老梁。”

这行字是老梁自己加上去的，于建平当时说“你这太学术了，谁看得懂”，老梁说“看得懂的人看得懂，看不懂的人正好可以对号入座”，于建平想了想，没撕。

3. 俱乐部内·下午

电工来了，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姓赵，于建平叫他“赵工”。赵工在配电箱那儿捣鼓了二十分钟，换了个空气开关，电来了。灯亮起来的一瞬间，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但谁也没说话——谁也不肯承认自己刚才其实有点儿慌。在一个以“什么都不在乎”为荣的俱乐部里，承认“我在乎有没有电”是一件很跌份的事。

小鹿正在擦桌子。二十四岁，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找不到活干，在苏雯的介绍下来俱乐部“临时过渡”——这个“临时”已经持续了两年。她扎着一个低马尾，穿着俱乐部的“工服”（一件黑色卫衣，上面印着“天上地下”四个字，于建平找了朋友印的，印了五十件，成本价每件三十五，卖四十一件，到目前为止卖出去了三件，都是大彭买的，因为他把卫衣当睡衣穿）。

俱乐部的陈设很简陋：十几把二手椅子，颜色都不太一样，有木头的有塑料的，凑在一起像一支杂牌军；一个吧台，是李东升用旧门板改的；一面墙上贴满了老电影海报，《阳光灿烂的日子》《甲方乙方》《花样年华》《肖申克的救赎》——于建平贴的时候说“这些电影有一个共同点”，小鹿问“什么共同点”，于建平说“都跟自由有关”，老梁在旁边补充说“也跟逃避有关”，于建平说“自由和逃避是一回事”，老梁想了三秒钟，说“你这个说法虽然不严谨，但在美学上是成立的”。

另一面墙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一行大字，字迹比门口的牌子稍微工整一些——那是苏雯写的，因为于建平的字实在太难看了。写的是：

“在这儿，你可以说任何话，但别指望有人听。”

这句话是俱乐部的“宗旨”。于建平对它的解释是：“大家来这儿是为了说话，不是为了被听。被听是需要负责的，说话不需要。你说了，别人听了，你就得对别人的反应负责。但如果你说了，别人没听，你就自由了。”老梁听完这个解释后说“你这套逻辑放在学术圈会被批得体无完肤”，于建平说“好在我不在学术圈”，老梁说“你不在学术圈是学术圈的损失”，于建平说“你这话听着像骂人”，老梁说“既是骂人也是表扬，这就是辩证法的魅力”。

老梁是第一个到的。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的，因为他退休后没什么事干，每天早上起来煮一碗挂面，吃完坐公交车来俱乐部，路上大概四十分钟，他就在公交车上看书——今天看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翻得已经散了架，用橡皮筋捆着。

老梁，五十五岁，退休哲学教授。他退休不是到了年龄——是提前退休的，原因他没跟任何人细说过，只说了一句“学校的空气不适合我了”。于建平推测是跟评职称有关，老梁说“你猜得不对但我不纠正你，因为纠正你的过程需要解释太多我不想解释的事”，于建平听完这句话说“你这句话就够解释的了”，老梁说“对，所以我不解释了”。

他拎着一个布袋子，灰蓝色的，上面印着某个学术会议的logo，年代久远到那个会议的主办单位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布袋子里装着一本海德格尔、一本《新华字典》（他看德文译本的时候用来查生字），还有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火烧——他今天的午饭。

老梁进门的时候把布袋子放在吧台上，从里面掏出两个火烧，放在暖气片上热着。俱乐部的暖气是那种老式的铸铁暖气片，烧得不是很热，但捂个火烧够了。

老梁：人呢？

小鹿：老板在解决电的问题。

老梁：什么电的问题？

小鹿：就是电有问题。

老梁：哦，形而下的问题。那咱们先聊聊形而上的。小鹿，你对“此在”有什么理解？

小鹿（停下擦桌子的手）：梁老师，我才二十四，您先让我“此在”一会儿行吗？

老梁：你已经在“此在”了。你不理解它，不代表你不是它。

小鹿：那我能不能不当“此在”？我当“彼在”行不行？

老梁（认真想了想）：“彼在”不是海德格尔的概念。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发明一个。

小鹿：我不发明。我连剧本都写不出来，还发明哲学概念呢。

小鹿说的是实话。她在电影学院的时候写过两个短片剧本，一个被老师批“太文艺”，一个被批“太商业”，最后都没拍出来。毕业两年了，她投过三十多份简历，面试了十几家公司，要么是“我们需要有经验的”，要么是“你条件很好但跟我们项目不匹配”，要么是“你回去等通知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来俱乐部上班的第一天，跟苏雯说“姨，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行”，苏雯说“你才二十四，别这么早下结论”，小鹿说“可是别人二十四已经拍出片子了”，苏雯说“别人还有二十四得奥斯卡的呢，你怎么不比那个”，小鹿说“我要是比那个我早跳楼了”，苏雯说“你先把地拖了再讨论跳楼的事”。

大彭是第二个到的。他是从南城坐了一个小时地铁过来的，抱着那把破吉他——吉他是他在旧货市场花三百块钱买的，音不太准，但他调了一个小时之后勉强能听。头发乱得像鸟窝，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袄，棉袄的拉链坏了，他用一根鞋带系着。

大彭：建平哥呢？

小鹿：修电。

大彭：建平哥还会修电？

老梁：他不会。但他觉得他会。这就是人类的悲剧性所在。人总是高估自己在一个陌生领域的能力，同时低估自己在一个熟悉领域的不作为。于建平不会修电，但他会觉得自己应该会修电，因为他是男人。这是一个性别角色规训的典型案例。

大彭：梁老师，您说人话行吗？

老梁：你建平哥在逞能。

大彭：哦，这个我听懂了。

大彭把吉他靠在墙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抽出一根递给老梁。老梁摆摆手，他不抽烟，他只抽“精神上的尼古丁”——哲学。大彭自己点上，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在俱乐部的日光灯下显得格外白。

大彭：梁老师，您说人这辈子最怕什么？

老梁：不同的人怕不同的东西。但最普遍的，是怕自己的一生没有意义。

大彭：那怎么知道自己的一生有没有意义？

老梁：你自己说了不算。别人说了也不算。死了以后，过五十年，如果有人还记得你，那你大概有点儿意义。如果没人记得你，那你就是没意义。但这个标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记不记得跟你的所作所为不一定成正比——有的人做了很多事但没人记得，有的人什么都没做但被人记住了，比如赵高。

大彭：赵高是谁？

老梁：一个太监。

大彭：太监为什么被人记住？

老梁：因为他把秦朝搞垮了。

大彭（若有所思）：所以把一件事搞垮了也能被人记住？

老梁：能的。而且往往比把一件事搞成了更容易被人记住。因为搞成了是应该的，搞垮了是新闻。

大彭想了想，觉得这个道理好像不太对，但他说不出哪里不对，就不想了。

4. 俱乐部内·傍晚

于建平从外面回来了，手里拎着一袋糖炒栗子——他刚才出去找电工的时候路过干果店顺手买的。他把栗子放在吧台上，小鹿立刻放下抹布，开始剥栗子。

小鹿：老板，你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于建平：我什么时候不大方了？

小鹿：上次你说请大家吃饭，结果请大家吃了胡同口的煎饼果子。

于建平：煎饼果子不是饭？煎饼果子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蔬菜，营养均衡。你们这些人，被消费主义洗脑了，觉得只有坐在有桌布的地方吃饭才叫吃饭，在马路牙子上吃就不叫吃饭。这叫异化。梁老师，我说得对不对？

老梁（正在暖气片上翻火烧）：异化不是这个意思。但你用得很生动，算你及格。

于建平：我这辈子就是“及格”这俩字跟着我。做什么都是及格，多一点都没有。

苏雯（从门口进来）：那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低。

所有人转头看向门口。苏雯穿着一件黑色高领毛衣，外面套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头发随便扎着，没化妆。她进门第一件事是看了一眼于建平——快速的一眼，像是确认他还在那儿——第二件事是把目光移开，假装在看墙上的海报。

于建平：你说谁要求低？

苏雯：说的就是你。你这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所以你什么都不争，什么都不拼，然后安慰自己说“我是不在乎”。你要是真不在乎你开这个俱乐部干嘛？你开俱乐部就是为了证明你在乎，但你不敢承认你在乎，因为你怕你承认了之后还是做不好，那就连“我不在乎”这个遮羞布都没了。

（全场安静。）

小鹿手里的栗子停在半空中，大彭的烟灰掉在了裤子上都没发现。老梁翻火烧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低声说了一句“开场就上强度，今晚有好戏”。

于建平看着苏雯，苏雯看着于建平。两个人对视了大概三秒钟，这期间整个俱乐部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样。

于建平：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苏雯：我没吃枪药，我就是说了一句实话。你不是号称俱乐部里最不装的人吗？那我就不跟你装，我有什么说什么。

于建平：你说得对。我在乎。我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这个破俱乐部。但它确实是个破俱乐部，赚不到钱，没什么人来，一个月挣的钱不如人家楼下卖煎饼的。我在乎一个破俱乐部，这个事实本身就很可笑。所以我不说。我不说，就没人知道我在乎。没人知道我在乎，我就不用面对“我费了半天劲弄了一个破俱乐部”这个事实。

（沉默。）

老梁（终于把火烧翻好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于建平刚刚这段话，恰恰是因为他不装了，才说出来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人能不能不装”——于建平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一个答案：能。但需要有人逼你一下。

大彭：梁老师，您这话的意思是……苏雯姐刚才是在逼建平哥？

老梁：她不是在逼他。她是在替他做他做不了的事。有人一辈子都说不出一句真心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真心话，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替他们把门踹开的人。

苏雯看了老梁一眼，没说话。于建平低着头，把栗子壳一个一个捏碎。

苏雯（过了一会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今天的话题“人能不能不装”，谁主持？

于建平：你。海报上写的是你。

苏雯：那你呢？

于建平：我当靶子。你们今天拿我练手，随便说，我不还嘴。

小鹿：老板，你确定？苏雯姨今天状态不太好，我怕她把你说到哭。

于建平：我哭过吗？我这辈子就没哭过。

苏雯：你上次看《忠犬八公》的时候——

于建平：那是沙子进眼睛了。

苏雯：你在家看的，哪儿来的沙子？

于建平：北京有沙尘暴。

苏雯：那天没刮风。

于建平：你能不能别记这么清楚？你记台词的能力能不能用在正经地方？

苏雯：这就是正经地方。记你的糗事比记台词重要。

5. 讨论会·夜

来了十几个人，坐得稀稀拉拉。俱乐部的椅子从来没坐满过，最多的一次来了二十六个人，那是俱乐部开业第一天的“开业大酬宾”——茶水免费，葱油饼半价。那天的收入是负数，因为葱油饼卖得越多亏得越多，李东升在后厨一边揉面一边说“这生意做得，越做越穷”，于建平说“这叫战略性亏损”，李东升说“战略完了呢”，于建平说“战略完了就赢了”，李东升说“赢了呢”，于建平说“赢了就赚钱了”，李东升说“赚了钱呢”，于建平说“赚了钱就不做葱油饼了”，李东升说“那做什么”，于建平说“做更贵的葱油饼”。

后来的事实证明，“战略性亏损”没有带来“战略性胜利”，开业的热闹过后，俱乐部每天的客人稳定在“个位数”这个区间，最惨的一天只来了两个人——老梁和一个走错路的外卖骑手。外卖骑手坐下来喝了一杯水，发现这不是他要找的地址，就走了。那天的收入是零。

于建平那天晚上在账本上写了四个字：“再接再厉。”

第二天又写了四个字：“再看看吧。”

第三天没写。

苏雯站在前面的小台子上——其实不是什么台子，就是两块红砖垒起来的一块木板，上面铺了一块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扎染布。她站在那里，像站在话剧舞台的中央。她天生就有一种站在那里就能让所有人闭嘴的气质，这是她在戏剧学院四年、在话剧团六年练出来的。

苏雯：今天的话题，“人能不能不装”。老规矩，每个人说一段，不许人身攻击——但可以对号入座。谁先来？

一个中年男人举手，穿着格子衬衫，深蓝色的，扎进西裤里，腰间别着一串钥匙，走路的时候叮当响。大家都叫他“格子男”，因为他每次来都穿格子衬衫，不同颜色的，但款式差不多。他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具体做什么他没说过，大家也没问过。

格子男：我觉得“装”是社交的必需品。你在单位不装，你混得下去吗？我跟你讲个真事儿。上周我们单位开会，领导说了一个方案，那个方案明显有问题，逻辑都不通，但全办公室没有一个人说话。为什么？因为谁第一个说话谁就是“不服从大局”。后来领导点我名，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挺好，再完善完善就更好了”。你看，我这句话里没有一句真话，但所有人都满意了。领导觉得我支持他，同事觉得我没出风头，我自己安全过关。这就是“装”的价值。

苏雯：那你觉得累吗？

格子男：累啊。但是不装更累。不装的话，你可能连这个累的机会都没有了——你早就被调去档案室了。

大彭：档案室怎么了？档案室不也是工作吗？

格子男（看了大彭一眼）：你还年轻。你以后就懂了，有些工作看着是工作，其实是养老。有些工作看着是养老，其实是等死。你让我二十岁去档案室，我觉得是天堂。你让我四十岁去档案室，我觉得是提前宣判了。

老梁：这叫“异化”。你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眼里的你，真正的你反而成了陌生人。

格子男：梁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懂。我上大学的时候也看过您的书。

老梁（有点意外）：你看过我的书？

格子男：选修过您的课。那门课叫“西方哲学导论”，您在课上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人最大的不幸不是死亡，是活着的时候已经死了”。我当时听完特别震撼，觉得这话说得太好了，我以后一定不要这样。二十年过去了，我活成了这句话的注脚。

（沉默。那种沉默不是尴尬，是所有人都在这句话里看到了自己。）

格子男（自己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让人心酸的东西）：但我今天来了，坐在这儿，说这些，是不是也算没装？

苏雯：是。你今天没装。

格子男：那是因为在这儿说了不用负责任。在单位说这些话，第二天就得去档案室报到。

于建平（突然插话）：这不就对了？我这个俱乐部就是让你说真话不用负责任的地方。出了这门，你爱怎么装怎么装。但是回来的时候记得把面具摘了，不然我们这儿的茶都泡不开。

（几个人笑了。）

格子男：于老板，那你摘了吗？

（话头又回到了于建平身上。）

于建平：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摘了。

他站起来，把手里捏了半天的栗子壳扔进垃圾桶，走到前面，站在苏雯旁边。苏雯看了他一眼，往旁边让了半步，给他留出位置。

于建平：我，于建平，三十八岁，离异，没孩子，开了个破俱乐部，每个月倒贴钱。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在想，我这辈子到底干了什么？然后想不出来。然后我就开始想，那我明天该干什么？也想不出来。然后我就睡了。第二天醒来，接着装。

他停下来。所有人都在看他。苏雯站在他旁边，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她的左手不自觉地攥住了衣角。

于建平：我最怕的不是穷，不是老，不是没人爱。我最怕的是——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这才是最大的装。我连对自己都在装。每天早上照镜子，我跟镜子里那个人说“没事儿，挺好的”，其实我心里知道，那人在说“你他妈倒是干点事儿啊”。

（又是一阵沉默。俱乐部的暖气片发出“嘶嘶”的声音，像是一个老人在叹气。）

老梁（轻声说）：所以人不能不装。因为人一不装，就要面对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太可怕了，所以人选择装，选择忘记这个问题，选择用各种各样的“人设”把自己包裹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装”不是虚伪，是自我保护。

于建平：那梁老师，您的意思是——我今天这不装，反而是自残？

老梁：也可以这么说。你今天等于把自己剥光了站在大家面前。这在冬天是会感冒的。

（全场哄堂大笑。于建平也笑了，但那笑容里有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的东西——不是悲伤，是一种“被看见了”的释然。）

苏雯：行了，你下去吧。你在这儿站着我没法主持。

于建平：我又没挡你。

苏雯：你往那儿一站，所有人都在看你想你会不会哭，没人听我说话。

于建平：我哭了吗？我这辈子就没——

苏雯：你刚才说到“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嗓子哑了。

于建平：那是……那是栗子壳卡嗓子了。

苏雯：你又没吃栗子壳。

于建平：栗子壳的粉末，吹进去了。

小鹿：老板，你别说了，越描越黑。

于建平看了一眼苏雯，又看了一眼大家，什么都没说，走回自己的位置坐下。他拿起一瓶啤酒，用牙齿咬开瓶盖——这个动作他做了很多年，驾轻就熟，但今天瓶盖飞出去了，滚到了老梁脚边。老梁弯腰捡起来，放在桌子上，什么都没说。

苏雯：好了，接着聊。下一位。

（讨论会继续，但于建平没怎么再说话。他坐在角落里喝啤酒，听别人说话，偶尔点一根烟。他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这样——坐在一旁，听别人说话，看别人的表情，想别人的事。这样就不用想自己的事了。）

6. 穿插·闪回

（画面切：三年前，于建平和方静在家里的厨房。）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北京的晚霞把厨房的窗户染成了橘红色。方静在洗碗，于建平在旁边擦桌子。两个人的动作都很熟练，像是排练过很多次——事实上，他们结婚六年，这样的场景确实排练过很多次，只是他们从没想过这会是最后一次。

方静：你就不能正经做点事儿吗？

于建平（擦桌子的手没停）：什么叫正经？我在出版社编的那些书不正经？《中国民俗文化大观》全套八本，我编了两年，那不正经？

方静：你那叫上班不叫做事。你那叫耗着。你去出版社，编稿子，下班，回来，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复一日。你自己不觉得像在坐牢吗？

于建平：谁不是这么过的？你问问大街上那些人，谁不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方静：别人是别人，你是你。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于建平：我以前什么样？

方静：你以前说过你要写一本小说。你说你要写一本“让别人记住北京”的小说。你说你知道怎么写，你说你只需要一个安静的时间。我给你安静的时间了，六年的安静时间，你写了什么？

（于建平停下了擦桌子的手。他看着手里那块抹布，白色的抹布已经发灰了，边角磨出了线头。）

于建平：我写了……开头。

方静：多长的开头？

于建平：三百字。

（方静关掉了水龙头。厨房里突然安静下来，只剩下水龙头滴水的“嗒嗒”声。）

方静：三百字。六年。平均一年五十个字。

于建平：你不能这么算。写作不是线性劳动。它不是说你每天写多少字就能累积成一部小说。它需要……需要状态。

方静：你的状态呢？

于建平：还没来。

方静（看着他）：于儿，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你的状态不会来了。你的状态就是不想写。你不想承认你写不出来，所以你一直在等那个“状态”，等了一年又一年。你不是不能写，你是不敢写。你怕你写出来不好。你宁愿不写，也不愿意写一个“还行”的东西。

于建平：你怎么知道？

方静：因为我了解你。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怕失败的人。你的聪明让你一眼就能看出所有事情的问题，你觉得“这事儿没那么好”“那事儿也就是凑合”，久而久之，你就什么都不做了。因为你做什么你都能挑出毛病。包括你自己的。

（于建平没说话。他把抹布叠好，放在灶台边上，动作很轻，很仔细，像是怕惊动什么。）

于建平：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方静：先做。别想好不好。先做出来。哪怕写一个烂小说，也比不写强。哪怕开一个赔钱的俱乐部，也比不开强。你就去做一件事，把它做完，然后再做下一件。你不需要每一件事都成功，你只需要在做事。

（于建平抬起头看方静。她站在水槽前，手是湿的，脸上有细密的汗珠，夏天的厨房太热了。她的表情是认真的，没有任何嘲笑或者不耐烦。她是真的在为他着想。）

于建平：你什么时候变成人生导师了？

方静：跟你在一起六年，耳濡目染，学了几句片儿汤话。

于建平：我刚才说的不是片儿汤话。

方静：我说的也不是。

（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夏天的知了在窗外叫得很响。）

于建平：方静。

方静：嗯。

于建平：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过不下去了？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方静的手在水龙头下停住了。水哗哗地流着，流了很久，她才关掉水龙头。）

方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每天早上起来，想到今天和昨天一样，我就觉得喘不上气。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问题。我需要……我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于建平：比如？

方静：比如一个会为某件事情激动的人。

（于建平没有说话。他知道方静说的“激动”是什么意思。他确实不会为什么事情激动了。他曾经会——二十岁的时候，他读到一本好小说会激动得一晚上睡不着；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写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句子会激动得跑到阳台大喊一声。但后来，那种激动慢慢消失了，像水渗进沙子里，不见了。他以为这是成熟，后来才发现这是磨损。）

于建平：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会激动的人，那可能我真的不适合你了。

方静：你知道我最怕你说什么吗？我最怕你说这种话。这种“我不行”“我不适合”“我就这样了”的话。你明明可以改，你明明可以试着去激动，但你连试都不试。你直接给自己判了死刑，然后跟我说“我本来就该死”。

（于建平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忽然意识到，方静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这种“被说对”的感觉比挨骂还难受，因为他没法反驳——反驳就需要承认自己其实可以做得更好，而他不确定自己真的可以。）

那天的对话没有结尾。于建平后来去阳台抽了一根烟，方静在厨房把碗洗完了，然后她去客厅看书，他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但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

三个月后，他们离婚了。

现在想起来，方静那天在厨房说的话，是于建平这辈子听过的最接近“真心话”的话。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了不起的道理，而是因为她没有装。她没有说“我们性格不合”这种片儿汤话，她说的是“我需要一个会为某件事情激动的人”。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在于建平心里，扎了三年。

7. 俱乐部·深夜

讨论会散了。格子男走的时候跟于建平握了握手，握得很用力，说了一句“于老板，下周六我还来”。于建平说“来吧，茶水还是一样的”。格子男走后，于建平发现他在椅子下面留了一张五十块钱——茶水费是二十，他多给了三十。于建平把五十块钱捏在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放进了收银的饼干盒里。那是个铁皮饼干盒，上面印着一只卡通兔子，是方静以前放在家里装零钱的，离婚的时候于建平什么都没要，就拿了这只饼干盒。

俱乐部只剩下于建平、苏雯、老梁、李东升、大彭和小鹿。大彭在台上试音，弹了几个和弦，都不太准，他调了调弦，又弹了几个，还是不准。

大彭：这破吉他，音永远调不准。

于建平：不是吉他音不准，是这个世界不准，吉他只是诚实地反映了这个事实。

大彭：建平哥，你刚才那句话是随便说的还是认真的？

于建平：我分不清了。

李东升在后厨洗碗。他每天晚上最后一个走，把所有的杯子都洗了，把吧台擦干净，把葱油饼剩下的面团放进冰箱。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安静，像一个修行的人在完成每天的功课。

老梁坐在暖气片旁边，把他的海德格尔收进布袋子，又把两个火烧的塑料袋叠好塞进口袋——他是个会把塑料袋叠起来下次再用的人，这和他哲学家的人设不太匹配，但老梁说“节俭不是美德，是习惯，跟哲学没关系”。

小鹿在拖地。她拖地的姿势很认真，从左到右，一排一排地拖，像在拍一个长镜头。她说过，“拖地的时候脑子最清楚，因为不用想剧本”。

老梁（站起来）：我走了。末班车十一点。

于建平：梁老师，我送您。

老梁：不用。我又不是不认识路。你送我我还要跟你说话，跟你说话比走路累。

于建平：您这话说的，我招您了？

老梁：你没招我。你招的是你自己。我今天观察了你一晚上，你从讨论会结束后就一直在想事情，你连烟都没怎么抽。你平时一晚上抽半包，今天只抽了四根。这说明你在想一件让你顾不上抽烟的事。

于建平：您观察得还挺细。

老梁：我是学哲学的。观察是基本功。走了。

老梁拎着布袋子出了门。于建平站在门口，看老梁的背影消失在胡同深处。老梁走得不快，但很稳，脊背挺得笔直，像一个押送自己回家的士兵。

苏雯从俱乐部里走出来，站在于建平旁边。

苏雯：我今天是不是说太重了？

于建平：什么？

苏雯：开场的时候。我说你对自己要求太低，说你在乎但不敢承认。我是不是说太重了？

于建平：你说的是实话。实话不重，实话就是实话。

苏雯：但实话有时候比谎话重。

于建平（转头看她）：你今天怎么了？你平时怼我从来没犹豫过，今天怎么还反思起来了？

苏雯：因为今天不一样。你今天真把面具摘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你摘。

于建平：没事。早晚要摘的。戴着太闷了。

两个人在俱乐部门口站着。冬天的风从胡同口灌进来，带着一股炒栗子的味道——隔壁干果店早就关门了，但栗子的味道还在空气里，像某种不肯散去的记忆。

苏雯：你刚才说，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于建平：嗯。

苏雯：那你想要我吗？

（这句话来得太突然了。于建平的身体僵了一下——不是夸张的僵硬，是那种只有他自己能感觉到的、一瞬间的停摆。他的呼吸停了一拍，然后恢复了正常。）

于建平：你这是什么问题？

苏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不是说俱乐部里不装吗？那我就不装。我问你，你想不想要我？

于建平：你想要什么？你想让我怎么说？说“想”？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呢？我这辈子已经搞砸了一段婚姻了，我不想再搞砸一段。

苏雯：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于建平：因为我没法回答。

苏雯：是不能回答还是不想回答？

于建平：你能不能别问了？

（沉默。风吹过俱乐部门口的木牌子，牌子晃了晃，“不是你想的那种”那行小字在路灯下忽明忽暗。）

苏雯：行，我不问了。

她转身要走。

于建平：苏雯。

她停下来，没回头。

于建平：我……我还没想好。

苏雯（回过头）：你想了多久了？

于建平：什么？

苏雯：你说你没想好。那你告诉我，你想了多久了？

（于建平张了张嘴。他想说“我想了很久了”，但他觉得这句话说出来就输了。他不想说“我刚想”，因为那是假的。他最后什么都没说。）

苏雯：你每次都是这样。明明有答案，但你就是不说。你怕什么？怕说了就收不回来了？

于建平：我……我怕的不是收不回来。我怕的是说出来之后，你就不是你了，我也不是我了。现在这样挺好的。你来，我怼你两句，你怼我两句，大家笑一笑，各回各家。如果变了……

苏雯：如果变了，可能会更好。

于建平：也可能更差。

苏雯：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永远只看到差的那一面。

于建平：因为好的那一面不用看，好的就是好的。要盯着差的那一面，才能避免差的事情发生。这叫风险控制。

苏雯（笑了，但笑得很淡）：你连谈恋爱都要风险控制，你这辈子活得太累了。

她走了。脚步声在胡同里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夜色里。

于建平站在俱乐部门口，点了一根烟。夜风把他的烟吹散在胡同的上空，和远处的路灯的光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暧昧的灰色。

那只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蹲在垃圾桶旁边，还是那种“我看透了你们所有人”的眼神。

于建平（对着猫）：你看什么看？你又不谈恋爱。

猫眯了眯眼睛，似乎对这个回答表示满意——或者不满意，谁知道呢。

（第一集结尾：画面慢慢拉远。俱乐部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最后灭的是吧台上方那盏灯，于建平关了它。俱乐部的门关上了，木牌在风里轻轻晃着。于建平站在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胡同，然后推开地下室的门，走了下去。黑暗里，只能看见他烟头的红点，一明一暗，像一颗即将熄灭的星星。）

于建平（VO）：但这又怎样呢？天亮了还得开门。俱乐部开门，人进来，人出去，话说了，话忘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这句话本来是安慰人的，但“新的一天”这个词本身就挺恐怖的，因为它意味着昨天的事还没解决，今天又来了新的。但你还是得开门。因为不开门的话，你就连装的地方都没有了。

（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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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甲方乙方都是孙子》

1. 俱乐部·早晨

方静来了。

她来得太早了，俱乐部的门还没开。俱乐部的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十二点——或者凌晨两点，取决于于建平什么时候困。上午十一点，俱乐部的大门紧锁，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营业时间”告示，字迹潦草，但比门口的牌子稍微工整一些（这是苏雯写的）：

营业时间：下午2点到晚上……看情况

老板很懒，建议来之前打电话

电话：13xxxxxxxxx

（打不通的话就多打几次，老板可能在睡觉）

方静站在门口，看着这张告示。她穿着一件驼色大衣，围巾是爱马仕的——不是那种满身logo的爱马仕，而是一条深灰色的、只有角落里有一个小马图案的丝质围巾。她站在冬天的胡同里，像一个误入地窖的天鹅。她的表情很复杂，有怀念，有无奈，还有一丝“我就知道他会这样”的了然。

她想起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于建平每天早上都会比她早起，给她煮咖啡，把咖啡端到床边。他煮的咖啡不好喝，因为他不喝咖啡，他不知道咖啡要放多少。但他每天早上都煮，煮了六个月，直到方静有一天说“你不用每天早上给我煮咖啡了，我自己来”。于建平说“行”，然后第二天就没再煮了。

方静后来想过很多次，她那天为什么要说那句话。是因为咖啡真的不好喝，还是因为她觉得“被照顾”这件事让她不舒服？她也说不清楚。但她知道，从那之后，于建平每天早上都睡到她起床之后才醒。再也没有人给她煮咖啡了。

现在，这个男人就住在这扇门后面的地下室里，在行军床上，盖着一床有味道的被子。

小鹿（从胡同口过来）：静姐？

方静回过神来。小鹿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根油条和两杯豆浆。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扎着马尾，看起来比平时更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方静：小鹿。

小鹿：您来找老板？

方静：嗯。有事儿。

小鹿：他还没起呢。您先进来吧，我有钥匙。

小鹿掏出钥匙开门。门锁是那种老式的挂锁，锈迹斑斑，每次开锁都要左拧右拧好几次才能打开。小鹿拧了半分钟，门开了。

俱乐部的早晨有一股特殊的气味——隔夜的烟味、暖气片上烤干了的湿气、李东升昨天做葱油饼留下的面香，还有地下室特有的那种潮湿的、旧旧的味道。这些味道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只有俱乐部才有的“早晨的空气”。

小鹿：您坐，我去叫他。

方静：他住这儿？

小鹿（点点头）：上个月交不起房租了，搬地下室来了。他本来住通州，房租到期了没续，就把东西都搬过来了。

方静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她想起于建平以前在出版社上班的时候，虽然工资不高，但至少能付得起房租。离婚后他把房子留给了她——那是他们一起买的，首付是两家凑的，贷款是两个人一起还的。离婚的时候于建平说“房子给你，我什么都不要”。方静说“你至少要一半”，于建平说“我不要，我拿了钱也不知道干什么”。方静说“你不能这样”，于建平说“我能”。他确实能。他什么都不要，拿着一个蛇皮袋装了自己的书和衣服，走了。

方静后来把那一半的钱打到了他的卡上，他没退，也没说谢谢。那笔钱他后来用在了俱乐部的装修上——换了电线，刷了墙，买了二手椅子。

2. 地下室房间

小鹿敲了敲地下室的门。“老板，有人找。”

没反应。

“老板！”又敲了几下。

里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一声闷闷的“谁啊”。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擦玻璃，是那种睡了太久的、嗓子还没醒过来的声音。

小鹿：静姐来了。

（沉默了几秒钟。）

于建平（里面）：哪个静姐？

小鹿：你前妻。

（又是沉默。然后是一声“操”，声音很小，但方静站在楼梯口听见了。她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果然如此”的表情。）

