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与性灵:儒道美学张力下的《红楼梦》诗学建构
文/汤文来(福建省宁德东侨退休教师)
摘要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封建家族的兴衰史,更是中国儒道美学张力结构的文学巅峰。本文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参照,以中国传统文论为本位,通过对《红楼梦》的文本细读,揭示曹雪芹如何在礼教规范与自然人性的剧烈撕扯中,构建出一种悲剧性的审美张力。文章分别从空间隐喻(大观园的儒道对峙)、人格化身(贾宝玉的补天失败与悬崖撒手)、性别诗学(黛玉性灵与宝钗礼教)以及叙事笔法(春秋笔法与太虚幻境)四个维度展开论证。研究发现:《红楼梦》的悲剧力量源于儒家“文以载道”的入世热忱与道家“独抒性灵”的出世超越在文本深层的结构性冲突;这种“有情之天下”与“无色之真空”的辩证,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儒道互补”精神谱系的最终完成。
关键词:红楼梦;儒道美学;文以载道;独抒性灵;大观园;悲剧意识;叙事张力
目 录
1. 绪论:《红楼梦》作为儒道美学的终极场域1.1 问题提出:为何是《红楼梦》?1.2 研究史回顾:从索隐、考证到美学阐释1.3 理论框架:场域、资本与儒道张力
2. 儒家美学在《红楼梦》中的制度化呈现2.1 “诗教”的规训:海棠结社与温柔敦厚2.2 礼法的空间化:荣宁二府的宗法叙事2.3 “春秋笔法”与“真事隐”:史传传统的虚构转化2.4 薛宝钗的“时”学:冷香丸与儒家礼教的内化
3. 道家美学在《红楼梦》中的超越性展开3.1 太虚幻境:女性乌托邦与道家仙境的建构3.2 《好了歌》与甄士隐:世俗价值的道家解构3.3 妙玉与贾敬:畸零人与退隐者的道家侧影3.4 贾宝玉的“愚顽”:无用之用与庄周式拒绝
4. 大观园:儒道美学张力的空间寓言4.1 “有凤来仪”vs“稻香村”:自然与礼制的园林辩难4.2 沁芳闸与栊翠庵:情欲流动与禁欲飞地4.3 封园与抄检:儒道共存空间的瓦解
5. 贾宝玉:儒道张力的人格化肉身5.1 “无材补天”:儒家功业期待的落空5.2 “意淫”与“体贴”:情本位对礼法本位的颠覆5.3 “悬崖撒手”:从家族之子到游方之影5.4 三角张力:木石前盟(道)与金玉良缘(儒)的不可调和
6. 林黛玉:性灵美学的诗化与毁灭6.1 《葬花词》:气化生死与个体性灵的哀歌6.2 教诗与“不以辞害意”:性灵诗学的现场演示6.3 “质本洁来还洁去”:道家归真与儒家名节的错位
7. 叙事结构与语言:儒道美学的文体渗透7.1 章回体与“说书人”:俗文学的外壳7.2 判词与《红楼梦曲》:宿命论与道家循环史观7.3 “草蛇灰线”:易学思维在叙事中的投射
8. 结论:悲凉之雾与儒道双螺旋的终结8.1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审美生成8.2 从《诗经》《离骚》到《红楼梦》的精神谱系8.3 当代启示:在“载道”与“性灵”之间
第一章 绪论:《红楼梦》作为儒道美学的终极场域
1.1 问题提出:为何是《红楼梦》?