于建平打开门的时候，穿着一条运动裤和一件皱巴巴的白T恤。他的头发翘着，脸上有枕头压出的印子，眼睛还没完全睁开。他看见方静的那一刻，第一反应不是说话，而是本能地往门后面缩了半个身子——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不希望方静看见自己睡在这样一个地方。

但他的身体只缩了零点几秒，他就反应过来了，往前迈了一步，用一种“我本来就站在这里”的姿势挡住了门口。这个动作太刻意了，方静看得出来，但她没说什么。

房间大概十平米。一张行军床，床上铺着一条灰蓝色的床单，皱得像一团揉过的稿纸。被子没叠，堆在床角。一张折叠桌，桌上堆满了书——王小波、王朔、海明威、卡佛、一本《中国哲学简史》、一本《北京胡同地图》。烟灰缸是那种一次性的纸杯，里面堆满了烟头和灰烬，像一座小型的灰色火山。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纸，字迹是于建平自己的，比门口的牌子稍微整齐一些，因为写的时候他认真了：

“坚持就是胜利——但如果太累，放弃也行。”

方静看到了那张纸，嘴角又动了一下。这次是真的在笑，但不是嘲笑，是一种“他还是老样子”的、带着温度的、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心疼。

方静：你还是这么懒。

于建平：你还是这么爱大清早闯别人房间。

方静：十一点了。

于建平：我说的是“大清早”是一种修辞，代表一种不太想见到你的心情。

方静：行，那我长话短说。台里要做一档新节目，叫《真实人生》，就是普通人讲故事的那种。我想找你俱乐部的人来录。

于建平（愣了一下）：凭什么？

方静：给钱。

（于建平的表情变了。那种变化很微妙——他的左眼眯了一下，嘴角向右抽了零点五厘米，整个人从“懒得跟你说话”切换到了“你说什么”的状态。这是他的“生意模式”启动的标志，但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

于建平：给多少？

方静说了一个数字。五位数。于建平的眉毛抬了一下——抬得很高，像是要把它们从额头上甩出去。

于建平：一个人？

方静：一期。一期的费用。如果效果好，可以做成系列。

于建平：你的意思是……你让我俱乐部的人上电视，一期给这个数？

方静：对。

于建平：你疯了还是你们台疯了？你们电视台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

方静：我们不是大方。我们是知道你们俱乐部的价值。你们的人说话有意思，观众喜欢看真人说真话。现在市场上全是剧本，全是演的，观众已经烦了。你们俱乐部的那些人，说话不打草稿，脸上藏不住事儿，这种人在电视上就是稀缺资源。

于建平：你觉得我的人能上电视？

方静：你对你的人没信心？

于建平：不是没信心。他们说的都是没用的话。老梁整天“存在主义”“异化”，大彭整天“我的梦想是写一首歌”，东升三句话说不了一个完整句子，小鹿……小鹿还行，但她在俱乐部主要是拖地。

方静：没用的话才是真人说的话。有用的话那是广告。

（这句话让于建平想起了一些东西。三年前，方静在厨房对他说“你需要一个会激动的人”。现在她站在他面前，用一种比三年前更笃定的语气说“你们俱乐部的价值”。这两句话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关联——前一句是离开，后一句是回来。他没有想明白这个关联是什么，但他感觉到了。）

于建平：我问问大家。

方静：明天给我答复。这是节目方案，你看一下。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放在折叠桌上，压住了一本《存在与虚无》——萨特的。于建平低头看了一眼，封面已经被烟灰烫出了几个黑点。

方静也看到了那几个黑点，没说话。

她转身要走，走到楼梯口又停下来，没回头。

方静：于儿。

于建平：嗯？

方静：把被子晒晒。有味儿了。

她走了。于建平站在地下室的门口，低头闻了闻被子，然后骂了一句：“操，你管得着吗。”

但他当天下午就把被子拿出去晒了。

3. 俱乐部·白天

于建平把电视台的事跟大伙说了。

俱乐部的下午有一种懒洋洋的气氛。阳光从铁门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斑。小鹿在擦桌子，李东升在后厨揉面（他每天下午两点开始准备晚上的葱油饼面团），老梁坐在他固定的位置——暖气片旁边，靠墙的那把红色塑料椅子——翻着他的海德格尔，大彭坐在吧台上调吉他。

于建平：电视台找我，说让咱们俱乐部的人去录节目，讲自己的故事。给钱。一个人一期这个数。

他竖起了一根手指。

大彭：一千？

于建平：再加个零。

大彭（差点从吧台上摔下来）：一万？一个人一万？

于建平：对。

大彭：我一个月驻唱才三千。

于建平：你驻唱那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是为人民币服务，不一样。

小鹿：老板，能不能别这么直白？

于建平：我现在是跟你们谈生意，不是谈理想。谈理想的时候我可以绕弯子，谈生意的时候必须直白。

老梁（从海德格尔里抬起头）：上电视？那可是大众文化的核心生产机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你让我去给意识形态站台？

于建平：梁老师，人家就让你讲个故事，不是让你入党。

老梁：讲故事？故事本身就是权力的载体。谁讲故事，怎么讲，讲给谁听，这里面全是权力。你以为你只是在讲故事，其实你是在参与一个文化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

于建平：梁老师，打断一下。您先告诉我，您去不去？

老梁：去。

（所有人都看着老梁。）

大彭：您刚才不是还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吗？

老梁：我说的是“那可是”，不是“那是”。语气不一样。

于建平：有什么区别？

老梁：“那可是”表达的是批判性审视，“那是”是事实陈述。我是学者，我必须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参与。

于建平：所以您去了以后是去批判的？

老梁：不，我是去领盒饭的。好久没吃过电视台的盒饭了，听说不错。

（大彭笑得从吧台上跳了下来。）

李东升（从后厨探出头）：一个人一期一万，一期录多久？

于建平：半天吧。讲个故事，二十分钟。

李东升：半天挣一万，我揉一个月面挣多少？

于建平：你揉面的收入和这个不是一回事。你揉面是有形的劳动，创造具体的价值。讲故事是……

李东升：是什么？

于建平：是不那么具体的价值。

李东升：就是不值钱的意思。

于建平：你不能这么理解。这么说吧，你的葱油饼，客人吃了，饱了，这个饱是实实在在的。但故事呢，客人听了，不会饱，也不会饿，但他们会觉得自己过了二十分钟不那么无聊的人生。这个“不那么无聊”，也是价值。

李东升：那它能当饭吃吗？

于建平：不能。

李东升：那不结了。

于建平：你能不能不要老拿“能不能当饭吃”来衡量一切？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吃饭是为了活着。

李东升：谁说的？

于建平：苏格拉底。

李东升：苏格拉底最后怎么死的？

于建平：被毒死的。

李东升：那不结了。吃饭还是很重要的。

（于建平发现，和李东升讨论哲学比和老梁讨论哲学累多了。老梁讨论哲学是用概念碰撞概念，李东升讨论哲学是用生活常识砸碎概念。两者哪个更接近真理，他不好说，但他知道后者更疼。）

苏雯（从门口进来）：什么电视节目？

她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头发披着，没化妆。俱乐部的光线不好，但红色在昏暗的灯光里像一团火。

于建平：方静他们台的新节目，《真实人生》，普通人讲故事。

苏雯（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方静”两个字在她脸上停留了比正常更久的时间）：哦。她来找你的？

于建平：对。

苏雯：你们俩见了面，聊了什么？

于建平：就这个节目的事。

苏雯：没聊别的？

于建平：她让我晒被子。

苏雯（看着他，慢慢地眨了一下眼）：你还愿意听她的话？

于建平：那是我被子有味儿，跟谁说话没关系。

老梁（小声对大彭说）：这一段值得写进剧本里。典型的“转移焦点”防御机制。苏雯问的是情感层面的问题——你和前妻是不是还有联系？于建平回答的是事实层面的问题——她让我晒被子。这不是答非所问，这是在划界。他在告诉苏雯：“我和方静的关系只停留在‘前妻建议前夫晒被子’这个层面。”但他又没直接说“我和她没什么”，因为他不想让这句话显得太刻意。这中间的微妙程度，可以写一篇论文。

大彭：梁老师，您在说什么？

老梁：我在看戏。

苏雯（坐了下来）：我有个条件。

于建平：什么条件？

苏雯：节目上不能剪我的词。我说什么播什么。

于建平：那不可能。电视台有审查。你万一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他们不剪也得剪。

苏雯：那我就没兴趣了。我最烦的就是我说了半天，最后播出来只剩下三秒钟。

于建平：你以前上过电视？

苏雯：话剧团的时候上过。一个访谈节目，聊了四十分钟，最后剪成了三分钟，剪出来的全是我笑的样子，我说的那些关于戏剧的话一句没播。我觉得我是去当花瓶的。

于建平：这个节目的制片人是方静。她不会把你剪成花瓶。

苏雯（看了看于建平）：你这么相信她？

（空气凝了一下。）

于建平：她的专业能力我还是信得过的。

苏雯：那我考虑考虑。

小鹿：姨，您就去吧。一万块钱呢。

苏雯：我不是为了钱。

小鹿：那您是为了什么？

苏雯：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被人剪。

老梁：苏雯说得对。被剪辑是当代人的核心困境之一。你的生活被剪辑，你的言论被剪辑，你的形象被剪辑，你最终呈现出来的不是你，是别人觉得你应该成为的你。这是权力的本质。

大彭：梁老师，您今天怎么站在苏雯姐这边了？您刚才不是还说要去领盒饭吗？

老梁：我可以既批判又参与。这叫辩证法。

大彭：您这叫两头堵。

李东升：我去。

（所有人看向李东升。）

李东升：我不怕被剪。反正我也不怎么说话。他们说来说去，最后剪出来可能跟我本人差不多。

于建平：你确定？你平时跟我们在一起，三句话说不了一个完整句子。上电视你更说不出来。

李东升：那我就不说。我就坐那儿。他们剪不了什么。

老梁：东升这个策略是最高明的。不说话就不会被误解。沉默是唯一不会被剪辑的语言。

于建平：梁老师，您上电视的时候真的能做到不说话吗？

老梁：不能。所以我注定被误解。

4. 穿插·小鹿的视角

（这是一个短暂的穿插段落，用小鹿的视角观察每个人。）

小鹿擦完了所有桌子，开始擦吧台。她一边擦一边偷偷观察所有人——这是她在电影学院学到的习惯：观察人物，记录细节，攒着以后写剧本用。

她观察老梁：老梁在翻海德格尔，但他翻页的速度很慢，平均五分钟翻一页。小鹿算了一下，《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大概五百页，按这个速度，老梁要看四十多个小时才能看完。但他已经看了两个月了。不是因为他看得慢，而是他每看一页都要想很久，有时候翻回去重新看，有时候闭着眼睛想几分钟，有时候拿起铅笔在页边写几个字。他不是在“看书”，他是在和书对话。

她观察李东升：李东升在后厨揉面，动作很标准，像是在完成一项军事任务。他把面团从盆里拿出来，放在案板上，揉一百下——小鹿数过，他真的揉一百下，不多不少。然后把面团盖上湿布，醒二十分钟，再揉五十下。他的动作有一种节奏感，像是某种古老的仪式。

她观察大彭：大彭在调吉他。他已经调了二十分钟了，还在调。他的耳朵不太灵——不是真的不灵，是他对自己弹出来的东西永远不满意，总觉得“音不准”，但其实吉他已经准了，不准的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的要求太高了，高到他永远达不到，所以他永远在调吉他，而不是弹吉他。

她观察于建平：于建平坐在吧台的角落里，面前放着一瓶啤酒，但没怎么喝。他手里拿着方静给他的文件夹，在看节目方案。他的阅读速度很快，一页一页地翻，但翻到某一页的时候停下来了，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又松开了。小鹿想知道那一页写了什么，但她没好意思凑过去看。

她观察苏雯：苏雯坐在老梁旁边，没说话。她手里拿着一本杂志，但没在看。她在看于建平。她的目光很轻，轻到如果不是小鹿刻意观察，根本不会发现她在看他。那目光里有东西，小鹿说不清楚是什么，但她觉得那种目光应该出现在电影里——出现在女主角看男主角的时候，出现在“有些话说不出口但是眼睛说了”的时候。

小鹿把这些都记在了脑子里。她想，将来有一天，她要写一个剧本，名字就叫《天上地下俱乐部》。剧本里会有这些人，有这些对话，有这些目光。她不知道这个剧本能不能拍出来，但她觉得“记下来”这件事本身，就是她来俱乐部这两年里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5. 电视台·录制现场

两天后，俱乐部一行人出现在了北京某电视台的录制棚里。

这不是于建平第一次来电视台，他以前在出版社的时候来谈过版权合作。但这次不一样——这次他是“嘉宾”，是“内容提供方”，是“节目的一部分”。他坐在化妆间里，让一个化妆师往他脸上扑粉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僵硬的。

于建平：能不化吗？

化妆师（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化着精致的妆）：先生，灯光一打，您脸上会反光。必须化。

于建平：我一大老爷们儿，化什么妆。

化妆师：您就当是……涂了一层防晒。

于建平：现在是冬天。

化妆师：那您就当是保湿。

于建平不说话了。他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粉底盖住了他熬夜之后的黑眼圈，眉毛被修了一下，嘴唇涂了一层无色的润唇膏。镜子里的人看起来比他本人精神，但不像是他。

于建平（对化妆师）：我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化妆师：像上电视的人。

于建平：我以前不像吗？

化妆师：您以前像……一个不开心的普通人。

于建平想了想，觉得这个评价还挺准确的。

录制现场比想象的要大。灯光打得很亮，亮到于建平走上台的那一刻觉得眼睛被晃了一下。台下坐着一百多个观众，都是节目组从社区里找来的——方静说过，他们的节目要的是“真实的反应”，所以观众不能是托，必须是真的愿意来听故事的人。

第一个上场的是老梁。

老梁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是于建平借给他的——老梁自己只有两件外套，一件灰色的羽绒服（穿了十年），一件黑色的棉袄（穿了八年），夹克是于建平以前在出版社上班时穿的，现在穿在老梁身上，肩膀稍微大了一点，但整体看起来还挺精神的。

老梁坐在舞台中央的沙发上，面前放着一杯水。方静亲自上阵做主持人——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西装外套，头发盘起来，看起来干练又温和。于建平在后台看着监视器，忽然觉得方静的样子有点陌生。他们结婚六年，他从来没见过她工作的样子。他在家里看到的方静，是洗完澡穿着睡衣看电视的方静，是早上赖床说“再睡五分钟”的方静，是周末穿着运动服在厨房里切菜的方静。监视器里这个方静，是一个职业女性，是一个掌控全局的人，是一个他好像不太认识的人。

方静（电视画面里）：梁老师，您退休前是大学教授，教哲学的。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哲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老梁（沉默了两秒钟）：哲学对我来说，是一种解释。年轻时我觉得哲学是真理，后来觉得哲学是方法，现在觉得哲学就是解释。它解释不了生死，解释不了爱情，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人吃涮羊肉要放香菜不放。但它能解释一些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就够了。

方静：那您现在退休了，每天都在做什么？

老梁：我每天都在一个俱乐部里聊天。

方静：什么样的俱乐部？

老梁：一个在地下室的俱乐部。老板是一个离异的、开俱乐部赔钱的、假装什么都不在乎但什么都在乎的人。客人是一群不想上班但又不得不

上班的人。我们每天聊一些没用的话题——“人能不能不装”“爱情是本能还是选择”“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你今天会干什么”。这些话题没有任何实际用处，不能帮任何人升职加薪，不能解决任何人的房贷问题。但是，这些话题让来的人觉得——自己不只是房贷和KPI的载体。自己还是一个会想问题的人。

（后台的于建平听到“离异的、开俱乐部赔钱的、假装什么都不在乎但什么都在乎的人”这句话，脸上的表情变了好几下。他想骂一句，但张了张嘴，没骂出来。因为他知道老梁说的是实话。）

方静：那您觉得，现在的人最缺的是什么？

老梁（想了一下）：是一个可以不用装的地方。现在的人太累了。上班要装，下班要装，在朋友圈要装，在家庭群里要装，连独处的时候都在装——因为社交媒体让你觉得你连独处的方式都要被别人评判。你需要一个地方，走进去，把面具摘下来，说几句真话，哪怕这几句真话没有任何人听。这就是那个俱乐部的意义。它不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它是让你暂时忘记了问题。有时候，“忘记问题”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全场安静。方静没说话，她看着老梁，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感动，是一种“我终于理解于建平为什么愿意跟这个人待在一起”的了然。）

大彭是第二个上场的。他讲了自己和初恋分手的故事。这个故事他讲过很多遍，但从来没有在镜头前讲过。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声音开始发颤，然后眼眶红了，然后眼泪掉下来了。

导演在导播间里说“别切镜头，继续拍”。方静没有打断他，就那么看着他哭。

大彭：她说我“没有未来”。她说我“二十八岁了还在酒吧驻唱，一辈子就这样了”。她说得对。我确实没有未来。我连下一首歌写什么都想不出来，我有什么未来？但是……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没有未来不代表没有现在。我现在挺好的。我每天在俱乐部唱歌，虽然没人听，但我唱了。我每天在写歌，虽然写不出来，但我写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未来”，但这就是我的“现在”。

（后台的小鹿哭了。她用手背擦了眼泪，然后继续看监视器。）

李东升是第三个。他上场的时候，全场都安静了——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站在那里就有一种让人安静的气场。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头发梳得很整齐——于建平逼他梳的，说“上电视不能像刚睡醒”。

他坐下来，方静问他“您有什么故事想分享”。

李东升沉默了很久。久到导播在耳机里问方静“要不要切画面”，方静说“等”。

李东升：我当兵第三年，有一个战友，东北人，特爱说笑话。每次训练完他都给我们讲笑话，讲得特别烂，但我们都笑，因为不笑他会一直讲到我们笑为止。后来有一次实弹演习，他的车翻了。我们把他从车里拉出来的时候，他嘴里还在说一个笑话，声音特别小，没人听清说的是什么。我们把他抬上担架，他还想说，但说不出来了。后来他没了。我到现在都在想，他最后那个笑话到底好不好笑。

（沉默。全场沉默。）

方静（轻声）：您觉得好笑不好笑，重要吗？

李东升：重要。他这辈子最后说的东西，如果不好笑，那他这辈子最后的时间就是浪费了。

方静：但如果好笑呢？

李东升：如果好笑，那他这辈子最后一件事，是让别人笑。

（方静的眼睛红了。她别过脸去，控制了一下情绪，转回来。）

方静：你觉得你的战友，希望你们记住他什么？

李东升：不知道。他可能什么都不希望。他就是一个爱说笑话的人。他说笑话不是为了让人记住，就是因为他爱说。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说笑话。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听笑话。我是后一种。

（后台的于建平擦了擦眼睛。他对自己说“这是灯光太亮了刺激的”。）

苏雯最后一个上场。她讲了自己离婚后带着女儿独自生活的故事。她没有煽情，没有哭，用一种近乎冷酷的语气讲述那些艰难的时刻——半夜女儿发烧，她一个人抱着孩子打车去急诊；单位裁员，她失去了话剧团的工作；前夫再婚，她带着女儿去参加婚礼，“因为女儿想看看爸爸”。

苏雯：我从来不觉得离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它就是一件发生了的事。就像你出门忘带钥匙，就像你炒菜盐放多了，就像你坐地铁坐过了站。它发生了，你接受它，然后你继续往前走。但往前走不代表你不会回头看。你会回头看。你会想“如果当初”。但“如果当初”是最没用的话，因为当初已经过去了。

方静：你现在还恨你前夫吗？

苏雯（想了一下）：不恨了。恨一个人太累了。而且恨不会让我的生活变好，只会让我变成一个整天想着报复的人。我不想变成那样的人。我想变成一个人——我的女儿以后会说“我妈妈是一个不错的人”。这就够了。

方静看着苏雯，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她想起自己和于建平的离婚，想起她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问自己“如果当初”。她忽然明白了苏雯说的“不恨了”是什么意思——不是原谅了，是放下了。

6. 电视台走廊·傍晚

录制结束。于建平站在走廊里抽烟，方静从里面走出来。

方静：里面不能抽烟。

于建平：这是走廊。

方静：走廊也是电视台的一部分。

于建平：你们电视台的走廊归谁管？

方静：归我管。这节目是我负责的。

于建平把烟掐了，塞进口袋里——没有烟灰缸的时候，他就把烟头放进口袋，这个习惯是俱乐部开业后养成的，因为胡同里没有垃圾桶，扔地上会被邻居投诉。

方静：你们俱乐部的人，比我想的还要好。

于建平：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你别把功劳算在我头上。

方静：俱乐部是你开的。你是他们的老板。

于建平：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个……开门的。我开了门，他们来了，就这么简单。

方静：你永远都是这样。永远不承认自己在做事。

于建平：我没做事。我就是开了个门。门是门，我是我。

方静（看着他，沉默了几秒）：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于建平：挺好的。有吃有喝，有地方睡。

方静：我说的是真的。

于建平：我说的就是真的。什么叫“真的”？你要我怎么说？说我每天躺在床上想“我怎么活成这样了”？那是我每天想的事，但我不想把它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之后它就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不需要解决问题，我需要的是——过一天算一天。

方静：你还是老样子。

于建平：你也是。你还是觉得我应该“更好”。

方静：我不是觉得你应该“更好”。我是觉得你应该“更高兴”。

（于建平愣了一下。）

方静：你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笑过。你笑的时候很好看。你现在……你还笑吗？

于建平：我每天都在笑。俱乐部的那些人说话都很好笑。

方静：我是说真的笑。不是因为别人说了什么好笑的话，不是因为你在扮演一个“有趣的人”。我是说你心里高兴的时候，那种笑。

于建平：我不知道什么是“心里高兴”。

方静（看着他，很久）：于儿，我有时候后悔离婚了。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于建平的表情僵住了。他看着她，嘴唇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

方静：不是现在后悔。是有时候。有时候晚上一个人，想起来以前你煮的咖啡。其实你煮的咖啡很难喝，但我现在想喝的时候，没有人给我煮了。我就会想，如果当初没离婚，是不是每天早上还有人给我煮难喝的咖啡。

于建平：你当初要的不是咖啡。

方静：我知道。我要的是“不一样”。我得到了不一样。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自己，不一样的……孤独。

于建平：你现在孤独吗？

方静（笑了一下，很淡）：谁不孤独？

走廊的尽头，苏雯站在那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听到了多少。她看着于建平和方静站在一起的样子，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下，然后消失。

7. 俱乐部·夜

录完节目回来的那天晚上，俱乐部没有营业。于建平让大家早点回去休息，但没有人走。

老梁坐在暖气片旁边，手里拿着一个火烧，一边吃一边翻海德格尔。

大彭在台上弹吉他，这次他没有调音，直接弹了一首歌。是 Bob Dylan 的《Blowin‘ in the Wind》。他唱得不太好，但唱得很用力，像是要把所有没说的话都唱进歌词里。

小鹿坐在吧台后面，在笔记本上写东西——她今天在电视台录了很多笔记，关于灯光、机位、导演的调度方式。她觉得自己今天学到的东西比在电影学院四年都多。

李东升在后厨洗碗。碗已经洗完了，他还在擦灶台，擦得锃亮。

苏雯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杯红酒。红酒是于建平从超市买的，三十多块钱一瓶，味道不太好，但她喝得很慢，像是在品什么珍贵的东西。

于建平坐在门口，抽烟。他今天抽得比平时多，一晚上已经抽了半包。

于建平（VO）：今天在电视台，方静说“我有时候后悔离婚了”。这句话让我想了一晚上。我想的不是“要不要复婚”，我想的是——为什么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觉得失去的东西有价值？要是当初没离婚，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方静想喝我煮的咖啡。这个“知道”，是用失去换来的。值不值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了。

（画面切：俱乐部门口。于建平把烟掐了，站起来。苏雯从里面走出来。）

苏雯：你刚才在走廊里和方静说什么了？

于建平：没什么。

苏雯：她哭了？

于建平：没有。她眼睛红了一下。

苏雯：你抱她了？

于建平：没有。

苏雯：你想抱她吗？

于建平（看着她）：你今天怎么了？

苏雯：没怎么。就是想知道。

于建平：我和方静的事已经过去了。

苏雯：过去了不代表不想了。

于建平：你想让我怎么说？说“我一点都不想她”？那是假的。说“我每天想她”？那也是假的。我不想骗你，也不想骗自己。我和方静在一起六年，六年不是一张纸，撕了就没了。但它也不是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它是一本已经看完的书。我知道结局了，不需要再看一遍。

苏雯：那你想看一本新书吗？

于建平没回答。他伸出手，握住了苏雯的手。苏雯的手很凉，他握了一会儿，苏雯没有抽回去。

冬天的风吹过胡同，俱乐部的木牌子在风里晃了晃。

（第二集结尾：画面定格在于建平和苏雯握在一起的手上。远处有人放了一挂鞭炮——快过年了。）

于建平（VO）：人这辈子，不是在装，就是在犹豫要不要装。装的时候嫌累，不装的时候怕疼。但话说回来——疼一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疼过了，就不那么怕了。

（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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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凉白开》

1. 俱乐部·午后

苏雯的女儿病了。

苏雯正在台上主持讨论会，今天的话题是“爱情是本能还是选择”。她站在那两块砖垒起来的台子上，手里拿着话筒——话筒其实没什么用，因为俱乐部一共就十几个人，不用话筒也能听见，但苏雯说“拿着话筒有仪式感”。

她讲到一半的时候，手机震动了。她看了一眼屏幕，是她妈妈打来的。她犹豫了零点几秒——讨论会是不能接电话的，这是她自己定的规矩——“台上的人不许看手机，台下的人可以看，但必须静音。”

但那是她妈妈的电话。她妈妈从来不给她打电话，除非是关于女儿的事。

她接了。

“妈？怎么了？”——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台下的人都听见了。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苏雯的脸色一瞬间就变了——那种变化不是慢慢变的，是从“正常”到“不对劲”的一秒钟之内完成的，像是有人把灯关了。

苏雯：发烧多少度？……四十？……吃了退烧药了吗？……行，我马上回来。

她挂了电话，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十几个人。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

苏雯：今天的讨论会，我……我有点事，先走了。小鹿，你帮我记一下大家说了什么，我回头补。

她说完就下了台，拿起放在吧台上的包，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于建平。那一眼很短，但于建平看懂了——她在说“我需要帮忙，但我不会开口”。

于建平坐在台下，手里拿着一瓶啤酒。他看着苏雯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然后把啤酒放下，站起来。

于建平：东升，你帮我盯一下。

李东升（从后厨探出头）：盯什么？

于建平：盯场子。

李东升：场上有什么？

于建平：十几个人。

李东升：他们又不会跑。我盯什么？

于建平：你盯……你盯他们别打架。

李东升：谁会在这儿打架？

于建平：万一呢？

李东升：万一打起来，我是劝架还是帮忙？

于建平：你先判断谁有理，帮有理的。

李东升：怎么判断谁有理？

于建平：你觉得谁有理谁就有理。

李东升：那我要是觉得两边的都有理呢？

于建平：那就两边的都帮。

李东升：那不就变成我打他们俩了？

（于建平愣了一秒，然后笑了。）

于建平：你就不能不打人吗？

李东升：我是当兵的。当兵的不劝架。

于建平摇了摇头，抓起外套追了出去。

2. 胡同口·白天

于建平追到胡同口的时候，苏雯正在路边打车。冬天的北京，下午四点的光景，天已经开始暗了。苏雯站在路边，一只手拿着手机在叫网约车，另一只手攥着包的带子，攥得很紧。

于建平：我送你。

苏雯：不用。

于建平：这儿打不着车。我车在对面。

他的“车”是一辆电动自行车，二手买的，八百块钱。车身上贴着一张“美团外卖”的贴纸，但不是他自己的——是前车主贴的，他懒得撕。

苏雯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空荡荡的马路。

苏雯：行。

于建平骑车，苏雯坐在后座。她用手抓着车座下面的铁架，没抱他。风很大，吹得两个人的头发都在飞。

于建平：你女儿多大了？

苏雯：五岁。

于建平：叫什么？

苏雯：朵朵。

于建平：好听。

苏雯：是她爸起的。

（于建平没接话。）

他们穿过了一条又一条胡同，从东四骑到了朝阳门。电动车在冬天的冷风里跑不快，电池也快没电了，于建平用力蹬了几下踏板，帮车子加速。

苏雯：你慢点。

于建平：不是着急吗？

苏雯：着急也不能把命搭上。

于建平：我骑车的技术比我的俱乐部经营得好。

苏雯：那也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于建平：你能不能别在我送你的时候怼我？

苏雯：不能。怼你是我的本能，比我女儿发烧还不可控。

于建平笑了一下。

3. 苏雯家·傍晚

苏雯住在朝阳门附近的一个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于建平跟着她爬了六层楼，到了门口，苏雯掏钥匙开门。她的手有点抖，插了好几次才插进去。

门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阿姨站在客厅里，怀里抱着一个裹着被子的女孩。女孩的脸烧得通红，眼睛闭着，呼吸有些急促。

苏妈妈：你可算回来了。烧到四十度了，我给她吃了退烧药，还没退下去。

苏雯从妈妈怀里接过女儿。朵朵的额头烫得像刚出锅的红薯，苏雯用嘴唇贴了贴女儿的额头，眉头皱得很紧。

苏雯：妈，你给她穿的太多了。发烧不能捂着，要散热。这是我跟你说过多少遍的。

苏妈妈：我这不是怕她冷嘛。发烧的时候怕冷。

苏雯：怕冷是感觉上的，但实际体温已经很高了，再捂着体温会更高。这是常识。

苏妈妈：我带了这么多年的孩子，你小时候发烧我也这么捂的，你不是也好好的？

苏雯：妈——

于建平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他不是那种自来熟的人，他知道这个场合没有他的位置——他不是苏雯的男朋友，不是朵朵的父亲，甚至不能算是苏雯的“家人”，他只是一个俱乐部的合伙人，一个“比较熟的朋友”。

苏妈妈（看见了于建平）：这位是？

苏雯：我同事。

于建平：阿姨好。

苏妈妈（上下打量了于建平一眼）：你开车来的？

于建平：我……骑车。

苏妈妈：骑什么车？

于建平：电动自行车。

苏妈妈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于建平感觉到自己被评估了——那种评估很微妙，不是恶意，是一种“我女儿带回来的男人”的审视，而他的分数显然不高。

苏雯：妈，你别问了。于儿，你先回去吧，谢谢你了。

于建平：要不要去医院？

苏雯：先观察一下。吃了退烧药，过一个小时还不退就去。

于建平：那我陪你等一个小时。

苏雯：不用了。你俱乐部还有事。

于建平：东升在那儿呢。

苏雯（看着他，沉默了两秒）：行。那你坐吧。

4. 苏雯家·客厅

苏雯家的客厅不大，收拾得还算整齐。沙发上铺着一条碎花布，茶几上放着一本《育儿百科》和一盒没吃完的巧克力。墙上挂着几张照片——苏雯和朵朵的合影、朵朵的幼儿园毕业照、一张苏雯年轻时的舞台剧照。

于建平站在那张舞台剧照前面看了很久。照片里的苏雯大概二十三、四岁，穿着一条白裙子，站在舞台中央，一束光打在她身上。她的表情很专注，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野心，不是快乐，是一种“我在这里是对的”的笃定。