《红楼梦》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不仅在于其百科全书式的广度,更在于其精神深度的不可测性。鲁迅评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王国维以叔本华哲学析其“悲剧中之悲剧”。然而,无论是社会历史批评还是西方哲学阐释,往往忽略了其内在的美学骨架——即儒家“文以载道”与道家“独抒性灵”的张力结构。
在《红楼梦》中,这种张力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具体化为可感的生活现场:它是大观园中每一次诗酒文会的雅趣与每一次抄检的恐怖;它是贾宝玉面对仕途经济时的厌恶与面对女儿眼泪时的温柔;它是林黛玉葬花时的孤绝与薛宝钗扑蝶时的圆融。本文将《红楼梦》视为儒道美学张力的最终场域,旨在揭示曹雪芹如何在封建末世,通过文学叙事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精神结构的深刻反思与美学升华。
1.2 研究史回顾:从索隐、考证到美学阐释
红学研究历经二百余年,流派纷呈。索隐派(如蔡元培)试图挖掘其中的政治隐喻;考证派(如胡适、周汝昌)致力于作者生平与版本的厘清;评点派(如脂砚斋)则关注叙事技法与人物命运。近年来,从美学角度切入的研究日益增多,如蒋勋侧重“青春与孤独”的道家解读,李劼强调“人格独立”的现代性。然而,将“儒道美学张力”作为一个核心结构范畴,系统分析其在空间、人物、语言层面的运作机制,仍有待深入。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空白,将《红楼梦》放回中国美学史的宏大谱系中,视其为儒道互补精神的集大成者。
1.3 理论框架:场域、资本与儒道张力
本文借鉴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将贾府视为一个充满权力争夺的文学—社会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儒家美学代表着制度性资本(宗法、官职、礼教、诗书传家),而道家美学则代表着异质性资本(个体真情、自然天性、审美超越)。两者的碰撞与摩擦,构成了文本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辩证的共生”——没有儒家的“热”,显不出道家的“冷”;没有道家的“空”,儒家的“有”便只是虚妄的繁华。
第二章 儒家美学在《红楼梦》中的制度化呈现
2.1 “诗教”的规训:海棠结社与温柔敦厚
《红楼梦》中的诗社活动,是儒家“诗教”在贵族生活中的具体演练。第三十七回探春发起海棠社,其帖云:“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表面上是对女性才华的肯定,实则是在贾府这个大场域内,为年轻一代提供一个符合礼教规范的娱乐与修养空间。
林黛玉的《咏菊》“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虽抒发性灵,但最终仍要归结到“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将个人的哀愁纳入陶渊明清高这一儒家认可的道德谱系中。而薛宝钗的《咏白海棠》“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则更强调“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的端庄自持,完美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即情感表达必须受到礼义的控制,不可过于激烈。
2.2 礼法的空间化:荣宁二府的宗法叙事
荣宁二府的物理空间布局,是儒家宗法制度的直观呈现。从大门、仪门、正厅到内眷居所,严格的轴线与等级秩序,对应着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
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是儒家礼法美学的集中展示。从“左昭右穆”的排列,到“贾敬主祭,贾赦陪祭”的站位,再到“青缎靠背引枕”的摆放,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按照《礼记》的规定执行。这种庄严的仪式感,是家族凝聚力的来源,也是儒家“慎终追远”美学的具体化。然而,正是在这种极度规范的空间中,个体的欲望与情感被压抑到了极点,为道家美学的反弹积蓄了能量。
2.3 “春秋笔法”与“真事隐”:史传传统的虚构转化
曹雪芹在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这实际上是儒家史家“实录”精神的文学化表达。书名《石头记》,暗示这是一块石头见证的历史;而“真事隐”(甄士隐)与“假语存”(贾雨村)的对举,则是《春秋》“微言大义”笔法的变体。
作者通过这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叙事策略,既规避了文字狱的风险,又在虚构中保存了历史的真实感。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如同史书中的“赞曰”,提前预告了人物的命运,这种宿命论的叙事框架,带有强烈的儒家史传色彩——即相信历史有其道德逻辑与因果报应。
2.4 薛宝钗的“时”学:冷香丸与儒家礼教的内化