于建平：这是你？

苏雯（从卧室出来）：嗯。《雷雨》，四凤。

于建平：你演得怎么样？

苏雯：还行。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导演说我“有灵性但缺火候”。

于建平：现在呢？

苏雯：现在火候够了，灵性没了。

她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于建平看着她，忽然觉得她脸上的疲惫不是因为今天女儿发烧，而是积攒了很多年的。

苏雯：你喝什么？家里有茶、有可乐、有矿泉水。

于建平：矿泉水就行。

苏雯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递给他。这个动作很自然，但于建平注意到她拧盖子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她的手指还在抖。

于建平：你别忙了。坐下。

苏雯在沙发另一端坐下。两个人之间隔了一个靠垫的距离。

于建平：你一个人带朵朵，累吗？

苏雯：你想听真话还是客套话？

于建平：你这儿又不是俱乐部，不用客套。

苏雯：真话就是——累。不是身体累，身体累不算什么。是……心里累。你每天都要替另一个人想，你想她会不会冷，会不会饿，会不会不开心，会不会生病。你觉得自己已经想得很周全了，但她还是生病了。然后你就会想“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然后你发现你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你能做的就是——尽力。但“尽力”这俩字，说的时候挺感人的，做的时候就是每天重复那些无聊的事：做饭、洗衣服、哄睡觉、讲故事、陪玩、收拾玩具、再做饭、再洗衣服……日复一日。你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妈妈，还是在坐牢。

于建平：那你觉得，值得吗？

苏雯（看着他）：你问我值不值得？你一个没有孩子的人，问我一个妈妈“带孩子值不值得”，你觉得我会怎么回答？

于建平：不知道。

苏雯：答案是——不值得也得值得。因为孩子已经在这儿了。你不会因为“不值得”就把她扔掉。所以“值不值得”这个问题是假的。它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一个陈述题——你有了孩子，你就要负责。没有值不值得，只有应不应该。

卧室里传来朵朵的声音：“妈妈——”

苏雯立刻站起来，走进了卧室。于建平听见她在里面轻声说“妈妈在呢，宝贝”。那个声音和他平时听到的苏雯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平时苏雯的声音是硬的、脆的、带刺的，而现在这个声音是软的、糯的、像棉花糖一样。

苏雯从卧室出来的时候，眼眶有些红。

苏雯：退了一点。三十八度五。

于建平：那好多了。

苏雯：嗯。谢谢你，于儿。

于建平：谢什么？

苏雯：谢谢你陪我。

于建平：我没做什么。

苏雯：你在这儿就是做了什么。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又同时移开了目光。

5. 穿插·回忆：苏雯的过去

（闪回：七年前，苏雯二十五岁，在话剧团的舞台上。）

那是她最后一次演主角。《雷雨》的四凤，她排练了三个月，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反复打磨。演出那天晚上，剧场坐满了人。她站在侧幕条后面，听见观众的嘈杂声，心脏跳得像打鼓。

她的男朋友——后来的前夫——坐在台下第三排。他是她的大学同学，学的是舞美设计，毕业后在一个小剧团做舞美。两个人在一起三年了，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会结婚。

演出很成功。谢幕的时候，她看到台下的观众在鼓掌，有人在喊“好”，有人站起来。她的男朋友坐在那儿鼓掌，脸上带着一种她看不懂的表情——不是骄傲，不是高兴，是一种“我在欣赏一件与我无关的东西”的疏离。

后来她才知道，他那天晚上在跟另一个女孩发微信。

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结婚的理由很简单——她怀孕了。不是因为她想结婚，是因为她觉得“应该”结婚。应该给孩子一个爸爸，应该给父母一个交代，应该按照大多数人的剧本往下走。

结婚后的日子比她想象的要难。不是因为她不爱他，是因为她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他只是一个“合适的对象”——学艺术的、长得不难看、家庭背景差不多、对她还不错。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像一张表格，每一项都打了勾，但整张表格加起来，不是爱情。

离婚是她提的。朵朵两岁的时候，她发现他出轨了。不是第一次，但以前她忍了，因为觉得“为了孩子”。但那天晚上她看着朵朵熟睡的脸，忽然想——如果朵朵长大了，知道她妈妈为了她忍受一个不忠诚的男人，朵朵会怎么想？她会觉得“这是我妈的牺牲”，还是会觉得“我妈妈好可怜”？

她不想让女儿觉得自己的妈妈可怜。

所以她提了离婚。他同意了，没有纠缠。他本来就不想要这个婚姻——他只是不好意思先提。

离婚后，苏雯带着朵朵搬出了他们租的房子，搬到了现在这个老小区的六楼。她的话剧团工作已经没了——离婚前一年，剧团裁员，她因为“新人太多”被裁了。她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反正她也不想演了。舞台上的灯光太亮，亮到照出了她所有的疲惫。她不想再在上面装别人了。

她开始做俱乐部的驻场主持人。于建平找到她的时候，说“我们需要一个人控场，你行”。苏雯说“我不行，我只会演戏”。于建平说“主持就是在演戏，演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苏雯说“那我就行，因为我确实什么都不在乎了”。于建平看了她一眼，说“你在乎。你要是真不在乎，你不会说你不在乎”。

她当时觉得于建平这个人很烦。后来她觉得，于建平的“烦”是一种天赋——他能看穿你，但不会戳穿你。他只是在那里，像一面镜子，你愿意照就照，不愿意照就拉倒。

现在，七年后的这个傍晚，她坐在这面镜子旁边，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累了。

6. 苏雯家·夜

朵朵的烧退了。三十七度五，苏雯量了两次，确认了。她松了一口气，把朵朵哄睡了，从卧室走出来。

于建平还坐在客厅里，矿泉水已经喝完了，空瓶子放在茶几上，旁边是一包开了封的花生米——是苏妈妈从厨房拿出来的，她说“人家来了总得有点儿吃的”，于建平说“不用了阿姨”，苏妈妈说“客气什么吃吧”，于建平就吃了，吃了大半包。

苏雯：你还真不客气。

于建平：你妈让我吃的。

苏雯：我妈让你吃你就吃？她让你娶我你也娶吗？

（空气突然安静了。苏雯自己说完这句话也愣了一下。）

苏雯：我开玩笑的。

于建平：我知道。

（但两个人都知道，那句话不只是玩笑。）

苏雯坐在于建平旁边，这次没有隔靠垫。她靠得很近，近到于建平能闻到她身上的味道——不是香水，是洗衣粉的味道，那种很普通的、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洗衣粉的味道。

苏雯：今天谢谢你。

于建平：你谢了三遍了。

苏雯：那我谢第四遍——谢谢你在俱乐部里说的那些话。

于建平：什么话？

苏雯：你说你怕自己不知道想要什么。我跟你一样。我也怕。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是想“我今天要干什么”，第二件事是想“我今天能不能不想”。我不想面对“我想要什么”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答案——我想要的无非就是朵朵健康、有饭吃、有地方住、不要生病。但这些“想要”太普通了，普通到说出来都觉得丢人。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必须要有一些“伟大的想要”才算活着。你要是只想要“平安”和“健康”，别人就觉得你胸无大志。

于建平：谁说的？我要是能“平安”和“健康”，我这辈子就成功了。我现在离“平安”还差一套房子，离“健康”还差一份医保。

苏雯笑了。

苏雯：你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你永远能用一句不着调的话，把严肃的事变成一个笑话。

于建平：这不是优点。这是毛病。我正经不起来。

苏雯：你正经起来的时候太正经了，你怕吓着人。

（于建平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

客厅里很安静。时钟在走，滴答滴答的。远处有警笛声，不知道哪条街上又出了什么事。

苏雯：于儿。

于建平：嗯。

苏雯：你今天抱我一下。

于建平：为什么？

苏雯：因为我想被抱一下。

于建平伸出手，抱住了苏雯。这次比在俱乐部里那次重了一些，时间也久了一些。苏雯靠在他肩上，闭上眼睛。

苏妈妈从厨房走出来，看到了这一幕。她愣了一下，然后又退回了厨房。厨房的灯关掉了，但于建平听见她在里面轻轻地叹了口气——不是不高兴，是一种“我女儿有了依靠”的释然。

7. 俱乐部·第二天

于建平第二天到俱乐部的时候，李东升已经在揉面了。

李东升：昨晚没回来。

于建平：嗯。在苏雯家。

李东升：哦。

（沉默。李东升揉了十下。）

李东升：睡沙发了？

于建平：你怎么知道的？

李东升：你今天的衣服没换。

于建平：观察力不错。

李东升：我是炊事班的。炒菜的时候最知道火候，火候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你现在的火候，正好是糊了之前那一秒。

于建平：你这比喻你自己听得懂吗？

李东升：懂。

于建平：那你翻译一下。

李东升：你喜欢她。她也喜欢你。但你俩谁都不说。就像火候到了，但锅盖没揭开。再不揭，菜就闷糊了。

于建平没接话。

老梁进来了，拎着他的布袋子。

老梁：今天聊什么？

于建平：还没想。

老梁：聊“孤独”吧。我昨晚想了一宿，发现孤独不是没有人在身边，是有人在身边但你不想跟他说话。或者你想跟他说话但不知道说什么。或者你知道说什么但不敢说。

于建平：您昨晚怎么了？受什么刺激了？

老梁：我儿子来看我了。带了一瓶茅台，跟我说“爸，你能不能别去那个破俱乐部了，我养你”。我说“我不要你养，我要去俱乐部”。他说“俱乐部能给你什么”。我说“俱乐部给我一个说话的地方”。他说“你跟那些人说的话我也可以听”。我说“你听不懂”。他就走了。

于建平：梁老师，您儿子是为您好。

老梁：我知道。但“为我好”和“让我舒服”是两码事。我儿子觉得我应该过一种“体面”的老年生活——在家养花、下棋、看电视、等他每周来看我一次。但那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每天有人跟我说话，说那些没用的、不体面的、不能放在台面上说的话。

李东升（从后厨探出头）：梁老师，你今天中午吃火烧吗？我给您多做两个。

老梁：吃。

于建平：东升，你揉面就揉面，别老偷听。

李东升：我不偷听。我这叫“后厨政治观察”。

于建平：你连“政治”两个字都写不对。

李东升：我写的对。我写的是“政治”的“政”，不是“正经”的“正”。

于建平：你还会写“政”？

李东升：我会写一百多个字。够用了。

（于建平笑了。老梁笑了。小鹿从门外进来，看到大家都在笑，问“怎么了”，于建平说“没事”，小鹿说“没事笑什么”，于建平说“就是因为没事才笑的”。）

（第三集结尾：俱乐部的门开着，冬天的阳光从外面照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金色的长方形。几个人坐在各自的椅子上，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揉面，有的在擦杯子，有的在发呆。没有人在说什么重要的话。但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挺好的。）

于建平（VO）：人这辈子，说来说去，就是找一个人、一些人、一个地方，让你觉得“我在这儿是对的”。俱乐部就是我的那个地方。苏雯是那个人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坐在旁边的时候，我不太想抽烟了。不是因为想戒烟，是因为嘴里没那么苦了。

（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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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我是你爸爸》

1. 俱乐部·午后

老梁的儿子来了。

这是老梁的儿子第一次来俱乐部。他叫梁远，三十五岁，金融从业者，年薪百万——老梁从来不提这个数字，是小鹿从老梁的手机里看到的，老梁让他儿子帮他查银行余额，小鹿无意中瞄了一眼。

梁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皮鞋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站在俱乐部门口，看着那块“天上地下俱乐部——不是你想的那种”的牌子，眉头皱了一下。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俱乐部里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老梁坐在暖气片旁边看海德格尔，大彭在台上调吉他，小鹿在擦吧台，李东升在后厨揉面，于建平在吧台后面算账——账本上写满了负数，他用红笔写的，因为负数太多，整本账本看起来像一个红色警戒区。

老梁（抬起头）：你怎么来了？

梁远：路过。顺便看看。

老梁合上了书，把书放在布袋子里。

老梁：你不是路过。你家在通州，你在国贸上班，路过东四？你要路过东四得绕半个北京城。

梁远：爸，你能不能别一上来就拆我台？

老梁：我是学哲学的。拆台是我的本行。

梁远（看了看四周）：这就是你的俱乐部？地下室？这墙壁都掉皮了。这椅子颜色都不一样。这是吧台？这不是旧门板吗？

于建平（从吧台后面站起来）：这位先生，你是在做房屋评估吗？你要是做评估，我们俱乐部的评估价是一百万。你要买吗？

梁远看了于建平一眼。

梁远：你就是于建平？

于建平：我是。你是？

梁远：梁远的儿子。

于建平：老梁的儿子叫梁远，梁远的儿子是谁？

梁远：我说错了。我是梁远的儿子——不对，我是梁远的儿子——我是梁远的……

老梁在旁边叹了口气。

老梁：你别跟他绕。你绕不过他。他的嘴皮子比我快，脑子比我慢，但嘴皮子快就够了。在他这儿，说话不是用来沟通的，是用来赢的。

于建平：梁老师，您这话是在表扬我还是批评我？

老梁：表扬你的嘴，批评你的脑子。

于建平：那也行。至少有一个能被表扬。

梁远坐下了。他坐在老梁对面，两个人在暖气片旁边形成了一个对峙的阵势。

梁远：爸，我跟你说的事你想了吗？

老梁：什么事？

梁远：退休的事。你退休了就别在这儿混了。这地方乱七八糟的。你回家里住，我给你请个保姆，你每天养养花、看看书、遛遛弯，多好。

老梁：我现在也在看书。我在哪儿看不一样？

梁远：不一样。在家看是“养老”，在这儿看是……

老梁：是什么？

梁远（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是“不务正业”。

老梁：我都退休了。退休了就没有“正业”了。退休后的每一天都是“副业”。你让我在家养花遛弯，那也是“副业”。既然都是副业，我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个我喜欢的副业？

梁远：这不是副业的问题。这是……这是体面不体面的问题。你一个大学教授，天天待在地下室里跟一帮闲人聊天，你让我的同事怎么看我？

老梁：你的同事为什么要看我？

梁远：因为他们知道我爸是谁。

老梁：所以你怕你同事知道你爸在地下室里聊天，觉得你爸没出息，影响了你的形象？

（梁远没说话。）

老梁：梁远，我养了你二十年，供你上大学，供你出国留学，我从没要求你因为我的职业而骄傲。你现在因为我的“职业”——虽然我这已经不叫职业了——觉得丢人？这是什么逻辑？

梁远：爸，我不是觉得丢人。我是觉得你不应该过这样的日子。你明明可以过得更好。

老梁：什么叫“更好”？你定义的“更好”就是我的“更好”吗？你觉得在家里养花遛弯是“更好”，我觉得在这儿跟人聊天是“更好”。你的“更好”是基于你的价值观，我的“更好”是基于我的。我们没必要统一。

梁远（站起来）：行，我说不过你。我走了。但你记着，我是你儿子，我是为了你好。

老梁没说话。梁远走了，门被关上的声音在俱乐部里回荡了一下。

于建平从吧台后面走出来，走到老梁旁边，坐下。

于建平：梁老师，您儿子挺关心您的。

老梁：我知道。

于建平：他就是用错了方式。

老梁：我也知道。

于建平：那您原谅他吗？

老梁：他没做错事，不需要原谅。他只是……不太明白。他不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他以为我想要的是“舒服”，但其实我想要的是“存在”。在这个俱乐部里，我感觉自己存在。在家里，我感觉自己是一个等待消失的人。

于建平：您跟他说过这个吗？

老梁：没有。他不会懂的。他太年轻了。等他到了我的年纪，他就会懂了。但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2. 穿插·老梁的过去

（闪回：三十年前，老梁二十五岁，在大学读研究生。）

那时候的老梁还不叫“老梁”，叫“小梁”。他刚从大学毕业，考上了本校的哲学系研究生，师从一个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黑格尔专家。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读康德、读黑格尔、读海德格尔，读到高兴的时候会在书的空白处写满批注，有时候批注比原文还长。

他的导师对他说过一句话：“你有天赋，但你别太有天赋。天赋太大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不好。”

老梁当时没听懂。后来他听懂了——天赋太大的人，看什么都太清楚，看清楚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之后，就很难再认真地去生活了。他会觉得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表演，一切都是“装”。但你不能因为“一切都是装”就不活了。你还是要活。怎么活？用一种“我知道我在装，但我装得真诚”的方式活。

老梁后来就是这样活的。

他在大学教了三十年书，评上了教授，出了几本书，带了几十届学生。但他在学术圈一直是个“边缘人”——不是因为他水平不够，是因为他不愿意站队，不愿意参加那些“学术江湖”的勾当。评职称的时候，他被压了三年，因为“资历不够”。但真正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他没给某位领导捧场。

五十岁那年，他提前退休了。退休的时候，系里给他办了一个欢送会，来了十几个人，都是跟他关系好的同事和学生。系主任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老梁同志为哲学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感谢他”。老梁坐在台下，听着这些话，觉得特别没意思。他想站起来说“你们不用感谢我，我拿工资干活，天经地义”。但他没站起来，因为他知道，这些话是“场面话”，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说给他听的。

退休后，他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家属楼里，儿子梁远已经工作了，住在通州，一个月来看他一次。他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早上六点起床，煮一碗挂面，吃完坐在阳台上看书，看到中午，下楼买两个火烧，回家吃，下午接着看书，晚上看一会儿电视，九点睡觉。

他以为自己会这样过完余生。

直到有一天，他路过东四这条胡同，看到一家俱乐部的牌子——“天上地下俱乐部”。他觉得这名字有意思，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他看到了于建平。

于建平当时正在跟李东升吵架——不是为了什么大事，是为了俱乐部的活动海报应该用什么字体。于建平说要用“有文化感的字体”，李东升说“什么是文化感的字体”，于建平说“就是看起来不像小学生写的”，李东升说“你就是小学生”，于建平说“你一个炊事班的跟我谈书法”，李东升说“我炒菜的时候写的菜单比你写的所有字加起来都多”。

老梁站在门口，听了五分钟，然后坐下来。

于建平（发现了他）：您是谁？

老梁：一个路过的人。

于建平：您想喝点什么？

老梁：你们这儿有什么？

于建平：茶、啤酒、葱油饼。

老梁：那来一杯茶吧。

老梁就这样成了俱乐部的常客。

他说过一句话：“我到这个俱乐部来，不是因为我需要朋友，是因为我需要一个不需要解释自己的地方。在外面，你每做一件事都要解释——你为什么做这个，你为什么不做那个，你为什么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在那儿。在这个俱乐部里，没有人问为什么。你来了，你坐下了，你说话了，你走了。没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展览品。”

3. 俱乐部·几天后

梁远又来了。

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来了一个“方案”——一个把俱乐部商业化的方案。方案打印在A4纸上，装订得很精美，封面是俱乐部的照片（梁远上次来的时候拍的），上面用大号字体写着：“天上地下俱乐部——品牌升级与商业化运营方案”。

于建平翻开方案，看了第一页。

于建平：你这方案写了多久？

梁远：三天。我找了一个咨询公司做的，花了五万块。

于建平：五万块？你花了五万块写了一个方案，用来改变我一个破俱乐部？

梁远：不是“改变”，是“升级”。你这个俱乐部有潜力。你现在的模式不行——收入太低，客流太少，品牌辨识度不够。我可以帮你做几件事：第一，重新装修，把环境提升一个档次；第二，引入会员制，年费五千，提供专属服务；第三，做品牌联名，跟一些文化类的品牌合作；第四，开分店，连锁化运营。三到五年内，你可以做到年营收五百万以上。

于建平合上了方案。

于建平：你这个方案写得很好。但我有一个问题。

梁远：什么问题？

于建平：你问过我愿不愿意吗？

梁远：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是你的俱乐部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我听我爸说，你现在每个月都在亏钱。你觉得你还能撑多久？

于建平：能撑一天是一天。

梁远：这不是一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

于建平：我知道。但这是我的俱乐部，我有权选择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经营它。

老梁在旁边听着，一直没说话。他把海德格尔翻到了某一页，但眼睛没在看字。

老梁：梁远，你不用费心了。于建平不会同意的。

梁远：为什么？

老梁：因为他的俱乐部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它没意思。你一商业化，它就真的没意思了。

梁远：爸，你不懂商业。

老梁：我不懂商业，但我懂于建平。他不是一个不想赚钱的人，他是一个不愿意为了赚钱而改变自己生活的人。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梁远：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不想赚钱吗？

老梁：不想赚钱的人是因为懒，或者是因为有钱。于建平不是懒，他每天忙到凌晨两点。他也不是有钱，他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但他不愿意把他的俱乐部变成一台赚钱机器，因为他知道，一旦变成了机器，这里面的这些人——我、东升、大彭、小鹿、苏雯——就不会再来了。

梁远：为什么不会再来？

老梁：因为你需要的不是我们这些人，你需要的是“内容提供方”。你需要的是能产出内容、能吸引流量、能变现的人。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就是一群闲人，坐在一起聊闲天。我们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没有价值”——我们不为任何目的服务，我们只是活着，说话，存在。一旦你把这个俱乐部变成了一个“项目”，我们就成了“项目里的一环”，我们就不是我们了。

梁远沉默了。

于建平把方案推回到梁远面前。

于建平：谢谢你的好意。方案我收了，但我不会用。你可以拿走。

梁远：那你的俱乐部怎么办？继续亏钱？继续让你自己倒贴？

于建平：亏就亏。我活着本来就是在亏。多亏一点少亏一点，区别不大。

梁远：你这人真有意思。你明明知道怎么赚钱，你就是不赚。

于建平：知道怎么赚钱和想赚钱是两回事。我知道怎么抢银行，但我没抢。你知道怎么抢劫，但你不抢，因为你不想坐牢。我不想赚这个钱，因为我不想让我的俱乐部变成我不认识的东西。

梁远站起来，拿起方案，看了老梁一眼。

梁远：爸，我走了。你想来找我就来。

老梁：我不会去找你的。你忙你的。

梁远走了。

老梁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沉默了很久。于建平递给他一瓶啤酒，他接了，喝了一口。

于建平：梁老师，您难过吗？

老梁：不难过。我就是想——他是我儿子，但我好像不太认识他了。

于建平：您认识。您只是不认识他现在的这个“版本”。人都是会变的。他变了，您也变了。你们只是变了之后不太匹配了。

老梁：那我应该变回去吗？

于建平：您觉得呢？

老梁：我觉得不应该。我们都应该做自己。但“做自己”这件事，对父母和子女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因为你做自己，就意味着你可能会让你的孩子失望。你不想让他失望，但你也不想让他替你做决定。

于建平：那就让他失望吧。失望是成长的一部分。他需要学会接受——他的爸爸是一个不想被他安排的人。

老梁（笑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道理了？

于建平：我一直有道理。我就是不好意思表现出来。怕你觉得我装。

老梁：你现在就挺装的。

于建平笑了。老梁也笑了。两个人的笑声在俱乐部里回荡了一下，然后消失了。

4. 俱乐部·一周后

梁远又来了。这是他第三次来。

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了一个档案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梁远：于老板，我不是来劝你的。我是来给你这个。

他把档案袋递给于建平。于建平打开，里面是一张支票，上面的数字够俱乐部交两年房租。

于建平愣住了。

于建平：这是什么意思？

梁远：赞助。我赞助你的俱乐部，半年房租。你拿着，别问我为什么。

于建平：我不接受。

梁远：你必须接受。因为我爸不会接受我的钱，但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帮他。他在这里待着，我觉得挺好。他高兴。他高兴就行。

老梁从暖气片旁边站起来，走到梁远面前。

老梁：梁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梁远：因为我是你儿子。

（沉默。）

老梁：我不需要你的钱。我需要你理解我。

梁远：我理解你。但我理解你，不代表我不能帮你。你帮了我二十年，我帮你半年房租，怎么了？

老梁（看着儿子，很久）：你把支票拿走。俱乐部的房租，于建平自己会想办法。

于建平（插话）：其实我不会想办法。我就是等着房租到期然后想办法。

老梁（瞪了于建平一眼）：你别说话。

于建平：我跟您说过了，我不会想办法。

老梁：那你现在想一个。

于建平：我在想。但我的办法就是——等。

梁远（笑了）：你们俩真是一对。

老梁：谁跟他是一对？

梁远：你跟他说话的方式，跟我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是在“对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是在“训话”。这就是区别。

老梁沉默了。他知道儿子说得对。

老梁：梁远，你把支票拿走。我不需要你的钱。但我需要你知道——

老梁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一句他从未说过的话。

老梁：我需要你知道，你是个好儿子。

（梁远的眼眶红了。）

梁远：爸，你别说了。支票我留着。你不想要，我存着。什么时候俱乐部需要了，你跟于老板说一声，我来付。

他走了。这次他走的时候，脚步比前两次轻了。

老梁站在原地，看着门的方向，站了很久。

于建平：梁老师，您儿子挺好的。

老梁：我知道。

于建平：他只是不擅长表达。

老梁：随我。

于建平：您也不擅长表达？

老梁：我擅长表达“概念”，不擅长表达“情感”。这是我学哲学的代价。

于建平：那您现在可以练。

老梁：练什么？

于建平：表达情感。先从“我爱你儿子”开始。

老梁：我跟他说了“你是个好儿子”。那个差不多。

于建平：差不多和“是”之间，差很多。

老梁看了于建平一眼，没说话，拿起海德格尔，翻开，看着书页上的字，但没有在读书。

他在想事情。

5. 俱乐部·深夜

当天晚上，俱乐部的人都走了之后，老梁还坐在那儿。于建平在吧台后面算账——今天的收入：茶水费六十，啤酒三十，葱油饼四十五，总收入一百三十五。支出：电费、水费、面粉、葱、油，加起来大概八十。利润五十五块。

于建平：今天的利润够我吃两碗炸酱面。一碗今天吃，一碗明天吃。

老梁：于儿。

于建平：嗯。

老梁：你觉得我儿子说得对吗？我应该在家里养老，不应该在这儿混？

于建平：梁老师，您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很多遍——我应该关了这个俱乐部，找个正经工作吗？我的答案是：不应该。因为俱乐部是我这辈子做过的唯一一件我觉得“对”的事。它不赚钱，它不体面，它没有任何前途。但它让我觉得——我没有白活。

老梁：我也是。这个俱乐部让我觉得——我还没有变成一个只会回忆过去的老人。我还在参与，还在思考，还在跟人说话。

于建平：那您就别想了。您就在这儿。谁劝都不好使。包括您儿子。

老梁（笑了）：行。我听你的。反正你也没什么别的本事，就这事儿说得对。

于建平：您这话是表扬还是骂我？

老梁：表扬你。

于建平：那行。表扬我也接着。

老梁站起来，拎起布袋子。

老梁：走了。末班车。

于建平：梁老师，我送您。

老梁：不用。你算你的账。

老梁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

老梁：于儿。

于建平：嗯。

老梁：谢谢你开这个俱乐部。

于建平愣了一下。

于建平：您谢我什么？

老梁：你给了我一个地方。一个人老了之后，最怕的不是死，是没有一个地方愿意要他。你这里要我。这就够了。

老梁走了。于建平坐在吧台后面，看着空荡荡的俱乐部，点了最后一根烟。

（第四集结尾：于建平一个人坐在俱乐部的黑暗里，烟头的红点一明一暗。墙上的老电影海报在昏黄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旧，像是另一个时代的遗迹。）

于建平（VO）：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俱乐部到底是干什么的。它不是赚钱的，不是交朋友的，不是实现理想的。它就是一个地方——一个你走进去，坐下来，不用解释自己是谁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地方不多。老梁找到了，我也找到了。这就够了。

（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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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玩的就是心跳》

1. 俱乐部·夜

大彭恋爱了。

这件事俱乐部所有人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不是大彭故意瞒着——是他自己也不太确定那算不算恋爱。他是在南城一个Livehouse演出的时候认识那个女孩的。女孩叫米粒，二十四岁，在一家独立书店上班，短发，戴一副圆框眼镜，笑起来的时候左边有一个酒窝。

那天晚上大彭在台上唱了三首歌，两首翻唱，一首自己写的。自己写的那首叫《南城的夜》，歌词写得不太好，但旋律还行。唱完之后他坐在吧台旁边喝水，米粒走过来，说：“你第三首歌的最后一句，和弦用错了。”

大彭当时心里想的是“你谁啊”，嘴上说的是“是吗？哪个和弦？”

米粒说：“你应该用G，但你用了Em。”

大彭回去查了一下谱子——他从来不记谱子，全靠感觉弹——发现自己确实用了Em，但G和Em在那种情况下差别不大，至少他听不出来。但米粒听出来了。

大彭觉得这女孩厉害。

他们加了微信。聊了三天，大彭觉得“这可能就是爱情”。

此刻，他坐在俱乐部里，抱着吉他，但没在弹。他在看手机，嘴角挂着一个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微笑。

小鹿（擦桌子经过）：大彭哥，你笑什么呢？

大彭（回过神）：没笑。

小鹿：你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还说没笑。

大彭（下意识摸了摸嘴角）：我……我在想一首歌的旋律。

小鹿：什么旋律能让你笑得像个傻子？

大彭：你不懂。创作是需要投入感情的。

小鹿：你投入的是感情还是荷尔蒙？

大彭没回答。他低下头，又开始看手机。

于建平从吧台后面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大彭，又看了一眼小鹿。

于建平：他怎么了？

小鹿（小声）：好像是恋爱了。

于建平（也小声）：跟谁？

小鹿：不知道。一个在书店上班的女孩。

于建平：书店上班的？那还行。至少不是搞传销的。

小鹿：你怎么知道不是搞传销的？

于建平：搞传销的不会纠正他的和弦。

这个逻辑有问题，但小鹿懒得纠正。

2. 俱乐部·白天

第二天，大彭把米粒带到了俱乐部。

这是大彭第一次带女孩来俱乐部。他进门的时候，表情介于“得意”和“紧张”之间，像一个第一次上台演讲的小学生。米粒跟在他身后，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卫衣，背着一个帆布书包，看起来比俱乐部里所有人都年轻——不是年龄上的年轻，是那种“还没被生活打磨过”的年轻。

于建平（从吧台后面站起来）：这位是？

大彭：米粒。我……朋友。

米粒（伸出手）：你好，我是大彭的朋友。其实是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他说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我就来看看。

于建平跟她握了握手。他注意到米粒的手很凉，但握得很有力，不像有些女孩那样只伸出几根手指头。

于建平：你是做什么的？

米粒：我在书店上班。小众书店，卖人文社科类的书。

老梁（从暖气片旁边抬起头）：什么书店？

米粒：单向空间。

老梁：哦，许知远那个。我去过。你们书店的选书品味不错，但咖啡太贵了。

米粒：我也觉得。但我管不了咖啡的事，我只管摆书。

老梁笑了一下。他很少笑，但米粒说的话让他笑了——不是因为好笑，是因为这个女孩说话的方式让他想起年轻时的自己：直接、不绕弯子、不装。

老梁：你学什么的？

米粒：中文系。毕业两年了。

老梁：中文系毕业的在书店上班，挺好的。对口。

米粒：不对口。中文系教的是怎么分析文学，书店需要的是怎么把书卖出去。这是两套技能。

老梁：那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米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喜不喜欢你做的事。我喜欢书，所以我在书店上班。就这么简单。

老梁又笑了一下。这次是那种“我认可你”的笑。

大彭站在旁边，看着米粒和自己的“精神导师”老梁聊得热火朝天，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高兴，但不是那种“我女朋友被认可了”的高兴，而是“我终于可以不用一个人面对这些老头了”的高兴。

大彭：米粒，你坐。我给你倒杯茶。

米粒：不用，我自己来。

她走到吧台前，自己拿了一个杯子，倒了杯茶，然后坐到了老梁旁边。

大彭端着茶壶站在原地，愣了两秒钟。

小鹿（小声）：大彭哥，你的“女朋友”好像对梁老师更感兴趣。

大彭：她不是……她就是……她对谁都有兴趣。

小鹿：是吗？那她对你有兴趣吗？

大彭没回答。他放下茶壶，坐到了米粒对面，把吉他抱起来，开始弹。弹的是一首没名字的曲子，旋律很简单，像一个还没学会说话的小孩在哼歌。

米粒听他弹了一会儿。

米粒：这首是你写的？

大彭：嗯。还没写完。

米粒：第二段的和弦可以再丰富一点。现在太简单了，像儿歌。

大彭（手指停了一下）：我试试。

老梁：你会弹琴？

米粒：会一点。小时候学过钢琴，后来不学了。吉他是我哥教的，只会几个和弦。

老梁：那你听得出大彭的和弦问题？

米粒：听得出。但我不一定会弹。听和弹是两回事。就像我会吃，但不会做。

老梁点了点头。

于建平（凑过来）：你们聊什么呢？

米粒：聊大彭的歌。

于建平：你觉得怎么样？

米粒：旋律还行，歌词不行。

（大彭的表情变了。不是生气，是一种“被人说中了”的尴尬。）

于建平：哪里不行？

米粒：太直白了。他写“南城的夜，我想你”，这种句子谁都会写。你要是写“南城的夜，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长到我想起你的头发”，那就好多了。

大彭：我……我试试。

米粒：你别“试”。你写歌不是为了“试”，是为了表达。你要想清楚你想表达什么，然后找到最准确的词去表达它。不是“差不多就行”，是“必须是这个”。

于建平（看着米粒，眼神里有一种“这个女孩不简单”的意味）：你学中文的？

米粒：嗯。

于建平：那你应该自己写。

米粒：我写。写诗。不发表，给自己看。

于建平：为什么？

米粒：因为发表就要面对别人。我不想面对别人。我只想面对自己。

这句话让于建平沉默了。他想起了方静在厨房里说的话——“你不敢写，是因为你怕写出来不好。”米粒说的“不想面对别人”，和方静说的“怕写出来不好”，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于建平：你多大？

米粒：二十四。

于建平：二十四就知道“不想面对别人”，我二十四的时候还觉得自己能拯救世界。

米粒：你后来拯救了吗？

于建平：没有。我连自己都拯救不了。

米粒：那你就别拯救了。活着不是为了拯救谁。活着就是为了活着。

老梁在旁边拍了一下大腿。

老梁：说得对。我教了三十年哲学，教的就是这个——活着不是为了什么，活着就是活着。但我的学生都不信，他们觉得活着必须有一个“意义”。其实“意义”这个词本身就是人造的，你信它就有，你不信它就没有。与其追求“意义”，不如追求“不难受”。

米粒：梁老师，您这话说得对，但不全对。活着不是为了什么，但活着可以是为了让自己高兴。追求“不难受”和追求“高兴”是两回事。不难受是底线，高兴是上线。大部分人都在底线和上线之间活着。

老梁（认真地看了看米粒）：你应该来读哲学。

米粒：我不想读哲学。我想读生活。

老梁笑了。这次是真笑——嘴角咧开了，露出牙齿，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小鹿在吧台后面看见了，小声对于建平说：“老板，梁老师今天笑了三次了。平时他一个月都不笑一次。”

于建平：那是因为平时没人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

3. 俱乐部·一周后

大彭和米粒在一起了。

严格来说，不是“在一起”了——是没有说过“我们在一起吧”这种话，但两个人开始频繁地见面，频繁地发微信，大彭开始写新歌了，而且写得很快，三天写了三首。每一首都先发给米粒看，米粒会回一段语音，有时候是“这版不错，第二段再改改”，有时候是“第一句很好，后面泄气了”，有时候是一段长达五分钟的分析，从歌词的意象到和弦的走向，说得头头是道。

大彭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

以前他写歌，写完了就给酒吧里的人唱，唱完了有人鼓鼓掌，有人继续喝酒，没人说他写得好不好。他也不知道自己写得好不好，他只是“在写”，就像一个人每天跑步，不是因为跑得快，是因为不跑难受。

现在米粒告诉他——你这里可以更好，那里可以更准，这个地方的意象太俗了，那个地方的和弦跟歌词不匹配。

他觉得自己被人看见了。

这种感觉，比恋爱本身更让他着迷。

这天晚上，大彭在俱乐部唱了新写的一首歌。歌名叫《米粒》——他没说歌名，但所有人都知道是写给谁的。

你像一粒米

掉进我的碗里

我以前不知道

一碗饭可以这么有意义

唱完之后，全场安静了几秒钟。

小鹿：大彭哥，你这歌词……

大彭：怎么了？

小鹿：你用“米粒”来比喻“米粒”，这不就是同义反复吗？

大彭：你不懂。这是……这是修辞。

老梁：这叫“转喻”。用一个事物的一部分来指代整体。米粒是她的名字，也是她的“部分”——她像一粒米，小而具体，但不可或缺。

小鹿：梁老师，您是在帮他解释还是在嘲讽他？

老梁：我在解释。我不嘲讽。嘲讽是于建平的工作。

于建平：我没嘲讽。我觉得挺好。比上一首好。

大彭（眼睛亮了）：真的？

于建平：上一首你写“南城的夜”，夜是抽象的，写不出来。这一首写“米粒”，人是具体的，写出来了。写歌跟写小说一样，越具体越好。你写“我爱你”，没人感动。你写“我想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有人感动了。

米粒（坐在台下，脸红了）：我什么时候给你做过西红柿炒鸡蛋？

大彭：还没做。但我想吃。

全场哄堂大笑。

米粒笑着低下了头，但她的嘴角是上扬的。她用手捋了一下耳边的头发，那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确认这一刻是真实的。

4. 穿插·大彭的过去

（闪回：五年前，大彭二十三岁，刚来北京。）

大彭是河北人，邯郸下面一个县城里出来的。他没考上大学——不是成绩不好，是偏科太严重，语文能考一百三，数学考三十。家里人让他复读，他不干，说“我要去北京唱歌”。他爸说“你唱歌能当饭吃吗”，他说“不能，但我不唱歌会死”。

他爸说“那你死吧”。

大彭没死。他来了北京，身上揣着八百块钱，在南城租了一个隔断间，一个月六百，剩下的钱买了把吉他。他每天晚上去酒吧唱歌，一晚上五十块钱，够吃两顿饭。白天没事干，就在出租屋里写歌，写了撕，撕了写。

他写过一首歌叫《北京》，歌词是：“北京北京，你是我的梦，也是我的痛。”写完之后他自己觉得恶心，因为他发现这句话是抄的——不是故意抄的，是他脑子里听过太多类似的歌，那些歌词像杂草一样长在他的记忆里，他写的时候它们自己就冒出来了。

他意识到一件事：他可能没有才华。

这个意识像一盆冰水，浇了他整整两年。两年里他几乎没有写过一首完整的歌，每次拿起吉他就觉得自己在“制造垃圾”。他去看那些他喜欢的歌手的演出，看他们在台上光芒万丈的样子，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站在那样的灯光下。

但他还是没离开北京。不是因为不甘心，是因为不知道去哪儿。回县城？他爸会说什么？“你看，我说了吧。”这句话比任何失败都更让他恐惧。

后来他遇到了于建平。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在一个酒吧唱歌，台下只有三个人。唱完之后，于建平走过来，说“你唱得还行，但你的表情不对”。大彭说“什么表情”，于建平说“你唱歌的时候，你看起来像是在道歉——对不起，我又唱了，耽误你们时间了”。

大彭愣住了。因为他确实在道歉。他每次上台都在道歉——为自己不够好而道歉，为自己占用了别人的时间而道歉，为自己不是一个天才而道歉。

于建平：你别道歉。你唱你的。你唱得好不好，是你的事。别人听不听，是别人的事。你替别人操什么心？

大彭后来把这句话写进了歌里，歌词是：“我不再道歉了，因为我没错。”

那首歌他写了三个月，改了几十遍，最后在俱乐部唱的时候，苏雯哭了。苏雯一般不哭，但那次她哭了，因为那首歌让她想起了自己刚离婚时的日子——每天都在道歉，向父母道歉，向女儿道歉，向自己道歉。

“我没错。”这三个字，她花了三年才学会。

5. 俱乐部·一个月后

大彭和米粒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很简单——米粒要去上海了。她工作的书店要在上海开分店，问她愿不愿意去当店长。这个机会对她来说很重要，她不想放弃。

大彭说“那你去吧”，米粒说“那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大彭说“为什么不能”，米粒说“异地恋太累了，我不想累”。大彭说“我也可以去上海”，米粒说“你去上海干什么？你的歌写的是北京，你走了你写什么？”

大彭无言以对。因为米粒说得对。他的歌写的都是北京——南城、胡同、冬天的风、夏天的雨、地下室的灯光、俱乐部的椅子。离开北京，他可能真的写不出东西了。

分手那天，大彭没去送米粒。他坐在俱乐部里，抱着吉他，从下午坐到晚上，一个音都没弹。

小鹿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没喝。李东升给他做了一个葱油饼，他没吃。于建平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大彭（终于开口）：建平哥。

于建平：嗯。

大彭：我是不是又搞砸了？

于建平：你搞砸什么了？

大彭：谈恋爱。

于建平：你没搞砸。她就是走了。走了不是搞砸。搞砸是你把她气走了，或者你骗了她，或者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她走是因为她的工作在那边，跟你没关系。

大彭：那为什么我觉得是我搞砸了？

于建平：因为你习惯了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你的毛病。

大彭：这不是毛病。

于建平：这还不是毛病？一个人把所有错都揽在自己身上，这不是善良，这是自虐。你以为你是在负责，其实你是在惩罚自己。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她走了是因为你不够好。但真相是——她走了是因为她的工作，跟你够不够好没关系。

大彭沉默了。他知道于建平说得对，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个“不够好”像一堵墙，立在他心里很多年了，他不知道怎么拆。

大彭：建平哥，你说我能写出好歌吗？

于建平：能。

大彭：你怎么知道？

于建平：我不知道。但你要是问我，我就说“能”。因为你需要的不是真相，是信心。真相是你可能一辈子都写不出一首好歌，这是大概率的事。但你如果一直相信“我能”，你至少会一直写。你一直写，就有机会。你不写了，就什么都没了。

大彭看着于建平。他从于建平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他很少看到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安慰，是一种“我知道你在经历什么，因为我经历过”的理解。

大彭：你以前也这样过？

于建平：我天天都这样。

大彭：那你怎么办？

于建平：我办了俱乐部。

大彭：什么意思？

于建平：我写不出小说，就开了个俱乐部。俱乐部就是我的小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每一句话都是一行字。每一天都是一页纸。我写不出书，但我写出了一个地方。这就够了。

大彭想了一会儿。他拿起吉他，开始弹。弹的是一首他没写过的歌——不是没写完，是还没开始写。他弹了一个和弦，停下来，改了另一个和弦，又停下来，又改了另一个。

大彭：米粒说，和弦要跟歌词匹配。我现在没有歌词，但我有情绪。这个情绪应该用什么和弦？

于建平：不知道。我不是搞音乐的。

大彭：那你觉得呢？

于建平：我觉得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音乐是你自己的事，你不需要别人告诉你应该用什么和弦。

大彭看了看自己的手，然后弹了一个E小调。那个和弦在安静的俱乐部里听起来像一声叹息。

6. 俱乐部·夜

晚上十一点，俱乐部的客人都走了。大彭还坐在台上，面前摊着一个笔记本，上面写写画画。他写了一行歌词，划掉，又写了一行，又划掉。笔记本的纸已经被橡皮擦破了一个洞。

小鹿在拖地。她拖到大彭身边的时候，停下来看了看他的笔记本。

小鹿：大彭哥，你写了什么？

大彭：写了“她走了，北京还在”。你觉得怎么样？

小鹿：太直白了。

大彭：你也觉得直白？

小鹿：米粒姐说过，直白不是问题。问题是直白之后有没有别的东西。“她走了，北京还在”——然后呢？然后你想说什么？你想说北京比人长久？还是想说人走了北京什么都没变？还是想说你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把“然后”写出来。

大彭看着小鹿，像是第一次认识她。

大彭：小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歌词了？

小鹿：我不懂歌词。我懂剧本。剧本和歌词是一样的——你要有情节，要有情感，要有细节。你不能说“她走了”，你要说她走的那天你吃了什么、穿了什么、窗外的天是什么颜色。细节越具体，情感越真实。

老梁（从角落里冒出来——他没走，一直在看书）：小鹿说得对。海德格尔说过，世界的意义存在于“在世之中”——不是抽象地思考世界，而是具体地生活于世界之中。你写“她走了”是抽象的，你写“她走的那天，暖气停了，我穿着她买的那件毛衣”是具体的。具体的东西才有力量。

大彭：梁老师，您能用中文再说一遍吗？

老梁：写细节。别写概念。

大彭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暖气停了，北京的三月比十二月还冷。我穿着她买的那件灰色毛衣，袖口已经起球了。她说这件毛衣显白，其实我本来就挺白的。”

他写完之后，抬头看了看小鹿和老梁。

大彭：这行吗？

小鹿：这像一首诗的开头。

大彭：那我不写了。开头最难。开了头就要写下去。

小鹿：你这不是废话吗？写歌就是要写下去。

大彭：我知道。我害怕。

小鹿：怕什么？

大彭：怕写不好。

小鹿：写不好就写不好。写不好改就是了。你不写，连改的机会都没有。

大彭看了看小鹿，又看了看笔记本，然后拿起笔，继续写。

7. 俱乐部·一周后

大彭在台上唱了新歌。这次他没有提前给任何人看，直接唱了。

歌名叫《三月》。

暖气停了，北京的三月比十二月还冷

我穿着你买的那件灰色毛衣

袖口已经起球了

你说这件毛衣显白

其实我本来就挺白的

你走了以后

我开始吃你爱吃的那家面馆

老板问我“今天一个人？”

我说“一个人”

他说“以前的姑娘呢”

我说“去上海了”

他说“上海好啊，上海的面也好吃”

我说“上海的阳春面不放醋，我不爱吃”

其实我爱不爱吃有什么关系呢

你又不回来

唱完之后，全场安静了很久。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鼓掌。

然后老梁第一个鼓掌。他的掌声在安静的俱乐部里显得格外响，像是要把什么打破。

然后所有人开始鼓掌。

苏雯的眼眶红了，但她没哭。于建平坐在吧台后面，手里拿着一瓶啤酒，没喝，就那么看着大彭。他的表情很复杂——有欣慰，有感慨，还有一点点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羡慕。

大彭站在台上，抱着吉他，低着头，看着地板。他的耳朵红了，不是因为灯光，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看见了。

大彭：谢谢。

于建平：谢什么？谢你自己。你写的。

大彭：我写的。但你们听了。没有人听，写出来也没用。

老梁：不对。写出来就有用。有没有人听是另一回事。你写了，你表达了，你存在了。这就是意义。

大彭：梁老师，您今天不批判了？

老梁：今天不批判。今天表扬。

于建平：梁老师表扬人，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老梁：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这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事。我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我也会表扬。

李东升（从后厨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葱油饼）：大彭，吃饼。免费的。

大彭：东升哥，你什么时候免费过？

李东升：今天。今天特殊。

大彭：为什么特殊？

李东升：因为你写了一首好歌。

大彭接过葱油饼，咬了一口。葱油饼还是热的，酥脆，香。他嚼着饼，眼泪掉下来了。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他忽然觉得——自己是被爱着的。不是被米粒爱着，是被这些人爱着。这种爱不是爱情，但它也足够让人活下去。

（第五集结尾：俱乐部的灯光昏暗，大彭坐在台上吃葱油饼，眼泪和饼渣混在一起。小鹿递给他一张纸巾，他擦了擦脸。于建平在吧台后面看着这一切，嘴角微微上扬。李东升回到后厨洗碗，水声哗哗的。老梁翻开海德格尔，但他的目光没有落在书上，而是落在空气中，像是在想什么很深很深的事情。）

于建平（VO）：大彭写的这首歌，后来在网上的播放量到了五十万。有人说“这是今年听过的最真诚的歌”，有人说“歌词太简单了不够深刻”，有人说“我听哭了”。大彭问我怎么看这些评论。我说“你写歌的时候不是为了评论写的，你现在也别为了评论活着”。他点了点头，然后写了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写得更差了。但没关系。他还在写。这就够了。

（黑屏。）

第六集《千万别把我当人》

1. 俱乐部·白天

方静的节目火了。

《真实人生》第一期播出后，收视率冲到了同时段前三。第二期更高。第三期破了纪录。台里领导开会表扬了方静，说“这个节目找到了观众的痛点”，方静说“痛点不是找出来的，是做出来的”。领导说“你下周再做一个选题会”，方静说“好”。

俱乐部的成员一夜之间变成了“名人”——不算是那种走在路上会被认出来的名人，但他们的脸开始出现在一些人的朋友圈里，他们的故事开始被人转发，他们的名字开始被人提起。

老梁的大学同学——那些已经二十年没联系过的人——开始给他打电话。有人说“老梁你上电视了”，有人说“老梁你还是那么能说”，有人说“老梁你那个俱乐部在哪儿我也想去”。老梁接了三天的电话，然后把电话调成了静音。

老梁：我不想接电话了。以前不联系的人突然联系你，不是因为你变好了，是因为你变得“有用”了。我现在在他们的眼里不是“老梁”，是“一个上过电视的人”。

于建平：那你觉得你是谁？

老梁：我是一个退休教授，在一个地下室里跟一帮人聊天。这是我的全部。电视上的那个我不是我，那是被剪辑过的、被打光过的、被包装过的我。那个我跟我没关系。

于建平：但那个你是从你这里长出来的。没有你，就没有电视上的那个他。

老梁：一棵树长出来的果子被人家摘了去，放在漂亮的盘子里卖钱。果子还是那棵树的果子吗？是，也不是。它的味道没变，但它的意义变了。它不再是一个果子，它是一个“商品”。

于建平：梁老师，您今天的批判力度比平时大。

老梁：因为今天的事值得批判。

大彭的情况更复杂。有人找他演出——不是酒吧那种五十块钱一晚的演出，是真的演出，有舞台、有灯光、有票房的那种。一个音乐公司的经纪人给他打电话，说“你很有潜力，我们想签你”。

大彭把电话挂了。

于建平：你为什么挂？

大彭：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于建平：你觉得是假的？

大彭：我觉得他说的“潜力”是假的。他如果真的觉得我有“潜力”，他应该来俱乐部找我，而不是打电话。打电话是广撒网，谁接了算谁的。

于建平：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

大彭：跟你学的。

于建平：跟我学的？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些？

大彭：你什么都没教。我就是看你做事情学到的。你对那些想“帮你”的人，永远是先怀疑，再信任。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于建平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从来没觉得自己在“教”大彭什么，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但现在他发现，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是在教别人。

2. 俱乐部·傍晚

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进了俱乐部。他叫王建国，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他的名片上印着“王建国——创始合伙人”，名片是烫金的，摸起来有凸起的纹路。

王建国：哪位是于老板？

于建平（从吧台后面站起来）：我是。什么事？

王建国：我是方静介绍来的。她说你们俱乐部很有意思，我想来聊聊。

于建平听到“方静介绍来的”这几个字，心里动了一下。他想给方静发个微信问“这人谁啊”，但他忍住了。

于建平：聊什么？

王建国（在吧台前坐下）：你们这个俱乐部，很有潜力。我看过你们的节目，你们的人说话很有特点。我想投资你们。

于建平：投资？

王建国：对。我出钱，你出模式。开连锁，做加盟，把“天上地下俱乐部”变成一个品牌。我们可以做IP开发、衍生品、线下活动、线上内容……这套东西我熟。

于建平：你觉得我们这个俱乐部能做连锁？

王建国：能。你们的核心竞争力是“真实”。现在市场上缺的就是“真实”。观众看腻了剧本，看腻了套路，他们想看真人说真话。你们俱乐部做的就是这件事。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深圳一个，成都一个……每个城市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主理人，做当地的“真实空间”。

于建平听着这些话，脑子里想的是：这个人在说什么？

不是因为他听不懂，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些话和俱乐部没有任何关系。俱乐部不是一个“模式”，不是一个“IP”，不是一个“空间”。俱乐部就是一个地下室，几个人，几把椅子，几盏灯。你把这件事复制到上海，那就是上海的一个地下室，几个人，几把椅子，几盏灯——但那不是这个俱乐部了。因为那些人不是老梁，不是李东升，不是苏雯，不是大彭，不是小鹿。

于建平：王总，我问你一个问题。

王建国：你说。

于建平：你觉得俱乐部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王建国（想了一下）：内容。你们产生的内容。

于建平：不对。俱乐部最重要的东西是人。是老梁，是东升，是苏雯，是大彭，是小鹿。这些人不是“内容”，他们是人。他们今天坐在这儿，明天可能就不来了。你怎么复制这个？

王建国：我们不复制人，我们复制氛围。我们可以找相似的人——

于建平：相似的人不是同一个人。老梁只有一个。东升只有一个。苏雯只有一个。你找了一个“像老梁”的人，但他不是老梁。他说出来的话不是老梁的话。整个俱乐部就变味了。

王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于老板，你是不是对商业有偏见？

于建平：不是偏见。是不感兴趣。

王建国：你不感兴趣钱？

于建平：我感兴趣钱。但我不感兴趣为了钱把俱乐部变成我不认识的东西。

王建国看着于建平，像是在评估一个不太正常的生物。

王建国：你考虑考虑。这是我的名片。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他把名片放在吧台上，推到了于建平面前。烫金的名片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光。

王建国走了。

于建平看着那张名片，没碰。

李东升（从后厨探出头）：他走了？

于建平：嗯。

李东升：他说什么了？

于建平：说要把俱乐部做成连锁。

李东升：连锁？一个俱乐部怎么连锁？

于建平：他有一套办法。但我不想听。

李东升：为什么？

于建平：因为他的办法是把俱乐部变成一台机器。我不想我的俱乐部变成机器。

李东升：那你想让它变成什么？

于建平：它现在这样就挺好。一个不赚钱的、不体面的、没什么人来的破俱乐部。但它是我自己的。

李东升没说话。他把面团放在案板上，开始揉。揉了一百下之后，他把面团盖上湿布，走到了吧台前，拿起那张名片看了看。

李东升：烫金的。挺贵的。

于建平：你想要？你拿去。

李东升：我不要。我就是看看。烫金的跟不烫金的有什么区别？

于建平：区别是烫金的贵一点。

李东升：贵的东西不一定好。

于建平：对。葱油饼就是例子。你的葱油饼不贵，但好吃。

李东升（点了点头）：我的葱油饼不烫金，但能吃。

于建平笑了。

3. 穿插·方静和于建平的通话

那天晚上，于建平给方静打了个电话。

于建平：你介绍来的那个人，王建国，你跟他很熟吗？

方静：不熟。他在一次活动上找到我，说想认识你。我觉得他可能有资源，就介绍了一下。

于建平：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

方静：我问你你会怎么说？

于建平：我会说“不要”。

方静：那不就结了。我问不问，你都是“不要”。

于建平：那你介绍他来的意义是什么？

方静：意义是——让你知道有人看好你的俱乐部。不是所有人都在嘲笑你。有人觉得你做的事有价值。

（于建平沉默了。）

方静：于儿，你不必什么都拒绝。有人投资，你可以听听，不一定答应。但你至少知道，你的俱乐部不是垃圾。

于建平：我没说它是垃圾。

方静：你没说，但你觉得。你觉得它“不够好”。但别人觉得它好，你就觉得别人是骗子。这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不敢相信自己做的事有价值。

于建平：你今天怎么又开始分析我了？

方静：因为我不希望你错过什么。你这辈子已经错过够多了。

于建平：我错过了什么？

方静：你错过了我们。

（电话里沉默了很久。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有电流的微弱声音。）

方静：算了，不说这个了。你好好想想王建国的事。不一定答应，但别直接拒绝。听听总没错。

于建平：嗯。

方静：还有事吗？

于建平：没了。

方静：那我挂了。

于建平：方静。

方静：嗯？

于建平：谢谢。

方静：谢什么？

于建平：谢你还在乎我的事。

方静（沉默了一秒）：我不是在乎你的事。我是在乎你。

电话挂了。于建平拿着手机，站在俱乐部的门口。冬天的风很冷，但他没有缩脖子。他站在那里，看着手机屏幕暗下去，看着自己的脸在黑色的屏幕上变成一个模糊的轮廓。

他想起方静说的“我是在乎你”。

这句话他等了三年。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4. 俱乐部·几天后

投资人又来了。这次不是王建国，是另一个人——刘总，做文化产业的，四十多岁，穿着休闲西装，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比王建国“有文化”。

刘总：于老板，我看了你们的节目，很喜欢。你们这个俱乐部，有魂。

于建平：什么叫“有魂”？

刘总：就是有灵魂。现在很多文化项目，看起来很热闹，但没魂。你们这个俱乐部，看起来不热闹，但有魂。这个东西值钱。

于建平：值多少钱？

刘总：值很多钱。但我不买你的魂。我买你的时间。你给我一年时间，我帮你把这个俱乐部做成一个品牌。不改变你的内容，不改变你的人，只改变你的运营。我加一些资源进去——宣传、渠道、商业化。你的收入翻十倍，不难。

于建平：我的内容不变，人不变，运营变了。运营变了，内容会不会跟着变？

刘总：不会。内容是你的事，运营是我的事。我们分工。

于建平：但运营会影响内容。你把我的俱乐部宣传出去了，来的人就多了。来的人多了，大家说话就不一样了。以前大家在这儿说真话，是因为没人听。现在有人听了，有人录了，有人发到网上了，大家还敢说真话吗？

刘总（想了想）：你说得有道理。但这是所有内容创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你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小圈子里。

于建平：我为什么不能？我就在这个小圈子里，挺好的。我不需要很多人来。我需要的是——来的人是对的人。

刘总：什么叫“对的人”？

于建平：对的人就是——他来了，坐下来，不说话也行，说话了更好。他走了，俱乐部还是俱乐部。他不会要求俱乐部变成他想要的样子。他就接受俱乐部本来的样子。

刘总（看着于建平，沉默了一会儿）：于老板，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于建平：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是要改变世界的。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保护一个地下室不被世界改变。

刘总走了。他没有留名片，因为他知道于建平不会打给他。

老梁从暖气片旁边站起来，走到吧台前。

老梁：你刚才说的那段话，很好。

于建平：哪段？

老梁：“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保护一个地下室不被世界改变。”

于建平：我说了吗？

老梁：你说了。

于建平：那是我随口说的。

老梁：随口说出的话，往往是真心话。

于建平：梁老师，您今天不看书了？

老梁：今天不看。今天看你。

于建平被老梁看得有点发毛。

于建平：您看我干嘛？

老梁：我在看你这个人。你口口声声说“不在乎”，但你为了这个俱乐部，拒绝了两次投资。你真的不在乎吗？你只是不在乎钱。你在乎这个俱乐部。

于建平：我在乎它，是因为它是我唯一的东西。你要是只有一样东西，你也会在乎。

老梁：你不是只有一样东西。

于建平：我还有什么？

老梁：你还有我们。

（于建平没说话。他看着老梁，老梁看着他。两个人在吧台的两侧对视了几秒钟。）

于建平：梁老师，您今天是不是喝了？

老梁：我没喝。我说的是实话。

于建平：实话比酒还上头。

老梁：对。所以很多人不敢喝。

5. 俱乐部·夜

苏雯从外面回来了。她去接了朵朵放学，把朵朵送到妈妈家，然后来了俱乐部。她进门的时候，看到于建平一个人坐在吧台后面发呆。

苏雯：怎么了？

于建平：没怎么。

苏雯：你脸上写着“有事”。

于建平：我脸上写什么了？

苏雯：写了“我在想一件我解决不了的事”。

于建平：你怎么看出来的？

苏雯：因为你每次想事情的时候，你的左眉毛会比右眉毛高一点。

于建平（下意识摸了摸左眉毛）：我从来没注意过。

苏雯：我知道。你自己注意不到的事，别人能注意到。

于建平把投资人的事告诉了苏雯。

苏雯：你拒绝了？

于建平：嗯。

苏雯：你后悔吗？

于建平：不后悔。但我在想，我是不是太固执了。也许他们说的有道理，俱乐部需要钱，需要改变。

苏雯：俱乐部需要钱，但不一定需要改变。你可以找别的办法赚钱，不一定非要接受投资。

于建平：什么办法？

苏雯：比如……我们可以收费。

于建平：我们已经收费了。茶水二十。

苏雯：涨到三十。

于建平：涨到三十就没人来了。

苏雯：你怎么知道？

于建平：因为我了解来的人。他们不是有钱人。他们来这儿就是因为便宜。涨到三十，他们就去隔壁涮羊肉了。隔壁的茶水免费。

苏雯：那我们就做点别的。比如……卖书。老梁可以推荐书，我们帮他卖。

于建平：卖书能赚几个钱？

苏雯：总比不赚强。

于建平：你说得对。但我们做这个俱乐部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有一个地方待着。如果为了赚钱而改变了这个地方，那就本末倒置了。

苏雯：那你就继续赔钱？

于建平：赔就赔。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可赔的了。

苏雯看着他，想说什么，但没说。她走到吧台后面，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站在于建平旁边。

苏雯：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于建平的手停了一下。他端起啤酒喝了一口，没说话。）

苏雯：因为你傻。你明明可以赚钱，你不赚。你明明可以过得更好，你不过。你明明可以接受别人的帮助，你不接受。你就是傻。但你的傻不是笨，是“愿意”。你愿意过这种日子。你愿意为这个俱乐部付出一切。这种“愿意”，很珍贵。

于建平：你这是骂我还是夸我？

苏雯：夸你。也是骂你。骂你傻，夸你傻得可爱。

于建平：你能不能别一边夸我一边骂我？我分不清。

苏雯：你不用分清。你知道我在乎你就行了。

（两个人并肩站在吧台后面。俱乐部的灯光很暗，只有吧台上方的一盏灯亮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像一幅剪影。）

于建平：苏雯。

苏雯：嗯。

于建平：我在乎你。我也在乎这个俱乐部。但我不知道哪个更重要。

苏雯：你不用选。两个都要。

于建平：我怕我两个都搞不好。

苏雯：你已经在搞了。搞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于建平转过头看苏雯。苏雯也看着他。两个人离得很近，近到能看见彼此瞳孔里的灯光。

于建平：我想亲你。

苏雯：那你就亲。

于建平吻了苏雯。很轻，很短，像是在试探什么。苏雯闭上了眼睛，她的手搭在于建平的肩上，没有用力，但也没有放开。

老梁在角落里咳嗽了一声。不是故意的，是真的在咳嗽——暖气片太干了，他的嗓子不舒服。

于建平和苏雯分开了。

老梁：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就是嗓子不舒服。

于建平：梁老师，您要不要喝点水？

老梁：不要。我回家了。末班车要赶不上了。

老梁拎着布袋子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老梁：于儿。

于建平：嗯。

老梁：苏雯是个好姑娘。

苏雯：梁老师，我还在呢。

老梁：我知道。我就是想当你面说。于儿，你要是对不起她，我饶不了你。

于建平：您拿什么饶不了我？您连苍蝇都不打。

老梁：我可以打你。你比苍蝇大。

老梁走了。于建平和苏雯站在吧台后面，听着老梁的脚步声在胡同里渐渐远去。

苏雯：你怕梁老师吗？

于建平：不怕。

苏雯：那你怕什么？

于建平：怕我自己。

（第六集结尾：俱乐部只剩下于建平和苏雯两个人。灯光昏暗，暖气片的嘶嘶声像是某种古老的乐器在演奏。于建平把吧台上的烫金名片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扔进了垃圾桶。）