薛宝钗是《红楼梦》中儒家美学的完美人格化身。她的“冷香丸”配方极为苛刻:需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夏天开的白荷花蕊、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冬天开的白梅花蕊,再加雨水之雨、白露之露、霜降之霜、小雪之雪。这四种花蕊代表四季的纯净,四种水气代表天时的节度。
宝钗服用冷香丸,象征着她将儒家的“礼”内化为一种生理本能。她劝宝玉“留心仕途”,批评黛玉看《西厢记》,自称“只以贞静为主”,这些都是儒家“时中”智慧的体现——即根据时势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求“安分随时”。宝钗的悲剧在于,她完美地适应了儒家系统,却因此扼杀了自己的性灵,最终落得“金簪雪里埋”的结局,这本身就是对儒家礼教美学的一种反讽。
第三章 道家美学在《红楼梦》中的超越性展开
3.1 太虚幻境:女性乌托邦与道家仙境的建构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是全书道家美学的核心场景。警幻仙姑居所“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到之处”,这显然是道教“洞天福地”的文学化。
太虚幻境中的“金陵十二钗”册籍与《红楼梦》仙曲,以一种超越性的视角俯瞰人间的悲欢离合。警幻仙姑称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并解释“淫”为“意淫”,即“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这里的“意淫”剥离了肉欲的低级层次,上升到庄子“灵府”式的纯粹精神交流,是对儒家“男女大防”的彻底超越。太虚幻境作为一个“非礼”的空间,为宝玉提供了一个短暂逃离儒家规训的乌托邦。
3.2 《好了歌》与甄士隐:世俗价值的道家解构
第一回跛足道人唱《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这首歌谣以极其通俗的语言,解构了儒家赖以立身的功名、金银、娇妻、儿孙等核心价值。
甄士隐的解注更是点睛之笔:“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这种强烈的对比,揭示了世间万物“成住坏空”的无常本质,深得《道德经》“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之精髓。甄士隐随后随道士而去,象征着个体在勘破儒家世俗价值后,向道家自然状态的回归。这一幕为整部小说定下了“由色入空”的道家基调。
3.3 妙玉与贾敬:畸零人与退隐者的道家侧影
书中两位边缘人物——妙玉与贾敬,构成了道家美学的两个侧面。
妙玉身处栊翠庵,自称“槛外人”,品茶论水,极其高洁。但她“过洁”的怪癖,实则是庄子笔下“畸人”的形象——即行为怪异、不合时宜,却又最接近天道的人。她的结局被强盗掳走,暗示了在尘世中强行追求“绝对洁净”的虚妄。
贾敬则是一味好道炼丹,甚至不惜放弃官爵,最终吞金丹而亡。他是儒家“修身齐家”责任的彻底背叛者,代表了道家避世思想的极端化。这两个人物的存在,表明在大观园这个儒家堡垒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试图逃逸的道家潜流。
3.4 贾宝玉的“愚顽”:无用之用与庄周式拒绝
贾宝玉是道家美学在男性身上的集中体现。他厌恶“仕途经济”,称热衷功名者为“禄蠹”,这直接呼应了庄子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嘲讽。
他的“愚顽”并非真傻,而是一种“无用之用”。庄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宝玉在大观园中看似无所事事,整日只在姐妹丛中厮混,但他这种“不有用”的状态,恰恰保护了他的性灵不被儒家功利主义所污染。他对女儿的“体贴”与“意淫”,是一种无功利的审美关照,是道家“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在人际关系中的体现。
第四章 大观园:儒道美学张力的空间寓言
4.1 “有凤来仪”vs“稻香村”:自然与礼制的园林辩难
大观园的建造与题咏,是一场关于儒道美学的空间辩论。
“有凤来仪”(后赐名潇湘馆)是宝玉为黛玉选择的居所,此处“千百竿翠竹遮映”,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竹子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君子的气节与清高,符合道家“宁折不弯”的自然美学。
而“稻香村”(后赐名浣葛山庄)则是李纨的居所,贾政对其“佳蔬菜花,漫然无际”的田园风光颇为赞赏,认为是“归农”之意。然而,宝玉却敏锐地指出其“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的人工斧凿痕迹。宝玉认为,真正的田园应该在远村,强行搬入园中,是违背“天然”之趣的。这一争论,本质上是道家“自然天成”与儒家“人力穿凿”在空间美学上的冲突。
4.2 沁芳闸与栊翠庵:情欲流动与禁欲飞地
大观园内的水系与建筑布局,暗藏着儒道张力的流动。