于建平（VO）：我后来想了一整夜，为什么我要拒绝那些投资人。不是因为我高尚，是因为我怕。我怕俱乐部变了之后，我就没有地方可以回去了。人这辈子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哪怕这些东西破旧、寒酸、不值钱，但它们不变。不变，就是最大的安全感。

（黑屏。）

第七集《看上去很美》

1. 俱乐部·傍晚

苏雯的前夫回来了。

他叫周远航，比苏雯大三岁，现在在上海一家大型演艺公司做舞美总监。据说是公司派他来北京谈一个项目，会在北京待两周。他来俱乐部的目的很简单——想见朵朵。

苏雯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正在俱乐部主持讨论会。她看了一眼手机屏幕，表情没什么变化，但接电话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苏雯：喂。……嗯。……我知道。……那你明天下午来吧。……行。挂了。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进口袋，然后继续主持。

苏雯：刚才说到哪儿了？对，“幸福是不是一种选择”。我们继续。

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异样，除了于建平。

于建平坐在吧台后面，看着苏雯。他注意到苏雯接电话的时候，她的左手的食指在桌子上划了几下——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讨论会结束后，于建平走到苏雯旁边。

于建平：谁的电话？

苏雯：朵朵她爸。

于建平：周远航？

苏雯：你怎么知道他叫什么？

于建平：你以前说过。你每次说他名字的时候，语气跟说别人不一样。

苏雯：什么语气？

于建平：像是说一个你已经翻过去但还没扔掉的书。

苏雯看了他一眼。

苏雯：你这个比喻，很准。我不喜欢准的比喻。准意味着你看到了一些我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于建平：我看到什么了？

苏雯：你看到我还放不下。

于建平没说话。他拿起吧台上的一个杯子，开始擦——杯子已经擦过了，很干净，但他还在擦。

于建平：你为什么要放不下？

苏雯：因为你会在乎。

于建平：我在不在乎是你的事吗？你放不放得下是你自己的事。你不应该因为我在乎，就逼自己放下。那不是放下，那是藏。

苏雯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苏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感情了？

于建平：我不懂。我就是经历过。我离婚三年了，我还是会在某些时候想起方静。不是想她回来，是想“我们以前”。那个“以前”是真的存在的，不是梦。你不能因为它结束了就当它没发生过。

苏雯：那你现在还想她吗？

于建平：想。但不是“想她”，是想“我们”。我们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是我的一部分，我不可能扔掉。扔掉了，我就不完整了。

苏雯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苏雯：我也是。我和周远航在一起六年，从大学到结婚。那些日子也是我的一部分。我不可能不承认。

于建平：那你就别不承认。承认就行了。承认不代表你想回去。

苏雯：你觉得我想回去吗？

于建平：我不知道。那是你的事。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存在而做任何决定。你做决定，应该是为了你自己。

苏雯抬起头看于建平。她的眼睛里有东西——不是眼泪，是一种“我好像真的喜欢这个人”的确认。

2. 苏雯家·第二天

周远航来了。

他开了一辆黑色的SUV，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比离婚时长了一点，但还是很精神。他站在苏雯家的楼下，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里面是给朵朵的礼物，一个很大的毛绒玩具熊。

苏雯带着朵朵下楼。朵朵看到周远航，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跑过去抱住了他。

朵朵：爸爸！

周远航蹲下来，抱住朵朵。他的眼睛红了。

周远航：朵朵，想爸爸了吗？

朵朵：想了。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周远航：因为爸爸在上海工作，太远了。

朵朵：那你为什么不回来？

（这个问题让周远航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看了看苏雯，苏雯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苏雯：朵朵，爸爸是来看你的。我们去吃饭吧。

他们去了附近的一家餐厅。苏雯选的地方——不是什么高档餐厅，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常菜馆，因为他们以前常来。

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朵朵坐在中间，苏雯和周远航坐在两边。从远处看，这像是一个完整的家庭。

周远航：朵朵长高了好多。

苏雯：嗯。一年长了五厘米。

周远航：她像你。你小时候也长得快。

苏雯：你知道我小时候的事？

周远航：你跟我说过。你说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是全班最高的，后来就不长了。

苏雯：你还记得？

周远航：记得。你说过的所有事我都记得。

（沉默。菜上来了，朵朵开始吃她最喜欢的糖醋排骨。）

周远航（低声）：苏雯，我们能不能聊聊？

苏雯：聊什么？

周远航：聊我们。

苏雯：我们没有“我们”了。离婚三年了。

周远航：我知道。但我想说——我后悔了。

（苏雯的筷子停了一下。她夹了一块排骨，放到朵朵碗里。）

苏雯：你后悔什么？

周远航：后悔离婚。后悔那两年做的事。后悔对不起你。

苏雯：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意义吗？

周远航：有意义。我想让你知道，我变了。我不再是以前那个人了。

苏雯（看着他）：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才从那段婚姻里走出来吗？两年。整整两年。那两年我每天晚上都在想“我做错了什么”。后来我才明白，我没做错什么，是你做错了。但你已经不在了，你没办法弥补。

周远航：我现在可以弥补。

苏雯：怎么弥补？你回来？我们再结婚？

周远航：如果你愿意的话。

苏雯放下筷子，看着周远航。她的目光很平静，平静到让周远航有些不安。

苏雯：周远航，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婚吗？不是因为你不爱我，是因为你不尊重我。你觉得我是你的附属品，你觉得你可以随便对待我，反正我“跑不了”。后来我跑了，你才觉得“哎呀我错了”。但你的“错了”不是因为你认识到自己错了，而是因为你失去了一件东西，你觉得不甘心。

周远航：不是这样——

苏雯：那你说，你错了什么？

（周远航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苏雯：你说不出来。因为你根本没想过你错了什么。你只知道“我后悔了”，但后悔不是认错。后悔是一种情绪，认错是一种行动。你没有行动，你只有情绪。所以我不能跟你回去。

朵朵抬起头，看看妈妈，又看看爸爸。她不太懂大人在说什么，但她感觉到空气不太对。

朵朵：妈妈，你们在吵架吗？

苏雯（摸了摸朵朵的头）：没有。我们在说话。

朵朵：那为什么你看起来不高兴？

苏雯：妈妈没有不高兴。妈妈只是在想事情。

朵朵低下头，继续吃排骨。

3. 俱乐部·夜

苏雯回到俱乐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朵朵送去了姥姥家，她一个人来的。

于建平在吧台后面算账。他看到苏雯进来，合上了账本。

于建平：吃了？

苏雯：吃了。你呢？

于建平：东升给我留了一个葱油饼。

苏雯：你就不能吃点正经饭？

于建平：葱油饼怎么不正经了？葱油饼有碳水有油有盐，营养均衡。

苏雯笑了一下，坐在吧台前。

苏雯：我今天跟周远航吃饭了。

于建平：嗯。

苏雯：他说他想回来。

于建平（手上的动作没停，继续擦吧台）：你怎么说的？

苏雯：我说不行。

于建平：为什么？

苏雯：因为我不想回去了。不是因为恨他，是因为我不想再过以前的日子了。

于建平：以前的日子是什么样？

苏雯：以前的日子是——我每天都在等他回家。他回家晚了，我担心。他不回家，我更担心。我把自己活成了他的附属品。我不是我自己了。我离婚之后才慢慢找回自己。我不想再失去自己了。

于建平把抹布放下，看着苏雯。

于建平：你不会失去自己的。你不是同一个人了。你离婚三年，你变了很多。你不会再回到以前的模式里了。

苏雯：你怎么知道？

于建平：因为我也是。我和方静离婚之后，我以为我会一直停在原地。但我没有。我开了俱乐部，认识了你们。我变了一些。不多，但变了。你也是。你变得更……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苏雯：我想要你。

（这句话来得太直接了。于建平的手停在半空中，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于建平：你想要我？你要我什么？你要我这个人？还是我要我当你的男朋友？

苏雯：有什么区别？

于建平：区别很大。“要这个人”是你喜欢我。“要当男朋友”是你要跟我过日子。过日子不是喜欢就够了的。过日子要面对很多东西——你的女儿，我的前妻，我们的脾气，我们的钱，我们的未来。这些东西加起来，比“喜欢”重得多。

苏雯：你想得太多了。

于建平：我想得不多。我只是把那些你不想想的事情想了一遍。

苏雯：那你想完了之后，结论是什么？

于建平：结论是——我还是想要你。但我怕。

苏雯：怕什么？

于建平：怕搞砸。

苏雯：搞砸了又怎样？你现在的生活就很好吗？你现在的生活就是“不搞砸”吗？你住在地下室里，俱乐部不赚钱，你每天在想“明天怎么办”。这就是你的“不搞砸”？

于建平没说话。

苏雯：你已经搞砸了。你的生活已经够糟了。你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把于建平打醒了。

于建平：你说得对。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苏雯：那你怕什么？

于建平：我怕……我怕我配不上你。

苏雯（看着他）：你配不上我？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你笨、穷、懒、嘴贫、不会表达、不敢承认自己的感情，但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于建平：你这到底是夸我还是骂我？

苏雯：夸你。

于建平：你能不能换一种夸法？

苏雯：不能。我就这一种。

于建平笑了。他伸出手，握住了苏雯的手。苏雯的手还是凉的，但这次他没有松开。

于建平：那就在一起吧。

苏雯：你这算是求婚吗？

于建平：不是。就是……在一起试试。

苏雯：试多久？

于建平：试到你不想要我了为止。

苏雯：那可能是很久。

于建平：很久是多久？

苏雯：不知道。可能是一辈子。

（两个人握着手，在吧台的两侧对视。俱乐部的灯光很暗，但苏雯的眼睛里有光。）

4. 俱乐部·深夜

老梁来拿落在俱乐部的老花镜。他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于建平和苏雯还坐在吧台旁边，手还握在一起。

老梁：我是不是又撞上了？

于建平：没有。我们刚说完。

老梁（拿了老花镜，走到门口）：于儿。

于建平：嗯。

老梁：这次火候对了。

于建平：什么意思？

老梁：你问我东升去。他说的“火候”。

老梁走了。于建平和苏雯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第七集结尾：俱乐部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于建平把门锁上，站在门口，苏雯站在他旁边。冬天的风很大，但两个人靠得很近，谁也不觉得冷。）

于建平（VO）：那天晚上我跟苏雯在俱乐部门口站了很久。她跟我说了很多关于周远航的事，我听着。我没说什么大道理，就是听着。她说完了，靠在我肩上，说“谢谢”。我说“谢什么”，她说“谢谢你听”。我说“听不用谢，听是最容易的事”。她说“对别人来说容易，对我来说不容易。因为以前没人听我说过”。我没说话，就那么站着，让她靠着。后来她走了，我回到地下室，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我想——我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为了今天晚上活着的。

（黑屏。）

第八集《一点正经没有》

1. 俱乐部·白天

一个大学教授来了。

他叫林志远，三十五岁，是北京某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他在一本文艺杂志上看到了俱乐部的报道，觉得这个俱乐部“很有意思”，想做一个关于“当代城市亚文化空间”的研究。

林志远：于老板，我想跟你们俱乐部的人做几个访谈。不会耽误太多时间，每个访谈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于建平：访谈什么？

林志远：访谈你们的生活状态、思维方式、对社会的看法等等。我的研究题目是“边缘空间中的主体性建构”。

于建平：你能用中文说吗？

林志远（笑了一下）：就是——在一个不被主流社会认可的地方，人们怎么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于建平：这不就得了。用大白话说多好。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主体性建构”，谁听得懂？

林志远：学术语言有它的必要性——

于建平：必要性是让简单的事情变复杂，然后显得你很厉害。我知道。我以前在出版社的时候也编过学术书。你们的套路我懂。

林志远的笑有点僵了，但他还是很有礼貌地坐了下来。

林志远：那……我可以开始访谈了吗？

于建平：你找别人。我没兴趣。

林志远：为什么？

于建平：因为我不想被研究。我就是一个人，不是“研究样本”。你把我当“样本”研究完了，写一篇论文，评职称，升教授。然后呢？我还是我，你还是你。你的生活变了，我的没变。我为什么要帮你？

林志远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老梁从暖气片旁边站了起来。

老梁：林老师，你研究什么方向的？

林志远：城市社会学。

老梁：我是哲学系的。退休了。

林志远：哪个学校的？

老梁说了一个学校的名字。林志远的眼睛亮了一下——那个学校在国内文科领域排名很靠前。

林志远：您是……您贵姓？

老梁：姓梁。你可能没听说过我。

林志远：梁……梁……您是梁教授？我看过您的文章！您写过一篇关于“日常生活异化”的论文，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读过，对我的启发很大！

老梁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是他被人认出来时的反应，介于“高兴”和“不自在”之间。

老梁：那篇论文很久了。我现在不写论文了。我现在就是在这儿坐着，聊天。

林志远：那太好了！您正好可以帮我做这个研究——

老梁：我不帮你做研究。我帮你做研究，就是在研究我自己。我不想研究自己。我就是我，不是研究对象。你可以研究我，但我不会配合你。

林志远：梁教授，您不觉得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吗？它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你们这样的空间——

老梁：我们不需要被了解。我们只需要被允许存在。你把我们写进论文里，人们知道了我们，然后呢？他们来了，俱乐部变了。他们走了，俱乐部还在。但他们留下的痕迹不会消失。这个俱乐部的味道就变了。

林志远沉默了一会儿。

林志远：梁教授，您是不是对学术研究有偏见？

老梁：我没有偏见。我对学术研究本身没有意见。我对“研究我们但不参与我们”有意见。你来了，拿着录音笔，问问题，记笔记，然后你走了。你过你的生活，我们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是单向的——你从我们这里拿走东西，我们不从你那里拿走任何东西。这不是研究，这是采集。

林志远：我可以参与你们啊。我可以来聊天，我可以——

老梁：你可以。但你不会。因为你的目的是研究，不是聊天。你的录音笔一直在那儿，你的笔记本一直在那儿。你没办法放下它们。因为你放下它们，你就不是“研究人员”了，你就只是一个“来俱乐部聊天的人”。但你不想做后者，你想做前者。

林志远被说得哑口无言。

于建平在旁边看着，心里想：老梁今天战斗力爆表。

2. 俱乐部·下午

林志远没有走。他坐在角落里，关掉了录音笔，合上了笔记本。他点了一杯茶，坐在那里，听大家聊天。

大彭在台上调吉他。他最近在写一首新歌，写的是“时间”。歌词里有“时间像一条河，我们都是河里的石头”。老梁说“你这个比喻太老了，赫拉克利特两千年前就用过了”，大彭说“赫拉克利特是谁”，老梁说“一个希腊人”，大彭说“希腊人跟我有什么关系”，老梁说“没关系，但你用的是他的比喻”，大彭说“我不是用他的，我自己想的”，老梁说“你自己想的和他想的一样，说明你是对的”，大彭说“那我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老梁说“你是对的，但不是新的”。

大彭说：“我不需要新的，我需要对的。”

老梁说：“对的就行了。”

林志远听着这段对话，忍不住笑了。他觉得这个俱乐部的魅力不在于“深刻”，而在于“真实”——这些人不是在表演“深刻”，他们是真的在想这些问题，而且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想。

林志远（忍不住插话）：你们平时每天都聊这些吗？

大彭：不一定。有时候聊吃的。上次聊了半个小时涮羊肉蘸料应该放什么。

林志远：结论是什么？

大彭：没有结论。老梁说要放韭菜花，东升哥说只放芝麻酱，建平哥说放什么都行。最后谁也不服谁，就散了。

林志远：那你们怎么解决问题？

大彭：不解决。问题不需要解决。需要解决的是肚子饿——东升哥去做葱油饼了，大家都吃了，就不吵了。

林志远觉得这个逻辑很有意思——重大的哲学问题无法解决，但肚子饿的问题可以解决。与其花半个小时争论蘸料应该放什么，不如花十分钟做个葱油饼。

林志远：梁教授，您觉得这个俱乐部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老梁：没有价值。这就是核心价值。

林志远：我不太理解。

老梁：现在什么都讲“价值”。人要有价值，工作要有价值，时间要有价值，连娱乐都要有“情绪价值”。好像没有“价值”就不值得存在。但这个俱乐部的存在，恰恰是因为它“没有价值”。你来了，坐了，说了，听了，然后你走了。你没有带走任何“价值”，你也没有留下任何“价值”。你只是度过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没有让你升职加薪，没有让你学到新技能，没有让你认识有用的人。你就是“活着”而已。

林志远：但“活着”本身不是就有价值吗？

老梁：对。但“活着”的价值不需要被衡量。你活着，你感觉到了，这就是全部。一旦你把“活着”变成一种“价值”，你就开始衡量它了——我现在“活”得够不够好？我的“存在价值”是多少？这就变了味了。

林志远沉默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不是笔记，是他自己的思考。

林志远（抬起头）：梁教授，我能不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老梁：你问。

林志远：您为什么提前退休？

（俱乐部安静了一下。所有人都看向老梁。）

老梁：因为我不适合做教授。

林志远：为什么？

老梁：教授需要做三件事——教书、写论文、搞关系。前两件我会做，第三件我不会。我不愿意跟人喝酒、奉承、站队、拉帮结派。你不会搞关系，你在那个系统里就活不好。不是活不下去，是活不好。我不想“活不好”，所以我就走了。

林志远：您不觉得可惜吗？您那么有才华——

老梁：不可惜。我在这里比在大学快乐。我在大学的时候，每天想的是“下学期的课怎么上”“论文能不能发出去”“评职称能不能过”。我在这里想的是“今天中午吃什么”“暖气怎么还不热”“大彭什么时候能写出一首好歌”。前者是焦虑，后者是生活。我选择生活。

林志远看着老梁，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同情，不是羡慕，是一种“我好像懂了”的理解。

林志远：梁教授，我谢谢您。我今天学到了很多。

老梁：你学到什么了？

林志远：学到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不应该是“采集”和“被采集”，而应该是“对话”。我今天一开始是想“采集”你们，但后来我变成了“对话”。这个转变，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老梁点了点头。

老梁：你这个人还行。不像其他那些研究人员，被我说两句就走了。你没走，你留下来了，还听了。这说明你有好奇心。有好奇心的人，不坏。

林志远（笑了）：这是您对我的最高评价了吗？

老梁：差不多。我再往上就是“不错”了。但你现在还没到“不错”。

林志远笑了。老梁也笑了。两个人第一次笑在了一起。

3. 穿插·林志远的研究笔记

（画面：林志远在酒店房间里，打开笔记本，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用画外音的方式呈现。）

林志远（VO）：今天去了“天上地下俱乐部”。原本计划做半结构式访谈，准备了二十个问题。但到了之后，一个问题都没问出来。不是因为被拒绝，是因为我发现“提问”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你在提问，就意味着你在定义什么是“重要的”。俱乐部里的人不认可我的定义，他们有自己的定义。他们的定义很简单——活着，聊天，吃葱油饼。这个定义看起来“一点正经没有”，但认真想一想，这不就是生活的本质吗？我们学术圈的人，花了太多时间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然后用复杂的语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俱乐部里的人，用最简单的方式活着，却比我们更接近生活的真相。

他合上笔记本，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北京城。北京的夜，万家灯火，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人在活着。有些人活得很复杂，有些人活得很简单。他不知道哪种更好。但他觉得，“知道还有一种活法”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重要了。

4. 俱乐部·夜

林志远走后，俱乐部恢复了往日的节奏。

大彭在台上唱歌。唱的是他新写的那首关于“时间”的歌，歌词改了好几版，现在是这样：

时间像一条河

我们都是河里的石头

水从我们身上流过

我们不动

水也不停

水走了

我们还在这里

于建平在吧台后面听着，觉得这首歌比以前的好。不是因为歌词更好了，是因为大彭唱歌的时候不再“道歉”了——他的肩膀放松了，声音也不抖了，像是在说一件他确定的事，而不是在问别人“你觉得好不好”。

苏雯坐在台下，拿着手机在看朵朵的照片。朵朵今天在幼儿园画了一幅画，画的是妈妈和爸爸，但爸爸的脸上贴了一个叉——苏雯问“为什么爸爸脸上有叉”，朵朵说“因为爸爸不在，我给他打了个叉”。

苏雯把这个事告诉了于建平。

于建平：你女儿比你果断。你给你前夫打叉打了三年还没打上去，她一天就打了。

苏雯：你这是在笑话我吗？

于建平：不是。我是在表扬你女儿。

苏雯：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表扬？

于建平：因为直接表扬显得我虚伪。我绕个弯子表扬，显得我真诚。

苏雯：你这套逻辑，你自己信吗？

于建平：信。

苏雯笑着摇了摇头。

老梁坐在暖气片旁边，翻着海德格尔。但他今天没在看字——他的眼睛在书页上，但他的注意力在别处。他在听大彭唱歌，在听于建平和苏雯说话，在听李东升在后厨洗碗的水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交响乐。这首交响乐没有旋律，没有节奏，但它让老梁觉得很安心。

老梁（自言自语）：这就是“此在”。

小鹿从外面回来了。她今天去了一个剧组的面试——一个网剧的导演助理岗位。面试官问她“你有没有经验”，她说“没有，但我学得快”。面试官说“我们想要一个有经验的”，她说“你们招聘启事上没写要有经验”，面试官说“那是HR的疏忽”，她说“那是你们的责任，不是我的问题”。面试官看了看她，说“你挺有个性的”，她说“谢谢”，然后走了。

小鹿（进门）：我回来了。

于建平：面试怎么样？

小鹿：没戏。

于建平：为什么？

小鹿：他们要“有经验的”。

于建平：谁不是从“没经验”开始的？

小鹿：这话你跟面试官说去。

于建平：我要是面试官，我就用你。你敢跟面试官说“那是你们的责任”，这说明你有胆量。剧组缺的不是听话的人，是敢说真话的人。

小鹿（坐在吧台前）：老板，你今天怎么了？嘴巴抹了蜜了？

于建平：不是抹了蜜。是看你可怜。

小鹿：你这是安慰我还是刺激我？

于建平：都有。

小鹿笑了。她知道于建平是在安慰她，他只是不好意思直接说。

小鹿：老板，你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行？我投了两年简历，面试了几十家公司，一个offer都没有。

于建平：你不是不适合。你是没遇到对的人。

小鹿：那什么时候能遇到？

于建平：不知道。但你要是不找，就永远遇不到。

小鹿想了想，点了点头。

5. 俱乐部·深夜

所有人走了之后，于建平一个人坐在吧台后面。他今天收到了方静发来的一条微信：“王建国又找我了，说想再跟你聊聊。他很有诚意，你考虑一下。”

于建平看了这条微信很久，没有回复。他把手机放在吧台上，拿起一瓶啤酒，喝了一口。啤酒已经不冰了，有点苦。

他想起老梁说的“我们不需要被了解，只需要被允许存在”。他觉得老梁说得对。但问题是——这个俱乐部还能“存在”多久？房租、水电、面粉、茶叶，都要钱。他的存款已经不多了。

他不想接受投资，但他也不想让俱乐部关门。

这个矛盾，他想了一整夜，没想出答案。

（第八集结尾：于建平一个人坐在俱乐部的黑暗里，烟头的红点在黑暗中明灭。远处有猫叫——是那只橘猫，它又来了，蹲在门口，好像在等他开门。）

于建平（VO）：后来林志远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一点正经没有”：一个北京地下俱乐部的日常实践》。他把论文发给我看了。我看不懂，因为里面全是学术语言。但我看懂了最后一句话——“这个俱乐部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承认任何价值。”我觉得这句话说得挺好的。但我没告诉他，因为告诉他了他就会骄傲。学者是不能骄傲的，一骄傲就不客观了。虽然他们本来也不客观。

（黑屏。）

第九集《给我顶住》

1. 俱乐部·早晨

房东来了。

房东姓赵，五十多岁，北京人，在胡同里长大，后来拆迁分了房，又继承了他爸留下的这间地下室。他不是什么大老板，就是一个普通北京大爷，穿着一件旧的羽绒服，头发花白，脸上永远带着一种“我看你还能撑多久”的表情。

赵房东每个月来一次，收房租。他从来不打折不拖延，说“你哪天给都行，但别欠着”。于建平每个月都给他，但每次都拖到最后一两天，因为他要凑钱。

这个月不太一样。赵房东不是来收租的——租期还有一周才到。他是来谈事的。

赵房东：小于，我跟你说个事儿。

于建平（从吧台后面站起来）：赵叔，您说。

赵房东：这房子，我要收回来了。

（于建平的动作停了一下。）

于建平：为什么？租期不是还没到吗？

赵房东：有人出了更高的价。一个月一万五。你这儿才六千，差了九千。我不是不想租给你，但这个差价太大了。我儿子要结婚，需要用钱。

于建平沉默了几秒钟。

于建平：赵叔，咱们合作三年了，我从来没拖欠过您房租吧？

赵房东：没有。你是好租客。但这跟好租客没关系，跟钱有关系。你要是能出到一万，我就租给你。

于建平：一万？

赵房东：对。一万。对方出一万五，我少收五千，已经够意思了。

于建平看了看李东升，李东升在后厨门口站着，手里拿着擀面杖，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又看了看老梁，老梁在暖气片旁边看书，好像没听见。但他知道老梁听见了——老梁翻书的手停了一下。

于建平：赵叔，我能不能想想？

赵房东：你想想。我给你三天。三天后你要是拿不出方案，我就跟那边签了。

赵房东走了。

俱乐部安静了很久。

大彭：一万？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上次一个月挣得最多的时候才五千。

小鹿：五千是收入还是利润？

大彭：收入。

小鹿：那利润呢？

大彭：利润……好像没算过。

李东升：利润平均一个月两千多。有时候倒贴。

小鹿：那房租从六千涨到一万，我们每个月要亏八千？

李东升：差不多。

所有人都沉默了。

老梁（合上书）：于儿，你打算怎么办？

于建平：不知道。

老梁：你有别的办法吗？比如找个更便宜的地方？

于建平：这个地下室已经是最便宜的了。别的地方要么更大、更贵，要么更小、但位置不好。我们这行靠的是人，位置不好，人就少了。人少了，收入更少。

老梁：那你打算接受投资？

于建平：不接受。

老梁：那你怎么交房租？

于建平：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的心上。

2. 俱乐部·午后

俱乐部的人开始自发地想办法。

大彭：我可以多接几个演出。最近有人找我唱歌，一场能给八百。我一个月接十场，就是八千。

小鹿：你一个月有三十天，十场就是三天一场。你能保证？

大彭：不能保证。但我可以试试。

小鹿：而且你接了演出就没时间来俱乐部了。你不来俱乐部，你写的歌就少了。歌少了，名气就小了。名气小了，演出就少了。这是恶性循环。

大彭：那怎么办？

小鹿：不知道。

老梁：我可以把我的退休金拿出来一部分。

于建平：不行。那是您的养老钱。

老梁：养老钱不就是用来养老的吗？我在俱乐部养老，俱乐部没了，我去哪儿养老？

于建平：梁老师，您不能这样。俱乐部是我的事，不是您的事。

老梁：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你不是一个人。你老说“这是我的俱乐部”，但这个俱乐部是我们所有人的。你没有资格替我们做决定。

（于建平张了张嘴，没反驳。）

苏雯：我可以去做兼职。以前话剧团的同事在一个培训机构教表演，我可以去代课。一节课五百，一周代两节，一个月四千。

于建平：你还要带孩子。

苏雯：朵朵可以让我妈多带几天。

于建平：不行。你女儿比俱乐部重要。

苏雯：我知道。所以我不会为了俱乐部牺牲朵朵。但我可以在朵朵睡着之后去代课。晚上的课，不影响。

于建平：你确定？

苏雯：我确定。

李东升：我可以多做一些葱油饼，拿到隔壁胡同去卖。隔壁胡同人多，一个葱油饼五块，一天卖一百个就是五百。一个月一万五。

于建平：你一个人做不了一百个。你现在一天最多做三十个。

李东升：我可以多做。早上五点起来揉面，下午两点开始卖，卖到晚上。一天一百个，不难。

于建平：你会累死的。

李东升：不会。我是当兵的。当兵的耐操。

于建平看着这些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感动，不是愧疚，是一种“我凭什么让他们为我操心”的不自在。

于建平：你们都别说了。俱乐部是我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苏雯：你又来了。你每次都是“我自己”。你能不能学会说“我们”？

于建平：我不想连累你们。

苏雯：你不是连累我们。你是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想帮你。你让我们帮，就是对我们好。你不让我们帮，就是自私。

于建平：自私？

苏雯：对。自私。你只考虑你自己“不想欠人情”，你没考虑我们“想为你做事”的心情。你以为你是不想麻烦我们，其实你是剥夺了我们表达感情的机会。

（于建平看着苏雯，很久没有说话。）

于建平：你说得对。我错了。

苏雯（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于建平：我说我错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于建平从来不说“我错了”。他说“你对了”已经很罕见了，“我错了”三个字从来没有从他嘴里说出来过。）

小鹿：老板，你是不是发烧了？

于建平：没有。我真的错了。我老是觉得俱乐部是我一个人的事，但其实不是。这个俱乐部是你们撑起来的。没有你们，我早关门了。我应该让你们决定俱乐部的命运，不是我一个人。

老梁（点了点头）：你终于想明白了。

于建平：我想明白了。但我们不能靠你们每个人出钱出力来撑这个俱乐部。那不是长久之计。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办法。

李东升：我有办法。

所有人看向李东升。

李东升：我的存折。

3. 穿插·李东升的存折

（闪回：十年前，李东升退伍。）

李东升当了十二年兵。他在部队的炊事班，每天的工作就是切菜、揉面、炒菜、洗碗。他不是一个“好兵”——不是说他表现不好，而是他从来不争强好胜。别人比武争第一，他做葱油饼争第一。连长说“你一个炊事班的，葱油饼做得好有什么用”，他说“葱油饼做得好，大家吃得好。大家吃得好，训练有劲儿。训练有劲儿，就能打胜仗”。连长说“你这套逻辑说不过去”，他说“但葱油饼好吃是真的”。连长吃了他的葱油饼，说“还行”。

退伍的时候，他拿到了一笔安置费。不多，但也不少。他把这笔钱存进了银行，存了定期，一次都没动过。

他退伍后做过很多工作——保安、快递员、工厂操作工。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长，不是因为干不好，是因为他觉得“没意思”。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他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他不想在一个没有葱油饼的地方待着。

后来他遇到了于建平。那时候于建平刚盘下这个地下室，正在找人刷墙。李东升路过，问“你这里需要人吗”，于建平说“需要”，李东升说“我什么都能干”，于建平说“你会做葱油饼吗”，李东升说“会”，于建平说“那你就是厨师长了”。

从那天起，李东升再也没有离开过俱乐部。

他每个月从俱乐部的收入里拿一千五百块钱——不是工资，是“分红”。于建平说要给他发工资，他说“不用，俱乐部不赚钱，我不能拿钱”。于建平说“那你怎么活”，他说“我花得少”。他确实花得少——他住在俱乐部的储物间里，一张行军床，一个折叠桌，一个电饭煲。他每天吃自己做的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开销是每个月回老家看一次母亲。