“沁芳闸”是园中水源枢纽,宝玉曾在此读《会真记》(西厢记),花瓣随水漂流,象征着情欲的萌动与自然的流逝。水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意象,《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沁芳溪的流淌,暗示了性灵之水的生生不息。
与之相对,栊翠庵则是园中唯一的宗教禁地,梅花傲雪,茶具古雅。这里是妙玉的道场,也是园中唯一的“无水”之地(相对封闭),象征着一种试图截断情欲之流的禁欲美学。沁芳闸的流动与栊翠庵的凝固,构成了园内情与理、动与静的张力平衡。
4.3 封园与抄检:儒道共存空间的瓦解
大观园最初是元妃省亲的皇家礼制空间(儒家),但随即被改造为宝玉和众姐妹的居住乐园(道家性灵的飞地)。
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随着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而被打破。王夫人下令抄检,是对园内“自由风气”的暴力整肃。晴雯被逐、司棋被撵、入画被谴,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儒家礼教机器对道家性灵飞地的全面碾压。抄检之后,大观园迅速荒芜,象征着儒道共存的空间彻底破裂,悲剧已不可避免。
第五章 贾宝玉:儒道张力的人格化肉身
5.1 “无材补天”:儒家功业期待的落空
开篇的神话设定——“无材补天”,是贾宝玉一生的悲剧注脚。儒家要求士子成为国家的栋梁(补天之材),而贾宝玉偏偏是被女娲炼石剩下的那一块顽石。他的“顽劣”,首先是对儒家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拒绝。
这块石头被一僧一道带入红尘,幻形为通灵宝玉。玉本是君子德行的象征(儒家),但这块玉却“通灵”——即具有感知性灵的能力(道家)。宝玉口衔美玉而生,意味着他一出生就被赋予了儒道双重身份:既是家族期望的继承人(玉),又是天性自由的叛逆者(石)。这种身份的撕裂,是他痛苦的根源。
5.2 “意淫”与“体贴”:情本位对礼法本位的颠覆
贾宝玉的“意淫”常被误解为滥情,实则是他对儒家“礼法本位”的颠覆。儒家的人际关系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差序格局上,而宝玉的“体贴”则是平等的、无功利的情感交流。
他为平儿理妆,是因为同情她夹在贾琏与王熙凤之间的不幸;他替香菱换裙,是因为体谅她弄脏裙子的尴尬。这种“体贴”超越了主仆、男女的礼教界限,进入了一种“万物一体”的道家境界。宝玉的“情不情”(对无情之物亦有情),是对儒家“正名”思想的反动,他用一颗赤子之心,解构了封建社会的冷漠结构。
5.3 “悬崖撒手”:从家族之子到游方之影
《红楼梦》的结局(无论是脂评预示还是续书描写),都指向宝玉的“悬崖撒手”——即出家。这是儒道张力的最终解决方式。
在第一百十九回,宝玉在考取功名(完成儒家对家族的最后责任)后,向贾政倒身四拜,随即随僧道离去。这四拜是儒家“子道”的最后一搏,而离去则是道家“解脱”的终极实现。他拒绝了家族为他安排的“金玉良缘”,也告别了刻骨铭心的“木石前盟”,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消失,象征着个体精神终于挣脱了儒道张力的拉扯,回归到“无何有之乡”。
5.4 三角张力:木石前盟(道)与金玉良缘(儒)的不可调和
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三角关系,是儒道美学张力的人格化配置。
“木石前盟”是前世的神话契约,象征着自然、真情与道家缘分。林黛玉的“还泪”之说,将爱情定义为一种纯粹的、无功利的审美行为。
“金玉良缘”则是现世的家族联盟,象征着礼教、功利与儒家秩序。薛宝钗的金锁与宝玉的通灵玉,构成了“财富+权力”的物质性结合。
宝玉在两者之间痛苦挣扎,最终选择了精神上的“木石”(道),却不得不接受形式上的“金玉”(儒)。这种选择的不可调和,注定了三人的悲剧结局。
第六章 林黛玉:性灵美学的诗化与毁灭
6.1 《葬花词》:气化生死与个体性灵的哀歌
《葬花词》是林黛玉性灵美学的巅峰之作。“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这不仅是对落花的哀悼,更是对个体生命在儒家礼教重压下必然凋零的预感。
黛玉葬花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道家式的“顺物之化”。她不忍心落花被污淖沾染,将其埋入净土,这比儒家“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功利主义解读更具审美纯粹性。她的“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执着守护,即使面临“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虚无,也要保持灵魂的洁净。
6.2 教诗与“不以辞害意”:性灵诗学的现场演示
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林黛玉教香菱学诗,提出“不以辞害意”的原则。她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
这一主张直接继承了袁枚的“性灵说”,反对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的考据式创作。黛玉认为,诗的好坏取决于“意趣”的真假,而非典故的堆砌。她引导香菱从王维、杜甫读到李白,实际上是在教导她如何从规矩森严的儒家诗教中,寻找到属于个人的、活泼泼的性灵表达。