他的存折，是他的全部家当。

4. 俱乐部·午后

李东升从储物间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铁盒子是那种装饼干的旧盒子，上面印着一只褪色的泰迪熊。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本存折，还有几张皱巴巴的现金。

他把存折放在吧台上。

于建平：这是什么？

李东升：我的存折。

于建平：我知道是存折。我问你拿出来干什么。

李东升：钱。交房租。

于建平拿起存折，翻开。数字让他愣住了。不是因为这个数字很大——和投资人的钱比起来，这个数字不算大。但这个数字是李东升的全部。

于建平：这是你的安置费。你存了十年。

李东升：嗯。

于建平：你不能用这个钱。这是你的命根子。

李东升：俱乐部也是我的命根子。

于建平：不一样。钱没了可以再赚。存折没了，你什么都没有了。

李东升：存折是死的，人是活的。存折里的钱不用，就是废纸。用了，才有价值。

于建平：你不能——

李东升：于儿，你听我说。

（李东升很少说这么长的句子。所有人都安静了。）

李东升：我当兵十二年。十二年里我每天都在想一个问题——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想不出来。我以为我退伍了就能想出来，但退伍了还是想不出来。后来我来了这里，做了葱油饼，大家吃了说“好吃”。我就觉得——够了。我活着的意义就是让大家吃到我做的葱油饼。很简单。但这就是我的全部。俱乐部没了，我做葱油饼给谁吃？给路人？路人吃了说“好吃”，走了，不记得我。你们吃了说“好吃”，我记得。你们记得我，我就有意义。

于建平（低着头，看着存折）：东升……

李东升：钱是死的，人是活的。存折里的钱不用，就是废纸。用了，才有价值。这句话我刚才说过了。我再加一句——钱用在你身上，有价值。用在别的地方，没价值。你让我用，我高兴。你不让我用，我不高兴。

于建平（抬起头，眼眶红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了？

李东升：我想了很久。这些话我攒了十年，今天说出来了。

苏雯走过来，把手放在于建平的肩上。于建平没有推开她。

苏雯：于儿，你就接受吧。你不接受东升的钱，他觉得你不把他当自己人。

于建平：我知道。但我不想——

苏雯：你不想什么？不想欠人情？你已经欠了。你欠东升的葱油饼，欠梁老师的书单，欠大彭的歌，欠小鹿的拖地，欠我的……你欠我们的。你以为你不接受钱就不欠了？你早就欠了。从俱乐部开业第一天起，你就欠了。

于建平看着苏雯，又看了看李东升，看了看老梁，看了看大彭，看了看小鹿。每一个人都在看他。目光里有期待，有鼓励，有“你终于要学会接受帮助了”的温柔。

于建平：行。东升，钱我收。但我给你打借条。俱乐部赚了钱，我加倍还你。

李东升：不用。

于建平：必须用。你不收借条，我不收钱。

李东升（沉默了几秒）：行。你打。但我不会要你还。

于建平：那是你的事。还不还是我的事。

李东升点了点头，拿起擀面杖，回到了后厨。

于建平坐在吧台后面，拿着李东升的存折，手有点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第一次感受到——被一个人这样信任，是需要勇气的。不是接受信任的人需要勇气，是给出信任的人需要勇气。李东升把十年的一切都给了他。他不能辜负。

5. 俱乐部·夜

于建平给赵房东打了电话。

于建平：赵叔，一万的房租我交不了。但我有一个方案。

赵房东：什么方案？

于建平：我交八千。另外两千，我用服务抵。俱乐部的葱油饼，您随便吃，免费。您来俱乐部喝茶，免费。您带朋友来，茶水半价。一年下来，您省的钱不止两千。

赵房东（沉默了一下）：你这是跟我做生意还是跟我交朋友？

于建平：都有。您是我三年的房东，咱们不是陌生人。您帮了我三年，我也想帮您。

赵房东：我儿子结婚需要钱——

于建平：我知道。但您儿子结婚是一时的事，俱乐部开下去是长期的事。您把房子租给那个出一万五的人，他能租多久？万一他的生意做不下去，跑路了，您还得重新找租客。我这个俱乐部虽然赚钱少，但稳定。我在这儿三年了，没跑过。我以后也不会跑。

赵房东（想了很久）：八千太少了。九千。你出九千，葱油饼我不要，茶水我不要。我就要钱。

于建平：九千我出不起。

赵房东：那八千五。

于建平：八千。多一分都没有。

（沉默。电话里传来赵房东的叹气声。）

赵房东：行了行了，八千就八千。但你那葱油饼我还是要吃的。

于建平：行。您来之前打个电话，让东升给您现做。

赵房东：不用现做。热的就行。

于建平：热的。保证热的。

赵房东挂了电话。于建平把手机放在吧台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他感觉自己像跑完了一场马拉松，腿软，心也软。

李东升（从后厨探出头）：谈成了？

于建平：成了。八千。

李东升：差两千怎么办？

于建平：我想办法。

苏雯（从门口进来——她刚才去接朵朵了）：什么差两千？

于建平把跟赵房东的谈判结果说了一遍。

苏雯：八千比一万少了两千，但比原来的六千多了两千。这两千从哪里来？

于建平：我想过了。我们可以办会员。不是那种收费很高的会员，就是……预存。你存三百块钱，可以来十次，送一杯茶。这样我们提前收到钱，可以周转。

小鹿：会有人存吗？

于建平：不知道。但可以试试。

大彭：我可以搞一个“写歌工作坊”，教人写歌。一节课一百，五个人就是五百。一个月搞四次，两千。

于建平：你会教吗？

大彭：不会。但我可以学。

于建平：你学完了再教，人家都跑了。

大彭：那我边教边学。

于建平：你这不叫工作坊，叫“共同探索”。

大彭：也行。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来。

老梁：我可以开一个“哲学夜谈”，每周一次，每人收费五十。

于建平：梁老师，您确定有人愿意花钱听您讲哲学？

老梁：我确定。因为我不是讲“哲学史”，我是讲“哲学与生活”。我讲“为什么你不快乐”“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为什么你想改变但改变不了”。这些话题每个人都关心。

于建平：您这都快成心理咨询了。

老梁：心理咨询要执照。我这是“哲学咨询”，不需要执照。

于建平：您确定？

老梁：不确定。但我们可以先试试。不行就不办了。

于建平想了想，觉得这些办法虽然都不太靠谱，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于建平：行。那就试试。会员制、写歌工作坊、哲学夜谈。三管齐下。能赚多少算多少。

小鹿：老板，你说的这三个，听起来都不像能赚钱的样子。

于建平：那你说一个像能赚钱的。

小鹿：我可以说吗？

于建平：说。

小鹿：我们可以拍短视频。把我们俱乐部聊天的内容剪成短视频发到网上。火了之后接广告。广告费比卖茶水多一百倍。

（所有人都看着小鹿。）

老梁：小鹿说得对。短视频是目前成本最低、传播最快的媒介。我们可以试试。

于建平：但是——我们聊天是为了自己聊，不是为了给人看。一旦拍了发到网上，我们聊天就不一样了。大家会想着“镜头在拍我”，说话就不自然了。

小鹿：我们可以不拍脸。只录音。把音频剪成播客。播客没有镜头，大家不会紧张。

于建平：播客？有人听吗？

小鹿：有。现在听播客的人很多。我们俱乐部的人说话有意思，做成播客肯定有人听。有了听众，就可以接广告。有了广告，房租就解决了。

于建平想了一会儿，看了看老梁。老梁点了点头。看了看苏雯。苏雯也点了点头。

于建平：行。小鹿，你负责。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有一条——不能影响大家聊天。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说话，你就录。录完了你剪。剪完了给我们听，大家同意了再发。

小鹿（眼睛亮了）：真的？

于建平：真的。

小鹿：太好了！我学导演学了四年，终于可以用上了！

她兴奋地跑到吧台后面，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那是她在学校的时候买的，一直没用过。

小鹿：我明天就开始录。

于建平：今天就可以。反正现在大家都在。

小鹿按下了录音键。录音笔的红灯亮了起来。俱乐部的空气似乎微妙地变化了一下——每个人都意识到了那盏红灯的存在，但没有人说出来。

6. 俱乐部·深夜

所有人都走了之后，于建平一个人坐在吧台后面。李东升的存折还放在桌上，他没有收起来。他翻开存折，看着上面的数字，一笔一笔的存款记录——每隔几个月存一次，每次金额不大，但从不间断。像是某种仪式。

李东升从后厨走出来。他已经洗完了所有的碗，擦干净了灶台。他走到吧台前，看了一眼存折。

李东升：你看完了？

于建平：看完了。

李东升：有什么好看的？

于建平：好看。每一笔都好看。

李东升：钱有什么好看的？

于建平：钱不好看。但存钱的人好看。

（李东升愣了一下。他不太习惯于建平说这种话。）

李东升：你喝多了？

于建平：没喝。我就是想说——谢谢你，东升。

李东升：不用谢。葱油饼你也没谢过我。

于建平：葱油饼是葱油饼。钱是钱。不一样。

李东升：对我来说一样。都是我给俱乐部的。葱油饼是我做的，钱是我存的。都是我的。给出去就给出去了。不用还。

于建平：我说了要还。

李东升：你说了不算。

于建平：我说了算。

李东升：你说了不算。因为我不会要。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有再说话。）

李东升走进了储物间，关上了门。于建平听到里面传来行军床展开的声音，然后是灯被关掉的声音。

于建平把存折放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铁盒子上的泰迪熊在灯光下看起来有点滑稽——一只褪色的熊，抱着一个褪色的爱心。

他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有一个类似的铁盒子，里面装着玻璃弹珠和火柴盒。那时候他觉得那些东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后来他长大了，那些东西不见了。他以为自己不会再有一个“铁盒子”了。

但现在，他有了。这个铁盒子不是他的，是李东升的。但它装着俱乐部的未来。

（第九集结尾：于建平把铁盒子放在吧台后面的架子上，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他关了灯，走进地下室，躺在那张行军床上。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他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道裂缝。今天他注意到了。）

于建平（VO）：东升的存折，我一直没有用。不是因为不需要，是因为不敢用。用了，就欠了。欠了，就要还。不是还钱，是还“信任”。信任比钱重多了。钱还了，账就清了。信任还了，账清不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对方给了你多少。东升给了我十年。我拿什么还？

（黑屏。）

第十集《爱你没商量》

1. 俱乐部·早晨

于建平和苏雯在一起了。

这个“在一起”不是某个仪式性的时刻，而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从那天晚上于建平说“那就在一起吧”开始，两个人的关系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变化不大。因为他们以前就很亲近——互相怼，互相照顾，互相关心。但有些东西还是变了。

比如，于建平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了。以前他穿什么全凭运气——抓到哪件穿哪件，有时候同一件卫衣穿一周。但现在他会想“苏雯今天会不会来”，然后换一件干净一点的。

比如，苏雯开始不那么毒舌了。她还是会怼于建平，但语气变了——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变成了“你怎么又这样”，后者听起来像抱怨，但其实是撒娇。

这些变化，俱乐部里的人都看在眼里，但谁也不说。因为谁先说出来，谁就会被群嘲。这是俱乐部的潜规则。

但老梁不在乎潜规则。

老梁：于儿，你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

于建平：这不是新的。去年的。

老梁：去年没见你穿过。

于建平：去年你还没来。

老梁：我来了两年了。这件衣服我从来没见过。所以要么是你新买的，要么是你从箱子底翻出来的。不管是哪种，都说明你在意你的穿着。你以前不在意。你在意穿着，是因为你在意某个人的看法。那个人是苏雯。

于建平：梁老师，您能不能把您的观察力用在看人上面，不要用在我身上？

老梁：你就是人。我看的就是人。

苏雯（从门口进来）：你们在聊什么？

老梁：在聊于建平的新衣服。

苏雯看了一眼于建平的衣服——一件深蓝色的夹克，确实没见他穿过。

苏雯：这件不错。比那件军大衣好看。

于建平：那件军大衣怎么了？那件是经典。

苏雯：经典不等于好看。中山装也经典，你穿吗？

于建平：你要是让我穿，我可以试试。

苏雯（愣了一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

于建平：我一直这么好说话。

苏雯：你以前我说你衣服不好看，你说“你管得着吗”。

于建平：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苏雯看着他，笑了。那个笑容很短，但很真。

2. 俱乐部·午后

在一起的第一周，于建平和苏雯都在适应新的关系模式。

以前他们之间有一种“安全距离”——他们可以互相怼，互相挖苦，不需要考虑对方的感受，因为他们是“朋友”。朋友之间可以随便说话，说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朋友不会太在意。

但现在他们是“恋人”了。恋人之间说话要小心，因为对方会在意。你的一句无心的话，可能会让对方想一整天。

于建平发现自己不会当恋人了。他习惯了用片儿汤话来应对一切，但现在片儿汤话不管用了。因为苏雯会说“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不要绕弯子”。

苏雯：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于建平：我回了。

苏雯：你回了一个“嗯”。

于建平：“嗯”就是知道了的意思。

苏雯：我知道“嗯”是什么意思。但我想让你多说几个字。我说了那么多，你就回一个“嗯”，我感觉我在跟一堵墙说话。

于建平：我这堵墙还带门的。你有话可以进来跟我说。

苏雯：你又来了。我在跟你认真说话，你又在绕。

于建平（沉默了一下）：我不是在绕。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你说了“朵朵今天很乖，画了一幅画，画的是我们三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太好了”？太假。说“我想看”？你明天会带过来，我明天就能看到。所以我只能说“嗯”。

苏雯：你可以说“我想看”。哪怕你明天就能看到，你也可以说“我想看”。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在乎你女儿画了什么。我在乎你发给我看的东西。

于建平：我以为你知道我在乎。

苏雯：我知道。但知道和听到是两回事。知道是脑子的事，听到是心的事。你需要让我“听到”，不只是“知道”。

于建平看着她。他觉得自己在学一门新的语言——这门语言叫“恋人的语言”。他以前以为自己会说，但和方静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一直在说片儿汤话，把方静推远了。现在他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

于建平：我想看朵朵的画。你明天带过来给我看。

苏雯（看着他）：你看，这么说就行。不难吧？

于建平：不难。就是不习惯。

苏雯：那就练。练到习惯为止。

3. 穿插·方静的电话

于建平在和苏雯在一起的第三天，接到了方静的电话。

方静：听说你和苏雯在一起了？

于建平：你听谁说的？

方静：小鹿。她发朋友圈了。

于建平：小鹿发什么朋友圈了？

方静发来一张截图。小鹿的朋友圈写着：“老板终于脱单了。对方是我们俱乐部最漂亮的主持人。恭喜。”配图是俱乐部的门口，木牌子在风中摇晃。

于建平：这小丫头，我明天得说她。

方静：你别说她。她说的是好事。

于建平：你不介意？

方静：我介意什么？你是我前夫，不是现夫。你谈恋爱，跟我没关系。

（沉默了一下。）

方静：但我确实有点……不是介意，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不是疼，是“咯噔”。像是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

于建平：那就是介意。

方静：也许吧。但我的介意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不用管我。你去过你的日子。

于建平：方静，我跟你说件事。

方静：说。

于建平：你那天打电话说“我是在乎你”，我想了很久。我在乎你，也在乎苏雯。但“在乎”和“在一起”不是一回事。我在乎你，但我和你过不到一起了。我和苏雯能不能过到一起，我不知道。但我想试试。你明白吗？

方静（沉默了几秒）：明白。你说得很清楚。比以前清楚多了。

于建平：以前我不说清楚，是因为我怕你难过。

方静：你现在说清楚了，我就不难过了？

于建平：会难过。但短痛比长痛好。

方静（笑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感情了？

于建平：跟你离婚之后学的。

方静：那你应该谢谢我。

于建平：谢谢你。真的。

方静（沉默了很久，声音有点哑）：于儿，你过得好就行。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电话挂了。于建平拿着手机，站在俱乐部的门口。冬天的风还是那么冷，但他没有缩脖子。他觉得自己好像终于把一件背了很久的东西放下了。不是不重了，是不需要再背着了。

4. 俱乐部·傍晚

苏雯来了。她带着朵朵的画。

画是用蜡笔画的——一个很大的房子，房子前面站着三个人。左边的人穿着裙子，头发很长，是妈妈。右边的人穿着裤子，头发很短，是爸爸。中间的人很小，扎着两个小辫子，是朵朵。

但让于建平注意的是——右边那个“爸爸”的脸上，没有叉了。

于建平：她不是说给爸爸打叉了吗？

苏雯：她改了。她说“新爸爸不打叉”。

于建平：新爸爸？

苏雯：我跟她说，妈妈有一个朋友，是开俱乐部的，叫于叔叔。她说“是那个给我买小熊的吗”——上次朵朵发烧，你买了一个小熊给她。她记得。她说“于叔叔是好人”。我说“对，于叔叔是好人”。她说“那他可以当我的新爸爸吗”。我说“你觉得呢”。她说“我觉得可以”。

于建平（看着画，很久没说话）：你女儿比我有勇气。她想了就说，我想了不敢说。

苏雯：那你现在敢说了吗？

于建平：我想当你女儿的爸爸。不是亲爸爸，是……一个对她好的叔叔。可以吗？

苏雯（眼眶红了）：可以。

两个人站在吧台旁边，看着那幅画。朵朵的画画得不太好——房子是歪的，人的比例也不对，但颜色很鲜艳，用了红色、黄色、蓝色，像是一个不想让任何东西灰暗下去的孩子。

苏雯：于儿，我跟你说个事。

于建平：说。

苏雯：我以前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个人带朵朵，在俱乐部上班，老了以后一个人过。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但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就是“可以”。但你来了之后，我觉得“可以”变成了“不错”。虽然只多了一个字，但感觉完全不同。

于建平：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

苏雯：不算表白。就是……陈述事实。

于建平：那我也陈述一个事实——我以前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离婚，开俱乐部，赔钱，老了一个人死在地下室里。但你现在让我觉得，我可能不会一个人死在地下室里。我可能会死在——我还没想好死在哪里，但至少身边有人。

苏雯：你这叫陈述事实吗？你这叫乌鸦嘴。

于建平：这叫实事求是。

苏雯：你能不能想点好的？比如“我们可能会在一起很久”。

于建平：我觉得“很久”是好的。但我怕我说出来就不灵了。

苏雯：为什么？

于建平：因为我这个人运气不好。好的事情一说出来就跑了。

苏雯：那你就别说。你就在心里想。我在旁边看。我看你能不能忍住。

于建平看着苏雯，苏雯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然后同时笑了。

小鹿从外面回来了。她看到于建平和苏雯在笑，问“怎么了”，于建平说“没事”，小鹿说“没事笑什么”，于建平说“就是因为没事才笑的”。

小鹿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吧台上的画，好像明白了什么。她没再问，拿起抹布开始擦桌子。

5. 俱乐部·夜

大彭在台上唱了一首歌。不是他自己的，是翻唱——老狼的《同桌的你》。他唱得很慢，比原版慢了很多，像是在把每一句歌词都嚼碎了再吐出来。

唱到“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米粒以前常坐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空着，椅子被挪到了墙角，上面放着一盆绿萝——小鹿养的。

大彭唱完了，放下吉他，走到吧台前，拿了一瓶啤酒。

大彭：建平哥。

于建平：嗯。

大彭：你说我还会遇到像米粒这样的人吗？

于建平：会遇到。但不会是“像她”的人。会是另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不能指望遇到一个“替代品”。替代品永远比不上原版。

大彭：我不是想要替代品。我就是想知道——还会有人像她那样听懂我的歌吗？

于建平：会。但那个人听懂的不是“同样的歌”。你写的每一首歌都不一样。那个人听懂的是“你写的这一首”。不是“米粒听懂的那一首”。

大彭：你说得有点绕。

于建平：意思就是——你别老想着米粒。你想着她，你就写不出新歌。你写不出新歌，来的人就听不懂你。来的人听不懂你，你就遇不到对的人。

大彭：所以我要先忘了她？

于建平：不是忘了。是放下。忘了是不可能的事。放下是可能的——你想起她的时候，心里不疼了。不疼了，你就可以往前走了。

大彭喝了一口啤酒，想了想。

大彭：我现在想起她，还是疼。

于建平：那就疼着。疼着疼着就不疼了。

大彭：真的？

于建平：真的。我以前想起方静也疼。现在不疼了。

大彭：那你想她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于建平：想“我们以前”。不是想“她”，是想“我们”。那个“我们”已经不在了，但我可以想它。想的时候不疼，就是有点……空。像是有一个地方本来放着东西，现在东西拿走了，但印子还在。

大彭：那个印子会消失吗？

于建平：不会。但你会习惯。习惯了就不觉得空了。

大彭点了点头。他拿起吉他，没有弹，只是抱着。吉他像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躺在怀里，等他开口。

（第十集结尾：俱乐部的人都走了。于建平把朵朵的画贴在了吧台后面的墙上，和那些老电影海报贴在一起。画上的房子歪歪扭扭，但在昏黄的灯光下，看起来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地图。）

于建平（VO）：苏雯说的“不错”和“可以”的区别，我想了很久。后来我想明白了——“可以”是活着，“不错”是活得好。差了一个字，差了一辈子。

（黑屏。）

第十一集《动物凶猛》

1. 俱乐部·午后

一个不速之客来了。

他叫马征，四十岁，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头发梳得油亮，手腕上戴着一块看起来不便宜的表。他是于建平年轻时候在出版社的同事，现在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做“IP孵化和内容投融资”——他自己是这么介绍的。

马征走进俱乐部的时候，像是走进了一个他不太想承认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他看了看四周，目光在那些二手椅子、旧门板吧台和墙上的电影海报上扫了一圈，嘴角有一个微妙的动作——不是笑，不是皱眉，是一种“果然如此”的确认。

马征：建平，你这地方，跟我十年前想象的一模一样。

于建平（从吧台后面站起来）：你想过我这地方？

马征：你当年在办公室说的那些话，说什么要搞一个“让人说真话的地方”，我就知道你会搞这么一个地方。肯定不赚钱，肯定在胡同里，肯定乱七八糟的。但你肯定舒服。

于建平：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

马征：记得。你说“出版社是给死人出书的地方，我要给活人说话的地方”。你说这话的时候，办公室所有人都在笑你。我没笑。

于建平：你为什么不笑？

马征：因为我知道你是认真的。

于建平看着马征，想起了十年前的日子。那时候他和马征都是出版社的小编辑，一个编文学，一个编社科。两个人经常在午休的时候去楼下的小饭馆吃饭，一人一碗面，边吃边骂。骂领导，骂制度，骂这个行业，骂一切可以骂的东西。那时候于建平觉得自己和马征是“一路人”——都对现状不满，都想做点什么，都觉得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地方，去做一件“真正的事”。

后来于建平先走了。马征后来又待了两年，然后也走了，但走的方向不一样。于建平开了俱乐部，马征开了公司。一个往地下走，一个往楼上走。

于建平：你现在做什么？

马征：做IP。买版权，做改编，卖授权。你知道《西游之xxxx》那个网大吗？我做的。

于建平：没看过。

马征：你肯定没看过。你不看网大。你还是老样子，只看“好东西”。问题是“好东西”越来越少了，“烂东西”越来越多。但“烂东西”赚钱。

于建平：你赚到了？

马征：赚到了。不然这块表哪儿来的？

他抬起手腕，让于建平看了看那块表。于建平不懂表，但他知道那块表不便宜——因为马征不是那种会戴假表的人。

于建平：挺好的。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

马征（笑了一下，有点苦）：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想要的生活是写小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当年都说要写小说。你说你要写北京，我说我要写我们这一代人。结果呢？你开了俱乐部，我开了公司。一个字的正经东西都没写出来。

于建平：我写了。我写了一本没出版的小说。

马征：什么小说？

于建平：一本关于俱乐部的小说。没写完。写了两万字，觉得太烂了，就不写了。

马征：两万字就放弃了？

于建平：不是放弃，是知道写不好了。与其写一个烂长篇，不如写几个好短篇。但我短篇也没写出来。

马征：那你写什么了？

于建平：什么都没写。我就是每天在这儿坐着，听别人说话。我觉得听别人说话，比写别人说话更重要。

马征看了看于建平，又看了看俱乐部里的其他人——老梁在看书，大彭在调吉他，小鹿在擦吧台，李东升在后厨不知道在忙什么。

马征：建平，你还记得我们二十年前在办公室说的那些话吗？

于建平：记得。你说“我们这一代人会被历史记住”。

马征：我说过这么狂的话？

于建平：你说过。喝了酒说的。你说“我们是被时代选中的人”。

马征（笑了）：那是我喝多了。我现在不喝酒了。喝酒误事。

于建平：你现在不喝酒了？

马征：不喝了。喝了对身体不好，对脑子也不好。我现在需要脑子清醒。

于建平：你以前说“不清醒的时候才是真的自己”。

马征：那是以前。以前我不知道“真的自己”是谁。现在我知道了。

于建平：是谁？

马征：是一个做IP的人。不是什么作家，不是什么被时代选中的人。就是一个做IP的人。这个身份不浪漫，不酷，不体面，但它是我。我不跟自己较劲了。我现在做的就是我能做的。

于建平沉默了一会儿。

于建平：你比我强。你接受了自己。

马征：你不也是吗？你开了这个俱乐部，你接受了自己“开俱乐部的人”的身份。

于建平：我不接受。我只是没别的地方可去。

马征（看着他）：你还是老样子。永远觉得自己“不够”。你开了这个俱乐部，养活了一帮人，你觉得自己“不够”。你让这么多人有了一个说话的地方，你觉得自己“不够”。你什么时候才能觉得“够了”？

于建平：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

马征要了一杯茶，坐下来，和老梁聊了几句。老梁听说他是做IP的，问他“你觉得现在的文化市场最缺什么”。马征说“缺真的东西。真的故事，真的人，真的情感。大家都想要真的，但大家都做假的。因为真的不好做，假的好做”。老梁说“你说得对，但假的东西做多了，真的东西就没人信了”。马征说“所以需要你们这样的地方。你们做真的，我们做假的。真的有人看，假的才能活。假的赚了钱，才能继续投真的。这是生态”。

老梁点了点头，但没说话。他觉得马征的话有道理，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后来他想明白了——“真的”和“假的”不是生态，是一个东西在吃掉另一个东西。假的越做越大，真的越来越小。最后真的没了，假的就成了“真的”。那时候就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的了。

2. 俱乐部·傍晚

马征走了之后，老梁对于建平说了一句话。

老梁：你这个朋友，他以为自己活明白了，其实他活糊涂了。

于建平：为什么？

老梁：他说“我不跟自己较劲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放弃了自己。他以为放弃是成熟，其实是投降。投降不是长大，投降是认输。

于建平：那您觉得什么是长大？

老梁：长大是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去做。即使做不成，你也知道自己在做。不做才叫投降。做了但做不好，不叫投降，叫尽力。

于建平：那我现在算什么？我做了俱乐部，但做不好。我是尽力了还是投降了？

老梁：你尽力了。因为你没有放弃。你还在想办法。你还在凑房租，还在想怎么让俱乐部活下去。这不是投降，这是打仗。

于建平：我打什么仗了？

老梁：你打的仗是——让一个不该存在的东西存在下去。这个俱乐部就不该存在。它不赚钱，没前途，没有任何理由活下去。但你想让它活下去。这就是打仗。你跟“不可能”打仗。

于建平想了想，觉得老梁说得不对，但他说不出哪里不对。后来他想明白了——他不是在跟“不可能”打仗，他是在跟“可能”打仗。这个俱乐部“可能”活下去，也“可能”活不下去。他在跟那个“活不下去”的可能打仗。

老梁：建平，你知道你为什么写不出小说吗？

于建平：因为我懒。

老梁：你不懒。你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你比大多数人都勤快。你写不出小说，是因为你怕。

于建平：怕什么？

老梁：怕你写出来的东西不够好。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你觉得你必须写出一个“传世之作”。但你不知道，“传世之作”不是写出来的，是时间选出来的。你只管写，写得多了，时间会帮你选。你一个字不写，时间连选的机会都没有。

于建平：梁老师，您今天怎么了？怎么突然开始指导我写作了？

老梁：因为我觉得你浪费了你的才华。你是我见过的最会说话的人。你能把一件事说得让人笑，让人哭，让人想半天。这是天赋。但你不写。你不写，你的天赋就浪费了。天赋浪费了，是最大的罪。

于建平：我没觉得这是天赋。我就是嘴贫。

老梁：嘴贫和会说话是两回事。嘴贫是没话找话，会说话是把话说得准。你属于后者。

于建平没说话。他拿起一瓶啤酒，喝了一口。啤酒是苦的，但苦得刚刚好。

于建平：梁老师，我跟您说实话。我二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能写出《动物凶猛》那样的东西。三十岁的时候，觉得能写出《我是你爸爸》那样的东西。现在快四十了，我觉得我连《看上去很美》都写不出来。不是写不出来，是不敢写。我脑子里有故事，有画面，有人物，有对话，但我不敢把它们放在纸上。因为一放上去，我就得面对它们。面对它们，我就得面对自己。面对自己，我就得承认——我可能真的写不出来。

老梁：你写不出来，是因为你一直在想“写出来之后”的事。你想写出来之后别人怎么看，想写出来之后能不能出版，想写出来之后能不能证明你自己。你没想“写”这件事本身。写，就是写。写完了一句话，就是完成了一句话。下一句话是下一句话的事。你连第一句话都没写，就在想第一百句话怎么收尾。这不是写作，这是恐高——你站在地面上，却怕从一百层楼上掉下来。

于建平（笑了）：梁老师，您这比喻不错。

老梁：我不是在给你打比方。我是在说一个事实——你被你的想象力困住了。你想得太远，所以不敢开始。

于建平：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开始？

老梁：写你们俱乐部的事。写我，写东升，写苏雯，写大彭，写小鹿。写我们说话，写我们吵架，写我们吃葱油饼。这些东西就是最好的小说。你不用编，你只需要记。

于建平：那不就是记录吗？记录不是创作。

老梁：谁说记录不是创作？司马迁写《史记》是记录还是创作？他是记录，但他的记录里有他的态度，他的选择，他的语言。那就是创作。你记录我们的对话，但你怎么记、选什么记、用什么语气记，那就是创作。

于建平看着老梁，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他还是不敢。不是不想，是不敢。

3. 俱乐部·夜

那天晚上，俱乐部的人都走了之后，于建平一个人坐在吧台后面，打开了一个笔记本——不是账本，是一个新的、空白的笔记本。封面是黑色的，什么都没写。

他拿起笔，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天上地下俱乐部——不是小说，不是记录，就是一些话。”

他翻到第一页，开始写。

他写老梁第一次来俱乐部的那天。老梁拎着一个布袋子，站在门口，看了看那块牌子，然后走进来，说“这地方不错”。于建平说“哪里不错”，老梁说“哪里都不错，就是因为哪里都不错，所以不错”。

他写李东升第一次做葱油饼的那天。李东升从后厨端出来一盘葱油饼，放在吧台上，说“尝尝”。于建平尝了一口，烫得他眼泪都出来了。他说“好吃”，李东升说“嗯”。他问“你怎么做的”，李东升说“面、水、葱、油、盐”。他说“就这些？”李东升说“就这些”。他说“那为什么这么好吃？”李东升说“因为是我做的”。

他写苏雯第一次主持讨论会的那天。苏雯站在那两块砖垒起来的台子上，手里拿着话筒，说“今天的话题是‘爱情是不是本能’。谁先来？”没人说话。她说“那我先来。我觉得爱情不是本能，是选择。你可以爱上很多人，但你会选择一个人。选完了，你就要负责。”那天的讨论会开得很成功，所有人都说了很多话。结束后，于建平对苏雯说“你天生是干这个的”，苏雯说“我不是天生干这个的，我是天生干话剧的。但话剧不让我干了，我就干这个”。

他写大彭第一次在俱乐部唱歌的那天。大彭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歌名叫《南城》。歌词里有“南城的冬天，比北城冷”。老梁问他“为什么南城的冬天比北城冷”，大彭说“因为南城没有暖气”。老梁说“北城也没有暖气，但北城有集体供暖”。大彭说“那就是南城没有集体供暖”。老梁说“所以不是因为南城，是因为集体供暖”。大彭说“但我不能写‘集体供暖的冬天比不集体供暖的冬天暖和’，那不是歌词，那是政府工作报告”。

于建平写着写着，天亮了。他一口气写了十几页，把笔记本写满了一小半。他看了看自己写的字，觉得还行。没有特别好，但也不烂。就是“还行”。

他合上笔记本，放在吧台后面的架子上，和那个铁盒子放在一起。然后他走进地下室，躺在那张行军床上，闭上眼睛。

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站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台下坐满了人，所有人都看着他。他手里拿着话筒，想说点什么，但张不开嘴。他想说“谢谢大家来”，但说不出来。他想说“这个俱乐部不是我的，是大家的”，但说不出来。他急得满头大汗，然后醒了。

醒来的时候，手机在响。是苏雯。

苏雯：你起来了吗？

于建平：起来了。

苏雯：你声音怎么这么哑？

于建平：昨晚没睡好。

苏雯：做什么了？

于建平：写东西了。

苏雯（停顿了一下）：写什么了？

于建平：写你们。

苏雯（笑了）：写我什么了？

于建平：写你第一次主持讨论会。写你说“爱情不是本能，是选择”。

苏雯：你还记得？

于建平：记得。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得。

苏雯（沉默了两秒）：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甜？

于建平：不是甜，是困。困的时候说话没遮拦。

苏雯：那你以后多困几次。

于建平笑了。他挂了电话，从床上坐起来。阳光从地下室的窗户缝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光线。他伸出手，让那道光落在他的手心里。

（第十一集结尾：于建平把笔记本从架子上拿下来，翻开，看了一遍自己写的东西。他笑了——不是因为写得好，是因为他终于写了。）

于建平（VO）：马征说我“还是老样子”，方静说我“永远觉得自己不够”，老梁说我“被想象力困住了”。他们说的都对。但有一件事他们没说对——我不是不想写，我是需要时间。时间到了，自然就写了。开俱乐部，就是在等这个“时间”。我等的不是灵感，是勇气。勇气来了，笔就动了。

（黑屏。）

第十二集《无人喝彩》

1. 俱乐部·白天

俱乐部的“年度颁奖典礼”要办了。

这是俱乐部的传统——不是于建平定的，是小鹿定的。去年年底，小鹿说“咱们俱乐部应该搞一个年会，颁颁奖”，于建平说“颁什么奖”，小鹿说“颁一些好玩的奖，比如‘最能扯淡奖’”。于建平说“那肯定是老梁”，老梁说“我不扯淡，我说的是正经话”，小鹿说“您说的正经话比别人的扯淡还扯淡”。老梁想了三秒钟，说“这可能是表扬也可能是批评，我需要时间判断”。最后他判断是表扬，因为他觉得“能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话”是一种能力。

去年颁了五个奖：“最能扯淡奖”（老梁）、“最不爱说话奖”（李东升）、“最能哭奖”（大彭）、“最会怼人奖”（苏雯）、“最装奖”（于建平）。每个人都说了获奖感言。老梁的感言最长，讲了十五分钟，从康德的“物自体”讲到了俱乐部暖气片为什么不热。大家都没听懂，但都鼓掌了，因为终于讲完了。

今年，小鹿想把规模搞大一点。她打印了正式的“邀请函”——其实就是一张A4纸，上面写着“诚邀您参加天上地下俱乐部第二届年度颁奖典礼”，时间和地点，最下面有一行小字：“请正装出席。没正装的话，干净的便装也行。实在没有，不脏就行。”

小鹿：我已经邀请了一些朋友来。有以前电影学院的同学，有隔壁涮羊肉的老板，有胡同口的杂货店大姐。大概二十个人吧。

于建平：二十个人？我们俱乐部一共才十几把椅子。

小鹿：没关系，可以站着。

于建平：站着参加颁奖典礼？那叫颁奖典礼吗？那叫等位。

小鹿：老板，你能不能配合一下？这是俱乐部的大事。

于建平：俱乐部的大事是活下去，不是颁奖。

小鹿：活下去很重要，但高兴也很重要。我们一年到头都在想“怎么活下去”，能不能有一天不想这个，就想“怎么高兴”？

于建平看着小鹿，觉得她说得对。俱乐部每天都在想房租、水电、茶叶、面粉，想得所有人都累了。偶尔有一天，可以不想这些，就想“谁是最能扯淡的人”，这挺好的。

于建平：行。你搞。需要我做什么？

小鹿：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坐在那儿，等拿奖。

于建平：我今年还拿奖？

小鹿：你知道奖项设置了吗？

于建平：不知道。

小鹿：那我先不告诉你。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2. 俱乐部·傍晚

颁奖典礼开始了。

俱乐部被小鹿布置了一下——墙上挂了几个气球（她花十块钱买的），吧台上摆了一盘花生米和一盘瓜子，每个人面前有一个纸杯，里面倒着啤酒或茶。李东升做了一大堆葱油饼，切成小块，插上牙签，当“冷餐会”的点心。

老梁穿了一件白衬衫。这件白衬衫他不知道在箱子里压了多少年，拿出来的时候皱得像一团腌菜。苏雯帮他熨了一下，看起来好多了。

老梁：我穿白衬衫，是因为“正装”的要求。但我没有西装，只有这件。这是我当年评教授的时候穿的。

小鹿：梁老师，您评教授的时候穿的这件？

老梁：对。评上了，就没再穿过。今天穿，是因为今天也是一个大日子。

于建平：俱乐部颁奖，跟您评教授比，哪个大？

老梁：当然是俱乐部颁奖大。评教授是别人认可我，俱乐部颁奖是自己人认可我。别人认可我，我高兴。自己人认可我，我感动。

李东升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这件夹克是他退伍的时候发的，一直没穿过，吊牌还在。他把吊牌剪掉了，穿上，站在镜子前看了看，觉得还行。

大彭：东升哥，你今天像换了一个人。

李东升：换谁了？

大彭：换了一个……会穿衣服的人。

李东升：我不会穿衣服。是衣服会穿我。

苏雯穿了一条黑色的裙子，是以前演话剧的时候定做的。裙子很合身，把她的身材衬得很好。于建平看到她的时候，手里的啤酒差点没拿稳。

于建平：你今天……

苏雯：怎么了？

于建平：没什么。就是……你今天不一样。

苏雯：哪里不一样？

于建平：好看。

苏雯（笑了一下）：你今天怎么这么会说话？

于建平：不是会说话，是忍不住。

苏雯低下头，笑了一下。她很少穿裙子，但今天她想穿。因为今天是“大日子”。

于建平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衫——那是方静以前给他买的，他一直没穿，因为觉得“太正式了”。今天他翻了半天箱子，把它翻出来了。衬衫有点皱，但他没有熨斗，就用手抻了抻，勉强能看。

小鹿：老板，你今天穿得像是要去相亲。

于建平：我相什么亲？我有女朋友了。

小鹿（看了一眼苏雯）：我知道。但她今天穿得像是要结婚。你穿得像要去参加葬礼。你们俩不在一个频道上。

于建平看了看苏雯的黑色裙子，又看了看自己的黑色衬衫。

于建平：我们都是黑色的。在一个频道上。

小鹿：频道是同一个，但你们一个是“新闻频道”，一个是“电影频道”。

于建平没听懂，但他懒得追问。他走到苏雯旁边，站在她身边。两个人站在一起，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像是某种刻意的搭配，但其实不是。

3. 俱乐部·夜

颁奖典礼开始了。小鹿担任主持人，手里拿着一个话筒——不是俱乐部的那个旧话筒，是她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一个无线麦克风。

小鹿：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天上地下俱乐部第二届年度颁奖典礼！

（稀稀拉拉的掌声。隔壁涮羊肉的老板鼓得最响，因为他喝了两杯啤酒，有点上头。）

小鹿：第一个奖项——“最不爱说话但一说话就封神奖”。去年这个奖颁给了李东升。今年我们投票的结果——还是李东升！

（掌声。李东升从后厨走出来，站在“舞台”中央——就是那两块砖垒起来的台子。他接过小鹿递过来的奖状，奖状是小鹿自己画的，上面写着“最不爱说话但一说话就封神奖”，下面画了一个葱油饼。）

小鹿：东升哥，说两句获奖感言。

李东升（沉默了三秒）：谢谢。葱油饼管够。

（全场大笑。李东升走回了后厨。）

小鹿：第二个奖项——“最能哭奖”。去年是大彭。今年我们投票的结果——还是大彭！

（大彭从台上站起来，走到前面。他的眼眶已经红了——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奖“很丢人但又很温暖”。）

小鹿：大彭哥，说两句。

大彭：我……我今年哭得比去年少。因为我长大了。但我觉得“长大了”不应该跟“哭得少”划等号。哭不是坏事。哭是因为在乎。我在乎我的歌，在乎俱乐部，在乎你们。所以我还是会哭。我不觉得丢人。

（他的声音有点抖。小鹿递给他一张纸巾。）

大彭：谢谢。

他走下台的时候，米粒来了。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手里提着一个袋子。大彭看到她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走过去。

大彭：你怎么来了？

米粒：小鹿邀请我的。她说今天是“大日子”，我应该来。

大彭：你不是在上海吗？

米粒：我回来了。上海那个店长我没做。我觉得我还是适合北京。

大彭（沉默了两秒）：那你……还走吗？

米粒：不走了。

大彭看着她，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米粒把袋子递给他。

米粒：给你的礼物。恭喜你得奖。

大彭：我得的奖是“最能哭奖”。不是“最佳男歌手奖”。

米粒：没关系。能哭的人才能写出好歌。憋着不哭的人，写出来的歌都是假的。

大彭打开袋子，里面是一本笔记本，封面上写着一行字：“写给未来的歌”。内页是空白的，但每一页的页脚都有一行小字，是米粒写的——比如“今天北京下雪了”“今天听到一首好歌”“今天想你了”。

大彭：你写了这么多？

米粒：也不是很多。就是每天写一句。

大彭看着她，眼眶又红了。这次他没有忍，眼泪掉下来了。

大彭：我是不是又要得奖了？

米粒（笑了）：今年已经颁过了。等明年吧。

颁奖典礼继续。

小鹿：第三个奖项——“最会怼人但其实是好人奖”。去年是苏雯。今年——还是苏雯！

苏雯走上台，接过奖状。她看了看奖状上的字，笑了。

苏雯：我其实不会怼人。我只是说真话。真话听起来像怼人，是因为你们不习惯听真话。如果你们习惯了，我的真话就是好话。

于建平（在台下）：你这不是真话，你这是狡辩。

苏雯：你看，我都没怼你，你自己对号入座了。

（全场大笑。）

苏雯走下台的时候，经过于建平身边，低声说了一句“你的奖在后面”。

小鹿：第四个奖项——“最能扯淡奖”。去年是老梁。今年我们投票的结果——还是老梁！

老梁站起来，整了整白衬衫的领子，走上台。他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人——有俱乐部的人，有胡同里的邻居，有电影学院的学生，有隔壁涮羊肉的老板。这些人他大多数不认识，但他觉得他们在这一刻都是“自己人”。

老梁：我拿这个奖，不意外。因为我确实能扯淡。但我想说的是——扯淡和哲学的区别是什么？哲学是问真的问题，扯淡是问假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哪个是真的问题，哪个是假的问题。比如“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是真的问题还是假的问题？我在大学教了三十年书，我觉得这是真的问题。但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没有答案的问题，算不算真的问题？我想了很久，结论是——它算真的问题，因为它让你想。让你想，就是它的意义。不是为了找到答案，是为了“想”这个行为本身。所以，我扯淡，是因为我在想。我在想，我就活着。

（全场安静。没有人鼓掌。不是因为他说得不好，是因为他在说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有点抖。）

老梁看着台下的人，看到了他儿子。梁远坐在角落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来，但他来了。

老梁看着儿子，沉默了几秒钟。

老梁：我还有一个事想说。我儿子今天来了。他没有告诉我要来，但他来了。我想对他说——梁远，你是个好儿子。我以前没说过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不需要说。你是我的儿子，你知道我爱你。但今天我想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和不说出来不一样。说出来，你就听到了。听到了，你就知道了。知道了，你就安心了。

梁远的眼眶红了。他没有站起来，没有鼓掌，就是坐在那里，看着他的父亲。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声音。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想说什么。

于建平第一个鼓掌。然后所有人开始鼓掌。掌声持续了很久，久到老梁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低下头，摸了摸白衬衫的领子，走下了台。

小鹿（擦了擦眼角）：最后一个奖项——“最装但装得最可爱奖”。去年是于建平。今年——还是于建平！

于建平站起来，走上台。他站在台上，看着台下的人。他看到了苏雯，看到了李东升，看到了大彭和小鹿，看到了老梁和他的儿子，看到了米粒，看到了隔壁涮羊肉的老板，看到了杂货店的大姐。这些人他每天都能见到，但今天他们看起来不一样。不是因为穿着打扮，是因为他们都在看他。

于建平：我拿这个奖，我认。我确实装。我装了三十八年，已经装成本能了。但我想说的是——装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在装。我知道我在装，所以我还有救。什么是有救？有救就是——你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试着去改变。我试着改。改得不多，但改了。我以前不敢说我爱谁，我现在敢了。我以前不敢写东西，我现在写了。我以前不敢接受别人的帮助，我现在接受了。这些都是改。改了一点，但够了。剩下的，明年再改。

他看了一眼苏雯。

于建平：苏雯，我爱你。这句话我练习了很多遍，但说出来的时候还是觉得不像真的。但它就是真的。我不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但我会学。学到你会为止。

苏雯的眼睛红了。她没有站起来，就是坐在那里，看着于建平，点了点头。

于建平：最后说一件事。俱乐部的房租，我们解决了。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东升、梁老师、苏雯、大彭、小鹿。他们每个人都在想办法。我以前觉得俱乐部是我的，但今天我知道了，俱乐部是大家的。不是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地方，是大家让这个地方活了下去。谢谢你们。

他鞠了一个躬，走下了台。

全场安静了一秒，然后掌声雷动。隔壁涮羊肉的老板把手都拍红了，杂货店的大姐在擦眼泪，电影学院的学生们在喊“牛逼”。

于建平走回吧台后面，拿起一瓶啤酒，喝了一口。啤酒是温的，但他觉得这是他喝过的最好喝的啤酒。

4. 俱乐部·深夜

颁奖典礼结束后，大部分人都走了。剩下的是俱乐部的人——于建平、苏雯、老梁、李东升、大彭、小鹿，还有米粒和老梁的儿子梁远。

老梁和梁远坐在暖气片旁边。两个人之间隔了一个椅子的距离，但那个距离在慢慢地缩小。

梁远：爸，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想了很久。

老梁：想什么？

梁远：想“说出来和不说出来不一样”。我以前觉得你爱我，我知道就行了。但你今天说出来，我听到的那一刻，我才知道——知道和听到不一样。听到的时候，心里会“咯噔”一下。那个“咯噔”，就是爱。

老梁：你现在听到了。你安心了吗？

梁远：安心了。

老梁点了点头。他伸出手，放在梁远的肩上。梁远没有躲开。

大彭和米粒坐在台上。大彭抱着吉他，米粒坐在他旁边。

大彭：你还听我唱歌吗？

米粒：听。

大彭：我写了一首新歌。不是写你的，是写俱乐部的。名字叫《天上地下》。

米粒：唱给我听听。

大彭弹了起来。旋律很简单，像是从什么地方飘来的，又像是他一直都存在心里的。歌词只有几句，但大彭唱得很慢，像是在把每一个字都放进一个专门的格子里。

天上地下

我们在这里

不说话也没关系

坐着就好

天亮了

门开了

你来了

我还在

唱完之后，米粒没有说话，只是靠在了大彭的肩上。大彭没有动，继续抱着吉他，让米粒靠着。

李东升在后厨洗碗。水声哗哗的，但他听得很清楚——台上大彭的歌声、吧台旁边于建平和苏雯的对话、角落里老梁和他儿子的笑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他没听过但很熟悉的歌。

小鹿坐在吧台后面，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她在写今天的颁奖典礼，写每个人的表情，写每个人的话，写那些让她想哭但没有哭出来的瞬间。她写了一页又一页，把今天的一切都记了下来。她不知道这些记录将来会不会变成剧本，但她知道——这些文字是她的，没有人能拿走。

于建平和苏雯站在吧台旁边，靠得很近。苏雯的裙子在灯光下显得很暗，但于建平觉得那是他见过的最亮的颜色。

苏雯：你今天说的那些话，是真的还是装的？

于建平：你分不清？

苏雯：分不清。因为你太会装了。

于建平：那我告诉你——是真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但我说出来的时候，我总觉得“真的”听起来像“假的”，因为我不习惯说真的。我习惯了说片儿汤话。

苏雯：那你就继续练。练到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不觉得别扭了。

于建平：练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我吗？

苏雯：是。是更好的你。

于建平看着她，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苏雯的手还是凉的，但他觉得没关系。凉的手也需要被握着。

（第十二集结尾：俱乐部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最后剩下的是吧台上方那盏灯，于建平关了它。俱乐部的门关上了，木牌在风里轻轻晃着。几个人站在俱乐部门口，冬天的风很大，但没有人想走。他们站在那里，说话，笑，抽烟，呼吸。时间像是停住了。）

于建平（VO）：老梁那天晚上哭了。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眼泪掉下来了。他自己没发现，是梁远帮他擦的。梁远说“爸，你哭了”，老梁说“没有，是暖气片太干了”。梁远说“暖气片是干的，你的眼睛是湿的”。老梁没反驳，他让儿子帮他擦了眼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老梁接受别人的帮助。他不是不能接受，他是不好意思。但那天晚上，他好意思了。

（黑屏。）

第十三集《永失我爱》

1. 医院·白天

老梁查出了癌症。

不是体检查出来的——是他自己觉得不对劲。他最近几个月瘦了很多，胃口不好，有时候肚子疼。他以为是胃病，去社区医院开了点药，吃了没用。于建平让他去大医院查查，他说“不用，小毛病”。后来苏雯逼他去了，查出来是胃癌，早期。

医生说是早期，可以手术，预后很好。但老梁说他不治。

老梁：我不做手术。我不想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活得像一具还没断气的尸体。

苏雯：梁老师，早期胃癌手术成功率很高。做完手术，你可以活很多年。

老梁：活很多年是为了什么？为了活着而活着？

苏雯：为了和我们在一起。为了俱乐部。为了你儿子。

老梁：我和你们在一起，不需要活很多年。我现在就在和你们在一起。我多活五年、十年，能怎么样？多听几个笑话？多吃几个葱油饼？多怼于建平几次？这些事我现在就在做。我不需要多活五年来做。

于建平：梁老师，您能不能别说这种丧气话？

老梁：这不是丧气话。这是实话。我不想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我最后的时间。我想在俱乐部里，在暖气片旁边，看我的海德格尔，吃东升的葱油饼，听大彭唱歌，看你们吵架。这就是我想要的。

于建平：您做完手术，可以回俱乐部。

老梁：做完手术，我就不一样了。我会虚弱，会害怕，会变成一个“病人”。我不想变成“病人”。我现在是“老梁”。我宁愿当一个健康的“老梁”活一年，也不当一个生病的“老梁”活十年。

俱乐部里沉默了。所有人都看着老梁，像是在看一堵快要倒的墙。这堵墙已经立了很久了，大家都习惯了它的存在，没有人想过它会倒。但它真的要倒了。

李东升（从后厨走出来）：梁老师，我做葱油饼给您吃。您吃了再说。

老梁：东升，你的葱油饼我吃了两年了。很好吃。但葱油饼治不了癌症。

李东升：治不了癌症，但可以让你高兴。高兴了，身体就好了。

老梁：你这是迷信。

李东升：我不是迷信。我是相信——活着不是靠医生，是靠想活。

老梁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

老梁：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说话就说不到点子上。但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活着不是靠医生，是靠想活。我现在想活吗？我不知道。我需要想一想。

2. 俱乐部·午后

梁远来了。他听说了老梁的事，直接从公司赶过来了。他进门的时候，领带是歪的，头发是乱的，眼睛是红的。

梁远：爸，你必须做手术。

老梁：我不做。

梁远：你不做会死的。

老梁：我知道。人都会死。

梁远：但你不用现在死。你可以再活很多年。

老梁：很多年是为了什么？为了看着你结婚？为了抱孙子？为了退休金？这些都是你的愿望，不是我的。

梁远：爸，你怎么能这么说？你是我的父亲——

老梁：我是你的父亲，但我不是你的附属品。我有权利决定怎么活，也有权利决定怎么死。

梁远站在那里，看着他的父亲，眼泪掉下来了。他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但今天他忍不住了。

梁远：爸，我求你了。

（老梁看着儿子。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眼睛里有东西。那不是眼泪，是一种“我不忍心”的柔软。）

老梁：梁远，你坐下。

梁远坐下了。

老梁：我不是不想活。我是不知道“活着”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我以前觉得活着是为了教书，后来觉得活着是为了读书，再后来觉得活着是为了在这个俱乐部里聊天。这些都很重要。但“重要”不等于“非活不可”。我可以接受“活够了”这个事实。我活够了。不是不想活了，是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差不多了。

梁远：爸，你不觉得你还有很多事没做吗？

老梁：什么事？

梁远：比如……比如看着我结婚。

老梁：你有女朋友了？

梁远（沉默了一下）：没有。

老梁：那你什么时候结婚？等我做完手术、养好身体、等你找到女朋友、谈恋爱、订婚、结婚——那可能是五年以后的事了。我为了五年以后的一个可能性，现在去做手术、化疗、忍受痛苦。这个账，算不过来。

梁远说不出话了。

于建平走过来，站在老梁旁边。

于建平：梁老师，您不是为了您儿子做手术。您是为了您自己做手术。您说您“活够了”，但您真的“够”了吗？您还没看到大彭写出他最牛的那首歌。您还没看到小鹿拍出她的第一部电影。您还没看到我和苏雯结婚——虽然我们还没想好要不要结。您还没看到东升的葱油饼店开张——虽然我们还没钱开。这些事都可能发生。您不想看吗？

老梁看着于建平。

老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劝人了？

于建平：跟您学的。您教我的——“活着不是为了什么，活着就是为了活着”。那您就“活着”呗。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老梁沉默了很久。他看了看梁远，看了看于建平，看了看苏雯，看了看李东升，看了看大彭和小鹿。每一个人都在看他，每一个人都在说同一句话——我们不想让你走。

老梁：行。我做手术。但有一个条件。

梁远：什么条件？

老梁：俱乐部必须再开十年。我要看着你们。

于建平：别说十年，二十年也行。只要你活着来批判我们。

老梁（笑了）：我活着的时候批判你们，我死了以后，你们自己批判自己。

于建平：行。我们自己批判自己。

老梁伸出手，和于建平握了一下。老梁的手很瘦，骨节突出，但握得很有力。于建平感觉到那种力量——不是身体的力量，是意志的力量。

3. 穿插·老梁的独白

（画面：老梁一个人坐在俱乐部的暖气片旁边。不是现在，是他刚查出癌症的那天晚上。俱乐部的灯已经灭了，只有暖气片上方的一盏小灯亮着。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但没有翻。）

老梁（VO）：海德格尔说，人是“向死而生”的。意思是，人的一生都在走向死亡，知道自己会死，所以才要好好地活。我教了三十年海德格尔，今天第一次真正理解这句话。理解的意思是——不是脑子懂了，是身体懂了。身体知道它要死了，所以它更想活。我以前不想活，是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活的。现在我不想死，是因为我觉得还没活够。这个转变，不是逻辑推导出来的，是身体告诉我的。

他合上了书，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他听到了外面胡同里的风声，听到了远处某个院子里的狗叫，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老梁（VO）：我想活着。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想活着。想看看明天会发生什么。明天的俱乐部，明天的葱油饼，明天的于建平又会说出什么片儿汤话。这些都是小事，但小事加起来，就是活着。

他睁开眼睛，站起来，把书放进布袋子，拎着袋子走出了俱乐部。胡同里很黑，但他知道路。他在这条胡同里走了两年了，闭着眼睛也能走。

4. 医院·手术室门外

老梁做手术的那天，俱乐部所有人都来了。于建平、苏雯、李东升、大彭、小鹿，还有米粒和梁远。他们坐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没有人说话。

梁远坐立不安，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小鹿递给他一杯水，他喝了一口，又放下了。

于建平：梁老师会没事的。

梁远：你怎么知道？

于建平：我不知道。但我相信。

梁远：相信什么？

于建平：相信好人不会被亏待。

梁远（苦笑了一下）：你是信命的？

于建平：我不信命。我信“人”。老梁是一个好人，他教了三十年书，带了几十届学生，他没害过任何人。这样的人，老天爷应该会让他多活几年。

梁远：你这话听起来像迷信。

于建平：就是迷信。但迷信有时候比科学管用。科学告诉你概率，迷信告诉你希望。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希望。

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里，没有人离开。李东升去楼下买了一袋包子和几瓶水，分给大家。大彭吃了一个包子，然后又吃了一个，然后又吃了一个。他不是饿，是紧张。紧张的时候他就想吃东西。

苏雯靠着于建平的肩膀，闭着眼睛。她没有睡着，就是闭着。她怕自己一睁开眼睛，就会哭出来。

小鹿在笔记本上写字。她写的是——“2024年X月X日，老梁手术。我们都在等他。”写完之后，她又加了一句——“他会回来的。”

5. 医院·手术室门外·傍晚

手术室的灯灭了。

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梁远第一个冲上去。

梁远：医生，我爸怎么样？

医生：手术很成功。肿瘤切干净了。接下来需要化疗，但预后应该不错。

梁远的腿软了。他靠在墙上，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被抽空了什么，又像是一下子被填满了什么。

于建平走过去，拍了拍梁远的肩膀。

于建平：你爸没事了。

梁远：嗯。

于建平：你现在可以哭了。

梁远哭了。不是默默地哭，是大声地哭，像一个孩子。他哭的时候，李东升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话，把手放在他的背上，轻轻地拍着。

苏雯靠在于建平的肩膀上，眼泪流了下来。于建平没有哭，但他的眼睛是红的。他看着手术室的门，想象着老梁被推出来的样子——老梁会穿着病号服，脸色苍白，但他会睁开眼睛，看到他们，然后说一句“你们怎么都来了，俱乐部不开了吗”。

后来老梁被推出来的时候，确实说了这句话。

老梁（虚弱地）：你们怎么都来了？俱乐部不开了吗？

于建平：俱乐部关门一天。为您关的。

老梁：为我关的？我不值一天的收入。

于建平：您值。您比一天的收入值多了。

老梁闭上了眼睛，嘴角微微上扬。他不知道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麻药还没退。但不管是哪种，他在笑。

（第十三集结尾：老梁被推回了病房。俱乐部的几个人站在走廊里，隔着玻璃看他。老梁睡着了，呼吸很平稳。梁远坐在病床边，握着他的手。）

于建平（VO）：老梁后来告诉我，他进手术室之前想了一件事——如果他死了，他最遗憾的是什么。不是没写完的书，不是没评上的职称，不是没看到儿子结婚。他最遗憾的是——没吃到东升明天做的葱油饼。我说“您就这点出息”，他说“对，我就这点出息。出息不大，但足够让我想活”。

（黑屏。）

第十四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1. 俱乐部·夜

老梁出院了。

手术很成功，化疗也做完了。他的头发掉了大半，索性剃了个光头，看起来反而比以前精神。他瘦了很多，但精神头不错，说话的声音还是老样子——不紧不慢，带着一种“我知道的比你们多但我不全说出来”的从容。

俱乐部的人给他办了一个“出院派对”。小鹿又在墙上挂了气球，李东升做了一大桌子菜——不止葱油饼，还有红烧肉、糖醋排骨、西红柿炒鸡蛋、凉拌黄瓜。菜摆满了整个吧台，像过年一样。

老梁：你们这是给我办派对还是办婚宴？

小鹿：婚宴是结婚用的。您这是“重生宴”。

老梁：重生？我又不是耶稣。

小鹿：您比耶稣重要。耶稣不跟我们一起吃葱油饼。

老梁笑了。他坐在暖气片旁边——那是他的专座，没有人跟他抢。小鹿在他旁边放了一个靠垫，苏雯给他倒了一杯温水，李东升把第一块葱油饼放在他面前。

老梁：我今天想跟你们说一个事。

于建平：您说。

老梁：我想讲讲我年轻时候的事。

（所有人都安静了。老梁从来不提自己的过去。他像是从五十岁才开始活的，之前的一切都被他藏在某个打不开的抽屉里。）

老梁：我以前不说，是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但今天我想说。因为今天我觉得，说出来和不说的区别，我儿子已经告诉我了。说出来，心里会舒服一点。

2. 穿插·老梁的青春

（闪回：1978年，老梁十八岁。）

老梁出生在陕西农村。家里穷，兄弟姐妹五个，他是老三。他爸是农民，他妈也是农民。他们家的房子是土坯的，下雨的时候会漏水，要用盆接。

老梁从小学习好。好到什么程度？全县第一。不是因为聪明——他确实聪明，但更重要的是，他除了学习没有别的事可做。农村的孩子，放学了要割草、喂猪、放羊。他不喜欢这些，他觉得这些事“没意思”。他喜欢看书。没书看，就借。借不到，就抄。他把一本《新华字典》抄了一半，抄到“H”的时候，字典被借走了，他没抄完。

1978年，他考上了大学。全县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他是第一个。他爸拿着录取通知书，在村里走了一圈，给每个人看。有人说“老梁家的娃出息了”，有人说“考上大学有什么用，还不是要回来种地”，他爸说“他回来种地我也高兴，因为他是我儿子”。

老梁去了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农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地方。不是因为他配不上，是因为他不习惯。他习惯的是黄土、麦田、村里的狗叫。北京没有黄土，没有麦田，只有人和人和人。

大学四年，他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水。他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书——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什么都读。他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是哲学，因为哲学问的是“为什么”。他从小就爱问“为什么”，村里人说他“这孩子轴”，到了大学，教授说他“这孩子有天赋”。

他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了。从一个农村娃变成了大学老师。他以为自己成功了，但他发现自己并不快乐。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教书——他喜欢。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在北京，他是“那个陕西来的”。回村里，他是“那个在北京的”。他在哪里都是客人，不是主人。

后来他结婚了。妻子是同事介绍的，也是老师，教中文。两个人相处了一年，觉得“还行”，就结了。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搭伙过日子”。日子过了十几年，有了梁远。他以为自己会就这样过下去，教书、做研究、带孩子、退休。但后来妻子生了一场大病，走了。那一年他四十五岁，梁远十五岁。