6.3 “质本洁来还洁去”:道家归真与儒家名节的错位
林黛玉的死,是性灵美学对儒家世界的最后抗争。她在焚稿断痴情后,临终喊出“宝玉,宝玉,你好……”,未竟之语留给世人无限遐想。
儒家礼教要求女性“从一而终”,即便未婚夫亡故,也应守节(如李纨)。但黛玉拒绝这种名节观,她选择“焚稿”,烧掉那些承载着她性灵与爱情的诗稿,意味着她拒绝将自己的真情异化为家族的纪念品。她的死是“洁来洁去”,不是向儒家礼教投降,而是向道家自然回归。这种死亡方式,虽然惨烈,却保全了她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尊严。
第七章 叙事结构与语言:儒道美学的文体渗透
7.1 章回体与“说书人”:俗文学的外壳
《红楼梦》采用章回体,这是一种源于宋元讲史平话的俗文学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就带有儒家“资治通鉴”的教化色彩——每一回的标题(如“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都试图总结情节,引导读者的道德判断。
然而,曹雪芹在章回体的框架内,注入了极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诗性语言,打破了俗文学单纯的“讲故事”功能。这种“俗外壳+雅内核”的结构,正是儒道美学在文体层面的张力体现:用最入世的文体(章回体),讲述最出世的悲剧(情之悲剧)。
7.2 判词与《红楼梦曲》:宿命论与道家循环史观
全书以判词和《红楼梦曲》开篇,构建了全书的宿命论框架。这种“预先知道结局”的叙事手法,类似于史传中的“论赞”,带有儒家“垂戒后世”的意图。
但从道家角度看,这种宿命论并非消极的认命,而是一种“齐生死、等荣辱”的超越性视角。当读者知道所有人物的结局都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时,小说中间的繁华热闹便具有了庄子“梦蝶”般的虚幻感。这种叙事视角,让读者跳出儒家的功利成败观,站在更高的维度审视人生的无常。
7.3 “草蛇灰线”:易学思维在叙事中的投射
脂砚斋评《红楼梦》常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来形容其结构精妙。这种叙事技法深受《周易》“履霜坚冰至”的征兆思维影响,体现了事物发展由微至著的道家辩证逻辑。
例如,甄家(真)的败落预示着贾家(假)的未来;秦可卿丧礼的盛大预示着元妃省亲的短暂辉煌。这种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不仅是儒家伦理报应的体现,更是道家“反者道之动”的文学演示——盛极必衰,月满则亏,一切都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第八章 结论:悲凉之雾与儒道双螺旋的终结
8.1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审美生成
鲁迅先生的这句评语,精准地捕捉到了《红楼梦》儒道张力所产生的独特审美氛围。这种“悲凉”并非源于具体的坏人作恶(虽然贾雨村、王善保家的等人确实可恨),而是源于整个价值系统的内在撕裂。
儒家提供的“补天”理想在末世已然失效,贾宝玉的补天失败是必然的;道家提供的“归真”出路在现实中又无处安放,林黛玉的洁身自好只能导致毁灭。当“文以载道”的宏大叙事遭遇“独抒性灵”的个体绝唱,两者既不能共存,又无法彻底消灭对方,这种胶着状态便化作了弥漫全书的“悲凉之雾”。
8.2 从《诗经》《离骚》到《红楼梦》的精神谱系
中国文学的精神发展,可以看作是一条儒道互补的双螺旋结构。
《诗经》确立了“诗言志”与“温柔敦厚”的儒家基调;《楚辞》开启了“发愤以抒情”与“逍遥游世”的道家传统。此后,陶渊明代表了道家的田园归隐,杜甫代表了儒家的忧国忧民。
《红楼梦》则是这条双螺旋的终极缠绕。它将儒家的人情练达、家庭伦理、仕途经济,与道家的色空观念、自然真情、审美超越,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既写出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儒家智慧,又写出了“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道家玄机。它是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最高综合。
8.3 当代启示:在“载道”与“性灵”之间
在今天这个工具理性泛滥、价值虚无与道德焦虑并存的时代,重读《红楼梦》的儒道美学张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儒家美学的“载道”精神提醒我们,文学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责任,它需要关注人间烟火、世道人心;道家美学的“性灵”追求则告诫我们,文学必须守护个体的精神自由,防止被功利主义和权力话语彻底收编。
《红楼梦》告诉我们,最好的文学,往往诞生在“载道”与“性灵”的张力之间——既不回避现实的沉重,又始终保持着飞翔的姿态。这或许是中国文学给予世界的最宝贵的审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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