他一个人把梁远带大。没有再婚。不是没有机会，是他觉得“一个人也挺好”。他把自己埋进书里，埋进课堂里，埋进论文里。他以为书可以替代人，后来发现不行。书不会跟你说话，不会跟你吵架，不会在你生病的时候给你倒一杯水。

五十五岁那年，他提前退休了。退休不是因为身体不好，是因为心累了。他不想再面对那些学术圈的勾心斗角，不想再为了评职称去跟人喝酒、奉承、站队。他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不说话也行，说话更好。

他找到了俱乐部。

3. 俱乐部·夜

老梁：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推开你们这扇门。

（所有人都看着他。）

老梁：我以前觉得，活着就是为了找答案。找到答案了，就安心了。后来我发现，活着不是为了找答案，活着就是活着。你在这个俱乐部里坐着，听别人说话，吃东升的葱油饼，看大彭调吉他，听小鹿说她面试的事，被苏雯怼，被于建平贫。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答案”，但它们让我觉得——我在这里是对的。我属于这里。

于建平：梁老师，您这话说得我有点想哭。

老梁：你别哭。你哭了，我也要哭了。

于建平：那您别说了。

老梁：我不说了。再说就变成追悼会了。今天是派对，不是追悼会。

大家都笑了。但笑的时候，眼眶都有点红。

大彭拿起吉他，弹了一首歌。不是他自己的，是一首老歌——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他唱得很慢，像是在把每一个字都咀嚼一遍。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那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

大彭唱到第二段的时候，米粒跟着一起唱。她唱得不大声，但很好听。她的声音像冬天的阳光，不热，但暖。

老梁闭上了眼睛，听着这首歌。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十八岁那年坐火车来北京，想起大学图书馆里的灯光，想起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紧张，想起儿子出生时他抱着那个小小的、皱巴巴的肉团的不知所措，想起妻子去世时他在太平间里站了很久、一滴眼泪都没掉、后来一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哭得走不动路。

他睁开眼睛，看到梁远坐在他旁边。梁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里面是一瓶茅台。

梁远：爸，我给你带了酒。

老梁：我不能喝。化疗刚做完。

梁远：那你看着我喝。

老梁：你喝吧。

梁远打开茅台，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放在老梁面前——不是让他喝，是让他闻闻味道。

梁远：爸，我想跟你说一个事。

老梁：说。

梁远：我以前觉得你不懂我。你整天看书、写论文、上课，你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很简单——我想要你多陪陪我。但你不陪。你把时间都给了书和学生。

老梁：对不起。

梁远（愣了一下）：你不用道歉。我现在知道了，你不是不想陪我，你是不知道该怎么陪。你是那个年代的父亲，父亲不陪孩子是正常的。陪孩子是妈妈的事。妈妈走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老梁：你知道？

梁远：我后来想明白了。你不是不爱我，你是不会表达。你把对我的爱，放在了书里、放在了课堂里、放在了你的学生身上。你觉得你在做对的事，你觉得你在履行你的责任。但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儿子需要的不是“责任感”，是“父亲”。

老梁（低着头）：梁远，我——

梁远：爸，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但我想听你说。你说了，我就安心了。

老梁抬起头，看着儿子。他的眼睛里有泪，但没有掉下来。他忍住了。

老梁：梁远，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我儿子，是因为你是你。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教出来的。我教了三十年书，教了几百个学生，但我最骄傲的学生，是你。

梁远哭了。他没有忍住。他靠在父亲的肩膀上，哭得像个孩子。老梁拍了拍他的背，就像二十年前梁远摔倒时那样。

4. 穿插·于建平的青春

（闪回：1998年，于建平二十岁。）

于建平生在干部家庭。他爸是机关里的一个小干部，他妈是中学老师。家里不算富裕，但也不穷。他是独生子，从小被寄予厚望——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娶一个好老婆，生一个孩子，过一辈子。

他按部就班地走——考上了大学，中文系，因为他喜欢写作。大学四年，他写了很多东西——小说、散文、诗歌，什么都写。他的老师说他“有才华”，同学说他“写得好”，他自己觉得自己“还行”。

毕业后他进了出版社，当文学编辑。他以为自己会在这个行业里发光发热，编出一本又一本好书，甚至自己写出一本传世之作。

但现实是——他编的那些书，大多数都没什么人买。他写的那些东西，大多数都没能发表。他慢慢发现，自己可能没有他以为的那么有才华。

这个发现像一盆冷水，浇了他好几年。

他三十岁的时候，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一本小说集，印了三千册，卖出去不到一千册。剩下的两千册堆在他家的阳台上，后来搬家的时候当废纸卖了。

他三十五岁的时候，方静离开了他。方静说得对——他不是不能认真，他是不敢认真。他怕认真了还是做不好，那就连“我不在乎”的借口都没了。

方静走后，他辞了出版社的工作，开了这个俱乐部。俱乐部开业第一天，他站在空空的地下室里，四周是白色的墙壁、二手的椅子、旧门板改的吧台。他看着这一切，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一个地下室，几把旧椅子，没有窗户，看不到外面的光”。

但他没有后悔。因为在这个地下室里，他遇到了老梁、李东升、苏雯、大彭、小鹿。这些人让他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在地下室里，他是在一个家里。

5. 俱乐部·深夜

派对还在继续。李东升又做了一锅葱油饼，热气腾腾的，香味弥漫在整个俱乐部里。隔壁涮羊肉的老板送了一盘羊肉过来，说“庆祝梁老师出院”。杂货店的大姐送了一箱啤酒，说“不用还了，算我请的”。

老梁坐在暖气片旁边，手里拿着一杯温水，看着这一切。

老梁：于儿。

于建平（从吧台后面探出头）：嗯。

老梁：你那个小说，写多少了？

于建平：写了快一半了。

老梁：给我看看。

于建平：不行。写完了再给您看。

老梁：为什么？

于建平：因为没写完的东西不能给人看。给人看了，我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我会想“他看了会不会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我就会被困住。

老梁：你这是借口。

于建平：不是借口。是真的。我有病。

老梁：那你就病着。病好了再写。

于建平：那可能永远好不了。

老梁：好不了就写不了。写不了就算了。又不是非要写。活着就行。

于建平：您以前不是这么说的。您说天赋浪费了是最大的罪。

老梁：我现在改主意了。天赋是你的，你爱用不用。不想用，就不用。用了，写得好不好，也没关系。写出来就是好的。

于建平：您今天怎么了？怎么变得这么好说话？

老梁：因为我死过一次了。死过一次的人，很多事情就看开了。以前觉得“必须”的事，现在觉得“不一定”。以前觉得“重要”的事，现在觉得“还行”。只有一件事还是“必须”的——吃东升的葱油饼。

李东升（在后厨）：梁老师，葱油饼管够。

老梁：我知道。所以我活着。

苏雯靠在吧台旁边，手里拿着一杯红酒。她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头发披着，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好几岁。

于建平：你今天怎么穿红色了？

苏雯：因为今天是大日子。

于建平：什么大日子？

苏雯：梁老师出院。俱乐部还在。我们都在。这就够大了。

于建平看着她，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苏雯的手还是凉的，但于建平觉得，凉的手也需要被握着。以前他不懂这个道理，现在他懂了。

大彭和米粒坐在台上。两个人靠得很近，米粒的头靠在大彭的肩上。大彭抱着吉他，没有弹，就是抱着。

米粒：你以后会写一首关于我的歌吗？

大彭：我已经写了。

米粒：哪一首？

大彭：《米粒》。就是那首“你像一粒米，掉进我的碗里”。

米粒（笑了）：那首歌太烂了。

大彭：我知道。所以我要再写一首。

米粒：写什么？

大彭：写你纠正我的和弦。写你告诉我“第二段的和弦可以再丰富一点”。写你说“直白不是问题，问题是直白之后有没有别的东西”。这些事，比“你像一粒米”重要多了。

米粒：为什么？

大彭：因为“你像一粒米”是我的感觉。但你纠正我的和弦，是你。你的感觉和你是两回事。感觉会变，你不会变。

米粒看着大彭，没有说话。她伸出手，握住了大彭的手。大彭的手很暖，和她冰凉的手形成了对比。但这个对比刚刚好——一个暖，一个凉，加在一起，是温的。

小鹿坐在吧台后面，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她写的是今晚的一切——每个人说的话，每个人的表情，每个人的笑和眼泪。她写了满满好几页，手都酸了，但停不下来。

于建平：小鹿，你在写什么？

小鹿：在写剧本。

于建平：什么剧本？

小鹿：《天上地下俱乐部》。

于建平：你真要写？

小鹿：真的。我学导演学了四年，一直在等一个好故事。现在我找到了。

于建平：这个故事好在哪里？

小鹿：好在它不精彩。不精彩的故事才是真故事。精彩的故事都是编的。真故事就是一群人坐在一起，说话，吃饭，吵架，和好。没有高潮，没有结局，就是一直往下过。过到过不下去为止。

于建平：你一个二十四岁的小姑娘，怎么说话跟老梁一样？

小鹿：跟老梁学的。老梁说，活久了就知道，精彩不重要，真实才重要。

于建平：老梁还说了什么？

小鹿：老梁还说，你是一个好人。

于建平：他说得对。

小鹿（笑了）：你能不能别这么不要脸？

于建平：不要脸是俱乐部的传统。

小鹿笑着摇了摇头，继续写。她写下了于建平刚才说的那句话——“凉的手也需要被握着。”她觉得这句话是今晚最好的台词。

6. 俱乐部·凌晨

派对结束了。客人们都走了。李东升在后厨洗碗，水声哗哗的。大彭和米粒在门口说话，声音很小，听不清在说什么。老梁和梁远在胡同里抽烟——老梁不抽烟，他站在那里，看着儿子抽烟。苏雯在收拾桌子，把空杯子和空盘子叠在一起。

于建平站在俱乐部门口，看着这一切。

他想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觉得青春是永恒的。三十岁的时候，觉得青春已经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觉得青春没有走，只是换了样子。二十岁的青春是躁动的、不安的、想要改变世界的。四十岁的青春是安静的、踏实的、想要保住一个地下室的。

他在心里说了一句——“青春不是年龄，是你还在不在乎。”

他在乎。俱乐部里的每个人都在乎。

那就够了。

（第十四集结尾：于建平走进地下室，躺在那张行军床上。他打开手机，看到方静发来的一条微信——“听说老梁手术成功了，恭喜。你也要注意身体。”他看了这条微信很久，回了一个字——“嗯。”然后又加了一句——“谢谢。”他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他以前觉得那道裂缝是“破败”的象征，现在他觉得那是“时间”的痕迹。时间在这里留下了痕迹，他也在这里留下了痕迹。每个人的痕迹叠在一起，就是俱乐部。）

于建平（VO）：老梁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学生是梁远。梁远听了哭了。梁远不知道，他爸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欠你的，还不完了。但“还不完”也没关系。知道欠着，就是还的开始。

（黑屏。）

第十五集《看上去不美》

1. 俱乐部·白天

俱乐部迎来了最大的危机。

不是房租，不是生病，不是分手——是拆迁。

赵房东来了，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赵房东：小于，我跟你说个事儿。这片胡同要拆了。政府规划，建商业区。所有房子都要拆，包括你那个俱乐部。

于建平：什么时候？

赵房东：半年后。半年后这片就没了。

于建平拿着那份文件，看了很久。他没有看内容——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结论：俱乐部要没了。

于建平：赵叔，没有别的办法吗？

赵房东：没有。这是政府的规划。我也没办法。我祖祖辈辈住在这里，我比你还舍不得。但舍不得有什么用？人家要拆，你就得搬。

赵房东走了。于建平坐在吧台后面，文件放在桌上，他没有再看第二遍。

李东升（从后厨探出头）：怎么了？

于建平：俱乐部要拆了。

李东升：什么时候？

于建平：半年后。

李东升没说话。他拿着擀面杖，站在后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身回去了。

于建平听到后厨传来揉面的声音。不是平时的节奏——今天的揉面声很重，像是在跟什么较劲。

2. 俱乐部·傍晚

俱乐部的人都来了。于建平把拆迁的事说了。

沉默。长久的沉默。

大彭：那我们怎么办？

于建平：不知道。

小鹿：能找别的地方吗？

于建平：能。但别的地方房租更贵。我们连现在的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老梁：那就关门？

于建平：不知道。

苏雯看着于建平。她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我是不是又要失败了”。他这辈子一直在失败——写小说失败，结婚失败，开俱乐部也失败。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待下去的地方，但现在这个地方也要被拿走了。

苏雯：于儿，这不是你的错。

于建平：我没说是我的错。

苏雯：你心里在说。

于建平：我没有。

苏雯：你有。你每次遇到解决不了的事，你就在心里说“这是我的错”。你以为你不说出来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知道。因为你的脸上写着。

于建平摸了摸自己的脸。

于建平：我脸上写了什么？

苏雯：写了“我又搞砸了”。

于建平没说话。因为他确实在心里这么说。

老梁：于儿，这不是你搞砸的。这是政府规划。你控制不了。

于建平：我知道。

老梁：你知道，但你不接受。你总觉得你“本可以”做点什么。但实际上你什么都做不了。这不是你的错。这是命。

于建平：梁老师，您信命了？

老梁：我信。我不信神，不信佛，不信上帝。但我信命。命就是那些你控制不了的事情。你控制不了你出生在哪里，控制不了你的父母是谁，控制不了你长什么样，控制不了政府拆不拆你的房子。这些就是命。你能控制的是——拆了之后你怎么办。

于建平：拆了之后怎么办？

老梁：找新地方，重新开。

于建平：没钱。

老梁：那就想办法。

于建平：想不出办法。

老梁：那就先不想。半年后才拆。半年时间，足够想出一个办法了。

于建平看着老梁。他觉得老梁说得对，但他还是觉得——俱乐部要没了。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要死了，你知道你还可以活半年，但你知道终点在那里，你没办法假装它不在。

3. 穿插·俱乐部回忆蒙太奇

（画面：快速剪辑的片段。）

俱乐部开业第一天。于建平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串钥匙，打开那扇铁门。门开了，里面空空荡荡，墙壁是白色的，地上是水泥地，头顶是一盏日光灯。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笑了。

老梁第一次来。他站在门口，看着那块“天上地下俱乐部”的牌子，说“这名字不错”。于建平说“哪里不错”，老梁说“天上地下，四个字，两个极端，中间就是人间。你们俱乐部就是人间”。

李东升第一次做葱油饼。他从后厨端出来一盘饼，放在吧台上，说“尝尝”。于建平尝了一口，烫得眼泪都出来了。李东升说“慢点吃”，于建平说“好吃”，李东升说“嗯”。那是李东升在俱乐部说的第一个完整的句子。

苏雯第一次主持讨论会。她站在那两块砖垒起来的台子上，手里拿着话筒，说“今天的话题是‘爱情是不是本能’。谁先来？”没人说话。她说“那我先来。我觉得爱情不是本能，是选择。”那天她穿着一件白衬衫，头发扎着马尾，看起来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大彭第一次在俱乐部唱歌。他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唱完之后问于建平“怎么样”，于建平说“还行”，大彭说“只是还行？”，于建平说“还行就是还行。不是好，不是差，就是还行。还行已经很不容易了”。大彭说“那我想当好”，于建平说“想当好的人很多，能做到的人很少。你先当“还行”的人，当久了，也许就好了”。

小鹿第一天来俱乐部上班。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对于建平说“我是来上班的”。于建平说“你知道工资多少吗”，小鹿说“知道”，于建平说“你知道工作内容是什么吗”，小鹿说“知道”，于建平说“那你还来？”小鹿说“我没别的地方可去”。于建平说“那就来吧。没别的地方可去的人，都来这儿”。

（画面回到现在。俱乐部里很安静，每个人都沉浸在刚才的回忆里。）

小鹿（声音有点哑）：我不想走。

于建平：我也不想。

小鹿：那我们就别走。我们想办法。

于建平：什么办法？

小鹿：我可以拍一个短片，讲俱乐部的事。发到网上，让大家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地方。也许有人会帮我们。

于建平：谁帮我们？

小鹿：不知道。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老梁：小鹿说得对。总比什么都不做强。我们连死都不怕了，还怕试试？

于建平：您不怕死？

老梁：怕。但我更怕什么都没做就死了。

于建平看着老梁，又看了看苏雯，看了看李东升，看了看大彭，看了看小鹿。他看到了每一个人眼里的光——不是希望的光，是“不想认输”的光。

于建平：行。那就试试。

4. 俱乐部·夜

小鹿开始拍短片。她用手机拍，没有灯光，没有收音设备，就是手机。她拍了老梁看书，拍了李东升揉面，拍了大彭调吉他，拍了苏雯擦杯子，拍了于建平抽烟。她拍了俱乐部的每一个角落——那面贴满电影海报的墙，那个旧门板改的吧台，那张写着“在这儿你可以说任何话但别指望有人听”的字，那块“天上地下俱乐部”的牌子。

她拍了三天，剪了一天。成片只有五分钟，但她的手机里存了二十个小时的素材。

她把短片发到了网上。标题是“天上地下俱乐部——一个快要消失的地方”。

第一天，播放量五百。第二天，三千。第三天，一万。第四天，五万。一周后，五十万。

评论里有人说“这个地方好想去”，有人说“这才是北京该有的地方”，有人说“不要拆”，有人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们”。

小鹿把这些评论给于建平看。

于建平：五十万人看了。然后呢？

小鹿：然后就会有人帮我们。

于建平：谁？

小鹿：不知道。但总有人。

果然，有人来了。

5. 俱乐部·一周后

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朴素，短发，戴一副黑框眼镜。她站在俱乐部里，看了看四周，然后走到吧台前。

女人：你是于建平？

于建平：我是。你是？

女人：我叫林芳。我看过你们的短片。我想帮你们。

于建平：你怎么帮？

林芳：我在东四有一个小院子，闲置着。你们可以搬过去。房租你们看着给，不给也行。

于建平（愣住了）：你说什么？

林芳：我说我有一个院子，你们可以搬过去。不收房租。

于建平：为什么？

林芳：因为我以前也是开店的。开了一家小书店，开了十年，后来拆了。我知道失去一个地方是什么感觉。你们这个地方不应该消失。北京这样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于建平看着她，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苏雯（走过来）：林姐，你的院子在哪里？

林芳：就在这条胡同的尽头，走五分钟就到了。你们现在就可以去看看。

于建平、苏雯、李东升、老梁、大彭、小鹿跟着林芳走出了俱乐部。他们穿过胡同，走了五分钟，来到一扇红色的木门前。林芳推开门。

里面是一个小院子，不大，但很方正。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树下有一张石桌和几个石凳。正房是三间屋子，宽敞明亮，比地下室好一万倍。

于建平：这……这地方租出去一个月至少两万。

林芳：我知道。但我不是要租出去。我是要让这个地方活着。你们来了，这个地方就活了。空着，它就是死的。

于建平：林姐，我——

林芳：你不用说了。你答应我一件事就行。

于建平：什么事？

林芳：你们搬过来之后，每周六下午，让邻居们也来。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喝茶，一起吃葱油饼。这条胡同的老人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不爱跟老人说话。你们来了，老人就有地方去了。

于建平：行。我们答应你。

林芳笑了。她的笑容很淡，但很真。

老梁：林姐，您是做什么的？

林芳：退休了。以前是老师。

老梁：教什么的？

林芳：语文。

老梁：同行。

林芳：你是教什么的？

老梁：哲学。

林芳：哲学比语文难教。

老梁：都难。都不容易。

林芳看了看老梁，点了点头。

6. 俱乐部·夜

从林芳的院子回来后，俱乐部的人都坐在那里，谁也没有说话。不是沉默，是一种“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安静。

于建平：我们搬家。

小鹿：什么时候？

于建平：下个月。这个月我们把地下室清理干净，还给赵叔。

大彭：那这个俱乐部……还是这个俱乐部吗？

于建平：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同一个俱乐部。俱乐部不是房子，俱乐部是人。人在，俱乐部就在。

老梁：于儿，你说了一句大实话。

于建平：我偶尔也说大实话。只是不多。

老梁：一句就够了。

苏雯看着于建平，笑了。她知道于建平终于明白了那个道理——他一直害怕失去这个地下室，害怕失去这个“地方”。但现在他知道了，“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只要人还在，地方可以换。换了一个地方，还是一样的人，一样的说话，一样的葱油饼。

苏雯：于儿，你长大了。

于建平：我快四十了。再不长就来不及了。

苏雯：来得及。什么时候都来得及。

（第十五集结尾：于建平站在俱乐部的门口，看着那块“天上地下俱乐部”的牌子。冬天的风很大，牌子在风里晃着。他伸出手，把牌子扶正了。然后他走进地下室，躺在行军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裂缝还在，但他已经不怕了。他知道，俱乐部会搬走，但俱乐部不会消失。因为他会带着它，走到下一个地方。）

于建平（VO）：林芳问我要不要去看看她的院子的时候，我想起了老梁说过的一句话——“命就是那些你控制不了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拆迁，控制不了房租，控制不了这个城市的变化。但我能控制一件事——我搬到哪里，俱乐部的牌子就挂在哪里。牌子在，俱乐部就在。

（黑屏。）

第十六集《看上去很美》（大结局）

1. 新俱乐部·春天

新俱乐部开张了。

在东四那条胡同的尽头，红色木门后面，石榴树已经开始冒新芽了。正房的三间屋子被重新布置了一番——那面写满字的墙被原样搬了过来，老电影海报贴在了新的墙面上，吧台还是那个旧门板改的吧台，椅子还是那些二手的椅子。一切都很熟悉，一切又都是新的。

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还是于建平自己写的，但这次换了一块新木板，字也比以前工整了一些。牌子上写着：

“天上地下俱乐部——不是你想的那种，但你可以想”

“但你可以想”这五个字是苏雯加上的。她说“加上这五个字，就有了希望”。于建平说“一个破俱乐部要什么希望”，苏雯说“一个破俱乐部才需要希望。好的俱乐部不需要希望，它已经是希望了”。

开张那天，来了很多人。俱乐部的老客人——格子男、隔壁涮羊肉的老板、杂货店的大姐——都来了。林芳也来了，她带了一盆花，放在吧台上。老梁的大学同学来了好几个，都是看了那个短片之后联系上他的。大彭的粉丝来了几个，是看了他在网上的视频之后专程找来的。小鹿的电影学院同学来了好几个，带着相机和录音笔，说要“记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于建平：一个破俱乐部开张，算什么历史性的时刻？

小鹿的同学：对你们来说是开张，对北京来说是“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于建平没听懂，但他说“谢谢”。

2. 新俱乐部·午后

开张仪式很简单。小鹿主持，于建平说了几句话，老梁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是吃——李东升做了一大堆葱油饼，还有红烧肉、糖醋排骨、凉拌黄瓜、西红柿炒鸡蛋。菜摆满了整个吧台，像是过年一样。

小鹿：老板，你该说两句。

于建平：我说过了。

小鹿：再说两句。今天是大日子。

于建平站到那两块砖垒起来的台子上——这个台子也搬过来了，连那块扎染布都原样铺在上面。他手里没有话筒，就是站在那里，看着台下的那些人。

于建平：我以前觉得，俱乐部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一个人开，一个人赔，一个人关门。但今天我知道了，俱乐部不是我的，是大家的。没有你们，这个俱乐部早就关门了。是你们让它活到了今天，搬到了这里，继续活下去。

他看了看老梁，看了看李东升，看了看苏雯，看了看大彭和小鹿，看了看林芳，看了看梁远，看了看米粒，看了看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

于建平：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吃吧。葱油饼管够。

李东升从后厨走出来，端着一盘刚出锅的葱油饼。他把盘子放在吧台上，说了一句——“管够。”

所有人笑了。然后所有人都开始吃。

老梁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块葱油饼，慢慢嚼着。石榴树的新芽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嫩绿，像是一个个小小的希望。

梁远坐在他旁边。

梁远：爸，这个地方不错。

老梁：是不错。比我以前那个地下室好。

梁远：那你以后可以多待一会儿。

老梁：我一直待很久。从早待到晚。

梁远：那你身体吃得消吗？

老梁：吃得消。在这里，我吃得消。在医院，我吃不消。

梁远看着父亲，没有再说。他知道，父亲在这里是快乐的。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苏雯和于建平站在石榴树下。春天的阳光透过树枝洒下来，在地上画出一片一片的光斑。

苏雯：于儿，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于建平：什么怎么办？

苏雯：俱乐部。还有你的小说。

于建平：俱乐部继续开。小说继续写。写到写不动为止。

苏雯：你不是说你写不动吗？

于建平：我是说“写到写不动为止”。不是现在。

苏雯笑了：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乐观了？

于建平：不是乐观。是不怕了。以前怕写不好，所以不写。现在不怕了，写不好就写不好。写不好也比不写好。

苏雯：那你写完了给我看。

于建平：行。你先看。你觉得好，我再给别人看。

苏雯：那我要是不觉得好呢？

于建平：那就不给别人看。你就当我的唯一读者。

苏雯看着他，眼眶有点红。

苏雯：你今天怎么这么会说话？

于建平：因为今天是大日子。

苏雯：你以前说，好日子一说出来就不灵了。

于建平：我现在不信那个了。我现在信——说出来才灵。

苏雯伸出手，握住了于建平的手。这次她的手是暖的。不是因为春天来了，是因为她的手一直被握着，握暖了。

3. 新俱乐部·傍晚

大彭和米粒坐在院子里。大彭抱着吉他，米粒靠在他肩上。

大彭：我写了一首新歌。写的是俱乐部。

米粒：唱给我听。

大彭弹了起来。旋律很简单，像是从什么地方飘来的，又像是他一直都存在心里的。歌词不长，但他唱得很慢。

天上地下

我们在这里

不说话也没关系

坐着就好

天亮了

门开了

你来了

我还在

你走了

门关了

灯灭了

天还会亮

米粒听着，没有说话。她靠在大彭的肩上，闭上了眼睛。春天的风很轻，吹过石榴树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

米粒：这首歌比《米粒》好。

大彭：当然。《米粒》是写给一个人的。这首是写给所有人的。写给一个人和写给所有人，格局不一样。

米粒：你现在开始讲格局了？

大彭：建平哥说的。他说写歌不能只写自己，要写大家。大家听了，觉得“这唱的是我”，那才是好歌。

米粒：你觉得这首歌，大家听了会觉得“唱的是我”吗？

大彭：不知道。但我希望是。

米粒握住了大彭的手。大彭的手还是那么暖，米粒的手还是那么凉。但凉和暖加起来，就是温。

小鹿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手机，在拍视频。她在记录今天的一切——大彭唱歌、老梁吃葱油饼、李东升在后厨忙活、苏雯和于建平站在石榴树下、林芳在跟邻居聊天、梁远在帮父亲擦嘴边的饼渣。

她拍了很多素材。她不知道这些素材将来会不会变成一部电影，但她知道——这是她这辈子拍过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因为画面有多美，是因为画面里的人是真的。他们没有在演戏，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4. 新俱乐部·夜

客人们都走了。俱乐部的几个人坐在院子里，石榴树下，聊天。春天的夜风不冷，吹在脸上，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抚摸。

老梁：于儿，你那个小说，写多少了？

于建平：快写完了。

老梁：写完了给我看看。

于建平：行。您看完了给我提意见。

老梁：我不提意见。我只说“好”或“不好”。

于建平：那您要是说“不好”呢？

老梁：那就不好呗。你又不是为了我说“好”才写的。

于建平：那我为了什么写的？

老梁：为了你自己。为了证明你活过。

于建平看着老梁，笑了。

于建平：梁老师，您今天怎么这么有哲理？

老梁：我每天都有哲理。只是你们平时不听。

苏雯：我们听。我们只是听不懂。

老梁：听不懂也没关系。活着不需要听懂。活着就行。

李东升从后厨走出来，端着一盘葱油饼。他把盘子放在石桌上，说——“宵夜。”

大彭：东升哥，你今天做了一天的饼了，不累吗？

李东升：累。但做饼不累。做饼是快乐。

大彭：快乐还累？

李东升：累和快乐不矛盾。累是身体，快乐是心。心快乐，身体累一点没关系。

老梁：东升，你这句话可以写进书里。

李东升：我不写书。我做饼。

老梁：做饼就是写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

李东升想了想，点了点头。

小鹿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她写的是今天最后的几句话——老梁说的“活着就行”，李东升说的“累和快乐不矛盾”，于建平说的“我不是为了你说好才写的”。她把这几句话圈了起来，在旁边写了一个字——“好”。

苏雯和于建平坐在石凳上，靠得很近。两个人的手在石桌下面握在一起。

苏雯：于儿，你觉得我们会在一起多久？

于建平：不知道。很久吧。

苏雯：很久是多久？

于建平：久到你不想要我了为止。

苏雯：那可能是永远。

于建平：永远是多远？

苏雯：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现在想跟你在一起。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于建平转过头，看着苏雯。苏雯的眼睛在夜色里很亮，像是两颗小小的星星。

于建平：苏雯。

苏雯：嗯。

于建平：我爱你。

这次他说得很自然，没有别扭，没有犹豫。就像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

苏雯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哭。她看着于建平，笑了。

苏雯：你现在终于不装了。

于建平：不装了。装太累了。

苏雯：那就不装了。以后都不装了。

于建平：以后都不装了。

两个人看着对方，笑了。笑声在春天的夜里传得很远，传到胡同里，传到隔壁的院子里，传到更远的地方。

5. 尾声·字幕

（画面：一系列静帧照片——俱乐部从地下室搬到院子的过程。搬家的那天，每个人都在干活。于建平扛着那块木牌子，苏雯捧着那盆绿萝，李东升抱着他的铁盒子和擀面杖，大彭背着吉他，米粒帮忙拎着袋子，小鹿举着手机在拍，老梁坐在石榴树下看着大家忙活，梁远站在他旁边。赵房东也来了，帮忙搬了几把椅子，然后站在胡同里抽了一根烟，看着这座他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什么话都没说。）

（照片慢慢变成黑白，然后淡出。）

（黑屏。白色的字幕一行一行地出现：）

三个月后，大彭的《天上地下》在音乐平台上线，播放量破百万。

一年后，小鹿的短片《天上地下俱乐部》入选了一个独立电影节。

两年后，老梁的身体完全康复。他每周在俱乐部开一次“哲学夜谈”，胡同里的老人们都来听。

三年后，李东升的葱油饼在胡同里出了名，有人专程从朝阳区过来买。他没有开分店，他说“一个店就够了”。

四年后，于建平的小说《天上地下俱乐部》出版了。印了五千册，卖完了。他没有再版，他说“一本就够了”。

五年后，俱乐部门口那棵石榴树结果了。石榴很甜，每个人都吃到了。

（最后一行字幕：）

天上地下俱乐部——还在。

（画面：俱乐部的门口，木牌在风中轻轻摇晃。院子里，石榴树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于建平的声音响起，懒洋洋的，带着一点笑意。）

于建平（VO）：有人问我，俱乐部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说，俱乐部就是俱乐部。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地方。你来了，坐下了，说话也行，不说话也行。待够了，你就走。明天还来也行，不来了也行。俱乐部就在这儿。你来不来，它都在。这就够了。

（画面：俱乐部的门关上了。木牌在风中轻轻摇晃。“天上地下俱乐部——不是你想的那种，但你可以想”这行字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黑屏。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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